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开天眼觑红尘 “大相国寺在此岸”
欲开天眼觑红尘 “大相国寺在此岸”
于茂世
“佛”这个词是从天竺梵文生搬硬译过来的“佛陀”的简称,如照其本义把“佛”译为中国话,那就是“觉悟者”。
但说到佛,社会上总有着一种“错觉”,认为那就是烧香、念经或晨钟暮鼓一类的事情。实际上,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可谓不折不扣的一种“错觉”。
佛教在中国的两千年,也是和中国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两千年,本土化后的佛教也早已变成了一种非常丰富、异常复杂的文化现象———纯粹专业层面上的佛教,是属于僧人的,他们从事的佛教方面的活动,是宗教意义上的;市井层面上的佛教,是属于大众的,他们烧香祷告,有宗教因素但更具世俗意义;文化层面上的佛教,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他们消化了佛教,把其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方面。
《水浒传》里,一百单八条好汉中最让我们快意的人物,是在开封大相国寺看菜园、吃肉喝酒、倒拔垂杨柳的花和尚鲁智深;《西游记》里,唐僧西天取经,也是从唐太宗魂游地府后敕建开封大相国寺开始的。
闻名天下的大相国寺初名建国寺,它是在“窃符救赵”的信陵君的故宅上建造的。大相国寺甫一开基就“很中国”,“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了它高扬的旗帜。
红尘滚滚绕古寺
“好房子,一辈子”的广告牌耸立在大相国寺山门东侧一幢二层小楼的房顶,诉说着某房地产公司兜售的家之温馨。这个有5米多高、5间房子长短的花花绿绿的庞然大物,显得比大相国寺山门更大些,也更招人眼目些———站在山门外的广场上,它会冲入你的眼帘;立于山门内大相国寺钟鼓二楼的前方,它同样刺目地炫耀着家的力量。
“修行何须山水间”是大相国寺代代相传的法语。一代又一代出家到大相国寺修行的僧人在开封这个喧嚣与骚动的都市中大彻大悟,历练成高僧大德,但滚滚红尘从来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竟毫无顾忌地侵染着大相国寺这方净土。
“好房子,一辈子”的广告牌的右下方是红花轿影楼,娇女搂着俊男的巨大彩照张贴在玻璃橱窗内———在出家人的面前,女人们掩饰不住出嫁的幸福,男人们流露着即将拥有家的快感。再往东,与大相国寺一墙之隔的大街,是开封的王府井———步行街,因为这里是女性服饰的天下,所以当地人都唤它为“女人街”。
大相国寺山门的对过,是丽人服饰店、望族内衣店。这两个服装店后面的街巷,叫胭脂巷,据说是旧社会的红灯区,其得名是因为这儿妓女的胭脂曾染红过流经此处的河道。山门的西边,是霓裳精品店。与该店并立的,是家剧院,正在上映“最新艳情片专场”,什么《奸杀情妇》、《人蛇乱伦》、《风流三壮士》等,记者看了都感到有些过火。再往西,与大相国寺一墙之隔的,是大相国寺市场及袜子大市场,肉感的女人大腿炫耀着性感袜子的美妙,“不只是吸引”的广告语吸引着过往的红男绿女驻足观望。而大相国寺的后面,是开封乃至中原地区最著名的鼓楼夜市,每至夜幕低垂,这里的红灯绿灯霓虹灯散射着耀眼的光芒。在大相国寺钟鼓楼轻轻回响的乐声中,青年男女成双成对、情意绵绵地共享着美味的小吃,空气中飘荡着美食的香气和爱情的甜味。
大相国寺的周边,无疑是声色犬马的红尘,一如维摩诘生活的世界。
《维摩经》是著名的佛教经典,乃古印度人维摩诘所撰述的他本人对佛教理论的理解。维摩诘是什么人呢?他是个“资财无量”的大富翁,有妻子,有眷属。过着这样好的生活,他还“入诸酒肆”,“至博戏处”,甚至“入诸淫舍”,但他的佛法修为却非常之高。他说:“有一人不出离地狱,我不离地狱。”他要和众生共同体验痛苦并在这种痛苦当中救他们。他生活得很适意,很舒服,他有一个很高尚的理想,也有很实际的人生享受。维摩诘的思想在中国影响甚巨,如大家最熟知的唐代大诗人王维,姓王名维字摩诘,连起来就是“维摩诘”;宋代的大书法家黄庭坚,自己做诗形容自己是“菩提坊里病维摩”;还有晚明的大思想家李贽,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为“维摩庵”。他们都在相互矛盾的问题中找到了一个接合点,在一种很复杂的问题里找到了一个超越的、超脱的角度和方式。
“不说远的,就说你们大相国寺看菜园的‘菜头’鲁智深,是你修行的榜样吧?”记者问大相国寺监院释源杰。“岂敢!岂敢!需要修行到很高的境界,才能率性而为。”释源杰回答道,“喝酒吃肉、赌博嫖妓我是不敢的,但社会上对我们出家人的误读也是不对的,有人认为我们就是神仙了,和你们就很不一样了,其实我们也是人,只不过是出家人罢了。有一次,我坐火车,渴了,喝了口水,旁边的乘客就大惊小怪:‘你们快看呀!和尚喝水了!’似乎喝水的和尚就是怪物,其实不喝水的和尚才是怪物呢!”
