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与中峰明本的佛学因缘

赵孟頫与中峰明本的佛学因缘
　　纪华传
　　赵孟頫(1254—1322)与佛教的关系，已有部分学者加以研究，但多侧重于其写经、题跋、书信等书法以及绘画与佛教的关系。关于他与明本禅师的关系，以及他所受到禅宗的影响，尚有待于深化。本文以《中峰和尚广录》中收录的明本对他的法语开示为中心，与其他材料相互参照，对于赵孟頫与明本禅师的交往作了全面的研究。文章还对赵孟頫与中峰和尚书札的内容和文献价值作了新的探讨，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书札重新录文和考订。
　　一、赵孟頫的生平简介
　　赵孟頫的生平事迹主要见《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杨载《赵公行状》(《松雪斋集》附录)等。下面主要依据这些文献，对其生平略加介绍。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宋太祖赵匡胤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他的五世祖秀安僖王是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的父亲，四世祖赵伯圭为孝宗之弟，因赐第居住于湖州(今浙江吴兴)，遂为湖州人。
　　赵孟頫生于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十四岁以父荫补官，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以后，闲居家中。从宋亡(1279)至至元二十三年(1286)之间，赵孟頫曾有五次应征人仕的机会，但都放弃了。至元二十三年，元世祖为安定江南民心，派侍御史程钜夫到江南寻访贤才，赵孟頫被应召北上，得到世祖的宠幸，使坐右丞叶李之上，第二年，又授以兵部郎中。二十六年(1289)，娶吴兴管道升为妻。二十七年，迁集贤直学士。因久在上侧，恐为人所猜忌，历请补外，于二十九年(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成宗元贞元年(1295)春，被召回京修《世祖实录》，八月即辞病归吴兴。此间曾迁汾州知州，但未上任。大德二年(1298)春，又被召人京书写金字《大藏经》，七月又返回吴兴。大德三年(1299)，任江浙儒学提举，此时在浙江、苏州等地，与江南禅僧多有往来。至大二年(1309)任满，迁泰州尹，但未上任。翌年，偕夫人管仲姬人京，拜翰林侍读学士，后升集贤侍讲学士。元仁宗即位后，继续受到重用，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从一品下。在元代南人地位的情况下，赵孟頫能够官至一品，确实极为罕见。延祐六年(1319)，离京返乡，路途中管夫人因病去世。至治二年(1322)六月十六日去世于吴兴。逝后，又被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关于赵孟頫以宋朝宗室出身而出仕新朝，后人多有评价，或指责变节，或同情其遭遇，本文不拟对此加以讨论。他虽得到世祖至英宗五位皇帝的恩遇，自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然而仕途险恶，朝臣对他亡宋宗室的猜疑和排挤，又有世人对他仕元为官的鄙视和指责，甚至连他的侄子都因为他“以宋亡孙仕元为显官”而耻之，闭门不与来往。这种精神的痛苦也促使他将精力投入到书画艺术中，并倾心于佛道，希望从佛道中寻求精神的寄托。据《元史》载，赵孟頫才华横溢，于诗文、书法、绘画、音律等方面皆有很高的造诣。又“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赵公行状》亦说他“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在赵孟頫的一生中，抄录了大量的佛教经卷。他年轻时就喜欢抄写《金刚经》，在他的长子赵由亮病故和幼女夭亡时，他曾各抄写一卷，以回向他们得度，可见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据黄启江先生的研究，赵孟頫所抄佛经流传于世的多达八十多册(卷)，仅《金刚经》就十一次，有十二册。《心经》、《圆觉经》、《金刚经》、《无量寿经》等，他都写过多次。
　　赵孟頫与当时不少著名的僧人时有往来，如与笑隐大沂有“文字之交”，《蒲室集》记载：“孟頫亦尝假手于大沂，知其非俗僧矣。”赵孟頫与明本往来最为密切。赵孟頫还在《松雪斋集》中收录有不少僧人的撰写的塔铭，著名的有奉敕为海云印简禅师撰的引临济正宗之碑》及为藏传佛教领袖胆巴大师撰书的《胆巴帝师碑》。为佛寺撰碑记有《大雄寺佛阁记》、《敕建大兴龙寺碑铭》(以上见《松雪斋文集》)、《天目山大觉正等禅寺记》、《济南福寿禅院记》、《大元大普庆寺碑铭》(以上见《松雪斋诗文外集》)等多种。还有部分碑记未收入文集中，如延祐五年(1318)，仁宗赐明本以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号，改师子禅院为师子正宗禅寺，诏赵孟頫撰《敕建天日山师子正宗禅寺碑记》。这些碑铭塔记反映出赵孟頫对佛教的理解与深切体会，不仅具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而且也是研究元代佛教的宝贵历史资料。
