中日佛典交流的佳话——试论弘一大师与日本佛典的交流

中日佛典交流的佳话——试论弘一大师与日本佛典的交流
　　何绵山
　　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出家前曾留学日本六年，三十九岁出家至六十三岁示寂，最后十四年基本住锡福建闽南。在闽期间，弘一大师在佛典方面与日本交流之频繁，为近代高僧所罕见。现择其要点评述如下。
　　一、向日本赠送经书。弘一大师1929年6月初到福州时，于鼓山涌泉寺藏经阁清检巨帙，发现一批善本经论的经版，其中《华严经疏论纂要》为近代珍本，日本《大正新修藏经》里还没有收入。弘一大师立即倡缘刊布，印了二十五部，其中十二部委托在上海经营内山书店的日本书商内山完造转赠日本。内山完造极为重视弘一大师的托付，他先与当时在上海开洋行的日本画家武井商议，请他指导应怎样分配这十二部经论。武井为弘一大师由在日本上野美术学校时的同学，他回东京后，又与田中文求堂主人及宽永寺管长共同协议，经慎重选择，决定了赠送十五处范围：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大正大学、东洋大学、大谷大学、龙谷大学、京都、京都东福寺、黄檗山万福寺、比睿山延历寺、高野山大学、大和法隆寺、上野宽永寺、京都妙心寺(另有二处内山完造失记)。内山完造选定其中十二处，把经书用箱子装了，乘友人王君往大阪之便，托带至神户装火车运去。之后，东福寺、妙心寺也托人向内山完造求要此书，内山完造又专门写信向弘一大师代为请求，弘一大师先后托人从厦门南普陀寺、天津等处寄了两部给内山完造，满足了内山完造的代请。随之，弘一大师以“留在手头恐不能永久保存”为由，将自己加笔圈点的一部托内山完造放在适当地方。内山完造返回日本时，到黄檗山成福寺，谈及(华严经疏论纂要)，万福寺和尚特著法衣捧茶求请此典。内山完造返上海后，将弘一大师寄存的经书用小包寄赠黄檗山万福寺。弘一大师在1930年12月2月给夏丐尊居士信中，也叙述了这件事：“此书板，旧藏福州鼓山，久无人知。朽人前年无意之中见之。仍劝苏居士印廿五部。(以十二部赠与日邦)。案吾因浙江旧经板，经洪杨之乱，皆成灰烬。最古者，惟有北京龙藏板。大约雍正时刻。今此《华严经疏论纂要》，为康熙时板。或为吾国现存之最古之经板，亦未可知。”此外，弘一大师还托内山完造将自己所撰(四分律比丘相表记》三十五部分别赠日本有希望者。内山完造在《弘一律师》中写道：“我就把它挂号分别寄赠到东西京西大学以及大谷、龙谷、大正、东洋、高野山等各大学的图书馆去。西京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个僧籍的司书，写信来，称这书是贵重的文献，希望能得到一部，于是又寄了一部去，以后各方面常有来索取的，合计共送去了一百七个余部。”弘一大师赠送日本的经书，在当时引起了反响，《中外日报》刊登了此事，“乃彼邦人士获斯秘宝，欢喜忭跃，遂为摄影镂版，载诸报章，布播遐迩。”弘一大师向日本赠送经书，主要是认为日本有条件保存，正如他对内山完造所说：“在中国恐怕不能长久保存，不如送到日本去。”弘一大师曾对日本佛典保护之完备发出感叹：“佛典雕镌木版，昔人唯称宋刻。近年于敦煌石室发现佛典，有唐末及五代刊者，乃知刻经始自唐末。然东国扶桑，于神护景云四年，已刊{无垢净光经)、(陀罗尼)四种，其古印本犹存法隆寺中。考彼时代，当吾唐国大历五年，较敦煌发现者犹胜，遂为世界最古佛典雕版焉。尔后东国扶桑，历宋迄清，雕版日盛，印传之本，于今颇有存者，而珍逾球璧。残楮一卷，值及数百，乃至千金。良由彼土学者，博闻好古，深识雕版意趣。近今且有(窗乐刊经史》等诸书传布，为佛典雕版系统之研考。而吾国缁素，犹未闻于此少加意者，不其憾欤厂
　　二、向日本求购佛典。弘一大师在闽南时，经常向日本求请佛典，这在他的书信中有突出的反映。如1935年于厦门万寿岩写给广洽法师信中言：“近向日本请经甚多，共计七、八百册。”1937年于厦门南普陀寺写给夏丐因居士信中言：“前承诸友人请购日本(佛教大辞汇》六册，至用感忭。”这本《教大辞汇》，为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出版。弘一大师常在信中表露了购到日本古版佛典后的喜悦之情，1937年于厦门鼓浪屿写给丰德法师信中言：“近由日本购古版书籍甚多。《行宗记会本》、(济缘记会本》皆请到，此为余十数年来求觅不可得者。今者因缘巧合，三大部会本悉已齐备，不胜庆忭。”弘一大师向日本购请经书常年不缀，甚至到示寂前几个月仍乐此不彼，1942年3月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写给性常法师信中言：“近向日本请小字旧《藏经》一部，昨已寄到，共四百十九册。”弘一大师多次大规模购请佛典，仅1934年至1936年间，就购请佛典万余卷。正如他在{佛学丛刊序》中说：“甲丙之际(案：1934—1936)，自扶桑国请奉古刻佛典万余卷，多明清季初刊本，求诸彼邦，见亦罕矣。”