“每年父母都到寺院里来看我两次,我都会好好接待他们,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寺院是和社会、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家不是对世俗生活的脱离,而是超越,需要的是掌握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并能控制它。比如我们穿汉代式样的长袍,也穿民国时期太虚大师改良后的‘太虚服’。‘太虚服’短小精悍,适应了社会变化。另外,在深山是修行,在红尘也是修行,都在深山修行,谁净化红尘?我看在红尘中修行的人,是更值得赞叹的。”释源杰说,“过去,寺院的建筑和皇家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上最先进的。现在,我用手机,用电脑,还主持着大相国寺网站。到大相国寺网站的访问者快2万人次了。我还有QQ号,经常和朋友在网上聊天。”
“你有网名吗?”记者问。“有,是‘白水山人’。”释源杰想了一会儿,还是把网名告诉了记者,他说:“(在网上)很多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也会适当、适时地告诉他们我的身份,但我不说我是出家人,只说自己是不同于世间的人。”
源杰法师没有和红尘一刀两断,他认为那样做是不适当的。其实,大相国寺一开基就和红尘“因缘际会”,它是在红尘滚滚的信陵君故宅上建造起来的,并历来以此为自己光荣的起点。
信陵故宅起名寺
大相国寺的大雄宝殿内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这和天下所有寺院的大雄宝殿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所不同的是悬挂在殿内房柱上的那顶天立地的一副楹联:
汴梁自古繁华,溯信陵卜宅,天保建寺,唐宋迄今,香火因缘历劫盛。
佛法西来微妙,算白马驮经,达摩面壁,东南遥望,金轮辉映万家春。
大相国寺“溯信陵卜宅”立意深远,其历史根基可谓非同凡响。《宋东京考》说:“东京相国寺乃魏公子无忌之宅,宋时地属信陵坊,寺前旧有公子亭。”《如梦令》说:“……大相国寺,即七国魏公子无忌故宅。”从令四海豪杰心仪的英雄故宅,到天下仰慕的皇家寺院,其脉络贯通,神意交融,实乃一大因缘。“无论从何种角度去领受,大相国寺之建立与魏公子无忌均有着割裂不断的‘血缘’关系”(《大相国寺法灯要略》)。
战国时代,魏惠王为避强秦把都城由山西迁到了大梁,自此开封启封了它作为名都的历史。孟子曾在大梁对梁惠王(魏惠王)宣讲仁义王政,“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听从亚圣的意见,但这丝毫不能减弱他的子孙信陵君招贤纳士、“窃符救赵”的光辉。而今,梁惠王的坟冢默默地矗立在荒郊野外,信陵君的故宅遗址却成为古都开封最繁华的中心区域。
《史记》载:“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大梁城里有个侯赢,70岁的人了,还在看城门。信陵君听说他是身负奇才的隐者,就去请他并送给他很多财物。侯赢不接受,反说:“我修身洁行数十年了,不能因为贫穷就接受公子的财物。”信陵君有一天大宴宾客,宾客们落座以后,信陵君却驾上车,空着左边上首的位子亲自去迎接侯赢了。侯赢上车在信陵君上首坐下后,又说:“我还有一个朋友,是在街市上卖肉的,请你绕一下路,去看看他。”这样,他又把朱亥引见给了信陵君。信陵君多次请他们,他们都不道谢,这让信陵君感到很奇怪。信陵君对他们有知遇之恩,而道一声谢,又能算是什么回报呢!其实,他们不道谢是为把负恩的责任担在自己一方,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下定以死报答信陵君的决心。
后来,秦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遣使向魏国求救。魏王一面派将军晋鄙带兵十万救援,一面又命令晋鄙在边境驻扎观望形势。赵国平原君责备信陵君不能急人之难,信陵君心中惭愧,就向侯赢请教,侯赢于是为信陵君出了让如姬窃虎符救赵的计策。
如姬窃出虎符后,侯赢又为信陵君出了第二个计谋,让信陵君带上朱亥,晋鄙认虎符则已,不认就让朱亥击杀他。信陵君流着泪说:“晋鄙是位老将,肯定会怀疑虎符,肯定会丧命。”侯赢说:“要建成大功,就不能顾及私情。我老了,不能跟随你,但我会自杀为公子壮行色。”朱亥用铁锤击杀了晋鄙,信陵君率军解了邯郸之围,这就是著名的“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所张扬的精神,不但为世人传颂千古,也为佛家重镇大相国寺传承着。
信陵君亡故后,其遗宅被改为“三义庙”,以纪念信陵君、侯赢和朱亥。信陵故宅渐次成为一方精神圣土,完成了初期的宗教奠基。北齐天保年间(公元555年),推崇信陵君的节操又笃信佛教的文宣帝诏命在此敕建建国寺,完成了信陵故宅由重人而重神的宗教转变。文宣帝还敕命铸造信陵君铜像安奉于寺内。建国寺因建在信陵君的故宅上而名闻天下,其寺院一带也被尊为信陵坊。
遗憾的是,建国寺后来毁于兵火。至唐代,寺院又得以重建,寺前仍置“公子亭”以纪念信陵君。但此次寺院重建真如《西游记》上所说,缘起于唐太宗魂游地府吗?请看“大相国寺在此岸”系列之二———《国主一梦佛复生》。
《西游记》中说,大相国寺乃唐太宗梦游地府时花了开封府人士相良“在阴司置放的库银”后,为还债而敕建的;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在《大相国寺碑》中却说,该寺为唐睿宗梦遇弥勒佛后,“改故建国寺为大相国寺”以纪念自己由“相王”而登基。
西方的佛总是和东方皇帝的梦纠结在一起,洛阳白马寺如此,西安大雁塔寺如此,开封大相国寺也如此。“法不孤起”,大相国寺不管是谁敕建的,它再度“塔庙崇丽”的背景如一,那就是大唐时代的“国土盛神”。
“盛神”的当然不会只是“孤家寡人”,还有“画圣”吴道子、“塑圣”杨惠之等这些“孤家”的臣民。吴道子、杨惠之同学于著名画家张僧繇,又同在大相国寺画神、塑神、“盛神”,广为流传的“吴带生风”的典故就源于大相国寺。
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下,大相国寺兼容并蓄,逐渐丰富着其“文化名寺”的内涵。也因此,大相国寺才跻身于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的行列。
法起法灭 系于皇帝一梦
皓月升空,夜幕垂地,大相国寺已闭门谢客,但寺前广场上却人头攒动,香火冲天。