　　二、从《中峰和尚广录》等著作看赵孟頫与明本的交往
　　在《中峰和尚广录》中，保存了很多赵孟頫与明本交往的资料，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尚未引起研究赵孟頫的学者足够的重视。下面以明本著作为中心，并结合相关的记载，对二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作以探讨。
　　大德三年(1299)至至大二年(1309)，赵孟頫任江浙儒学提举，此时在浙江、苏州等地，与明本多有往来。大德四年(1300)，明本又来到苏州，结庐居住于阊门之西五余里的雁荡。郡人陆德润闻禅师之名，施松冈数亩，建平江幻住庵，赵孟頫为之题匾额曰“栖云”。传说建此庵时，冯海粟炼泥，赵孟頫搬运，明本亲自涂壁，建成草堂三间。明本于此居住了三年，前往参学禅者络绎不绝，成为又一重要传法道场。大德五年(1301)春，赵孟頫书写明本著《怀净土诗》一百零八首并作跋语：“右《怀净土诗》者，中峰和上之所作也。诗凡一百八首，取素珠之一周也。予尝为书其全稿矣，兹特采其要者再为书之。悯群生之迷涂，道佛境之极乐，及其成功，一也。”
　　大德七年(1303)，“时吴兴赵公孟頫提举江浙儒学叩师心要，师为说《防情复性》之旨。”关于人性论的讨论，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哲学家李翱曾提出过“去情复性”的人性论思想，他认为“情由性而生”，“人之性皆善”，而情由性而生，“有善有不善”。所谓“善”情，实际上只是圣人之情，对凡夫而言，则是邪妄的。所以必须去除凡夫邪妄之情，恢复圣人清净本性。李翱的说法，显然受佛教清净佛性思想的影响。明本的防情复性说与李翱“情由性而生”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强调“性起为情，情生为业，业感为物”，但与李翱着眼于凡人去情成圣思想不同，明本则将“防情”、“复性”比之为儒学和佛教：“世间之学，防情之谓也；出世之学，复性之谓也。防情，有为也；复性，无为也。二说不可相滥。……妙喜(按：大慧宗杲)以复性之学会防情之教，子由(按：苏子由)以防情之教会复性之学，一儒一释各秉善权而融会之，使二家之说不相悖。或不之辩，则至理不胜其悖矣。”明本此说亦有一定新意，表明上是在说儒佛的差别，实际深层目的则是融会二家之别，“使二家之说不相悖”。
　　赵孟頫在任江浙儒学提举期间，多次与明本见面，并有书信往来。《中峰和尚广录》卷二“为赵承旨孟顺对灵小参”：“某记大德甲辰(1304)岁首，蒙公贤夫妇相延于武林官舍。丁未(1307)秋，访公于霅城(今浙江湖州)之新第。至大戊申(1308)，复会于西湖。明年己酉(1309)，再会于松雪斋。凡一会聚，与夫尺书往复，未尝不以本来具足之道未悟未明为急务。每论到真切处，悲泣垂涕，不能自己。”赵孟頫与明本相互探讨禅法，每次都以禅宗中明心见性，觉悟本来具足的清净佛性为根本，而论到真切处，常“悲泣垂涕，不能自己”，可见其受禅宗影响之深。至大元年(1308)，复会于西湖时，明本曾作《勉学赋》盛谈才艺与学道的关系：“古人学才学艺，而极于达道；今人负学道之名，反流于才艺……今之学者，惟以本具之说相牵，而不思真参实学之究竟。”以此勉励赵孟頫由才艺而进于学道。赵孟頫对此赋亦极为欣赏，曾书写过并作序，称赞此赋“言言皆实，乃学人吃紧用力下工夫之法门也”，学者于此能有所得，可以为“暗室之薪烛，迷途之向导矣”。
　　延枯三年(1316)，赵孟頫在京师写信给明本问《金刚经》大意。祖顺《中峰和尚行录》还记载：“公(赵孟頫)后入翰林，复遣问《金刚般若》大意，师答以《略义》一卷。重天目中峰之道，每受师书，必焚香望拜。公每见师所为文，辄手书，又画师像以遗同参者。”《中峰和尚行录》作于明本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泰定元年{1324)，此文记载，赵孟倾尊中峰之道，每次接到其书信，都要“焚香望拜”，还经常书写其文章，画其像赠送给同僚，这些记载多为后来的佛教史书所引用。《中峰和尚广录》中收录此篇《金刚般若略义》，明本称性而谈，发挥般若妙义，将《金刚经》三十二分逐分概括其大意，。最后总结说：
　　(《金刚经》)以般若离相、离见、无为、无得为正宗，究竟别无他说。于经中或句读重叠，或义解不通，此或翻译之失，传写之误，当以理遣，政不必滞于微瑕而乖大义也，当思祗园问答之本怀，但欲破其妄执使其了解。以故破相荡执之辞层见叠出，盖悲愿之深，痛心之切也。兹辱翰林承旨相公松雪大居士问及经义，不觉援笔及此，更以四句截断葛藤。谓其有说皆名谤，今日分疏谤更多。外护不忘亲付嘱，三千里外定聱讹。
　　明本将《金刚经》的中心思想总结为“以般若离相、离见、无为、无得为正宗”，极为精当，《金刚经》反复阐述离我、人、众生、寿者的四相与四见，最后归于无为、无所得。不过，《金刚经》中确实多有“句读重叠”，如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等很多内容都是前后三次出现，句读虽有重复，但是每次所阐发的内容不同，分别从破除我、法以及菩萨等不同的层面来解释，并非是“翻译之失”，或“传写之误”。明本并非是对《金刚经》作教理的发挥，而是将般若性空无得、离言绝相，以随言随扫的方法，归结到禅宗截断言语葛藤，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佛祖“亲付嘱”，可见明本对指示赵孟頫勿执著于语言文字而应直接亲证自己本来面目的良苦用心。