以1936年春为例，弘一大师于厦门南普陀寺开出一份{致日本名古屋其中常书店》的清单，所购请书如：(日本国宝全集》、《康熙字典》、《梵纲经古迹记头书》、《资讲钞》、《六物图考略付》、(净心诫观发真钞》、《律宗新学名句》、四分律三大记、{古迹记资讲钞引据》、《含注戒本》、《古迹记》、{衣钵名义章》、《释门章服仪》、{十八物图)、{三衣辨惑篇赞释》、《大方广佛华严经)、《行愿品宗通略疏)、《起信论义记)、(起信论讲义)、(原人论发微录》、(解助览》、《大华严略策》、(华严经净行品二玄记》、(迦才净土论》、(地藏本愿经手鉴》、{头书)、(冠注》、(鼓吹}、(药师经纂解)、(占察经义疏行法)、弘教书院版{缩刷一切藏经》、宋版(大般若经》、(法华经卷物)、(金光明经》、黄檗版、《药师本愿经)山家本、(重刊普贤行愿品》(月谭)、{净土三部经)高田版、(释迦御一代记图会)(北二齐)、(地藏灵验报道编)、(释氏要览)、(佛学三书》、{释门自镜录》、{释氏蒙松)、(佛像图汇)、(佛像图鉴)、(佛像新集)、(在唐记)(慈觉)、(法宝留影)。
　　此购书单为1936年春，弘一大师自闽南托请夏丐尊居士向日购请所开，文学家王伯祥见此单大喜，因嘱人别抄寄日本，而留下此迹。后以(致日本名古屋其中堂书店)为名，刊于1942年冬刊于上海《觉有情)杂志“厶一大师纪念号)。该刊编者按语云：”大师平日，常搜佛学典籍，以助研究，于律部尤然。曾向日本采请古本多次。此为其第二次请经之书启及书目。”
　　弘一大师从日本求请佛典主要有以下两个目的：
　　一、校注编撰律学著作。弘一大师对佛学的最大贡献，是振兴了湮没七百余年的“南山律宗”，因之被后人推崇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祖。“南山律宗”为唐道宣(556—667)所创，他先后撰著了被称为“南山三大部”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册补随机羯磨疏)及(四分律拾毗尼义钞》、　　(二)、刊布流传。弘一大师千方百计设法使从日本购请回的佛典在中国刊布，并为此采取三个措施；第一，选择精本刊印。如1936年6月，弘一大师于厦门唐怀信述，日本平安庆证寺玄智校刊补十七则附于卷末，(释氏要览)(宋代道诚集)、(释氏蒙求)(宋代灵芝撰，日本义空校补)等编成(佛学丛刊)刊印。(释门自镜录)与(释氏蒙求)虽然(续藏经》中有辑存，但校勘难度较大。所以弘一大师在《佛学丛刊序)中指出：“今依古刻，倘差胜耶?局主纂辑丛刊，其意至善。以末世学者恒厌烦广，而乐简文；又复艰于资财。希求廉直。故辑丛刊，唯选经律论译本，及此土卷帙少而易领解者。复精密校刊。廉其直价，广以流布，阐传佛法，利益众生。”第二，新自校录考订。如1936年8月，弘一大师闭关厦门鼓浪屿日光别院，精校{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此佛典为十册二十卷，自1934年9月由日本购请后，弘一大师珍逾拱壁，为使南山律学弘传不绝，精心校点。此书未录撰述人名，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出版的(佛教大辞汇)载，相传为照远撰。(律苑僧宝传)、(招提干岁传记)载，相传照远撰{资行钞)二十八卷释(业疏记)，故弘一大师考订：“或疑此(通释)二十卷非照远撰。一以传中未有撰(通释》之言；一以(通释》中，引(资行钞)文者则标‘资行’日其述已意者则标私日。区别显然，可见(通释)撰于‘资行’之后，另是一人所撰述也。第三，为刊印的佛典写序、跋、记。弘一大师在闽期间，为请自日本的佛典写了大量的序、跋、记，推动了佛黄的流布，如在厦门南普陀、鼓浪屿所作的有：1934年9月29日作的(日本续藏经校记)、1934年作(扶桑本南海寄归解缆钞序)、1936年6月17日作的(扶桑表无表章报恩吼跋》、(扶桑本表无表章铨要钞序)、1936年7月作的{扶桑春日版梵网经古迹记序》、1936年8月作的(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校序》、(扶桑本表无表色章跋》、(扶桑本南海寄归传解缆钞跋》、1936年11月2日所作{扶桑本表无表章文集序)、1937年2月所作(扶桑普贤行愿赞梵本私考序》、(扶桑本四分律资持记跋》等多种。
　　弘一大师能在近代中日佛典交流上做出如此巨大贡献，不仅有深厚的国文功底，主要还在于他深诣日文，这是当时一般高僧所难以企及的。姜丹书在{追忆弘一大师)一文中写道：“上人通四国文字，除国文外，精日文、英文、意大利文，当然于国文之造就最深。”正因为如此，弘一大师在校勘考订中日各种不同版本佛典时才能行心应手。
　　(作者工作单位为福建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