这一天是3月5日,也就是农历二月十五。已经是晚上10点了,很多人还在不知疲倦地将一把把燃烧着的香火很熟练地立在寺前的地上。有的人一脸虔诚,但更多的人是在嘻嘻哈哈间把香火点燃的;磕头者有之,但只上香不磕头的,也大有人在;香客们不只是老人,也有年轻的,甚至还有很靓很时髦的女郎。
“每天都这样吗?”记者问一个在这儿卖香的中年男人,像他一样蹬着三轮车卖香的,广场上有10多人。
“不是的。只有初一、十五才会这么热闹。”他回答。
“都这么晚了还在这儿没完没了地对着山门烧啥呀?”记者看到,地上的香灰很厚,几十把香火还在熊熊燃烧,不时还有新的香火加入这如林的香火之中。
“白天有人管呀,谁还敢在这儿烧?也就是早上六七点前,晚上六七点后才这样。白天到寺院里烧得买门票,为了烧个香买30块钱的门票,不划算呀!”看来敬神也有个成本核算的问题,世俗得很。记者了解到,在这儿烧香的大都是本地的,外地人很少。
紧闭的山门把红尘与天国的礼佛活动搞得如同泾渭,但历史上的大相国寺似乎不是这样的。
记者查阅上世纪80年代乃至40年代的老照片,发现那时大相国寺原本没有什么山门,只有个很壮美的牌楼。而如今,不仅有了山门,墙上那两个小小的、圆圆的窗户,似乎也是从深山沟里的少林寺那儿学来的,不看匾额,你搞不清哪个山门是大相国寺的,哪个是少林寺的。
传说中的大相国寺在开封是没有山门的,它的山门在300公里之外,在陕西潼关的高山之巅。
据说尉迟敬德奉唐太宗之命建造大相国寺时,竟把山门的事给忘了(也许这个把门将军根本就没把门放在眼里)。前来验收的程咬金喝了尉迟敬德的酒,一个劲夸奖说:老弟,你这活儿干得可真漂亮!等发现没有山门后,程咬金一路穷追,直追到潼关才赶上班师回朝的尉迟敬德。此时他们都觉得再回开封建个山门也太麻烦了,哥俩一合计,就决定把大相国寺的山门建在潼关。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大丈夫就是要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把山门建在潼关,大相国寺不就天下第一了吗?”如此这般,大相国寺山门果真就建在了潼关。唐太宗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大笑了一番,还真的觉得这是天下第一的创举。
这个传说和《西游记》中唐太宗魂游地府后敕建开封大相国寺的故事可谓丝丝相扣。《西游记》中说,唐太宗在地府借得开封府一个名叫相良的人在阴间存放的金银,才得以生还。返回世间后,唐太宗就派尉迟恭找相良还钱,但相良却说:“小的没有什么金银放债,如何敢接受这不明之财?”于是,在地府答应还钱的唐太宗怕阎王说自己不诚信,只好“敕建相国寺”,“即今大相国寺是也”。
传说与小说都不足为凭,但它们却把真实的历史几乎湮没了。大相国寺的重建,缘起于一个叫慧云的和尚。但如果不是唐睿宗梦见弥勒佛“敕建大相国寺”,慧云和尚就是做一辈子的大梦,建寺的计划究竟还是要化为泡影的。
公元701年,慧云和尚在开封繁台露宿乘凉时,看到“隋河(即汴河)北岸,有异殊气天”,“至明入城寻睹,乃歙州司马郑景宅”。许是因缘际会,郑景成全了慧云购宅建寺的愿望。慧云冒雪在街头打坐“至三昼夜,八风不动”,开封人于是解囊布施“输于道路”。
慧云原本是以“福慧寺”为名建寺的,但挖掘地基时,掘得一块古碑,该碑记载了当年建国寺建寺的情况并特别强调这儿是信陵君故宅的历史事实。
得知此地有如此非凡的历史渊源,慧云遂决意废“福慧寺”寺名,用“建国寺”原名立寺。
恰于寺院建设之中,唐睿宗宣诏:不得再建新寺。于是,建设中的建国寺被迫停工。就在朝廷命官拆除寺院之时,该寺弥勒佛“佛面现白毫金相瑞光,上烛于天”。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朝廷命官“同录祥瑞,奏闻睿宗”。巧的是,睿宗此时正好梦见了弥勒佛,于是敕命“勿令州府烦扰”,且因睿宗旧封“相王”,“改故建国寺为大相国寺”,并御书匾额“敕建大相国寺”。睿宗以下,玄宗、肃宗、代宗等秉承先祖遗训,为让大相国寺无愧于“大”,先后建起“排云阁”、“普满塔”等当时汴州最高、最辉煌的建筑。唐代书法家李邕在其所撰《大相国寺碑》中盛赞大相国寺:“国土盛神,塔庙崇丽,此其极也。”“人间天上,物外异乡,固可得而言也。”
“真容见寺?穴指唐睿宗梦见弥勒佛显圣?雪,先帝书额?穴指唐睿宗为大相国寺书写匾额?雪,藩邸鸿名?穴指大相国寺的名称采用了相王府的‘相’字?雪,建国前迹?穴指大相国寺前身为建国寺?雪”。和皇帝谈了一次话,出来就对人说自己将来一定要当宰相的李邕是可以恃才傲物的,他在《大相国寺碑》中用了短短16字,就概括了一个时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
“画圣”、“塑圣” 玉成千古相蓝
“吴带生风”是则广为流传的典故,但清楚它源于吴道子在大相国寺所画《文殊维摩菩萨像》的人,就不那么多了。杨惠之曾为大相国寺塑五百罗汉像,他是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代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大雕塑家,但如今能记起他名字的又有几人?
吴道子、杨惠之同学于著名画家张僧繇,因吴道子的名气越来越大,杨不甘居其下,故愤而改习雕塑,结果他赢得了与吴道子同样的地位,在当时就有“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的说法。他俩分别被誉为“画圣”、“塑圣”。
大相国寺没有失忆,尽管“画圣”的画与“塑圣”的雕塑早已不复存在。大相国寺知道,没有“画圣”、“塑圣”的相助,就没有大相国寺千古文化名寺的地位。吴道子一生作画无数,仅壁画就有“三百余堵”,而使其成名于天下的,则是大相国寺的《文殊维摩菩萨像》。吴道子还是应该感谢大相国寺的。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都把自己的艺术青春燃烧在红尘之外的寺院里。吴道子是被他的老师张僧繇介绍到大相国寺的。吴道子来得也正是时候,当时,大相国寺正准备搞一幅壁画。老方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年纪尚轻的吴道子。吴道子深感在藏龙卧虎的大相国寺留墨非同一般,数月下来竟没敢动笔。北宋画论家、曾在大相国寺参加过壁画创作的郭若虚在其著述《图画见闻志》中记载:一个夏日的深夜,皓月当空,思考已久的吴道子在清静无染的月光下忽然看见自己飘动的身影。他仰望苍穹,只见月如宝珠似的散射着万道光华,于是久聚心头的神思一下子喷涌而出。吴道子猛然握起画笔,大步跨至宝奎殿壁前,然后笔走龙蛇。时间不长,一幅栩栩如生、飘飘然然的《文殊维摩菩萨像》便凸现于壁上。次日清晨,老方丈与众僧一进此殿,忽觉凉风习习吹散了炎炎暑气,定睛一瞧,这风竟乃画中菩萨的衣带所生。老方丈不禁朗声赞道:“真乃神来之笔,吴带生风呀!”
