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老在特殊岁月里

赵朴老在特殊岁月里
　　汪东林　
　　虽然赵朴老久卧病榻，曾病危多次，按常理一个年过九旬的老人，随时随地都有离去的可能 ，但一旦得知他真的仙逝，则仍然控制不住我内心的悲痛。这是因为尽管自己是个晚辈，却有幸被赵朴老称为“忘年之交”，而事实上彼此也的确有着相识相交四十年的经历，当悲痛 渐渐消去，情感慢慢稳定下来，思绪则更加清晰，而终于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往事在眼前一幕幕掠过……
　　一、初识赵朴初
　　6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跨进了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在工作组（即今日之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而我初识赵朴初，则是在一次喜饶嘉措大师作震惊举座发言的宗教组座谈会上。那时正值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前后，全党全国都在调整政策，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民主气氛颇浓，全国政协各工作组也频频召开座谈会 。不但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而且还增加了发言“百无禁忌”（李维汉语）的指示。因此工作组的座谈会出席率高，发言踊跃，有些意见颇为尖锐，最有名的是仍戴着“右派”帽子但还保留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章乃器先生，曾多次发言，这使他招来“右派”翻案、继续进攻的“罪名”于1963年被撤销政协委员的资格，这是后话。相比之下，各工作组之间，就数宗教组座谈会开得最少、时间最晚、意见也比较平和。谁也事先料不到，藏传佛教著名学者喜饶嘉措最后在座谈会上重重放了一炮。
　　这次全国政协宗教组的座谈会是赵朴初主持的。当时的宗教组组长达浦生经常不到会，赵朴初是副组长中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巨赞（佛教法师）、陈樱宁（道教协会会长）、皮濑石（天主教主教）、阎迦勒（基督教牧师）等人。赵朴初居士其时已年过半百，但皮肤白皙，脸色红润，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很是健康。
　　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赵朴初先生有心脏病，我都不大相信。
　　喜饶嘉措已八旬高龄，但身体健朗，着一身紫红色藏袍，那一把雪白的美髯已显示着他老而弥坚神态。由于不通汉语，还随身带了翻译。这位学位高、名望大的藏传佛教佛学大师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区民委副主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述等身。在这次座谈会上，喜饶嘉措一开始就向主持人赵朴初示意，要求发言。赵朴初请喜饶嘉措大师发表意见，大师立即通过翻译，滔滔不绝地说：
　　“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佛门弟子也是国民。所以我爱教，也爱国，又因为现在的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我也爱共产党。1949年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待我不薄，让我到南京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给我500元大洋的津贴，还经常送零花钱。国民党军队败退，蒋介石要我去台湾，我没有去，留在大陆。因为我知道，国民党政权靠帝国主义，对内欺压各族人民，这个政权丧失民心，没有希望……
　　“我今天本着爱教爱国的愿望，想说一些心里话，有可能听起来刺耳，但忠言逆耳是古训，希望有关当局正确领会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绩有目共睹，国威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党一派之功，更不是一人之功。再一点是近几年来，领导党和国家失误频频，有些作法大失人心，十分危险!共产党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但这几年来只一半，那就是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把我这个人划为什么派是次要问题，不是左派，是中间派，还是右派?都可以的。我所求的是把各项工作真正搞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宗教信仰政策贯彻好，就比什么都强。共产党、人民政府在藏区搞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藏族人民好，这些我明白，我赞同。问题是对若干事情步子迈得太快，急躁，盲目，想在几年内完成几十年、几百年、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不能成功。最可气的是，明明有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差错，却硬是看不见，或者装做看不见，自己不承认，甚至把错说成对，或者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有些稀奇古怪的说法，我就不能赞同。什么‘好心办坏事’、‘好人办坏事’、‘坏人办坏事’，等等。照我的看法，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不管是谁干的，好与坏，善与恶，一定要分得一清二楚，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也不能因为是好人干的，坏事也成了好事；或者因为是好人干的，错了也不纠正，不批评。更不能根据某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判断是非曲直，那样非出偏差不可。我是怀疑，中央是否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
　　“我一开头就说了，我说话没有顾虑，言重而心诚。我是人民代表，又是佛教协会会长。如果我知情而不讲真话，偏偏去讲一套假话，专门报喜不报忧，那我就有愧于人民的信任，有愧于作为佛门弟子对事实的虔诚而不移!我的话如有错误，我个人负责!”
