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一般文化

禅与一般文化
　　除了佛教对于中国思想的一般影响之外，禅宗的教育似乎特别为东方人所接受。由于禅宗，我们可以说印度佛教彻底在中国与日本本土化。禅宗并不像佛教的其他支派如天台宗，华严宗，中观宗，或瑜迦唯识派等那般富于抽象思考；而这种单纯性特别适合中国心灵实事求是的倾向。禅宗并不像道家一般与孔子的学说对立，却将它吸收，成为自己的一部份；这必然很受儒家的欢迎。另一方面，禅宗又同道家有相似之处，因为它主张不要执著于世间的事物，并且对大自然有一种神秘的赞赏，而这必然可满足中国的老庄弟子。总之，禅是如此富于弹性，如此能够溶诸家于一炉，如此能与环境相应合，以至最后终于包含了中国心灵所需要的一切。无怪唐代中期正式立宗以来，对于有教养的人和一般大众有惊人的影响。在那个时期如果没有禅宗，则一再发生的宗教迫害，可能已经把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全部扫除，而宋(九六○──一二七八)明(一三六八──一六二八)理学也可能不会产生。
　　中国的禅师所应用的是最通俗有力的语言，而不是梵文化的中国语，这件事情对于禅宗的流传，必然有不小的贡献。现今中国所有著名的寺庙，几乎都属于禅宗，尽管其中的和尚，已经不再具有古代禅师们的精神。儒家学者或有教养的官吏之认识佛教，大部份是接触禅宗文献所得。从唐代末期，知名的学者与政治家们，就经常出现在禅寺，或是潜心于禅的，或是沉醉于它奥秘的经典、文学。这个传统，似乎在今日有教养的中国人之间，仍然流行着。奇怪的是，禅师们虽然不用任何语言文字来证明他们的信仰，却产生出许多特别属于他们自己文体的作品。
　　日本
　　禅宗之以完美的形式传入日本，是在封建时期开始之际──这就是在镰仓时代。它的单纯，直接与有效，立刻赢得日本武士的心，武士们开始拜访禅寺。禅宗并没有早期佛教那种只被有闲阶级所接受的特点，同时，它既非悲观也非消极，也不讲求不抵抗主义。日本的武士阶层，长久以来就在寻求一个可以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宗教，这时立刻在禅的教训中找到他们的理想。日本历史中所谓的北条氏时期──这个时期以有效的统治、生活的单纯与军事实力出名──于是在“日升”之国将禅宗成功的建立起来。北条政府的古都──镰仓──现在仍旧存留的许多禅寺，就是当时历史的纪念碑。
　　继北条家而起的足利将军家，以及当时的皇室，都极其庇护禅宗，而禅宗在那时已经彻底浸透日本生活与文化的每一部份。去拜访禅师的，不仅有皇帝，政治家和将军们，而且还有文学家、艺术家、歌唱家、戏曲家、角力家、商人、茶道家和剑士。他们无法抗拒习禅的潮流，因为他们认为禅宗掌握了生命与宇宙的秘密之轮。
　　自日俄战争以后，常为人谈论的武士道，其发展受着禅宗相当的影响。事实上，它是日本三种道德力量的结合产品──神道、儒教与佛教。这三者对于日本的武士道之形成，都各有其贡献。各个批判家因立场之不同，而对于三者的贡献各有强调；但公平的观察者将不会否认，禅宗与武士道中的宗教与精神层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武士道的Lebensanschauung (人生观)与禅宗的人生观甚为相近。日本人在面对死亡之际，那种显然可见的安静，甚至喜悦，日本军人在面对强敌时，那种无畏以及同对手的公平竞争，都是武士道所特别强调的，而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禅宗的精神训练，而不是来自某些人所认为的东方人特有的盲目命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