“画圣”吴道子对中国绘画艺术影响深远,他的《文殊维摩菩萨像》位列“相蓝?穴蓝即伽蓝,佛教寺院的意思,相蓝就是大相国寺)十绝”。
吴道子在大相国寺树立了一座高山,他的师兄杨惠之只好焚笔碎砚,“专事塑作”。在与吴道子的竞争中,杨惠之在中国艺术史上赢得了与“画圣”吴道子同样的地位———“塑圣”。
杨惠之汲取绘画艺术的养分,发展了中国古代雕塑中的一种新形式———“壁塑”。壁塑是在墙壁上塑出的、与壁画相似但又具有体积的雕塑形式。因其有立体的形体,故杨惠之在大相国寺创作的五百罗汉更具真实感。任何人观看五百罗汉,均能从中找到一尊和自己极为相似的罗汉。作为“塑圣”,杨惠之在大相国寺创作的雕塑决不会低于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名震世界的龙门造像。杨惠之著有《塑诀》一卷,流传于当时。《塑诀》为中国古代雕塑史上唯一的雕塑理论著述,惜已散失。史书中关于杨惠之的记载不多,不过我们今天所能欣赏到的一些属于盛唐时代的雕塑中,有的可能就出自杨惠之之手。
在宋代,神技誉满天下的“活鲁班”喻皓看到唐代大相国寺的门楼时,“仰而观焉,立极则坐,坐极则立”,穷其道理。宋代的皇帝看到佛教“有裨政治”,大相国寺为国开堂也就在所难免了。请看“大相国寺在此岸”系列之三———《笑傲红尘天国间》。
佛家主张灭绝一切欲念,无欲无求,这被称之为“菩提心”。“菩提心”本身就是一种追求的欲望,而灭绝一切欲念的背后则隐藏着一个更大的欲念———成佛,而“佛”这个目标就又成为修行者新的痛苦之源。
这是一个悖论。道安法师和他最得意的弟子慧远法师也构成一对矛盾———道安有句名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慧远同样也有句名言,云“沙门不近王者”。
红尘中的大相国寺用“非佛”的方法去实现着“佛”的目的,自是红尘弘法的一道亮丽风景。但死之将至还不明了“圆寂”为何物的大相国寺“菜头”、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在红尘里喝酒吃肉,并没有企盼成佛,反倒被晚明大思想家李贽称为“真佛”了。
如果率性而为是佛的真谛的话,鲁智深是佛,大相国寺则是红尘中的一方净土。没有大相国寺,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会失却许多色彩,从这意义上说,它不是净土又该是什么呢?
为国开堂的皇家寺院
大相国寺山门外,是开封市自由路;大相国寺山门内,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雕塑。
鲁智深刚到大相国寺的时候,一心想当个“监寺”之类的“白领”,但方丈知人善用,给他安排了个“菜头”的差事———当时经常有人到菜园捣乱,让鲁智深去住持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即使是在鲁智深修炼成佛后,大相国寺还是忘不了他那拔山举鼎的神力,现在的方丈搞了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雕塑,放在山门之后鼓楼之前,长的是大相国寺的威风,干的仍是看家护寺的差事。真是性格决定命运,800多年过去了,鲁智深还是没混上个“白领”的差使。
晚明大思想家李贽说鲁智深是大慈大悲的罗汉菩萨佛,这从戒律上讲恍如戏言,因为这和尚除了“邪淫”之外,一概不守佛门之规矩。他从不念念成佛,一如维摩诘,“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结果,他倒是成佛了。这种修道的方法,连《红楼梦》里的典型淑女薛宝钗都喜欢。薛宝钗说最喜欢的一段唱词是鲁智深的自述,就是那首《寄生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段。薛宝钗为什么会欣赏鲁智深?记者不想直接回答,只想问:我们读《水浒传》,读了之后,哪一个人物让我们感觉最痛快?
“鲁智深成佛,有他自己的方便法门,那就是倒拔垂杨柳的能耐、与信陵君一样的侠义气概。不具备鲁智深的法门,你就得好好修行,只学他的不守佛门戒律,是万万成不了佛的。”大相国寺监院源杰说,“我不敢学鲁智深,我没有他的德行与能耐。”
如源杰法师一样,知道自己是谁,其实离佛也就不远了。
有个故事说,小和尚问老和尚:“什么是佛?”
老和尚说:“什么?”
小和尚走到近处,大声问:“佛是什么?”
老和尚倏地伸出手,捏住小和尚的鼻子,小和尚憋得满脸通红。
老和尚问:“现在你懂了吗?”