　　延柘五年(1318)九月，仁宗皇帝赐明本金裥袈裟及“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号，改师子禅院为师子正宗禅寺，赵孟頫奉旨撰《师子正宗禅寺碑记》，历述原妙道行和师子禅寺的兴建过程。此碑已不存，亦未收入《松雪斋集》，在光绪年间《浙江通志》卷227及清代广宾纂辑《西天目祖山志》卷四均有收录，但内容差别很大，《浙江通志》所收极为简短，疑为节略，《全元文》所收即依此节略本。
　　至治二年(1322)赵孟頫去世后，明本在“对灵小参”中称赞他说：“翰林学士承旨松雪居士赵公，受知于九重圣主，名闻于万里黎元，官一品未足谓公之荣，爵万钟未足谓公之贵，盖其道超物表性彻玄初，空诸见于眼根，了群情于意地者也。”又说：“我相公与魏国夫人，虽身抱冠世之奇才而不为其所惑，虽身婴毕世之尘累而不为其所障。每于真参正念孜孜然、兀兀然，犹林下老衲寂尔忘缘，未尝少弃。……公六十九年凡施为举措，莫不以积劫之事系于真情，自余皆借路经过，游戏设施尔。”明本对赵孟頫虔诚信佛给予高度评价，说他身居高位而倾心佛法，虽有冠世之才却不为其所惑，而能于生死大事孜孜参究，如同山林中的老僧寂然忘却世缘尘累。并将赵孟頫一生的所有举措概括为“以积劫之事系于真情”，即以佛法修行为根本和最终目标，其他功业、艺术成就等都是路途中的游戏一样，只是方便施设而已。
　　三、赵孟頫与中峰和尚
　　书札的主要内容与文献价值
　　赵孟頫致中峰和尚的书札很多，流传最广的是《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附管夫人一帖)》，收入《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六，另外，在《秘殿珠林》、《故宫书画录》、《赵孟倾书法全集》、《赵孟頫墨迹大观》等均收录这些书札，以上十一帖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赵孟頫墨迹大观》收录了藏于日本的静嘉堂文库的书札六帖以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札一帖(“先妻帖”)。除了上述十八帖书札外，在《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还收录三帖(其中一帖为管道升所书)。据此，赵孟頫致中峰和尚的书札保存于今的至少有二十帖。
　　关于赵孟頫与中峰和尚书札的释文与研究，叶言都《从故宫博物院现藏赵孟頫的私人信件看他晚年的生活》一文，通过故宫博物院现藏八封信件考察赵孟頫的晚年生活，简要分析了赵孟頫的方外关系与宗教观念。单国强《赵孟頫信札系年初编》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静嘉堂文库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赵孟頫致中峰和尚的十九帖书札的时间加以考订并附了释文，因所根据的主要是赵孟頫的生平事迹，所以有待于结合明本的资料进一步考察。《赵孟頫墨迹大观》对其中十八帖书札作了释文，然而标点及释文均有很多错误。《全元文》亦收录《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的十一帖和《秘殿珠林》中的飞圆觉经》帖”。黄启江《论赵孟頫的写经与其佛教因缘——从仇英的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卷说起》又补充了两帖书札(未录文)，对二十一帖书札的内容作了分类和概括介绍。本文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峰和尚广录》等著作的相关记载，并对这些帖书的内容和文献价值作以研究，最后将这些书信重新录文作为附录。
　　在本文所考察的二十帖书信中，时间从大德四年(1300)至至治二年(1322)，有二十三年，是赵孟頫从四十七岁至六十九岁时所作。其中最后五年最多，共十三帖，集中反映赵孟頫晚年的家庭生活、精神痛苦和佛教信仰情况，可补生平研究之遗缺，并且对研究元代禅宗、元代禅师与士大夫的交往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佛法帖”的书写时间及由此看赵孟頫与明本的相识
　　关于赵孟頫与明本相识的时间，劳悟达《赵孟頫与中峰明本》认为最早可能于1296年，而黄启江《论赵孟頫的写经与其佛教因缘》则认为是在1294年赵孟頫任济南府总管府事两年后归吴兴之时与明本相识，此时明本已在天目崭露头角。劳悟达的说法不必讨论，而黄启江的说法虽然有这一可能，但缺乏确凿的证据。o据根据现有材料看，能够确定赵孟頫拜见明本的最早是时间在大德三年(1299)冬，地点是在吴兴弁山幻住庵。赵孟頫致明本的“佛法帖”就作于这次见面之后(大德四年春)。
　　“佛法帖”中说：“孟頫平生承祖父之荫，无饥寒之窘。读书不敢谓博，然亦粗解大意。其于佛法，十二时间时时向前，时时退后，见人说东道西，亦复随喜。然自今者一瞻顶相，蒙训诲之后，方知前者真是口头眼前无益之语，深自悔恨，干过五十年，无有是处。‘三要’之说，谨当铭心，以为精进之阶。闻杖锡人瞻，恋无喻彰。侍者索回书，草草具答，书不尽言。唯吾师慈悲，时时寄声提警，乃所至愿，不宣。”此信主要内容有三：第一，赵孟頫向明本禅师介绍自己的家世及读书、学佛情况；第二，自称见过明本之后，得到佛法“训诲”，悔恨自己以前对于佛法未得真实受用；第三，听到明本所开示的“三要”之说，表示要铭记于心，作为指导修行的警惕。
