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纪念集会
记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纪念集会
——美国通讯
幻 生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七日,是近代中国佛教一代伟大领袖——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在美国洛杉矶法印寺里,举行了一次虔诚隆重的集会,祝祷这位悲愿深广功在佛教的一代大师,早日乘愿再来,重兴中国佛教,广度无边众生。
谈起这次纪念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说来话长,不妨在此一述:
一位离开人间四十年的大师,在一个多变苦难的国家中,他底伟大形象,早经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化褪色,甚至已被遗忘,可是,他一生的伟大行谊,却被几个流湏在千万里以外的人牢牢地记看,以致发起纪念,这是有原因的。
一九八五年夏间,我从美国回到台湾,在中坜圆光佛学院及高雄佛光山二处任教,香港内明月刊主编沈九成居士,写信给我,告以一九八六年三月号的内明月刊,将出纪念太虚大师专号,约我写稿。沈居士并且连我写稿的内容都加以指定,要我撰写太虚大师与近代僧教育方面的文字。过去我为内明写过不少文稿,算得上是它的一位老作者,承蒙沈居士的关爱,已往每次通信中,都叮咛嘱咐我好好地保养身体,师友的盛情,使我无法拒绝不写这篇文章。何况,太虚大师,更是我一生中最崇敬的一位伟人。虽然我出生太晚,求法更迟,没有见过太庞大师,更谈不到亲近,不过,我从“太虚大师全书”中,以及后人写的许多纪念他的文字里,我对太虚大师的了解,是很深刻的。他的一生悲愿,谋求中国佛教的改革复兴,奉献了他的一生,这种伟大事迹,是得到历史所肯定的。难得“内明”出专号纪念他,我应该好好地写篇文字来纪念这位一代大师。因此,我毫不考虑的答应了沈居士的稿约,想在寒假中完成这篇文章。
沈居士为何要在他所主编的“内明”月刊出版纪念太虚大师专号?这也是有其原因的。自从沈居士接编内明月刊之俊,我曾经有缘去过二次香港,那时我为内明写稿最勤,有时差不多每期都有我的文章。我与沈居士见面交谈过多次,有一次他告诉我,中日八年抗战胜利之后,太虚大师由重庆间到上海,他由大醒法师引荐,在玉佛寺拜见太虚大师,以后交往过从很久,太虚大师对他非常器重。那时,太虚大师为谋求中国佛教今后生存大计,鉴于以往的痛苦经验,不想凡事仰求政府执政当局夹维护,佛教本身应该自立自强。时代变了,国家的政体,也由过去一党专政的制度,逐渐走上多元化的民主政体。所以,太虚大师拟议中有组织佛教政党的计划,参与现实政治活动,在民选的国会中取得若干议席,以问政而不干治的精神,监督政府施政,维护佛教自己本身的权益。一九四六年初夏,太虚大师在上海创办一份“觉群周报”,便是做为组党的宣传喉舌。大师在创刊号上,发表“僧伽与政治”一文,鼓励优秀的僧青年,应该积极的参与现实政治活动。“觉群周报”第十期,特别出版了一期“问政而不干冶”专号,获得佛教界僧俗二家热烈响应支持,佛教组党的问题,几乎呼之欲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极为重视,曾以私人的情谊,函询组党的意向。佛教为谋求自身生存不受政治迫害而组党,必须要有多方面的干部人才,从事内外工作。年轻宁俊的沈居士,极为大师所赏识,过从多次,相谈极得,大师对其期盼之殷,拟使之成为佛教组党的忠实干部。不幸,太虚大师第二年(一九四七)春天圆寂上海玉佛寺,佛教组党的事,也就无形停止。沈居士一直对太庞大师与大醒法师思念不已,十多年前,曾在内明月刊出版纪念大醒法师专辑,今年又出版纪念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专号,是有其历史背景原因的。
过了不久,我又接到沈居士的来信,他告诉我:曾经致书向印顺导师约稿,请其撰写纪念太庞大师的文字,久久未见印公导师回信,托我就近代为催稿。那时我正在台湾南北二处佛学院任教,每个月里,必须南北二地奔波来回一趟,功课很忙,一时无暇前去看望印公导师而代为催稿。因此,我将沈居士的信,转寄印公导师。此外,我也写了一信给印公导师,请其能对太虚大师的思想体系,撰一长文,加以评介,作为纪念大师之用。我之所以函请印公导师撰写太虚大师思想体系的文章,因为自太虚大师圆寂以后,我们很少着到有人撰写具有系统性的评介大师一生思想体系的文章,这对太虚大师而言,我们做后人的人,感到有一件应做的工作而末做,愧对大师。评介大师一生思想体系的文章,并非人人都能撰写,必须要对大师的思想体系具有深刻了解的人,才能胜任此一工作。