这就是佛教文化的精微之处:你不需要知道佛是谁,只需要知道你自己是谁。
作为大相国寺的方丈,赞宁法师就知道大相国寺是什么,大相国寺内的佛像是干什么的。据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载,宋太祖初幸大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赞宁:拜与不拜?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现在佛无须拜过去佛。
也许大家感到赞宁太“世俗”,如果赞宁不世俗,那么他就不知道自己和大相国寺是老几了,那他才是离佛十万八千里。
也许大家感到宋太祖太滑头,存心不想拜佛,才给赞宁出难题。是的,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如果他不能很好地回答政治家的这个问题,他是不合格的;同样,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如果不能控制宗教,让其为国家与人民的福祉服务,他也是不合格的。
自宋太祖开始,大相国寺成为为国开堂的皇家寺院,寺内各院住持的任命和离职,均直接决定于皇帝。每逢住持就职,朝廷按例遣中使降香,谓之“为国开堂”。这种制度彰显着大相国寺不同凡响的太庙趋向和地位。
与唐代进士及第刻石于大慈恩寺一样,宋代进士及第则刻石于大相国寺:“进士既捷,列名于寺,谓之题名。本朝进士题名,皆刻石于相国、兴国两寺,盖效慈恩也。”此意义深远的辉煌行迹,为大相国寺日后际会天下文人名士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相国寺……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左壁画……右壁佛……莫不精妙。”《大相国寺碑铭》则曰:“岳立正殿,翼舒长廊。左钟曰楼,右经曰藏。后拔层阁,北通便门。广庭之内,花木罗生。中庑之外,僧居鳞次。”“其形势之雄,制度之广,剞劂?穴雕刻?雪之妙,丹青之英,星繁高手,云萃名工,外国之稀奇,八方之异巧,聚精会神,争能角胜,极思而成之也。”而从寺院山门到各个殿宇的牌匾,则皆为御书。当时,皇帝也常到寺内焚香、祝寿、祈雨、谢雨、宴会等。至宋徽宗,因其喜爱这里,还曾一度改寺为宫。
从这些记载,当可想见大相国寺当日占地540亩、辖64院那“金碧辉煌,云霞失容”的壮阔景象。
万姓交易的商业中心
大相国寺不但是皇家寺院,还是开封百姓世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商业贸易和文艺娱乐的中心。
据宋人记载,“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越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东京梦华录》更详细地描述了大相国寺这一北宋京城大市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的盛况:“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北宋的商业大潮将出家人裹挟在内,堪称叹为观止。
大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码头旁的延安桥和州桥一样,都是当时开封最著名的建筑。这里商贾、货物上下频繁,而大相国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自然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于是,大相国寺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大相国寺的一些和尚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他们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甚至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
《东京梦华录》还说:“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宋朝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就曾在这里买到一本宋代大史学家宋祁写的《唐史稿》手稿。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曾在这里买到过稀有的碑帖。
李清照是宋代著名的女词人,她的丈夫赵明诚是著名金石学家,两人情意甚笃,相敬如宾。赵明诚去世后,留下了一部《金石录》,著作的“后序”,是李清照补作的。在“后序”中,李清照对丈夫生前的事迹和两人以茶助兴共同治学的往事有着动人的回顾———建中靖国元年,我嫁给了赵氏……夫君明诚年方21岁,正在太学做学生。赵、李两家本是寒族,向来清贫俭朴。每月初一、十五,明诚都请假出去,把衣服押在当铺里,取五百铜钱,走进大相国寺,购买碑文和果实。回到家中,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一边展玩碑文,一边咀嚼果实,自己觉得很像远古时代葛天氏的臣民那样自由和快乐……曾记得崇宁年间,有一个人拿来一幅南唐徐熙所画的《牡丹图》,要二十万钱才肯卖。当时就是贵家子弟,要筹备二十万铜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把它留了两夜,终于因为想不出法子而还给了他。我们夫妇俩为此惋惜怅惘了好几天。
他们夫妇“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一杯清茶,成了他们辛勤为学的见证;一杯清茶,也为他们的一生平添了一段清奇的风韵。
“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相国寺的演艺名角就不下百人,如张廷叟等。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服务,如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鬻钱以糊口”,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纯娱乐的。
靖康元年,东京被金人两度围攻。在此期间,大相国寺一度被作为招募义勇兵准备抗敌的场所。后来,金人攻城甚急,大相国寺又成为难民临时避难的场所。其时大相国寺的东西两庑,都住满了难民,难民们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在金人攻陷东京后,大相国寺又成为难民们以财物赎取被金人虏去的家人、亲友的场所。
金人占领开封后,大相国寺“物是人非事事休”。“怒目探爪”的“花石纲遗石”(艮岳遗石)见证了金人对开封的蹂躏,而今这些本应放置于北宋皇宫龙亭前的石头,却耸立在大相国寺的大雄宝殿、罗汉殿前,甚至安静地栖息在墙角,看着川流不息的游人。这种景象颇具宗教的祭奠意义———“亡宋谁知是石头”!
“花石纲遗石”可能是这里最古老的遗物。它们自东南而来,但它们到这儿不久,它们的主人就被迫南下,去了它们的故乡。
在宋代,大相国寺和开封一起走过了它们最辉煌的岁月。北宋以降,大相国寺在战火与黄水的双重毁灭中屡遭摧残,又屡获新生。有元一代诗人陈孚还曾作诗盛赞“大相国寺天下雄”,但大相国寺却再也难以像宋代那样傲视天下了。请看“大相国寺在此岸”系列之四———《千年百劫恍如梦》。
红尘天国两相依。在大宋王朝饱受屈辱移都他乡后,为国开堂的大相国寺也遭受重创。看来,被大相国寺方丈赞宁称之为“现在佛”的大宋皇帝和寺院里供奉的“过去佛”是“佛佛一体,佛佛同根”的。
如果宋徽宗是“现在佛”,有“菩提心”,正知正觉的他对花石什么的玩意儿是不会有那么大的欲求的,有欲有求的蔡京、朱 之流也就无法拿着鸡毛当令箭,只要看上谁家的一块石头就闯进门拆屋毁墙,搞得被征花石的人家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卖女,到处逃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把自己修炼成“现在佛”没什么不好,问题是他权力越大,就越不想做“佛爷”。统治者不想做“佛爷”,只是想拿“佛爷”当个幌子,自称“老佛爷”的慈禧在大相国寺受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喜欢大窟窿小眼的花石头的宋徽宗,终于把大宋的江山搞得千疮百孔。喜欢自称“老佛爷”的慈禧,也把大清的江山搞得大窟窿小眼。在民众眼里,慈禧自称“老佛爷”,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沧桑沉浮梵音有续
大相国寺罗汉殿前立着一块大窟窿小眼的“花石纲遗石”,“嶙峋雄拔、瑰丽奇特、玲珑剔透”的“阿谀”之词近乎成了它的“名和姓”。高3米、厚1.2米、重8000多公斤,是关于这块石头的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数字,我觉得这倒比那烫人的谀词更接近它本来的面目。
大宋皇帝倾一国之力把花石从太湖之滨弄到他的首都开封,大金皇帝又把它们抢到自己的中都(北京),大清皇帝再把它们供奉在自己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花石总让皇帝们着迷。而大相国寺罗汉殿前的这块花石头,辗转之路更加曲折———在英法联军毁了圆明园后,它到了北京图书馆,尔后又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1980年,它才从故宫博物院来到了它曾经歇息过的宋之国都———东京开封。
大相国寺藏有不少“花石纲遗石”。这些“怒目探爪”的“花石纲遗石”不在徽宗的皇宫遗址开封龙亭公园,却立于大相国寺的殿前房后,甚至安静地躺在寺院红墙的一角,静看落花流水、接踵游人,该是更能庄严国土、更具宗教祭奠意义吧!