　　单国强《赵孟頫信札系年初编》认为此札“当书于皇庆二年(1313)四月四日，时赵已返京。”信中赵孟頫称自己“干过五十年无有是处”，说明此信是在五十岁左右所作。而皇庆二年赵孟頫已六十岁，所以明显是错误的。劳悟达则将此信定为1304年，所依据的是“五十年”的说法。但按生年推算，1304年赵孟頫应为五十一岁。黄启江则认为，“以其生年推算，其50岁应在大德七年。”故将此信定为大德七年(1303)作。但是仅根据“干过五十年”而断定是在1303年书写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例如，下面的“长儿帖”中赵孟頫称自己“六十之年”，而此信实际作于五十八岁之时，所以“五十年”的说法只是大概的年龄而非实数。又，如果是据大德七年所作，这一年赵孟頫曾向明本叩问心要，明本为说《防情复性》之旨。然在《防情复性》中，未见有信中所言“三要之说”等内容。从上面两个方面看，此信书写于大德七年(1303)的说法并非定论。
　　笔者认为，此信当作于大德四年(1300)四月四日，理由有三：第一，“三要”之说出自《湖州弁山幻住禅庵示众》，而此次“示众”的时间即是在此庵初成之时的1299年冬，此信当书于此年之后不久。弁山幻住庵是明本一生所居住十余处幻住庵中的最早一处，幻住庵的名字由此开始闻名于禅林。在《湖州弁山幻住庵示众》中明本说：“诸仁者，你若真实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须发大心，立大志，将平生见闻情解、虚妄觉知之心拈向一壁，待他胸次中空，牢牢无依倚时，蓦提起个‘昆仑骑象舞三台’是甚么道理。”“昆仑骑象舞三台”为禅宗常用的公案，当借指雪景。这里所讲的“洞明此一段大事”以及“生死事大”、“参须实参，悟须实悟”等看话禅与做工夫的内容，与赵孟頫来信中所说的“蒙训诲之后，方知前者真是口头眼前无益之语，深自悔恨”是完全一致的。而此次所开示的“参禅三要”的说法，更是独具特色的内容，未见在他处出现。此“三要”为：“参禅要具三种心：第一具有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心，第三具不退转心。信得及则始终不惑，生死切则用心必至，不退转则决定成就。三心既具，则十二时中无虚弃底工夫。”这当是赵孟頫信中所言的应铭记于心的“三要之说”。第二，从内容上看，赵孟頫在此信中自我介绍家世和生平，及对佛法的理解，并说“自今者一瞻顶相”、“唯吾师慈悲，时时寄声提警，乃所至愿”，可以看出，此前彼此并无很深的了解，这种自我介绍在赵孟頫给明本的书札中唯有这一通，其他书信均无这类的内容。合理的解释是在弁山幻住庵二人才正式相识，或者说此前纵然曾见过面，但也并无深交。第三，赵孟頫曾作《游幻住庵》一诗，在《松雪斋文集》中原标题为《游幻住庵赠月公长老》，此诗通常被认为是在平江幻住庵或天日山幻住庵时所作。然在明人周永年编的《吴都法乘》中收录此诗，并有小注说“此系弁山之作”，诗中言：“禅居新结构，斧斤未辍工……缅怀老尊宿，燕坐毗庐峰。尘缘苦未断，无由往相从。一宿返归棹，回望但青葱。”此诗可能写于1300年春天，幻住庵虽于1299年冬修建，禅居已焕然一新，但尚未完工。而明本此时已离开弁山前往平江雁荡，故拜谒“老尊宿”中峰和尚而因缘不足无由相见，因此写诗赠送给当时住持弁山幻住庵的珂月禅师(并非千江月禅师)。综上所述，大德七年(1303)年冬，时任江浙儒学提举的赵孟頫于幻住庵拜见明本，第二年，明本离开弁山，由珂月禅师继任庵主，四月四日赵孟頫给明本写了这一“佛法帖”。这是二人正式交往的开始。
　　(二)赵孟頫晚年生活：精神痛苦与佛教信仰
　　赵孟頫致明本的书札由于是私人信件，而明本又是自己最为尊敬的禅师和师父，所以比较真实地记载了他的晚年生活情况和内心的精神生活。佛教讲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和五阴盛八苦，其中“爱别离苦”，主要是指父母、夫妻、兄弟、子女，相互爱怜，一旦分离，没有相见之期，内心则哀伤悲切。赵孟頫性格柔弱，感情细腻，对于“爱别离苦”体会得尤为深切。
　　至大四年(1311)二月十三日，长子去世，在二月二十七日给明本的“长儿帖”中说：“六十之年，数千里之外，罹此荼毒，哀痛难胜。虽明知幻起幻灭，不足深悲，然见道未澈，念起便哀，哭泣之余，目之为昏。”皇庆二年(1313)正月二十日，幼女夭亡，又于二月和六月两次谈到自己哀伤悲痛之情，如“幼女夭亡帖”中说：“幼女夭亡，哀怀伤切，情无有已。虽知死生分定，去来常事，然每一念之，悲不能胜。兼老妇钟爱此女，一旦哭之；哀号度日，所不忍闻。”然而最让他痛不欲生的是延祐六年(1319)五月十日，自己恩爱三十年的妻子管道升去世，对他打击最大。在他晚年的九封信中所谈的都是自己的伤痛之情并请明本下山为之超度，读之令人鼻酸。如六月十二日的“南还帖”中说：“孟頫得旨南还，何图病妻道卒，哀痛之极，不如无生。酷暑长途三千里护柩来归，与死为邻。年过耳顺，罹此荼毒，唯吾师慈悲，必当哀悯。”时隔半月的六月二十八日“醉梦帖”中说：“孟頫自老妻之亡，伤悼痛切，如在醉梦。当是诸幻未离，理自应尔。虽畴昔蒙师教诲，到此亦打不过，盖是平生得老妻之助整卅年，一旦丧之，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哀痛之极，如何可言。”十一月“两书帖”中又谈及与妻子恩爱和丧妻之痛：“盖孟頫与老妻不知前世作何因缘，今世遂成三十年夫妇。又不知因缘如何差别，遂先弃而去，使孟頫栖栖然无所依。”所以对于妻子的深深思念之情始终无法排遣。赵孟頫晚年多病，与“爱别离苦”相比，他对自己的生老病死等痛苦则看得淡一些。如“俗尘帖”中称：“近一病两月，几至不起，得鲍君调理，方似小差。然眠食未复，常气力慑慑，忧之深。”这种面对病苦的坦然心态，应该得力于多年来佛法的熏陶。
