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译《大乘起信论序》考证

梁译《大乘起信论序》考证
　　徐文明
　　《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是本世纪初以来中日佛教学者所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所谓梁译《起信论》的智愷《序》的真伪又与《起信论》的真伪息息相关。一般认为，此序为伪托之作，然陈寅恪《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愷序中之真史料》一文又指出其中包含真实史实，日本镰田茂雄又进而认为此序中之一部分为智愷原作，并由此论断《起信论》确为真谛译著，是故有必要对此序及其中所含之真史料详加考辨，明其真伪。
　　陈寅恪指出，伪序中“值京邑英贤慧显、智宠、智愷、昙振、慧文与假黄钺大将军萧公勃以大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敬请法师敷演大乘，阐扬秘典，示导迷途，遂翻译斯论一卷”一节为真史料，非后人所能伪造。陈氏从年月地理和官制掌故两方面对此详加考证，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论据，证明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九月萧勃、真谛、智愷等人确在始兴。又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弥勒下生经》一卷，梁承圣三年，于豫章宝田寺，第二译，为沙门慧显等名德十余僧出”，是故梁承圣三年二月慧显等人确实追随真谛至豫章（江西南昌）译经，因此也可能随之至始兴投奔萧勃，而名不见经传的智韶（或作智宠）、昙振、慧文等或许即是与慧显共同追随真谛的“名德十余僧”之辈。因此慧显、智愷等人助真谛于始兴译经一事或非杜撰。
　　陈氏以为，序中称萧勃为“假黄钺大将军”，此当为萧勃后来举兵反抗时自立之名号，以此号令群下。而这一称号是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据《晋书》，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安帝为桓玄所逼，不能处理朝政，便密令武陵王遵代摄朝政，总理百官，文称制书，谓之“承制”。故承制实谓摄理朝政，代行皇帝职事，非同一般。梁武帝、元帝、敬帝未即位之前，皆称承制，可见承制往往是登上帝王之位的准备。然据其序，萧勃唯称“假黄钺大将军”，未称承制，假黄钺也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和特殊权力的象征，黄钺本为皇帝专用之仪杖，有权借用皇帝之仪杖也非一般大臣所能具。假黄钺或与承制并加于一身，如《梁书·世祖纪》载“太清三年三月侯景寇没京师，四月太子舍人萧歆至江陵，宣密诏，以世祖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余如故”；或为单独的称号，如《梁书》卷五载承圣元年“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钺、太尉武陵王纪窃位于蜀，改号天正元年”。萧勃起兵时远在岭南，未用承制之号亦合情理。而其所谓“假黄钺大将军”之号也只能释为其自立之号。据《梁书·元帝纪》、《梁书·敬帝纪》和《南史·萧勃传》，萧勃为萧景之子，属梁宗室，原为定州刺史，曲阳乡候，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侯景作乱，时广州刺史元仲景欲响应侯景，为都护陈霸先所杀，陈霸先迎萧勃为广州刺史。其时湘东王萧绎承制，但尚未控制局势，只能承认此事，便于大宝元年（公元550年）以勃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后萧绎平灭侯景，天下初定，便以勃为晋州刺史，至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一月，江陵陷落，元帝崩沮，勃又复为广州刺史。承圣四年（公元555年）二月，敬帝承制，以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绍泰元年（公元555年）十月，以司徒勃为太尉，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十二月，进太尉、镇南将军勃为太保、骠骑将军，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二月，萧勃起兵谋反，三月败亡。因此根据史传，萧勃未有“假黄钺大将军”之职，若其言非虚，也只能是萧勃自立名号。陈氏以为，后世不涉政事之僧徒不可能如此了解南朝政事官制掌故，故可证此段所述为真史料。