用花石在开封建造艮岳(宋徽宗所建园林的名字)也许是宋徽宗平生玩得最大的一件事,但艮岳完工刚刚5年,他还没玩烦,金人就来了。为了守城,开封军民打碎花石,当作“炮子”轰击金兵,但吃过“花石雨”的金人对其却不曾怀恨,反倒把遗存下来的花石又运到了中都以建设他们的新京城,并做了琼花岛(今北京北海公园白塔山)的石料。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这是宋徽宗在他的亡国词《眼儿媚》中的叹息。想来,他词中的“家山”就是艮岳了,他因玩“家山”差不多玩掉了一个国家,他的百姓在金人占领开封后,只好“殆遍于相国寺及寺东西廊庑间,啼饥号寒,极可伤恻”。此时,大相国寺成了难民的庇护所。
国土不再庄严,皇家寺院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路过汴京,“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公元1232年,南宋使者邹伸在出使北国的路上,“往相国寺,寺门成劫灰,只存佛殿一区……”大相国寺在外族的铁蹄下无可奈何地衰败了,但“每月八次开寺,听商贾贸易”的北宋贸易传统却被继承下来。看来,就算天翻地覆,换了人间,人民还是要生活下去的。
至元代,“汴梁路大相国寺住持僧柴某,亲奉圣旨,修葺前殿……杰阁(资圣阁)岿存,犹是李唐遗构……”说是“亲奉圣旨”,但也就是批准你大相国寺自己修葺罢了,至于资金,自筹吧,不会像北宋时代那样动辄就朝廷拨款。虽然是自筹资金,大相国寺还是被修得重又壮丽起来,这有元代诗人陈孚的《登相国寺资圣阁》诗为证:“大相国寺天下雄,天梯缥缈凌虚空。三千歌吹灯火上,五百缨缦烟火中……”
元末,开封在烽火连天的三次拉锯般的大战中墙倒城摧,大相国寺惨遭毁坏。明军大将徐达、常遇春攻占汴梁后,“和尚皇帝”朱元璋干起兴佛的事,诏命大相国寺统领开封府各州县的寺院僧侣,并重建寺院。
至明朝嘉靖年间,资圣阁重辉,大相国寺再次名动天下,且发展到“每日开市”。作为人民交易和娱乐的场所,大相国寺在明代可谓繁盛一时。
明末,李自成军攻打开封,官军决黄河企图水淹义军,不想“水自(开封)北门入,贯东南门出,奔声如雷,城中百万户皆荡尽”。此时,“相国鸱吻百人号”,寺院的屋头阁顶成为难民的避难之所。水退后,大相国寺“大殿檐溜当胸,释迦巨像,裁露肩肘”。其时,黄沙白草,夕阳残照,惨惨凄凄。
如今的大相国寺建筑,大都是清代重建的。借乾隆、嘉庆敕建大相国寺,并诏命“恢复旧观,不可图节省”的机会,主其事的阿思含在寺院的西边修建了一个类似行宫或招待所的“祗园小筑”。“祗园小筑”极其幽雅,“湖石以十数,玲珑罗列,若岚之浮,若壁之峭……访之故老曰:此宋艮岳遗石也”。嘉庆诗人王庆澜写到这儿,不禁“慨然”。
方丈施计慈禧受辱
“祗园小筑”这种行馆招待所之类的东西,在国内其他寺院是不多见的,它实乃大相国寺皇家寺院性质的一种延续,所隐喻的自是大相国寺与朝廷非同一般的关系。
有一个传说把这种关系无疑放大了———
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后,慈禧带着光绪于1901年秋自西安返回北京。在巩县(现巩义市),慈禧受到了当地富豪康百万极尽排场的接待。高兴之下,慈禧决定领着光绪到大相国寺降香礼佛。
旨意传到开封,知府即刻就张贴告示:圣上驾到,凡銮驾经过街道,须用红毡铺地,门头挂彩;全城妇孺老幼皆倾城出动,头顶明烛,路旁跪迎;无论贫贱富贵,每人交白银二两,以备为老佛爷慈禧进礼。抗命不从者,严惩不贷。
是时,开封连年遭灾,百姓哪有银两?他们只好到大相国寺进香拜佛,祈祷菩萨保佑以免除这场灾难。
大相国寺长老智清(《水浒传》里的大相国寺方丈也叫智清,在这个传说中他又“复活”了)遂向知府请求:只要能免除全城百姓每人二两的白银,他情愿向慈禧献出镇寺之宝。知府听了,暗想:开封百姓食不饱肚,确实没有多少油水。于是,他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
过了两日,慈禧驾幸大相国寺,众僧跪地迎接,慈禧忙说:“自家子弟,不必俗礼参拜。”慈禧自称是受命于天的老佛爷,她认为到大相国寺就是走亲戚,故对佛门僧人皆称自家子弟。
慈禧落座后,智清跪地念佛,说道:“老佛爷驾临敝寺,真是蓬荜生辉,光耀佛门,现将镇寺之宝献上,请老佛爷笑纳。”
慈禧一听智清要献宝,老脸立即乐开了花。之后,只见两个僧人把一个盖着黄绫的木桶抬到了慈禧的面前。智清说:“敝寺开山一千多年,佛门鼎盛,众弟子得以安心诵经念佛,普济众生,全仗此宝庇护。今将此宝献给太后,望老佛爷珍爱。”
慈禧忙说:“都是佛门弟子,老佛爷我岂能不珍爱。”智清双手揭开黄绫,只见原是一桶黄土,土中长着一堆姜芽。
慈禧厉声喝道:“智清,这是何物?”智清跪在慈禧面前,说:“禀老佛爷,这是一桶姜山。”
“一桶姜山”的谐音是“一统江山”。智清向慈禧奉献此物,寓意是讥刺她垂帘听政,丧权辱国,使得江山破碎,民不聊生。在场的大小官员想不到智清竟敢如此戏弄太后,都暗暗为他捏一把汗。慈禧却强装笑脸,对智清说道:“此宝太重,暂留贵寺,待日后再派专人将它运回京城。”
然后,慈禧在左右的搀扶下来到大雄宝殿。她抬头看到殿额高悬“古汴名蓝”(即“古城汴梁名寺”之意)匾,心想真乃天赐良机,今日老娘就让你智清这个秃驴死在眼前。于是便问:“智清,你知罪吗?”原来慈禧的乳名叫“蓝儿”(据记载,慈禧真正的乳名是“兰儿”,不是“蓝儿”。不过这是民间传说,不严谨之处在所难免),这匾额上的“蓝”字,犯了忌讳,这岂非弥天大罪?
