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印光大师的崇高品德

谈印光大师的崇高品德
　　正 如
　　印光大师是我国近代著名高僧，净土宗第十三祖。大师，俗姓赵，名绍伊，陕西邰阳一今合阳）人，出生于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二十一岁（一八八一）毅然前往四西安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出家，礼道纯和尚为师，取法名圣量，字印光。翌年，在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受具足戒。此前，大师在湖北竹溪莲花寺晒经时，得到一本不全的《龙舒净土文》读后获益非浅，受到启发，遂归心净土，精进念佛，“目疾护愈”（大师未出家时患有眼睛失明），于是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从此，便开始了大师专宗净土的生涯。
　　出家后的十二年间，大师跟随其师父道纯和尚云游祖国名山大寺参访求学，修习苦行，充当杂役，老实念佛；三三岁至七O岁住于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阅藏经达三十七年之久；七O岁至七七岁闭关于苏州报国寺；一九三七（七七岁）冬季转住苏州灵严山寺，直至一九四O年往生，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大师通过多年对佛教教义的潜心钻研和实践探索，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建立起了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他的佛学思想受到了当时社会上军、政、工、商等各界人士的接受，并对后来佛教的弘扬和净土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不仅是个佛教思想家，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佛教实行家。他的高尚品德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今略分述于下。
　　（一）解人疑惑，不分僧俗老幼。大师出家后，“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宇，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以下简称《行业记》）民国纪元（一九一二）同鹤年居士得大师文章数篇，刊于上海的“佛学丛报”后，才引起了社会名士的注目，于是索文者接睡而至，争相请读，“由是而慕师道德，渴望列于门墙之善男信女，日益众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同上）
　　从此，大师所居之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有的亲自登门请示人生处世道理；有的来信请教佛法义理的，等等。无论是僧俗老幼，贫富贵贱，大师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并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地二给子回答，谆谆教导，从不厌烦，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信手拈来，仆实无华，最终都达到了解人疑惑，示与正道的目的。其内容妙契时机，不拘一说，启迪凡心，各得大益。此外，大师还广为人们作序写疏，夜以继日，忘我地弘法利生。
　　（二）拥教兴教，赴汤蹈火也不惧。大师一生“以法为重，以这为尊，名闻利养，不介于怀。”（《行业记》）为了“拥教兴教”，即使献身也在所不辞。辛亥革命后，一些地方的贪官污吏和无赖的士绅们纷纷剥夺寺庵和庵产。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七年政府两次无条件地公布了“管理寺庵条例三二十一条，授子地方官吏和士绅以限制僧徒和管理庵产的大权。一九二二年江苏省义务教育会成立，有人呈请省府以寺庙改作校舍，后蒙大师设法挽救，才取消此非法建议。一九三三年，安徽阜阳资福寺，为政府部门侵占，也承蒙大师向当局函诉斡旋，而免于劫难。一九三五年，全国教育会议提议全国寺庙充当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为学校。提案一定，各地方官吏和士绅即趁机侵占寺庙，这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和佛教徒的抗议。当时，大师在苏州报国寺闭关，由圆瑛法师同“大悲和尚，明道法师……至苏州报国寺，谒大师就商办法。乃承以街教相勉。于是请撰整理僧伽制度文一篇。”（《印光大师永思集》圆瑛”：《印光大师生西事迹》)中国佛教才免遭了一场减教之灾。在拥教的同时，他非常重视佛教文化和佛学思想的传播事业。既要“拥教”，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兴教”。为了“提倡佛法，以行救济（人类），更好地传播佛教，“格正人心”，大师除了繁忙为人写疏作序和解答各种疑难外，于一九三O年，在上海创办了“弘化社”，积极翻印经籍和出版刊物。“弘化社”创办十余年来，所印各种书籍，数量在五百万部以上。通过全赠、半价、照本的流通方式，使佛经和刊物得到大大的流通，佛教文化和佛思想的传播，从而也大大地推广了。