　　依陈氏原意，只谓伪序中包含真史料，“至此序为托名智愷之作，则不待论”。而镰田茂雄则进一步认为“现存的智愷序中，此部分必为智愷所写，其他部分或有增补或修改，始成现存的序”（1），并由此判定“《大乘起信论》是慧愷等京邑英贤，假黄钺大将军萧勃，于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九月十日，在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迎真谛译作此论”（2），这种推论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
　　此序托名“梁扬州僧智愷作”，智愷或作慧愷，为真谛亲传弟子，“智”“慧”义近，故道宣《续高僧传真谛传》时作慧愷，时作智愷，二者实为一人。然镰田先生认为“撰述《摄大乘论序》、《俱舍论序》、《大乘唯识论序》等的均是慧愷”，既然其人自称“慧愷”，见其本名如是，后世或作智愷，恐属别传。此序既云智愷，恐非慧愷原作。其二，若慧愷为序中此节之作者，则足证《起信论》为译作，此序的目的不外如是，何必由他人增补或修改其他部分而成现存的序，画蛇添足，反增其病呢？其三，若智愷为此节作者，则似乎不应以“英贤”自居，且智愷本人为扬州僧人，不居建业，难以“京邑英贤”自道。其四，若此节为智愷之作，则不应误将梁承圣三年甲戊岁误作癸酉岁，这种低级错误智愷这样的高僧是不会犯的。其五，若认定智愷著述此节，那么他又著于何年呢？序中云“假黄钺大将军太保萧公勃”，则此序至少作于太平元年（公元556年）之后，陈氏认为此为萧勃自立名号，则此序应写于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二月萧勃起兵之后至三月败亡之前。既云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九月始译此论，就依序中言首尾二年，迟至承圣四年（公元555年）即告译迄，其时智愷不为之作序，偏偏等到太平二年（公元557年）萧勃起兵以后才匆匆为之作序，不是很可怪吗？
　　综上所述，序中此节绝非智愷之作。然学者多以此序为伪序，并非只由其是伪托智愷之作，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伪证，其伪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真谛确实译过此论，为此作者煞费苦心，有意篡改历史，以达到其目的。如云“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国摩伽国取经并诸法师”，依照史传，梁武帝遣使送扶南国（今柬埔寨）贡使回国，并请诸名德及经论等，此序有意改作遣使中天竺，是由于马鸣为中天竺人，由此造成梁使至中天竺请来真谛并带来《起信论》的错觉。使人相信此论为马鸣作、真谛译。序中更云传语人为天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为智愷等。月支首那，史传多作月婆首那，为西天竺优禅那国人，北魏时来华，魏齐禅代之时南至梁土，曾翻译《胜天王般若经》，他书中未有月婆首那与真谛合作译经的记载，但月婆首那与真谛同国，首那为其国王子，故二人可能相识。首那先真谛来华，以之传语合乎情理，史传未言首那曾至始兴，唯言其曾在江州译经。虽然其他史料未言首那为真谛译语之事，但此序之说也合乎情理，足可增加真谛译《起信论》的说服力。真谛亦为西天竺优禅那国人，或作优禅差、（3）优禅尼（4）。