印公导师,却是对太虚大师思想认识最深的一人,当今之世,他是撰述此文的一个最佳和最理想的人选。太虚大师圆寂以后,留下的六百万言“太虚大师全书”便是由印公导师负责领导编辑完成的。他对太虚大师的遗著,都全部仔细地读过;当他编著“太虚大师年谱”一书的时候,又对大师的历史作过多方面的探寻与查证,在大师门下,而对大师的历史与思想知道最多和认识最深的,印公导师是手屈一指的第一人,无出其右。至于印公导师本人,又是当今对佛法的研究有最杰出和最有成就的一位权威学者,虽然他曾经从大师受教,但是,他的佛法思想,并不完全同于太虚大师,甚至有些而与太虚大师相左。尽管如此,印公导师对太虚大师的思想博大圆融,还是赞仰不已。我们从太虚大师上生之后,三四十年来,他所撰写的许多纪念太虚大师的文章,在字里行间充分地流露了他对大师的敬佩和礼赞。我想以印公导师的高度智慧及其长于思辨与分析的精神,来写大师一生思想的演变,以及分析其思想的起源等等,要此其他人来写,更能入木三分,恰到好处。不久,印公导师同我一信,告以沈居士邀稿的信函,早经收到,因“衰病未覆”,要我代向沈居士致歉。至于写大师思想体系的文章,视目前的衰弱体力,不知能否写成。我将印公导师的信,影印一份,寄与沈居士了。
记得是圆光佛学院有二天假期的时候,我利用这段不上课的空间,去台中“华雨精舍”看望印公导师。在谈话中,自然谈到内明月刊将出纪念太虚大师专号的事。那时,我仔细地推算一下,一九八六年,是太虚大师上生的三十九周年,后年才是大师上生的四十周年。内明月刊要出纪念太虚大师专号,为何不等到一九八七年大师上生四十周年出版,不是更具有意义?印公导师也同意我的想法。但是,我们不知遗沈居上的意思何在?我是一个天生的心直口快而且多事的人,由台中回到中坜的当晓,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居士,建议他将纪念太虚大师专号移后一年出版,用以纪念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移俊一年,时间较长,可以从从容容地多请一些人写稿,多搜集一些大师的珍贵照片和遗墨手迹,一并列出,将纪念专号的内容印得更丰富些,具有历史的保存价值。过了不久,沈居士同信给我,关于纪念太虚大师专号的事,他经典新加坡演培法师等函商之俊,大家都赞成延至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出版。
因为我的建议,沈居士决定将纪念太虚大师专号延至一九八七年出版,时间还长;一九八五年寒假,我也因为其他很多杂事,没有动笔撰写太虚大师与僧教育的文字。一九八六年春天,我来到美国,在西来寺挂单,身体时好时差,虽然曾经几次想动笔写“太虚大师与近代僧教育”的文章,可是,在动笔前的几次构思,想到这篇文章并不好写,主要的问题,是在美国的参孜文献资料不足。西来寺虽然有一部太虚大师全书,和一部印公导师的妙云集,但是,从“太虚大师全书”和“太虚大师年谱”中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不足以完成这篇文章,必须要参考早年的其他佛教文献予以补充,何况我又是一个带有一点“史癖”习性的人,不将事情的经过知道清清楚楚,是不敢随便轻易落笔的。而且,这是一篇纪念太虚大师昀文章,对于太虚大师与近代僧教育的关系,应该要乍具有历史正确性的详细论述,以给后人的研究参孜。
我想写的“太虚大师与近代之僧教育”一文,拟定了下面几个章节:一、清末民初僧教育之概况,二、从整理僧伽制度到僧教育思想之兴发,三、武昌佛学院与漠藏教理院之创办,四、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对于大乘法义之论争,五、僧教育与世界语系之构想,六,太虚大师僧教育思想体系,七、僧教育之成果及其对佛教之影响,八、近代僧教育之父——太虚大师。从这些章目来看,读过太虚大师全书的人都会知道,这里面所需要的资料,不是太虚大师全书所能全部供噍的。即以武昌佛学院的创办而言,太虚大师的自传里,虽然写了不少,但是,对于一个从事专题研究的论述者而言,大师所提供的资料显然是不够详细。比如武昌佛学院成立院董会,院董会的人事组织及其经费来源,佛学院内部的教学与管理,课程与师资,精神与训导,生活与作息等等,大师的记述,都欠详细。第一届的教学课程,原定三年毕业,可是,到了第二学年,大师便将第三学年的课程浓缩于第二学年授完,提早一年结业。教育是百年树人大计,太虚大师何以要将原定的计划做重大的改变,而将修学时间缩短,岂非将僧教育视同儿戏,难道太虚大师对僧教育没有悲愿与热情吗?