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澄論玄奘大師在佛學史上的地位

呂澄論玄奘大師在佛學史上的地位
　　张春波
　　早在30年代，吕澄先生对玄奘和唯识学的研究即已蜚声中外。60年代初，先生受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托，举办了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由先生一人专门讲授佛学。这时先生对玄奘和唯识学的理解自然更加成熟，其知识之广，理解之深，令人惊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先生堪称海内外第一硕学，我能亲聆先生授课，实属幸运。在近五年的岁月里，先生无数次提到玄奘，有时是系统讲授，有时是顺便提到。我发现，每当先生提到玄奘时，总是用赞扬和尊敬的口气，就是对玄奘的称呼，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用“玄奘法师”或简称“奘师”。先生的卧室整洁朴素，没有任何装饰品和陈列品，唯独在雪白的墙上挂着一幅《玄奘西行取经图》。我们学习的最后阶段是学习唯识学，这时提到玄奘的地方就更多了。三十年来，我常常猜想：先生为什么如此尊敬玄奘呢？他的卧室为什么总挂着玄奘《取经图》呢？我想不外乎三个原因：一、尊敬玄奘的学识和品德；二、民族自豪感、三、以玄奘的勤奋好学，不畏艰难，以及严谨的学风为自己的楷模。
　　先生对玄奘有全面的了解，能对玄奘做出全面而又切合实际的评价。在先生看来，玄奘是卓越的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地理家、中印友好和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对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均做出了重大贡献。玄奘在印度深受印度人民的爱戴。中国人的智慧和美德体现在玄奘身上，反映在印度人民心里。这段话可以看是先生对玄奘的总评价。
　　先生给我们讲授的是佛学，自然对玄奘在佛学上的贡献讲得多。本文就想谈谈先生在这个领域里对玄奘的论述和评价。
　　玄奘在佛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国家里，一是印度，二是中国。
　　对印度佛学的贡献
　　先生说，玄奘的佛学“成就远远超过了当时印度的一般学着水平”（《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 8 4页）。这个看法当然是对的，但这是与印度一般佛教学者相比较而说的，并不是对玄奘的最高评价。先生对玄奘的最高评价是分两次说的。一次是：
　　瑜伽行派的学说，到了戒贤的阶段，可以说发展到极点，后来虽还有些学者出现，也不过是重复先前的观点，并无创见。（《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 3 6 – 2 3 7页）
　　从这段话看，好象戒贤代表瑜伽行派学说的最高峰。其实并非如此。先生只说戒贤那个时代瑜伽行派已发展到最高峰。那么，谁是最高峰的代表人呢？先生又一次说：
　　玄奘是戒贤门下，事实上他的造诣，远过其师。（《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 2 3 4页）
　　很清楚，在吕澄先生看来，代表瑜伽行派学说最高峰的是玄奘。瑜伽行派学说是在批判和继承中观派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印度正统佛学的最高峰。玄奘的造诣既然远过其师，自然玄奘是瑜伽行派学说的最高代表者。瑜伽行派学说既然是印度正统佛学的最高峰，就可以断言，在吕先生看来，代表印度正统佛学最高峰的并不是印度人，而是中国人，玄奘。
　　那么究竟从什么地方看出玄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印度佛学的最高代表人呢？印度佛学的顶峰学说是唯识说（前面说的瑜伽行派学说实际指的就是唯识说）。玄奘正是在唯识学说方面发展了前人的学说。先生认为，玄奘对唯识学说的发展主要有三点。
　　一、集唯识学说之大成
　　唯识学说理论复杂，体系庞大，是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学说。在玄奘之前，对唯识学做出贡献的主要有十家。玄奘那时候，任何一个人想把这十家的精华集中于一身，都是难以做到的。由于玄奘的聪颖和勤奋，完成了这个任务。先生说：
　　戒贤只传护法一家（之学），犹有局限，而玄奘旁通各派。曾在该寺（那烂陀寺）一度讲护法以外的瑜伽学说，这是戒贤所未讲到的。因此玄奘就为瑜伽派增添了光彩。（《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 3 4页）
　　这是说，玄奘在印度是便通晓了所有唯识学的精华，比当时的任何印度学者都高了一筹。玄奘回国后又取得怎样的成就呢？先生说：