　　然而，作伪毕竟是作伪，虽然真假相混，鱼目混珠，但其作伪之迹还是可以发现的。如云“三藏拘兰那陀，译名真谛”，表明伪作者不通梵文，亦非慧愷。慧愷《摄大乘论序》云：“有三藏法师，是优禅尼国婆罗门种，姓颇罗墮，名拘罗那他，此土翻译称曰亲依”。（5）颇罗墮，为梵文Bharata的音译，为其姓。波罗末陀，为梵文Paramartha的音译，意为真谛，为其名。拘罗那他，或作拘兰难陀、拘兰那陀，为梵文Kulanatha的音译，意为亲依，亦为其名。此序以拘兰那陀为真谛的音译，殊为可笑。序中云真谛除译《起信论》外，还译有《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义记》两卷，其中《九识义记》两卷据《历代三宝记》（6）及高丽大藏经第三十一、571页，为太清三年真谛于新吴美业寺所译，由于太清三年真谛不在新吴，故镰田茂雄考证太清三年为承圣三年之误，但《九识义记》为承圣三年初真谛于新吴美业寺所译，并非其年九月译于始兴建业寺，足证其说之伪。
　　此序伪托智愷之作已是公认的观点，但就序文本身来看，其中并无自称智愷之处，且直言“京邑英贤慧显、智韶、智愷等”，表明作者并非智愷本人，也并无伪托智愷之意，题名“梁扬州僧智愷作”或是后人所加，以增强此序的说服力。既然此序作者并非智愷，那么又是何人呢？首先考察此序著作的时代。序文本身未尝明言作于何时，但不可能作于梁代。前文已述此序最早应作于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二月萧勃起兵之后，但萧勃很快即败亡，真谛师徒随从萧勃，于其起兵反抗陈霸先篡位、军务繁忙、形势危急之际，反而有人作此伪序，颇不合乎情理。且序中述真谛在侯景寇乱、弘法非时之际“而欲还返”，暗露消息，其实当时真谛初至中土，弘法心切，虽遇挫折，却尚未有还返之意，当其遭遇萧勃、生存得到保证之时更无意归国。只是到了萧勃举兵失败，真谛无所依靠、飘零晋安（今福州）之时才有回楞伽修国之意，其时已至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之后。是故此序作于真谛意欲还返即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之后，其时已到陈代。然而，此序又不可能作于陈代。前文已述，萧勃起兵的目的不是反抗梁敬帝，而是反抗怀司马昭之心的陈霸先。萧勃本是受陈霸先之请为广州刺史的，梁元帝初时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待其控制局势后又将萧勃改任晋州刺史，元帝之世未受恩宠，只是到了承圣三年十一月元帝为魏所害之后，萧勃才又借陈霸先之力复为广州刺史，后又加司徒、太尉、太保等衔，故萧勃实是陈氏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其时陈霸先掌握了朝廷大权，其篡位自立之心路人皆知。萧勃为梁宗室，占领岭南，实是萧氏所拥有的最后一支力量，为了萧氏江山，不得已起兵反抗，寻即败亡。因此陈代朝廷是决不允许借此序抬高萧勃的，此序不可能作于陈代，而当时南北分裂之际，北朝的僧人又不可能了解南朝官制时事，也无法作此序。
　　既然此序不可能作于梁陈二代，就只能作于其后的隋或更晚的唐代，序中言“故前梁武皇帝”表明作于梁代之后。从此序的流传影响来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未受其影响，唐《开元录》方接受其说，法藏《起信论义记》亦受其影响，是故“《起信论序》当是产生于《长房录》和《开元录》之间的伪文”（7），这一说法或许是正确的。
　　又据前述陈寅恪的考证，此伪序之中包含着后世僧待无法杜撰的真史料，表明作者对南朝的史事掌故十分熟悉，文中述及真谛来华时瞿昙及多侍从，并送苏合佛像来朝，足以补史料之缺，且其中言及后世无闻的智韶、昙振、慧文等当时名德和史书所不载的萧勃起兵时的建号，实非后人所能伪造。因此作者很可能是一个跨越梁陈隋世、熟悉南朝史事的僧徒，不可能迟至唐代。
　　从序文内容来看，作者是一个对真谛一系有所了解而又不是真谛亲传弟子的人。作者对真谛的活动、史事相当熟悉，但又显非其嫡传弟子，因为其弟子不可能不知道其名字。由此也可知作者是一个不通梵文的僧人，故将拘兰那陀误为“译名真谛”。
　　从序文本身可知，作者是一个极力推崇并宣扬《起信论》的人，并且明确指出此论为马鸣撰、真谛译。其观点为后世治此论者所袭用，并成为此论来自印度的重要证据。虽然自隋至唐，始终有人对此论提出怀疑，但并未得到后世的承认，自《开元录》之后直至近代，几乎无人怀疑此论为马鸣撰、真谛译，这不能不归因于此序的出现和流行。