答案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太虚大师所写给法算法师和满智法师等人的信里,叮咛嘱咐他们相忍从事,共同维持汉藏教理院的教务与事务,一片苦口婆心关切僧教育的至高热情,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感动,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肯定太虚大师不是将僧教育富作儿戏,随便轻易改变其制度的,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改变其学制,其中必定有其外在和内在的多种原因,不得不使其有改变计划的苦衷。太虚大师在他底自传里不便详细写出,可是,我们做为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从其他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探讨其中原因,以平实而客观的公正态度来分析详述这段史事。在美国要寻找五六十年前的佛教历史文献资料,是比登天还难。我几次想动笔写作此文,终以文献资料没有,不得不慨叹地放下笔来。如在台湾或香港,能够找到丰富的文献参孜资料,我想将这篇文章写成五”八万字的一篇长稿,对太虚大师与僧教育的问题,做三兀整的历史的论述与交代。
由于我在美国无法找到历史文献资料来写这篇长稿,可是,我也不愿意仅凭个人的记忆以及太虚大师全书中所能见到的资料,来写一篇普普通通的纪念文字,近于敷衍塞责,我想,我那样做是对不起我心目中最崇敬的太虚大师。我宁可不写此文,要写这篇文章,就必须诚诚恳恳认真地找寻资料做细心研究来写,用作代表对大师的敬意。在矛盾的心情交织之下,我考虑过很久,最后还是坚持我的原有初衷,要窝太虚大师与僧教育问题,就应该写篇近似专题矿究而有分量的文字。也即因此,去年来美之后,我与内明月刊的沈居士无形中失去了音讯的联系,他不知道我在美国流湏到何处。我没有写信给他的原因,主要还是在美国无法完成这篇文章交卷,有愧对与失信于故人的心情。我想沈居士读到这段文字之后,一定会同情而原谅我的失信之过。
虽然我没有写成“太虚大师与近代僧教育”的这篇文字,但是,我对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的事,却牢牢的记在心里。今年三月九日,我特地请慧嵩法师开车,专诚去看仁俊法师。我看仁公的主要目的,便是商谈三月十七日纪念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的事。我明白地告诉仁公:“今年三月十七日是太虚大师上生的四十周年,我们在美国既然记得这个日子,大家有缘同在洛杉矶,无论如何,都应该举行一个仪式来纪念大师!”仁公虽然没有亲近过太虚大师,但是,他对大师的认识和崇敬,可以说,已经到了身可毁,头可断,”此一信念永不动摇的程度。仁公问我,在何处举行纪念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为宜?我坦率地告诉仁公:我们(揩他和我)都是没有地方(道场)的人,以目前的人事关系情形而言,当然以借用法印寺为宜。法印寺在蒙特利公园市(Monterey Park City),那里中国人最多,交通方便,如果印海法师肯发心代为通知居士们,我想,多少都会有人去参加的。假如没有居士们发心参加,就是我们几个人诚诚恳恳地为大师诵经上供,用来追思纪念他,也是好的,仁公非常热心,立即打电话给印海法师,与之商谈借用法印寺举行纪念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的事。起初印海法师建议,将大师四十周年提前二日举行,故在三月十五日。因为十五日是星期天,法印寺有例行的共修法会,在法会中附带举行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纪念仪式。仁公对此建议,认为不可。为了表示我们对大师一片虔诚崇敬的隆重之心,一再地坚持仍在十七日单独特别举行,以示敬重。要求印海法师在法会中代为宣布此事,请大家十七日随喜参加。
纪念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的地点已经决定了。依据仁公的构想,那天上午举行诵经、念佛、上供仪式,下午举行一个座谈会,大家自由地发表对大师的观感与认识。当时,我向仁公表示,我将负责写篇报导性的文章,报导我们在美国举行纪念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的经过情形。 、