　　通过赵孟頫内心精神生活的痛苦，可以理解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赵孟頫对佛教的信仰，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书写佛教，赵孟頫作为著名的书法家，一生抄写佛经不辍，这种抄写不是单纯为了书法艺术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佛法信仰的驱动，才能殚精竭虑、顶戴至诚、一丝不苟地书写，留给后人以宝贵的艺术珍宝。如长子去世、幼女夭亡后，都曾专门书写《金刚经》一卷，请明本为之“说法转经”。爱妻去世后，仍然坚持书写《圆觉经》。二是佛事活动，如管道升去世以后，赵孟頫多次要求明本下山亲自为她举行超度法会。“尘事帖”详细记载妻子忌日举行普度法会的情况：“五月十日老妻忌辰，一如前议，命千江庵主主持，了普度一事。只作一昼夜，日诵《法华》，夜施十灯十斛，兼三时宣礼法华忏法。”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元代民众的佛教信仰情况。
　　(三)赵孟頫与明本的佛学交往
　　赵孟頫与明本之间的交往，颇能反映元代士大夫参禅问道的现象。明本在《为赵承旨对灵小参》中称：“自佛法流布东土，士大夫咨参口问，敲唱激扬，莫盛于唐宋，而尤盛于皇元。””这一情况与其说是从佛法传人中国开始，毋宁说是禅宗的兴起与发展更为恰当，特别是唐宋时期，禅宗的崛起与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元朝士大夫参禅更为普遍。
　　在赵孟頫致明本的信中，有很多对佛学理解和体会的文字。如上文提到在“佛法帖”中，赵孟頫谈到自己听受禅法以后的很大触动。“承教帖”中，记载明本开示看话禅要义时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之说无他，只是一个无是无非，无管无不管，没义味之极，当自有得，一切葛藤、一切公案，皆是’系驴橛的样子耳。”他对此深表赞同：“和上大慈悲，而弟子日堕在尘埃中，孤负提警之意，面发赤，背汗下。”赵孟頫对于佛教，并非如通常士大夫一样限于佛学的理解和禅机的玩味，而是身体力行地去参究，他所说的面红汗下当非虚言。在“还山帖”中，虽然对爱妻的去世伤痛不已，但依然以佛法来排遣此痛苦：“卅年陈迹，宛若梦幻，此理昭然，夫复何言。但幻心未灭，随灭随起，有不能自已者，此则钝根所障，亦冀以渐消散耳。”
　　信札中还多次提到彼此馈赠茶叶、药品等礼物，如“叨位帖”中载赠明本“人参一斤、五味一斤拜纳”，“幼女天亡帖’’中“摩姑一裹，聊充供养”。明本亦常寄赠给赵孟頫药品、香等物，如“俗尘帖”载“蒙寄惠酒豉，粒粒皆是禅味”；“叨位帖”有“远寄沈速香，极仞至意”；“圆觉经帖”载“蒙寄惠灵砂养正”。可以看出彼此之间亲密的关系。此外，还有互相题跋等文字酬唱等，这是禅师与士大夫精神相通的表现。由于明本被誉为“江南古佛”，是元代江南影响最大的禅师，而赵孟頫则位极一品，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书法家，所以二人也常常代他人向对方求书法或法语等文字。如“吴门帖”中提到明本请赵孟頫书写《陈公墓志》，“山上帖”中赵孟頫则请明本为笑隐大沂(1284—1344)修复杭州报国寺写化缘疏。“人城帖”还记载：“顷时时有人持法语见过，每以人不识好恶，与从孟烦求书者无异。是与不是，必要满幅盈卷，问其所以，莫知好处安在。徒使人终日应酬，体疲眼暗，无策可免。虽吾师道大语妙，不可以此为比，然其疲于应接，亦岂不然耶。”赵孟頫认为，平常学佛者从明本求法语开示，和世间庸俗之辈从其求书法，虽然有世间、出世间的差别，但盲目收藏其文字而不知其所好，徒然使人疲于应酬，并无实际的益处，惺惺惜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赵孟頫为妻子举办丧事之时，多次邀请明本下山为其作超度法会，如“南还帖”云：“老妻无恙时，曾有普度之愿，吾师亦已允许，孟烦欲因此缘事以资超度，不审尊意以为何如?”“丹药帖”中甚至强求明本前来：“妻于师父所言、所惠字、所付话头，未尝顷刻忘，今日至此，实是可怜。师父无奈何，只得特为力疾出山，庶见三生结集，非一时偶然会合之薄缘耳。……唯师父慈悲，必肯为弟子一来。若蒙以他故见拒，则是师父于亡妻不复有慈悲之念，而有生死之异也。孟頫复何言哉!”这种语气已经完全不是普通的师徒间交情，其亲密关系已经达到无所不谈程度。但是明本最终还是未能下山，除了身体多病这一原因外，高丽忠宣王、驸马太尉王璋于延枯六年(1319)九月初六日奏奉圣旨御香，人天目山拜谒明本求法一事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山帖”中也记载：“海印(按：王璋)虽有登山之约，然亦未可，必外承指示。…‘丹药帖”中所说的“若蒙以他故见拒”，当隐指此事。赵孟頫之所以坚持要明本亲自主持普度法会，主要还是出于对明本无比敬仰和充分信赖。二人之间毕竟是二十多年的方外之交，此事也并未影响彼此间深厚的友谊，当明本最终无法前来的时候，赵孟頫虽然感到无奈，但依然予以理解：“先妻无恙时，曾有普度之愿，满拟和上一到东衡，为了此缘。今既不然，只得请千江主其事。若其他人，孟頫殊不委信，想和上亦以为然也。’’(“人城帖”）此后两年，彼此间书信依然往来密切。