　　序文指出，“夫《起信论》者，乃是至极大乘，甚深秘典，开示如理缘起之义”，明确提出此论是开示“真如缘起”之深理的，这种说法不见于慧远、昙延之论疏，而始见于此序。众所周知，强调真如缘起，以清净本识为万法之本，是地论师南道的特点。由此亦可推知此序作者与地论师南道有关。
　　综上所述，此序的作者很可能与昙迁有关，或许就是昙迁。据《续高僧传·昙迁传》，昙迁生于魏兴和四年（公元542年），亦即梁大同八年，卒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周灭齐（公元577年）之前昙迁即研精《起信论》，周武帝灭齐后，在齐地废止佛法，昙迁逃到南方，在南方学习了真谛一系的译著，成为精通《摄论》、《俱舍论》等的著名学者，隋朝建立之后，他又回到北方，大弘《摄论》，将真谛一派的学说与地论师南道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使地论师南道学派在理论上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昙迁和慧远、昙延一样，是最早弘扬《起信论》的名僧，但又号为禅师，讲求实修，未曾从事过经典翻译。因此，昙迁是最符合前述伪序作者之条件的。
　　昙迁为慧光高足昙遵的弟子，到建业后，又接触真谛一派的学说，因此他对南朝的史事和真谛一派的情况有所了解，能够以某些真实史料来作为伪造真谛译《起信》一事的证据，他又不是真谛亲传弟子，不通梵文，故误将拘兰那陀（亲依）作为真谛的梵文音译。他本是地论师南道第三代，与净影慧远同辈，故精通地论学派的思想，在南方接触到真谛学派之后，他发现两派有一种共同的观点，即都是以净为本，以清净本识为缘起的根本，只是两派名目不同，地论师南道以清净阿梨耶识为根本，真谛学派则又在八识之外另立阿摩罗识即第九真净识作为根本。在地论师南北两道相互对立之时，真谛学派的学说是对南道的一种有力的支持，因此自昙迁、慧远地论师南道第三代始，便致力于两派学说的融通，引真谛学说作为南道的根据并丰富发展了南道学说，地论说与摄论说的合流，在客观上是由于北周武帝的灭法迫使地论师一部南下避难，促进了南北交流，在主观上是地论师南道以昙迁、靖嵩、灵侃等人为代表，有意通过传布《摄论》学来发展地论师南道学说。正是由于昙迁等地论师的传弘，才使真谛一系的学说得以广泛流传，真谛一系的弟子人微势弱，又多偏居岭南一隅，故影响很小。因此地、摄两派相得益彰，促进了佛教理论的发展。
　　昙迁试图将与地论师有关的托名马鸣的《起信论》进一步合法化，便又称之为真谛译，更使人相信此论确为马鸣之作。为了进一步使人相信此论确为真谛译著，便又造此序，煞费苦心，多方说明。为了论证此论梵本出自马鸣，便又不惜伪造史实将梁武帝遣使扶南改为遣使中天竺，以造成此论梵本来自马鸣故乡的假象。为了表明此论出自南方，便放弃北传马鸣为正法之末（佛灭五百年）时人的定说，而引用萧齐昙景所译的《摩诃摩耶经》，称马鸣为佛灭六百年时人，可惜昙迁没有看到真谛的《婆薮盘豆传》，此传中称马鸣为佛灭五百年中人，与北传无异，以至于弄巧成拙，亦可证此序确非智愷等真谛亲传弟子之作。序中称真谛在译完此论之后，为了说明其宗旨，又翻译了《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义章》两卷，其中《玄文》二十卷即《大乘起信论玄文》二十卷，后世果有传本，但一般认为是伪作。其实当时并无此《玄文》二十卷，只不过仿照《摄论》释论十二卷，文疏八卷，合为二十卷而造，其所谓“执笔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迄”，皆是仿照《摄论》翻译的情况。史载真谛传译《摄论》，“首尾两载，覆疏宗旨”，此序亦云二载，即是依此。《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两卷，不见经录。而《九识义记》为梁承圣三年真谛于新吴美业寺所译，昙迁对此颇有研究，曾撰“九识、四月等章”，明其旨趣。
　　昙迁煞费苦心以证明《起信论》确是真谛译，马鸣撰，是为了使此论广泛流布，而他又为何对之如此厚爱呢？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土前期禅学思想研究》中对此作了解释，昙迁崇尚此论是由于它本是地论师南道祖师慧光的作品。在周武灭法，教典毁荡之后，慧远、昙延等人为中兴佛法，故称此论为马鸣撰，以提高其地位，使之广泛流传，但昙延、慧远唯称其为马鸣之作，未言译者，昙迁为了使人确信其为马鸣之作，便又称其为真谛译著，更造此序以明译经时间、地点，以使人确信其为真谛所译。