　　护法把《三十论释》写成后，并未外传，将手稿交给当地一位信徒，嘱其得人而传。玄奘去印，即得到这份手稿，回国后，以它为基础，吸收其他九家注，就编为《成唯识论》。因此，护法此《释》在印度反而没有流传，而成为玄奘独家的传译本了。（《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 0 5页）
　　这就是说，玄奘把唯识学中的最高学说传到中国来。应当承认，印度十大家中护法的注释水平最高，但其他九家也各有长处。玄奘把十家注释的精华集中于《成唯识论》中，因而此书便成为代表唯识最高水平的本子了。要了解印度唯识学的精华，必须从玄奘糅译的《成唯识论》中找，在印度本土反而找不到了。玄奘在糅译过程中，除吸收了各家所长，还糅进了自己的观点。这项贡献是不小的，应当说是对唯识学的发展。
　　二、发展了转依说
　　佛学学说的最高目标是教人得解脱，因此解脱便成为佛学中核心的核心了。唯识家把解脱叫“转依”。玄奘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做了重大发展。唯识学的奠基人应当说是无着（约4 0 0－4 7 0）和世亲（约4 2 0－5 0 0）兄弟。玄奘去印度时，此二人已死百余年。在这一百多年的过程中，唯识学家出于各人的理解和门户之见，把唯识学说弄得非常繁杂，不但各家有自家的说法，即使是一家一派有时也不能以一贯之，以致使水平不高而欲修习佛法的人无所适从。玄奘在印度时就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此问题的重要，多方搜集资料，回国后，参照诸家说法，以自己的思想为统帅，改造了印度的转依说，其实也就是发展了这方面的理论。他是怎样发展的呢？吕先生有个简短的说明：
　　慈恩宗（指玄奘）传述这层义理（关于解脱或转依的义理），配合了“理”“事”立言，以为“理”明显得一分，“事”也就能做到清净得一分。到了理的全明，事的纯净，便是实践的终极。此说简化了转依说的内容。（《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3 4 7页）
　　佛教的解脱论虽然用了很多名词术语，而且又说的极其复杂，其实说穿了不过就是为了改造人们的思想或观念。玄奘以其聪慧的天资和钻研精神，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觉得如果把这个问题说得支离复杂，以致使人不能接受，必然要失去很大一部分信徒。因此，在他看来，简化解脱道路势在必行。怎么简化呢？那就是，只要是人们的“心”转变，即只要使人的思想转变，就可以得到解脱。因此，简化的重点就是简化转变思想的进程。玄奘在印度即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回国后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提炼，并加进自己的思想，终于使解脱（转依）简便易行了。吕澄大师对玄奘思想了如指掌，用上述简短一段话把玄奘简化了的解脱论叙述得清清楚楚。
　　先生在上一段话中说的“理”，指的是道理，“事”指的是心，也即是思想。明白了一分道理，思想就清净一分。道理全明白，思想就完全清净。这时就达到最后解脱。所谓明白道理，就是明白万法皆由“识”所变现，并不实在，因而用不着执取，一旦把执取完全放弃，思想就完全清净了，也就是到了最终的解脱。这样的解脱理论确实相当简单。先生明确指出：
　　它（玄奘简化了的解脱论）和别家各种模糊解释都有了区别。（《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3 4 6页）
　　以前唯识家的解脱论确实模糊不清，使人们入道无门。玄奘所创造的解脱论是以前所有唯识家都未想到更未说过的，因而玄奘的解脱论是对唯识学理论的重大发展，是高层次的理论。但玄奘的整个佛学思想，包括解脱论，都属于印度佛学范围。虽属印度佛学，但在印度的任何佛典中都没有。只有在玄奘糅译的《成唯识论》（卷十）中才可以找到。简化了解脱论是玄奘对印度佛学所做的第二大贡献。
　　三、提出“真唯识量”和夹带说，力破众敌，为中国人争了光彩
　　玄奘在印度时，正是大乘瑜伽行派唯识说盛行的时候，同时小乘佛学中的正量部也相当强盛。正量部不服瑜伽行派，挑起争论。当时瑜伽行派的唯识学宣扬“带相说”。
　　正量部主张心外有实境，心对它的认识、了解，是直接发生关系的，而带相说认为心不能直接取境，需要在心上变出一个外境的相貌来，心、境之间多了一个中间环节。正量部反驳说：这在凡夫境界还勉强说得过去，到达佛境界根本无分别智时，是与境界的实体直接发生关系的所谓‘亲证’，决不会有个另外变出来的‘行相’，这时就不能说是带相了。因此，它（正量部）归结说，唯识理论只限于根本无分别智以外的部分。按理，认识应从根本无分别智所得为最高标准。唯识学既然被认为只勉强在凡夫境界里适用，对最高标准无用，这不就被看成无用的学说了吗！的确，这一非难非常有力，击中了唯识学说的要害。瑜伽派经此一击，弄得十二年不能开口。（《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 3 5、2 3 6页）