慈禧走到智清面前,假惺惺地说:“弟子本是佛门中人,在此佛门圣地,不开杀戒,赐你自裁,投放生池吧!”
智清整整袈裟,纵身跳进池内。慈禧看智清已经自裁,正待起身,忽见智清从放生池中又爬了出来,她不禁大怒,喝道:“大胆智清,竟敢违抗懿旨……”没等慈禧说完,智清说道:“贫僧岂敢违旨。只是贫僧刚走到奈何桥上,被一个人拦了回来。”
慈禧哪里相信,冷笑一声问道:“何人如此大胆?”智清答道:“禀太后,此乃先帝乾隆,先帝说此匾是他亲笔所题,与贫僧无关,故叫贫僧返回阳间。”知府也战战兢兢地答道:“此匾确系先帝所题,开封府志上有记载,臣去取府志请老佛爷览阅。”
慈禧自觉没趣,挥挥手说:“不必啦,退下!”李莲英见主子进退两难,忙解围说:“方丈不要介意,刚才不过是老佛爷跟你开个玩笑。”
智清接着说:“刚才在奈何桥头,先帝还说,不知哪个不肖子孙竟和老祖宗开起玩笑,连寡人的御笔都不认识。”智清也怕继续折腾下去弓弦崩断,又对慈禧说:“刚才先帝还嘱咐小僧,让贫僧告知老佛爷,列宗列祖创业不易,他把‘蓝’字赐予太后,是要你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一统江山。”
此时,慈禧也只好顺坡下驴:“本宫不负先帝之望,今将御匾给贵寺留下,‘蓝’字本宫带走,永留身边,铭记先嘱。”
智清以机智帮开封百姓免除了一场灾难,但当冯玉祥要大相国寺捐银助兵时,当时的掌门人就不那么机智了,竟说:“我和尚吃八方,你冯玉祥难道要吃十二方?”欲知后事如何,请看“大相国寺在此岸”系列之五———《寺废“豫剧皇后”生》。
“绝代风华绝代姿,半生风流半生诗”的李叔同出家后“念佛不忘爱国”。周恩来1939年“借佛说佛”,在衡山为出家人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当出家人问周恩来“‘杀贼’与‘学佛’联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时,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度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了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问者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
但上世纪20年代,冯玉祥主政河南,要大相国寺捐银助兵时,当时的掌门人却说:“我和尚吃八方,你冯玉祥难道要吃十二方?”闻此,冯玉祥一气之下,把大相国寺僧人逐出寺院,捣毁铜铸的佛像,化铜为戈(子弹)。
大相国寺被废后,在原来放生池所在的地方盖起了公共厕所、同乐舞台,不成想,这同乐舞台竟成为20世纪河南豫剧崛起的舞台。
相国铜佛 化为杀生子弹
清末民初,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但大相国寺的日子过得却不赖。
在乱世中,大相国寺安抚人心的功用很有一些收获,即使僧人们不进行募捐,还是有很多既得利益者愿意捐钱献地,以求菩萨保佑平安。当然,普通民众也经常捐些小钱。
依靠这些钱财,大相国寺不但翻修了罗汉殿,修葺了山门的牌坊,还在寺院大殿的两侧新建了48间门面房,租给商户,收取租金。后来,大相国寺又修建了马道街市房、寺内两廊市房、寺前街市房、鱼池街市房等。据马灵泉的《相国寺》记载,“时大相国寺每月房租收入逾两千大洋”,且“每年南乡供粮,西乡供柴(寺院在开封南、西皆拥有大量土地),寺僧终岁吃著不尽”。
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后,深为大相国寺之富厚所动,遂向寺院支借10万大洋,以充军饷。“续慧(方丈)知冯是敲诈,便借故推托”,并说了不该说、也显得很没佛性的话:“我和尚吃八方,你冯玉祥难道要吃十二方?”冯玉祥一气之下,要破除迷信,遂推出“庙产兴学”的口号,于1927年10月下令将大相国寺改为中山市场。
马灵泉在《改建中山市场时之概况》中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冬,河南民政厅厅长薛笃弼,奉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之命,督同警察厅长关树人……负责改设中山市场……命令昭示寺僧,勒令他迁,同时恐寺僧抗不交代,复派军警多人大肆包围,付每僧大洋十元,即日遣散,除佛像、碑文大半焚毁外,其余……均运归公安局收存。地产则以在南乡者(尉氏县的24顷土地)拨归省救济院收养贫苦民众;在西乡者(开封杏花营的18顷沙地)拨归开封县教育局办理县地方教育。”大相国寺的门面房,“由政府标卖矣……而大名鼎鼎之相国寺,遂从此改称矣”。
“改称”何其难哉!冯玉祥虽把大相国寺改设为中山市场,但开封民众仍习惯上延称其为相国寺,只不过此时的相国寺不再是佛家的寺院,而成了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据河南大学教授、现代著名学者熊伯履先生的《相国寺考》一书载,此次冯玉祥“庙产兴学”致使大相国寺大批珍品被毁———
藏经楼下殿内一座佛塔被毁,该塔为纯木雕成,高约两丈,嵌空玲珑,工细无比。
寺外大照壁……浮雕人物禽兽花木,均极精工,计有浮雕花砖200余方,警察署派人拆毁照壁后,花砖经古董商承购,转售国外。藏经楼左右门额砖雕,一为空城计,一为昭君出塞,均被毁。
…………
大相国寺一击而破后,“庙产兴学”几乎成为冯玉祥的拿手好戏,短短数月间,河南境内的佛寺几乎全部被充公。
佛家崇尚超脱,不重名利,而民国初年的大相国寺一味添盖铺面,征收租金,积累钱财,这终究不是什么好事。续慧方丈虽守着罗汉殿中心亭的镇寺之宝———四面千手千眼密宗观世音菩萨雕像,但并没能从菩萨身上借来一双慧眼。