　　昙迁有意证明此论出自真谛，但在翻译时间方面却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即将梁承圣三年甲戊岁误作“岁次癸酉”，癸酉为梁承圣二年，这一失误导致后世的分歧，《开元录》将之改为梁承圣二年癸酉岁，法藏则在《大乘起信论义记》中称是梁承圣三年。后人多以之为无心之误，其实并非如此简单。古人惯以干支纪年，对于其年的干支数是不会记错的，倒是承圣二年与三年容易出现传抄错误。然而梁承圣三年九月萧勃才到始兴，这个时间是不能错的，精通南朝掌故史事的昙迁似乎也不应该将干支数弄错。这一问题并非出自无心之误，而是有意为之。昙迁为了使此论广泛流传而称其为马鸣撰、真谛译，然而又不愿完全埋没祖师慧光创作此论之功，因此有意在时间上犯了一个错误，以此暗示此论真正的作者是谁。正如慧远在《起信论义疏》中一方面称其为马鸣著，一方面又暗示此“马鸣”实为佛灭九百年后中土之人一样（8）。慧光法师生于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卒于北齐天保四年（公元553年）亦即梁承圣二年（9）。因此，昙迁将此论翻译时间由费长房所云梁太清四年（公元550年）改为梁承圣三年癸酉岁，并非是由于他发现了新资料，也非出于无心之误将承圣三年甲戊岁称为癸酉岁，而是有意暗示此论的真正来历，表明它并非真谛所译，而是慧光法师晚年之作。
　　昙迁的用心是容易理解的，他一方面追随慧远将此论称为马鸣之作，以扩大其影响，一方面又试图让后人理解这只是权宜之计，是一时的方便，事实上此论是地论师南道的创作。对于此论的真正来历，地论师一直是非常清楚且于后世津津乐道的。直至唐初，三论系的吉藏弟子慧均还从地论师那时了解到此论为地论师所造，借马鸣之名目之（10），可见到了后世，地论师已不再隐瞒这一事实。这一方面是由于《大乘起信论》已然得到了广泛的流布，当初借马鸣之名的流传的目的已经达到，另一方面是由于时势已改，当初的权宜之计对地论一派的益处和复兴佛法的意义已不复存在，反而使地论派祖师造论之功长期埋没，因此地论师又反过来自相纠正，竭力表明此论出自地论师派，并非出自马鸣。可惜假作真时真亦假，当初地论师自己造作并提倡的伪说已然成为普遍流行的定论，现在自己又反过来说此论出自己派，揭示历史本来面目，反有窃取马鸣之作的嫌疑，而且造此伪说时地论师如日中天，一加倡导便弄假成真，风行天下，而欲倡明事实、弘扬己宗的地论师已是强弩之末，势微言轻，说出来也无人相信。若非邻国日本、朝鲜尚无偏见，能够容忍此说的存在，今天也根本无人知道地论师在唐初曾有揭示真相、自正其伪的努力。这真是历史的悲喜剧，对于地论师和后世学者皆是如此。
　　昙迁一方面以有意的时间错误成全相互矛盾的两个愿望，一方面又于序尾称“余虽慨不见圣，庆遇玄旨，美其幽宗，恋爱无已，不揆无闻，聊由（当作“申”）题记。倘遇智者，赐垂改作”，进一步表达此意。所谓“慨不见圣”，表面上指自叹未见到论主马鸣，实指自己未见到祖师慧光。昙迁虽为地论师南道第三代弟子，然其生也晚，光师卒时他尚年幼，无缘得见，因此自叹未见祖师，而又庆幸见到其著作《大乘起信论》，美其深旨，爱不能已，故早在少年时便精研此论，其后又为之作疏，四处讲解，大为弘扬。所谓“不揆无闻，聊由（申）题记”只是谦辞，然又云“倘遇智者，赐垂改作”，似有过谦之嫌。其实，昙迁此句不过是进一步暗示自己实有苦衷，促令后人多加留意，于后世发现此序的真实用心，改作论序，使慧光法师造论之功不至久没于世，使地论师南道深理长期流传。其用心之良苦，学者宜加深思。
　　注释：
　　（1）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四卷第78页，佛光出版社，关世谦译。
　　（2）上书第79页。
　　（3）见《仁王经疏》，大正藏32册361页。
　　（4）《续高僧传真谛传》。
　　（5）大正藏31册112页。
　　（6）大正藏49册99页注八。
　　（7）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3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8）徐文明博士论文《中土前期禅学思想研究》第四章第一节。
　　（9）徐文明《慧光法师生卒年考》，《佛学研究》1996年，总第五期。
　　（10）慧均《四论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