　　喜饶嘉措大师的长篇发言，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时针已指正中午12点。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赵朴初，笑容可掬地征求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发表后，以他的诗朗诵般的语言缓慢而响亮地说：
　　“今天的会开得好，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于各位委员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建议，本组将负责通过政协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请各位放心。”
　　赵朴老没有在最后总结发言时点到喜饶嘉措的颇为“刺耳”的讲话，这给我初识赵朴初先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的各种会议，尽管已经比较放开，但人们仍然余悸未除，对于一些“右”的言论保持着“警惕”，特别是主持人，总要讲一点诸如“某某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一家之言，大家还可以讨论”，或者说“某某今天发表了意见，涉及面广，份量不轻，各位还可在会后掂量掂量，下次再发表高见”，等等。当时我虽然刚离开大学校门，但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脑子里还紧紧地守着“阶级斗争”那根弦，对于嘉饶嘉措的言论，心里是认为很“右”，要在大学里发表恐怕是要受批判的。因此颇惊讶赵朴初对此没有直接表态。
　　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记录，散会后赵朴初向我走来，办公室的老同志为我引见，他即和蔼可亲地同我握手，在交代了几句把会议记录整理好、写份简报之后，便问我家乡哪里，毕业于哪个学校，我回答是“浙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时，他即改口讲一口上海话：“都是南方人!侬在太湖那一边，我在太湖这一边（安徽省太湖县)上海又同是你我的第二故乡!”一位知名人士、长者，对我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竟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实在出乎我的意外!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答不上一句话。随后，他再一次关照我和办公室的同志，要将小组会的记录整理好，对对笔记，力求全面、准确，然后先送他过目再视情况编写简报向上反映。他前后两次交代此事都没有专门点出喜饶嘉措的发言。
　　当时全国政协的机构设置，是9个工作组（即专门委员会），但只有一个办公室，因此一个工作秘书常常交叉具体分管两个或几个工作组的秘书（含记录、简报、会务）工作。我是刚到任的大学毕业生，正充当实习生的角色，只要忙得过来，几乎有会必去。这次宗教组的座淡会的记录，即由我整理。因为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办公室让我当天整理好，第二天即直接送到赵朴老的家中，即现在的北京城和平门内的小宅院，那时刚从西四大拐棒胡同旧宅搬来不久。自此四十年间，赵朴老由当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而当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再当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直至病逝，就再也没有搬过家。尽管院子小，房间少，且十分陈旧，有关部门曾数次催请搬迁新居，都被赵朴老婉言谢绝了。赵朴老细细看完我整理的记录稿，改了几处，并以商量的口吻同我讲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改，到这时他才点出，简报内容的重点要反映喜饶嘉措大师的发言，为内容重要。当然，他还讲了一些鼓励我的话，赵朴老平易、谦和的印象，一下子铭刻在我的心中。
　　二、赵朴初与梁漱溟
　　我在全国政协工作组（专委会）办公室工作不久，即调到当时工作更加繁忙的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的工作何以繁忙?那是因为在60年代，学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近200人的经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全国政协学委会之下，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都设立了分会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数十名无党派或无所属的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由政协学委会直接领导，办公室派学习秘书具体负责会务、记录和简报工作，我是这个学习组的工作秘书之一，自1963年开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都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十分巧合的是，赵朴初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之一。另两位召集人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是无党派人士，一位是于树德，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副主任；一位是王芸生，原大公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这个学习小组里，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马寅初、梁漱溟、巨赞（佛教法师）、夏漱石（天主教主教）、阎迦勒（基督教牧师）、向达（历史学家）、翁独健（民族学家）、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唐生明（唐生智之弟）、赵君迈（赵恒惕之弟）以及后来陆续入组的程思远、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沈醉、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等等，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梁漱溟。
　　我这里所说的突出，并非指知名度，而是梁漱溟先生在1963年至1978年的15年间，实际上是政协直属小组大批判的“活靶子”，详情我在拙作《梁漱溟问答录》（1988年出版）和《梁漱溟与毛泽东》（1989年出版）两书中作了记述。概括起来，最集中的批判有三次:一是1965年“科学道德之事”（梁漱溟语），梁先生明确反对以“阶段斗争”来解释新中国15年来成就之取得；二是1974年江青之流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先生拍案而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百分之一百否定的“批孔”，也不理解“批林”竟能与“批孔”联系在一起；三是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梁先生几次长篇发言，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严词要彻底否定“文革”。梁先生上述三次受批判，基本场所就在政协直属学习组，有时扩大到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学习成员参加的200人左右的联组批判会。但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在政协内部进行的，当时的报刊未作过只字报道。笔者是参加了全过程的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即该学习组的工作秘书，因而在80年代之后陆陆续续披露一些上述材料，并结合材料对梁先生进行长期采访，最后出版了上述两本书，让世人了解此一公案，这是后话。
　　赵朴初同志是这l5年学习改造工作和批判梁漱溟运动的亲身历者之一，而且是该学习组四位召集人当中的一位（于、王、赵之后，1974年后又增加了程思远先生为召集人）。那么，赵朴初先生对待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持什么态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得概括地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在—条“左”的错误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政协的内部学习改造和大批判运动与社会上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方式上稍微温和些，比如也戴帽子，最多是被某某人勒令站起来，但超不出—分钟召集人又会叫被批判人坐下，并强凋要“摆事实，讲道理”，包括梁漱溟先生，虽然早已被多次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难得的“反面教员”，在学习组内也没有受过体罚。实际上呢，尽管人人表态，与梁某人划清界限，但大多数人是违心之言，“口是心非”。公开敢出来为梁漱溟辩护者没有，但私下议论梁某人是“硬骨头”者大有人在。在每次大批判刚开始时，常常有一轰而上，挨个发言的场面，但不用多久就接不上气，有的人就在台下有意无意地为梁解脱，要求尽快结束批判，转入正规学习，大可不必为梁一人而耽误了大家的学习时间，等等。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赵朴初先生当然也发过言，也“批判”过梁漱溟先生。现在要查，找档案材料，照样可以查到，然而我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认为中国的这段历史，光凭文字档案是不行的，它的真实的面貌常常藏在文字之外，或者说，不在会上的侃侃而言，而在会下的窃窃私语和心中所想。赵朴初先生其时之对待梁漱溟先生，也要从这个角度予以细细观察。