　　玄奘回国前，
　　正量部又有南部的般若鞠多作了七百颂的《破大乘论》，重新提出破大乘的说法。当时那寺准备人去当面辩论，但去的人表示没有信心。当时玄奘也参加了，并自告奋勇当辩论的代表，说我是中国人，辩论获胜自无可说，万一失败，对那寺不会招致影响。最后因其他原因，没有去成，却专门写了一千六百颂的《制恶见论》，反驳正量部相当彻底，因而引起了戒日王的重视。（《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 3 4、2 3 5页）
　　（戒日）王曰：
　　师论（指玄奘的《制恶见论》）太好，在此诸师并皆信伏，恐余小乘外道守愚迷，望于中印度曲女城，为师作一会。（冥祥《大唐故三藏法师行状》）
　　在戒日王亲自倡导下，终于在曲女城为玄奘开了一次大辩论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无遮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宣读了玄奘的论文，并抄写了一份悬挂在会场外，请会场内外的人都可以参加辩论。玄奘宣称，有人能破此论，甘愿斩首相谢。大会开了十八天，无人敢破，最后以玄奘获胜而告结束。戒日王为了奖励玄奘，“重施法师金钱一万，银钱三万，（上等棉布）衣一百领。十八国王亦各施珍宝，法师一皆不受。”（慧立撰、彦宗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与会的听众也纷纷散花焚香表示祝贺。佛教僧徒争着给玄奘进尊号，大乘人尊称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他为“解脱天”。按印度惯例，胜利者玄奘乘上施花盖的大象绕场一周，群情欣服喜悦。这次大会给印度人民留下深刻印象，玄奘的名字响彻五印度，公认他为最有学问的人。
　　先生多次谈到这次大会，每当提及，总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又如亲临其境，与玄奘共享中国人的荣誉。
　　那么，玄奘在无遮会上提出的新理论到底是什么呢？先生说：
　　想来就是唯识比量的说法，也就是《制恶见论》的中心说法，它把论文的要义用比量格式提出，然后围绕比量解释其他议论。（《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 3 6页）
　　可见，玄奘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新理论乃是唯识比量。先生又说：
　　至于在法会上提到的唯识比量，窥基在《因明入正理论疏》中并未将上述的意义直接表示出来。（《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 3 6页）
　　这里说明的“上述的意义”指的就是“夹带说”。
　　从这两段话可知，在先生看来，玄奘在无遮大会上提出的新理论有两条，一是唯识比量，二是夹带说。
　　关于唯识比量。
　　唯识比量也叫“真唯识量”，属因明学，确切说是因明推理的具体运用。玄奘即在运用中做出一些贡献。唯识比量是针对正量部而提出来的。正量部原是就唯识学自身的矛盾而进行非难的。说你宗的色有时离眼识，有时又不离眼识，岂不自相矛盾？玄奘说你们既然以我宗矛盾出过，我宗就可用自宗学说做解释。我宗的色有二种：相分色和本质色。本质色定离眼识，相分色则定不离眼识。玄奘在唯识比量里加了“自许”，即特指相分色。这样就使所谓自身矛盾化为乌有。玄奘给因明学加了“自许”，即加了“简别”，这就丰富了因明学。这虽谈不上因名学有多大发展，玄奘本人更谈不上是因明学的最高代表，但在先生看来，“真唯识量，创造了运用因明达到极峰的纪录。”（《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3 4 9页）
　　关于夹带说。
　　玄奘在印度时，唯识的带相说已行不通了，被人驳得不敢开口。玄奘以他的学识和聪慧，发展了带相说，对带相说做了创造性的解说。玄奘的新解释本来写于《制恶见论》中，可惜此书已佚。但玄奘的新解释由窺基转述出来：
　　我之大师（指玄奘），戒日王为设十八日无遮会时，造《制恶见论》，遂破彼（指正量部）云：“汝不解我意，带者是夹带义。相者体相，非相状义。谓正智等生时，夹带真如之体相起，与真如不一不异，非相非非相。”（《成唯识论述记》卷四十四）
　　这段转述基本符合玄奘对带相说的新解释。这就是说，玄奘对带相说的“带”和“相“都做了新的解释。先说“带”。带有两重意义：一是变带，二是夹带。正量部所攻击的是变带义，至于夹带义，玄奘说小乘正量部根本不知道。所谓夹带，即两物相并而起。“在根本无分别智亲证真如时，是亲切的理解，认识的同时便夹带着行相（无相之相）一道起来。”（《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 3 6页）这就是“亲证”，心、境之间并无中间环节。次说“相”。玄奘说，相亦有两重意义，一是相状，二是体相。我们说的相是体相，正量部对此也不理解。体相与正智是一体的，并无中间环节。