十七日上午八时半钟,我请西来寺慧嵩开车送我去法印寺。、从哈仙达(HacieDda)到蒙特利(Monterey),平时从六十号高速公路行驶,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到法印寺了,今天由于高速公路塞车,足足开了半小时才到法印寺。法印寺我平时很少来,去年来美之俊,只来过二次。走进法印寺的佛殿,首先礼佛三拜;佛前供奉着一帧太虚大师的放大照片,我又向大师遗像拜了三拜。大师遗像前,供着鲜花素菜,一切尚称差强人意,那时还没有什么人来,只有演培法师的高足净华尼师来了。过了不久,仁公兴会能法师,也相继的来了。许多不认识的居士们,陆陆续续地来到法印寺。法印寺的小佛殿里,坐满了四十多人。不是星期假日,在美国这个工商业发达的社会里,竟然有这么多人来参加,真是太难得了,我们只能归诸于大师的精神与福德的感召所致。原定十时钟开始举行的诵经仪式,延迟到十时十分才开始。今天是诵念弥勒下生经,称念弥勒圣号。仪式开始的时候,印海法师告诉我,纪念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的仪式,全部在中午十二点钟结束,吃过午饭,居士们都要回家去。仁公构想的午后座谈会节目,自然也就取消了。仁公是我们的前辈,印海法师请他主持拈香,十项全能,文武双全的印海法师,他是主人,也是当然的维那,会能法师负责敲木鱼。我这个“开心”(心脏开过刀)的废人,只有站空。参加的居士之中,有二位特别显目的人物,一位是美国的金水老先生,一位是中年的美国女士。正当我们唱炉香赞的时候,身着西藏喇嘛装束的日常法师来了,我以为他也是来参加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的,谁知道他只拜了三拜佛,与印海法师细语二句,转身便走丁。弥勒下生经诵完,接着念了三分钟的弥勒圣号,念诵的仪式便停止了。印海法师以主人与主持人的双重身份,请仁公讲演,仁公事前也有准备,讲了四十分钟的话,他对大师的功德,提出了四点来说明,现在暑记其内容大要如
今天是太虚大师示寂四十周年纪念,这个集会,是由幻生法师发起的,印海法师筹备的,证明太虚大师是活在他们的心中。诸位今天来此参加纪念大师,也说明大师是活在诸位的心中。
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国佛教之根,也是中国佛教之光。近百年来,中国佛教衰败到极点,大师的一生悲愿,便是复兴中国佛教,弘扬大乘佛法。大师的悲愿智慧,我们只能用“智莫能称,叹莫能明”来说明他的伟大。
就本人的观察了解,大师的悲愿功德,可分四点来说明:
一、悲愿弘深:大师对中国佛教的禅非常重视,而他本人的禅定工夫很深,并有很高的悟境。一般禅定工夫深的人,往往贪着禅定的快乐而流于消极,大师因有大悲心为基础,所以,他的禅定工夫不同于一般人,只求个人的解脱,而不为广大众生谋救济。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求即时成佛之贪心”,这便是墓于大悲心而来。经中也说:“菩萨但从大悲生”。从大悲心的菩萨行中,才能完成一切功德。大师是真正以大悲心而行菩萨行的。
二、智慧悟境:大师不但悲愿深广,而且他是有智慧悟境的。在早年时代,大师曾有二次悟境,从悟境中,对佛法有了甚深的理解,对三宝也有了决定的信心。从此以后,大师所讲的佛法,所写出的文字,都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因为透过智慧的悟境之后,他所认识到的佛法,有许多是与佛相通相应的。大师曾经说过一句“法源直溯育王前”,佛法的根源,应该追溯到阿育王以前。阿育王以前的佛法,才是原始的根本佛法,一味的佛法。从阿育王以后发展形成的部派佛教,以及后来的大乘佛法,都是掺杂了其他的东西进去的。大师的佛法,是直探佛陀的本源,而后去了解后期佛法的。
三、实践戒行:一股人都认为人师是新僧,其实他是非常重视戒行的。在“太虚大师全书”第二篇的制藏里,大师曾提出“戒为三乘共基”的主张。近代的中国佛教,一般讲经的法师,往往都忽视戒的重要,大师二十多岁在普陀山闭关期间,曾对戒的问题下过一番工夫,后来他倡导“以戒建僧”,使僧的品格提高,大师的一生,虽然是持的大乘菩萨戒,但他对小乘的比丘戒,还是相当重视的。他曾说过:“佛砠古制,非万不获已,不敢毁之。”由此可见,他是重视传统的戒律制度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这便是大师一生志行的所在。
四、直学佛陀:中国佛教,自唐宋以后,大多太相信祖师,而向祖师学习。祖师的行为,当然都是高尚的,可是,祖师的知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大师的所学,是直学佛陀的,以佛为目标,而不以祖师为依皈。他曾经说过:“吾不为三不一派之徒裔”,所以,大师不是属于任何一宗一派的子孙,他是力行菩萨道而直学佛陀。大师的一生,是平淡朴素的,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老修行。他没有大师的派头和架子,更没有一般住持方丈的排场,但从平实慈和的待人接物中,给人的印象至深,感人至钜,这才是真正的大师。现在有许多在家与出家的人,自称自封为大师,我倒希望中国佛教能够多出现几个大师,但是,如果不具有菩萨行的悲愿,戒行与德量,妄自尊封为大师,那是污辱了佛教。大师晚年有二句诗:“不是比丘佛未成,愿人称我以菩萨”。大师行的是菩萨行,持的是菩萨戒,他自知不是一个此丘:佛果未成,当然也不是佛。那末,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他明白地告诉大家,要大家称他做“菩萨”——他自己承认是菩萨。菩萨的条件是什么?据大师自己提示的,要有“英雄佛子的气魄”,也就是要有卓立不倒,牺牲自己,救济他人的精神。