　　从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但赵朴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能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梁这个人自称“面冷”，实际是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在这个组经常到会的20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于树德，他与梁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虽然时断时续，但从年轻时代就相知相识了，加之同在政协这个组，于老与梁老同庚，是该组最年长者，而于老是全组公认的谦谦者，“大事不糊涂”，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刚接火就朝天放枪，打了几枪主张尽快熄火。梁和于心肚明白，自然说话、交往多一些。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我到这个组担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的刻本，立即接过来，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你对佛经有兴趣?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梁先生笑着说。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办公室后，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二十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五年，我做这件梁与赵之间借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往实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的期间，也没有停止。1974年三四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的开始，唯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先是内容与时下的运动顶牛，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讲了两天，八个小时，引经据典，其中唯独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只是说我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记忆中肯定是有的。这话一般人听了就过去了，因为他讲了两个半天，都在上午，这话是第一个半天讲的，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接着第二个半天讲活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
　　在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仍在思想文化深交上。1985年，我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北京《人物》杂志连载。第一章刊出，梁老就告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老阅看，我照办了。1986年全书15万字结集准备出版，我请赵朴老题写书名，写了信并同时寄去刚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录》（此书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请他审看。1987年1月5日，他给我复信，说：“大著《宋希濂今昔录》，已读了一遍。首先应向你祝贺，写得十分生动而又令人感到真实，确是一部成功之作。过去在会上听到他（指宋）说话，觉得很豪爽，不过是泛泛的印象，读了传记后，对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认识。”并说“你托我题写《梁漱溟问答录》书签之事，我立即照办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没有？如没有，我还可以重写。”《梁漱溟问答录》因故拖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其时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已重病住入协和医院。我手捧新书登门见赵朴老，他欣然与我长谈。他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不简单呵。你的书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啊。你是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我这人做了什么事，做过去就放任一边，时间一久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与你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忘年之交了。此话自古有之，可见交朋友是不分年龄的。”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脸红，我就有意把话叉开，对他说我正运用《梁漱溟问答录》里的部分材料，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第三人称撰写《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长文，以此文为书名并牵头，结集出版我近十年写的中短篇人物传记集，已与吉林出版社签约，计划明年出版，希望你再给题写个书名。赵朴老当场击掌说“好，好，我马上就写。”他立即伏案铺纸，我事出意外，也起身过去，见信笔写下：“梁漱溟与毛泽东”，一连写了两张。然后说：“好，又是一件好事。”这一天赵朴老特别高兴，写完又同我谈起梁的为人。他举着毛笔，叫我：“你过来，我给你写几个字，再给你解释。”我又走过去，见他写下“望下俨然，即之也温。”他解释说，梁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总是很严肃，少见笑容，但一同他接触，就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温暖的，有一团火。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还有佛家的影响，这一点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连连称是，并说他茹素70多年，青年时曾潜研佛学，几度要想出家未成。赵朴老听到此即打断我的话头，说；“你说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问过他老人家吗?我再给你讲一段先生在几年前的事。80年代中期，中国佛教协会准备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广济寺素宴若干位佛学专家，由我出面。与会者数梁老年龄最高，治佛学历史最早，大家都恳请他指点，他一开头就说，许多人知道我治儒学，曾为儒学的复兴鼓与呼，但他们不知道，在我本身自度，我实际上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研读佛学远在研读儒学之前，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过九旬的今天。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欢迎。”1989年我的第四本书《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梁老已逝世一年，当我把这本27万字的书送去，登门拜访时，赵朴老又抚看着书，颇为动情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遗憾，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话声刚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我说：“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对他的后事没有任何遗言。山东邹平县是梁先生30年代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前后十年时间，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现在邹平县政府通过县政协提出，要在当地的名胜黄山上找块地方作墓地，埋葬梁老骨灰，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个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属即儿孙的同意，都认为这是对梁先生的一种纪念方式，给后人留点思念。我受邹平县政协和梁先生家属的委托，请您开个头，为梁老题写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陆续向梁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朴老认为妥当否?”赵朴老听完我的话，几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说：“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国文化名人，新华社发表的悼词生平里这样称呼他，当之无愧。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有许多地方受到当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学习。我现在就写。”当我手捧赵朴初先生写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的大字（按：朴老是书法大家，但平时较少写大字）时，我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邹平去。”不久，邹平县立碑后还专门拍了照片寄来，由我转送给赵朴老一张。自此，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陆续为梁漱溟先生的邹平墓地碑林题词。（来源：《赵朴初研究动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