　　用玄奘的夹带说来说明唯识学的认识论，就是这样的了：正智在认识事物时是见分与相分相并而起。见分夹带的行相是体相，而非相状。这样，正智与真如便不一不异。不一，是说正智与真如不完全是一个东西。正智是能认识，真如是被认识。不异，是说正智与真如完全冥合成一体，并无任何东西介在其间，这就是亲证。非相，是说真如无相。非非相，是说真如还有个无相之相。这也还是说，正智认识真如与真如冥合成一体，这也是“亲证”。
　　吕先生说，玄奘的带相说就是夹带说，而夹带说为瑜伽行派解了围，堵住了正量部的口，又在无遮大会上取得胜利，足见玄奘的这套理论是被瑜伽行派所承认的。所以，完全可以断言，正是中国人玄奘把唯识学说提到最高峰。唯识学说是印度正统佛学的最高学说，那么，玄奘其人便当之无愧地成为印度佛学的最高代表人。在玄奘之后当然也还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才华的学者，但据吕先生看来，他们都没有什么创见，只不过复旧说而已。（参见《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 3 6、2 3 7、2 3 4页）
　　玄奘对中国佛学的贡献
　　玄奘对中国佛学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在先生看来，玄奘在这方面的贡献，可从二方面看。
　　一、玄奘译经的特点及其所起的作用
　　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虽有不同，但中国佛学是在吸收、改造印度佛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要想对中国佛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必须较为深刻地了解印度佛学。印度佛学主要是通过佛典的翻译传播到中国来的。因此，佛典翻译的数量、质量对中国佛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玄奘在翻译佛典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人可与之相比的。玄奘的翻译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即数量多、质量高、方面全。先生多次提到玄奘的翻译，每次都给予很高评价，把上述三个特点都指了出来。先生说：
　　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本来面貌的，要算玄奘一家。（《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 8 6页）
　　又说：
　　玄奘的译经态度，非常认真而谨慎，原本与译本之间，一字一句，不容出入。（《大乘起性论考证》，收于《吕澄佛学论著选集》第一卷第3 1 2页）
　　先生对玄奘的译经还专门讲了相当长的一段话：
　　玄奘从回国以后，仅仅准备了一百天功夫，就从事他毕生的翻译事业。先后十九年中，共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余卷。这数量的巨大，一比较新旧译家，玄奘的翻译数量比号称四大译师的其他三人的总和还要多六百余卷。并且玄奘的翻译不但以数量取胜，又还以质胜。近年有人注意到玄奘的翻译，称赞他译文形式上的种种优点，但这并不足以尽其实在。他的翻译最殊胜的地方，在由于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自在运用文字来融化原本所说的义理。……他回国来所组织的译场里，虽然有二十人左右的证文、缀文大德，但以玄奘的文学天才表现为出口成章、落笔即是的那样的翻译，实际参与其事的人能加以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3 3 9、3 4 0页）
　　上述这三段话，把玄奘翻译的前二个特点，数量多、质量高，生动的刻画出来。
　　在5 0年代初，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阐述玄奘的翻译。先生认为，玄奘的翻译不仅准确，而且涉及佛学的各个领域。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七世纪间，印度佛学形成了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五科。一般称为五科佛学。全部印度佛学便是由这五科组成的。不论印度高僧还是中国高僧，要想在佛学上有较高的造诣，必须全面通晓五科佛学。而以前传译到中国的佛典，既不完备，又不准确，令人难以全面通晓印度佛学，极严重地阻碍中国佛学的发展。只是到了玄奘时代，情况才有了根本改变。先生说：
　　就当那烂陀寺盛时，我国玄奘、义净两法师先后游学到了印度。他们都以极长的时期，绝大的努力，多方面的学穷精微，回国以后又毕生尽瘁于翻译宏场。现在通过他们的学历记载和一些译籍，很明了地见得他们传来的五科佛学，不但师承可考，而且义说有据，就到现在来要对佛学分科研究，还是应该取为准绳的。（《奘净两师所传的五科佛学》，载于《吕澄佛学论著选集》第1 3 8 2页）