　　大师认为，流通佛经，出版刊物，研究佛学“为宏法利生之急务”。他在“高州佛学研究会缘起”中说：“有志于亲见本来面目，及挽回世道人心者，莫不研究佛法。“又说：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至极点……欲为挽救，普劝悉皆研究佛学。”（“印光大师文钞”“学佛浅说序”）要令人研究佛法，这就要作好佛经流通事业，为人们创造条件。“挽回世道，救正人心”这果然是要研究佛学，寻其原因，治其根本，但是大师更用实际行动，投入“救国救民”的大洪流之中。
　　（三）“救国救民”，身教胜于言传。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民国以来，社会阶级矛盾恶化，内战不断，加上外来的侵略，使得伟大的祖国，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广大的中国人民“或血肉横飞，丧身殡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见《印光大师文钞》）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疮痍满目，长夜难眠的时代，大师有如切肤之痛!即使是“言念及此，心瞻俱碎!”（同上）为了能够“救国救民”，大师不辞劳瘁，奔东走西，一方面大声疾呼，要挽救“世道人心”，“成以提倡佛学为急务”，大力宣传“救国救民”；一方面呕心沥血，积极参子救济活动。他除自己办有“佛教慈悲义振会”外，还为上海和各地的慈幼院，救灾会、抗日救国会等劝募、捐款。例如，一九二六年，长安解围后，他急拨印文钞之款三千元（洋钱，以下同）托人速寄振济。一九三六年，陕西省遭大旱，他也把自己印经书仅有的一千元急拨救济旱区。又如一九三七年，大师在上海拥国息灾法会说法时，首先发起救灾，并当众捐出皈依弟子所供养的全部香金，共计四千多元作为倡首。如此等等，枚不胜举。大师对于“救济急难，犹如切肤之痛，无不尽力”（《行业记》）为“救国救民”，把印书的经费，也慷慨捐出。以利人为上，是大师一生始终坚持的观点。
　　大师一生严已宽人，与人为乐，一旦有钱，从不储蓄，不是救济穷人，就是印经赠人，或办社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而他对于自己呢?却是“破衲粗粝”，“克苦俭朴，一如故昔，洒扫洗涤，躬自操作，粒栗寸纸，珍若拱壁。”（《印光大师永思集》）穿的是粗衣破衲，吃的是粝饭淡菜，扫地、洗衣等身与平常人无二。若有信徒等供养“红包”等物，他皆如数交给常住（集体），从不据为已有。严格要求自己勤劳惜福，一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据《略说印光大师之盛德》一文中，弘一律师回忆说：“大师一生于此事（指惜福）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师每日晨时仅粥一大碗、无菜……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舔碗，又注入开水将涤荡以嗽口，与晨无异。“不搞特殊，大师平时就是这样省吃俭用，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全无私地献给别人。有一次，因吃的菜中用的酱油稍为好些，他将明道师“大加呵斥”，并教诲说：“我等道力微薄，不足利人，即施主一粒米，并无法消受，那可更吃好菜。”（《印光大师永思集》）他从来不敢糟蹋拖主的一分一毫。在大师的房间，你根本找不到一样“好点”的用具，在简陋的房间里，唯一显眼的是那个用毛笔写在毛边纸上的大“死”字。它挂在房间的正中，是大师用来警省自己：死就在目前，赶紧精进念佛，多作别人有益的事。关于大师德行的事迹实在太多了，这里就不一一举出。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大师的文钞。
　　大师一生不任寺庙住持，不收出家徒弟，不储蓄钱财，不高谈玄妙，深信因果，力行因果，严持戒律，着重修持，不贪名利，不图享受，表里如一，内外不二，专宗净土，老实念佛。在他的水字般若和崇高品德的感化下，归依弟子一时发展到“十余万众”，为近代之所罕见。
　　摘自《内明》第2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