　　“疮痍帖”书于至治二年(1322)闰五月二十日，距去世(六月十六日)不足一个月，这是现存的赵孟頫最后的书信，以坦然面对老、病、死之苦勉力明本：“孟顺政以久不上状，侧闻苦疮痍之疾，深助耿耿。而贱体亦为老病所缠，眠食日减，略无佳况。……和上年来多病，恐亦不必深恼。人谁无死，如空华然，此不待弟子言也。“人谁无死，如空华然”虽是勉励明本的话，但也是他面对生死坦然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受佛法影响之深及从中所得的受用于此可见。
　　附：赵孟頫致中峰和尚书札释文
　　1．“佛法帖”，大德五年(1301)四月四日，日本静嘉堂文库。
　　孟頫和南拜附复中峰和上吾师侍者：孟頫平生承祖父之荫，无饥寒之窘。读书不敢谓博，然亦粗解大意。其于佛法，十二时间时时向前，时时退后。见人说东道西，亦复随喜。然自今者一瞻顶相，蒙训诲之后，方知前者真是口头眼前无益之语，深自悔恨，干过五十年，无有是处。“三要”之说谨当铭心，以为精进之阶。闻杖锡人瞻，恋无喻彰，侍者索回书，草草具答，书不尽言。唯吾师慈悲，时时寄声提警，乃所致愿，不宣。四月四日，弟子孟頫和南中峰和上吾师，赵孟頫和南复谨封。
　　2．“承教帖”，至大二年(1309)二月九日，日本静嘉堂文库。
　　孟頫和南上复中峰和上吾师侍者：俊兄来，得所惠书，审即日道体安隐，深望下情。承教：“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之说无他，只是一个无是无非，无管无不管，没义味之极，当自有得，一切葛藤、一切公案，皆是系驴橛的样子耳。和上大慈悲，而弟子日堕在尘埃中，孤负提警之意，面发赤，背汗下。因俊兄还山，草草且复来书，老妻附致顶问之意，不宣。二月九日，孟倾和南呈。《师子院记》留在杭州，他日寻检上纳。中峰和上吾师，孟頫和南呈谨封。
　　3．“长儿帖”，至大四年(1311)二月廿七日，日本静嘉堂文库。
　　弟子赵孟頫和南再拜本师中峰和上座前：孟頫去岁九月离吴兴。十月十九日到大都，蒙恩除翰林侍读学士，廿一日礼上，虚名所累至此。十二月间，长儿得嗽疾寒热，二月十三日竟成长往。六十之年，数千里之外，罹此荼毒，哀痛难胜。虽明知幻起幻灭，不足深悲，然见道未澈，念起便哀，哭泣之余，目之为昏。吾师闻之，政堪一笑耳。今专为写得《金刚经》一卷，附便寄上(今先护其柩归湖州)。伏望慈悲，与之说法转经，使得证菩提，不胜至愿。此子临终，其心不乱，念阿弥陀佛而逝。若以佛语证之，或可得往生也。老妻附问信，不宣。弟子赵孟頫和南拜上。二月廿七日。
　　4．“吴门帖”，皇庆元年(1312)十月，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峰和上吾师侍者，孟頫和南谨封。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和上吾师侍者：孟倾归自吴门，得所惠字，审道体安隐，深慰下情。示谕《陈公墓志》，即如来命，写付月师矣。送至润笔，亦已祗领。外蒙诲以法语，尤见爱念。即与老妻同看，唯有顶戴而已。此番杖锡，恐可还山中，瞻望白毫，不胜翘想，不宣。弟子赵孟頫和南拜复。月师云：吾师近到敝舍。而弟子偶过吴门，不得一见，不胜怅然。
　　5．“得旨暂还帖”，皇庆二年(1313)正月十一日，日本静嘉堂文库。
　　“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和上吾师：孟頫自四月间得旨暂还，为先祖考立碑，五月间离都，触暑远涉，虽幸而孟頫与老妻、小儿皆善达，而童仆多病，死者三四人，其况可想。六月廿日到家，继而月师过访，备知吾师住六安山中，道体安隐，甚慰。但俗境相驱迫，固不得不尔。然佛菩萨用心，恐未必如此逃避也。世事如云，可拨遣即拨遣，不可拨遣亦随缘而已，何必尔耶。此亦吾师所了，殆是代吾师自说法耳。故愚见以为不如且还浙间，亦省事清心之一端。尊见以为如何?孟烦世缘缠绕，未易得脱，蒙圣上深眷，田里恐难久住，甚迟吾师来归相见一言，乃至望也。因用兄行，草草作此，老妻附此问信，不宣。一月十一日。弟子赵孟頫拜复。”
　　6．“幼女夭亡帖”，皇庆二年(1313)二月初，日本静嘉堂文库。
　　“孟顺和南再拜中峰和尚吾师侍者：俊兄来，蒙赐书，就审即日，道体安隐，深慰下情。孟颁不幸，正月廿日幼女夭亡，哀怀伤切，情无有已。虽知死生分定，去来常事，然每一念之，悲不能胜。兼老妇钟爱此女，一旦哭之，哀号度日，所不忍闻。近写《金刚经》一卷，却欲寻便上纳，今得俊兄来，就说其持去。望师父于冥冥中提诲此女，使之不昧明灵，早生人天，弟子不胜悲泣愿望之至。《法华经》已僭越题跋，承惠柳文，感佩尊意。老妇附此上谢(摩姑一裹，聊充供养)。甚望师父一来，为亡女说法，使之超脱。伏惟仁者慈悲，惠然肯临，幸甚，不宣。弟子孟頫和南再拜。”
　　7．“资荐帖”，皇庆二年(1313)六月二十五日，日本静嘉堂文库。
　　“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和上禅师坐前：孟頫自结夏后，便望杖锡之晦，师非忘吾者，当必以缘事不可来耳。亡女蒙吾师资荐，决定往生，亦是此女与吾师缘熟故耶。今岁贱体虽托道庇苛安，老妻以忆女故，殊黄瘦下次，婢仆辈多病患，死者二人，极不能为怀。虽时蒙提诲以道消息，然学道未有所见，亦未能释然，要亦念起便消，皆吾师之赐也。秋间专伺尊临，或孟頫往杭州，又得相报也。毒热，想山中清凉，道体安隐，不宣。六月廿五日。孟頫拜复和南呈吾师中峰和上，弟子赵孟頫谨封。”