我们今天在万翠海外纪念大师,应该体认大师的功德与学习大师的精神,让大师的精神:水远活跃在我们心中,我们才能成为大师的化身!接着,印海法师请美国的金水先生讲话:
我是一九二九年在夏威夷认识太虚大师的,那是太虚大师环游世界的最后一站。夏威夷那时成立了第一家研究佛学的机构,从事原始佛教研究,我正在那里研究佛学,太虚大师来了,我们集体去欢迎他,请他演讲,并与他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中后面一排的那个年轻人,就是当时的我。那时,我才二十一岁。
今天早晨照初法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今天法印寺有纪念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的集会,我很惊奇还有人纪念太虚大师。他问我记得太虚大师吗?我说:我岂但记得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每天都活在我的心中(大家鼓掌)!因此,我从一大堆珍藏的最宝贵的照片里,特地找出这帧五十八年前与太虚大师的合影,带来给大家参观,并愿大师在兜率陀天,赐福给大家!(记者按:金水先生带来的这张珍贵照片,约有六英寸大,粘贴在一张特制的硬纸板上,上面盖着一层薄薄的纸,用以保护,硬纸板的上端,写着192 9的年代数字。这张照片虽然历时五十八年,但是保存很好,一点没有发黄褪色,人物面貌非常清晰,至为难得。足见金水先生将它当作历史最珍贵的纪念品保存的。)
金水先生讲完,距离十二点钟结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参加的周宣德老居士,这时自动地要求讲几句话:
刚才听到这位美国朋友的讲话,引起我的一段回忆。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我在一所专科学校当讲师,那年七月,我到庐山歇夏,见到大林寺外面挣满了许多佛教教旗,显得非常隆重,知道太虚大师在讲金刚经,在座的只有十多个人。国民政府考试院戴季陶院长及另二位考试委员也在座,我也坐下来听讲。大师讲的许多佛学专有名相我听不懂,只知道般若叫做智慧,讲完经,我提出一个问题请问大师:“般若既然叫做智慧,为什么不直接译为智慧?”大师同答我:“般若是妙智慧,不是世间智慧一词的意义所能涵盖得了的,所以仍称般若。”大师的这个简单解释,给我印象最深。戴院长也给我解释了很多。这是我见到太虚大师唯一的一次。他那种慈祥和霭的风度,令人一生难忘!戴院长他们听他讲经,便知道他是一个非凡的了不起的人物。到了台湾之后,李子宽居士送我二部“太虚大师全书”,我曾找到那段大林寺讲经的记载。今天参加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纪念,说出距今五十五年前我与大师的一段因缘往事,用以纪念大师。
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纪念,按理应该虔诚地为大师上佛供
,周宣德老居士讲完之后,印海法师看看时间不多,改念供养偈
代替了佛供,草草的结束了纪念大师的全部仪式。
今天纪念大师,仗着大师的慈光与福德,遇到一个温暖的艳阳天,来了四十多人;更要感谢的,承蒙工薛佩兰居士发心供众,让参加的人品尝一顿丰富可口的美味午餐,圆满结束。我这个天涯游子,也了却了对大师的一分心愿。
写完这篇报导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纪念经过的文字,寄与内明月刊发表,用来弥补我未能为大师四十周年纪念专号写文之过,同时,更请关爱我的沈主编,原谅我的失信苦衷!
写于旧金山法王寺旅次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深夜
摘自《内明》1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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