罗汉殿中心亭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一座整体白果木雕像,成于清乾隆三十二年,像高7米,重2000公斤,共有眼、手各1048只。该雕像周身贴金,雕工精细,其独特的造像风格极为罕见,可谓极品。所幸的是,它历尽劫波,留存了下来。
除被改作中山市场外,大相国寺寺内各殿还分别被改为美术馆、纪念馆、茶肆、奕园等。曾经颇有盛名的放生池,则被填平后改建为公共厕所。
对于冯玉祥的“庙产兴学”,大相国寺一位和尚这样评价:“学没怎么办,倒是用铜佛像造了杀生的子弹。冯玉祥是‘基督将军’,他老婆是基督徒,他的秘书出家当了和尚,所以他对佛教很反感。”
1938年,日本占领开封后,找回一些当年的寺僧,并搞了“迎钟法会”,将“相国霜钟”移回寺院,以示大相国寺重归佛教。日本人的目的是想在这儿举行日本密宗开山祖师弘法(空海)大师纪念法会(空海曾在唐代访问过大相国寺),他们将大相国寺西院修葺后改名为弘法大师堂。
如今,藏经楼的西侧有个大师堂,堂前有两个石象,堂内有空海的全身铜像,这是近年来日本友人捐建的。远自日本而来的空海在如今只有30亩地的大相国寺有个遮风挡雨的小屋,但土生土长的信陵君没有,只是从大雄宝殿的一副对联上可以看出,这大相国寺曾经是他的故宅。
信陵君和吴道子、杨惠之、李邕、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黄庭坚、蔡襄、赵明诚、李清照……还有慧云、赞宁等大相国寺的方丈们一样,其名字只写在大相国寺的历史上。
“豫剧皇后” 再续名刹辉煌
1927年大相国寺被改为市场后,山门前牌坊上部绘的是孙中山先生遗像、国民党党旗及中华民国国旗;中部“敕修相国寺”的匾额代之以“中山市场”;两旁石柱镌刻着“世界人类和平”、“中华民族自由”的对联。大相国寺的部分土地被改为公园,寺里的鼓楼被毁,建了饭馆。之后,大雄宝殿两侧还各新立了一座高约3丈的石塔,上书“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大殿则成了革命纪念馆,罗汉殿成为美术馆,藏经楼成为实业馆。藏经楼后的放生池被填平后,东边建了个公共厕所,北边建起中山舞台(后改为同乐舞台)。
大相国寺自宋太祖赵匡胤起,就搭棚演戏,其后戏风日盛。大相国寺向来是个普天同乐的地方,它与北京的天桥、济南的大观园一道,被誉为中国曲艺的三大发祥地。秉承传统,大相国寺的同乐舞台与相继在此建成的永安、永乐、国民等戏院一起,成为20世纪河南豫剧崛起的舞台。
提起豫剧名剧《叶含嫣》(即《洛阳桥》)、《宇宙锋》,人们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个名字———陈素真。而陈素真就是在同乐舞台开始她的豫剧生涯的。1928年农历二月初二,陈素真在大相国寺同乐舞台首次登台,但并不怎么成功。1934年,陈素真重返同乐舞台,选择的还是她曾经在此唱砸的《反长安》,洗刷了她曾被轰下舞台的耻辱。接着,她又上演了《樊梨花征西》、《穆桂英征东》、《大祭桩》等,一时轰动开封,年仅17岁的陈素真从此被观众誉为“河南梅兰芳”、“豫剧皇后”。
陈素真成名后,又有幸遇到了一位豫剧改革家———“现代豫剧开山祖”樊粹庭。樊粹庭是河南大学培养的第一位文科硕士,他根据陈素真的自身条件,为其编写了《凌云志》、《义烈风》、《霄壤恨》等7出新戏,使陈素真在艺术上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看了陈素真的《义烈风》后题词:“清萍白璧原无价,海马云龙自不群。”
1936年春,上海百代公司在开封寺后街的一家西餐馆与年方19岁的陈素真签署合同,为其灌制10张唱片,酬金2000大洋,另外还为赵义庭灌制2张唱片,唱片每面3分钟,两面6分钟。这在豫剧发展史上,是开天辟地的事情。
此时,豫剧大师常香玉也在王镇南先生帮助下在此主演六部《西厢记》,13岁即名满开封;“洛阳牡丹”马金凤于此拜豫剧第一位女演员马双枝为师,自河北梆子改学豫剧;“闺秀之花”阎立品在大相国寺旁入义成班学艺,后与新凤霞一起被梅兰芳收为地方剧种的学生;崔兰田也在樊粹庭先生帮助下,与常香玉等联袂演出《桃花庵》、《蝴蝶杯》等。虽然清朝后期豫剧就成为河南比较流行的大剧种,开封朱仙镇“重修唐明皇宫碑记”(唐明皇被称为梨园祖师爷)上载有同治年间河南70多个戏班捐资立碑的情况,但当时的豫剧是服务于乡间迎神赛会的。在大相国寺,豫剧告别了高台、戏楼,走上了新型剧院,这在豫剧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豫剧的冠名,则是解放后的事了。
解放战争期间,大相国寺的牌楼、山门被炮火焚毁。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大相国寺进行了重新修葺。1992年,大相国寺被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交由僧人管理,而历史遗留下来的100多个原在大相国寺就职的工作人员也离开寺院,不过其工资由大相国寺照例发放,可安享一生。
在大雄宝殿前,寺院新建了放生池。3月5日上午,大相国寺方丈释心广和一个小沙弥立于放生池边,手中的竹竿在池中划来荡去的,他们正在验看寺院的放生成效。而红男绿女则在放生池的桥上来来往往,饱赏着大相国寺新的风景。
目前,大相国寺正在筹资重建被黄河湮没了300多年的历史名楼资圣阁。资圣阁原名排云殿,始建于唐天宝年间,屡毁屡建,见证过大相国寺的千年兴衰,而作为夏日纳凉的地方,“资圣薰风”向为“汴京八景”之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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