　　8．“叨位帖”，延祐五年冬(1318)，北京故宫博物院。
　　手书和南上中峰和上吾师侍者，弟子赵孟頫谨封。弟子赵孟頫和南上礼中峰和上吾师侍者：Q)孟颁窃禄叨位，日逐尘缘，欲归未能，南望驰企。以中来，得所惠书，审道体安隐，深慰下情。远寄沈速香，极仞至意，拜领，感激难胜。以中后得报，知吾师颇苦渴疾，欲挽以中过腊，坚不可留。谨发其回，今想已平复。圣旨已得，碑文都已圆备，就有人参一斤、五味一斤拜纳。何时南还，临纸驰情。老妻自有书，不宣。弟子赵孟頫和南上礼中峰和上吾师侍者。
　　9．“俗尘帖”，延祐六年(1319)四月前暮春，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弟子赵孟頫再拜谨封。孟颁和南再拜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孟頫汨汨俗尘中，每蒙尊者不弃，时时赐问，顾惟何者，乃辱过爱如此，当亦是前世有缘故耶。近一病两月，几至不起，得鲍君调理，方似小差，然眠食未复，常气力慑慑，忧之深。至于死生之说，师所谓委顺者，固已知之矣。感师提诲，情何敢忘。蒙寄惠酒豉，粒粒皆是禅味，敬领，莫知所报。阿孙回，草草道谢。春深犹寒，山中当益甚，惟珍重，珍重，不宣。孟頫和尚再拜。廿四日。至侍者前蒙惠药，甚济所乏，冀为道谢。
　　10．“南还帖”，延祐六年(1319)六月十二日，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峰和上老师，弟子赵孟頫和南再拜谨封。弟子赵孟頫和南上礼中峰和上老师侍者o：孟倾得旨南还，何图病妻道卒，哀痛之极，不如无生。酷暑长途三千里护柩来归，与死为邻。年过耳顺，罹此荼毒，唯吾师慈悲，必当哀悯。蒙遣以中致名香之奠，不胜感激。但老妻无恙时，曾有普度之愿，吾师亦已允许，孟頫欲因此缘事以资超度，不审尊意以为何如?又闻道体颇苦渴疾，不知能为孟頫一下山否?若仁者肯为一来，存殁拜德，不可思议。以中还，谨具拜复，哀戚不能详悉，并祈师照，不宣。弟子赵孟頫和南上礼。六月十二日。
　　11．“醉梦帖”，延祐六年(1319)六月二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
　　和南拜覆中峰大和上师父侍前，弟子赵孟頫谨封。弟子赵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和上师父侍者：孟頫自老妻之亡，伤悼痛切，如在醉梦。当是诸幻未离，理自应尔。虽畴昔蒙师教诲，到此亦打不过，盖是平生得老妻之助整卅年，一旦丧之，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哀痛之极，如何可言。过蒙和上深念，远遣师德，赐以法语，又重以悼章，又加以祭文，亡者得此，固当超然于死生之涂，决定无疑。至于祭馔之精，又极人间盛礼，尤非所宜。蒙殁存感戢，不知将何上报师恩。虽亡者妄身已灭，然我师精神之所感通，尚不能无望于慈悲拯拔，俾证菩提，此则区区大愿。因俊兄还山，谨此具复，临纸哽塞，不知所云。六月廿八日，弟子赵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大和上师父侍前。
　　12．“还山帖”，延祐六年(1319)七月二十三日，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峰大和上老师，弟子赵孟頫和南拜上谨封。弟子赵孟頫和南再拜中峰大和上老师侍者：昨以中还山，草草具字，陈叙下情。兹承嘉上人下访，特蒙惠书，审即日道体胜常，深用为慰。又知以中十七日方登天目，所谓普度功德，此乃先妻愿心，必须为之，但日期未敢定，临时又当上禀耳。海印虽有登山之约，然亦未可，必外承指示。卅年陈迹，宛若梦幻，此理昭然，夫复何言。但幻心未灭，随灭随起，有不能自色者，此则钝根所障，亦冀以渐消散耳。《圆觉经》尚有三章未毕，一得断手，便当寄上。又恐字画拙恶，不堪入板，然唯师意。秋暑，不欲久滞，嘉兄暂此具复，余惟尽珍重，理不宣。孟頫和南再拜中峰大和上老师侍者，廿三日。
　　13．“丹药帖”，延柘六年(1319)八月二十二日，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峰大和上师父尊者，弟子赵孟頫和南拜复谨封。弟子赵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大和上尊者尊前：孟頫近者拜书，谢丹药之惠，言不尽意，想蒙深察。雨后渐凉，山中气当已寒，伏惟道体安隐。孟頫自先妻云亡，凡事罔知所措，幸得雍子种种用力，稍宽憔烦。两日来觉眠食粗佳，但衰年无绪，终是苦恼。小儿时去东衡营治葬事，略有次第，择九月初四日安厝，势在朔旦日起灵。区区欲躬诣丈室，拜屈尊者为先妻起灵掩土，亦想师父寻常爱念之笃，勤勤授记，先妻于师父所言、所惠字、所付话头，未尝顷刻忘，今日至此，实是可怜。师父无奈何，只得特为力疾出山，庶见三生结集，非一时偶然会合之薄缘耳。弟子本当亲去礼拜，而老病不可去。欲令小儿去，又以丧葬事繁萃于此，子又去不得。故专浼月师兄代陈下情，唯师父慈悲，必肯为弟子一来。若蒙以他故见拒，则是师父于亡妻不复有慈悲之念，而有生死之异也。孟頫复何言哉!临纸不胜哀痛，涕泣徯望之至，不备。八月廿二日，弟子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大和上尊者尊前。
　　14．“两书帖”，延祐六年(1319)十一月初冬，台北“故宫博物院”。
　　和南复书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弟子赵孟頫谨封。弟子赵孟頫和南再拜中峰和上老师侍者：以中来，得两书，披读如对顶相，感激慈念，不觉泪流。盖孟頫与老妻不知前世作何因缘，今世遂成三十年夫妇。又不知因缘如何差别，遂先弃而去，使孟頫栖栖然无所依。今既将半载，痛犹未定，所以拳拳欲得师父一临，以慰存殁之心耳。今蒙谕，以病恼之故，弟子岂敢复有所请。赐教普度榜文，情旨仰见慈悲。此事度葬事以前必不能办，一则事绪纷忙，二则气力难办。已与以中子细商量，直伺东衡房屋完备，就彼修设，庶望山灵川祗、方隅禁忌、亡者神识、冤亲之等，皆沾福利耳。想老师亦必以为然也。闻老师有疝气之疾，已写方与以中，恐可服也。谨此拜复。《圆觉》俟再写纳，并乞清照。弟子赵孟頫和南再拜中峰和上老师侍者。
　　15．“圆觉经帖”，延祐七年(1320)正月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
　　弟子赵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和尚老师侍者：昨作书，以《圆觉经》拜纳，当己得达。渐凉，伏想道体胜常。沈王人山之约，旦夕必能践言耳。蒙寄惠灵砂养正，有以见吾师不惟发药以闻其愚痴，又发药以救其幻体，此恩此德，何可忘耶。因有入山，便专此道谢，余惟珍重，不宣。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和尚老师侍者，十七日。
　　16．“入城帖”，延枯七年(1320)四月十二日，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弟子赵孟頫和南拜上谨封。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孟頫、千江人城，得诲帖，知杖锡以篮舆，入山益深，闻之甚为惊叹。顷时时有人持法语见过，每以人不识好恶，与从孟頫求书者无异。是与不是，必要满幅盈卷，问其所以，莫知好处安在。徒使人终日应酬，体疲眼暗，无策可免。虽吾师道大语妙，不可以此为比，然其疲于应接，亦岂不然耶。和上既已人山，在孟頫辈便未有望见顶相之期，为之怅然，殆不容说。又先妻无恙时，曾有普度之愿，满拟和上一到东衡，为了此缘。今既不然，只得请千江主其事，若其他人，孟頫殊不委信，想和上亦以为然也。闻有便，草草具复，临纸不胜驰情之至。山深林密，地多阴湿，惟冀珍重，珍重，不宣。弟子赵孟頫和南拜复，四月十二日。
　　17．“尘事帖”，延祜七年(1320)四月二十六日，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弟子赵孟頫和南谨封。孟顺和南上复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孟頫纷纷尘事中，不得以时上状，惟极驰响。渐热，伏计道体安隐。五月十日老妻忌辰，一如前议，命千江庵主主持，了普度一事。只作一昼夜，日诵《法华》，夜施十灯十斛，兼三时宣礼法华忏法。区区不敢祗屈尊重，敢乞慈悲，就山中默加观想，庶使无情、有情，及亡者俱获超度。孟頫拜德，岂有已哉。因幻住道者上山，谨附短状，余惟珍重，珍重，不宣。大拙、以中来，侍并冀道及下意。四月廿六日，弟子赵孟頫和南中峰和上老师侍者。
　　18．“山上帖”，延祐七年(1320)六月二十一日，台北“故宫博物院”。
　　手书和南拜上中峰大和上老师侍者，弟子赵孟頫谨封。弟子赵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和上老师侍者：近数有人自山上来，知道体安隐，慰不可言。兹有少禀渎，杭州报国寺，在旧内中，栋宇极大，去岁九月火灾，止存三门，犹足称雄于诸寺。近笑隐沂老住持，欲求大和上信笔草一疏，渠欲持以为兴复之计。弟子与沂老有文字之交，故敢干聒。方盛暑中，求法语者无数，度老师必大厌之，而孟颁又复有请，亦恃慈悲故耳，唯恕之而曲从之，幸甚，感甚!余惟珍重，珍重，不备。弟子赵孟頫和南，六月廿一日。
　　19．“先妻帖”，至治元年(1321)五月十一日，北京故·宫博物院。
　　孟頫和南拜复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孟頫近为先妻再期，托千江达下意于尊前，伏蒙慈悲，俾千江代作佛事。既而次中奉命远访，过蒙香奠，即已白之神主前矣。所有斋仪之惠，孟烦寻常蒙老师哀怜拜赐，不一而足。今若又拜爱，实是惶愧，谨附以中归纳，切告矜察。此番幸得缘事周圆，愿心不负。又谢老师特为修设，佛无妄语，先妻必然有超度之望，无非皆出老师之恩。孟頫伏楮，不胜悲感之极，百冗作字不谨。时暑，惟翼珍重，不宣。弟子赵孟頫和南拜复，五月十一日。
　　20．“疮痍帖”，至治二年(1322)闰五月二十日，台北“故宫博物院”。
　　和南再拜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弟子赵孟頫谨封。弟子赵孟頫和南再拜中峰和上老师侍者：孟顺政以久不上状，侧闻苦疮痍之疾，深助耿耿。而贱体亦为老病所缠，眠食日减，略无佳况。大拙来，收两书，第二书报以中示寂，不觉失声。盖平生荷以中至为相爱，今其长往，固是无可深悲，但人情世谛，自不能已耳。和上年来多病，恐亦不必深恼，人谁无死，如空华然，此不待弟子言也。惠茶领次，知感。因大拙还，草草具答，时中惟珍重之祝，不宣。弟子赵孟頫和南再拜，闰月廿日。
　　(原载《天问》丙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