　　这里虽然也说到义净，但主要是说玄奘，因为义净的贡献远不及玄奘。这里指明了玄奘翻译的后两个特点：质量高，方面全，印度的五科佛学皆准确地传译过来。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首先，中国佛学虽与印度佛学有区别，但那是核心问题上的区别。既是核心，自然是很少的精华部分，至于大量的佛学概论、范畴、命题，都还需要运用的。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高僧，即使他是宣扬中国佛学的，也必须深通五科佛学。所以，玄奘所传译的五科佛学对于培养、造就中国佛学高僧是极为有用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玄奘所译的一千多卷印度佛典，我国唐代佛教决不可能有那样辉煌鼎盛的时期，也决不可能有那么多海外高僧入唐求法。
　　其次，玄奘翻译的五科佛学都存了下来，而他所依据的梵本却散佚很多。要研究印度佛学史就不得不以奘译本为根据。由于奘译本准确可靠，被视为“第二梵本”或“准梵本”。所以，吕先生认为，玄奘的译本（包括净译本），对于研究佛学史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总之，先生以为，仅在译经事业上，玄奘即做出远远超过他人的贡献。
　　二、玄奘的佛学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
　　玄奘的佛学思想属于印度佛学。虽说他代表了印度佛学的最高峰，但印度佛学毕竟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关于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的关系，先生有恰当的比喻：“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是印度佛学嫁接在中国文化上的产物。”的确，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文化相当丰富，足以熔化外来学说。再加上中印两国社会不同，印度佛学的核心思想便默默地被中国佛学所代。这一转变过程，早在玄奘去印度之前即已完成。只不过后来玄奘长期生活在印度，又是印度佛学的带头人，他的佛学思想已属印度佛学了。因此，玄奘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不被中国佛学家接受，但玄奘的某些重要思想（即玄奘的理论）对中国佛学家乃至宋明理学影响却是很大的。玄奘思想对当时和后世起了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 关于解脱的理论。
　　佛学的最终最高目的是教人成佛，也就是教人得到解脱。玄奘一系把解脱叫“转依”。玄奘所总结创造的转依理论对后世各宗影响很大。先生强调指出：
　　慈恩宗（特指玄奘）对当时及以后的佛学发生影响的倒不完全是唯识说，而是关于转依解脱的理论。（《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 8 9页）
　　这是说，玄奘的唯识说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后详），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影响最大的是玄奘的转依说。为什么此说影响最大呢？先生说：玄奘“简化了转依的内容”。（《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3 4 7页）那么，究竟简化到什么程度呢？先生在5 0年代就谈过此问题，他说：
　　有情（众生）之上希于佛，须从事上见理，而入佛道。（《法界释义》，载于《吕澄佛学论著选集》第一卷第4 1 8页）
　　这是说，只要在境（事）上看到理，就可以解脱（入佛道）。请看，成佛之路多么简单！（理事关系，后面还要详谈）
　　在玄奘之前，各宗派都把解脱说得支离复杂，就是说，按照以前的理论，人们想要得到解脱，委实困难重重，就是认识解脱方法也相当困难，没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经玄奘的简化，成佛的道路就容易走了。只要懂得事上见理，即可解脱。就是说，只要如实地理解境界，即只要认识到三界唯心，即万法皆由识所变化，就可以解脱。用不着成年累月的去读也读不完且夹杂着许多错译的佛典。在吕先生看来，只要真心读通十卷《成唯识论》和七卷《佛地经论》就能基本上掌握慈恩宗的学说。若仅就解脱论而言，读通《成唯识论》第十卷，即可尽过半之思了。
　　玄奘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其他宗派不能接受的。而他的解脱论却是各宗派乃至佛教信徒所乐意接受的。因而玄奘简化了的解脱论颇受欢迎，影响很大。然而事实上慈恩宗只兴盛了几十年便衰落下去。近世一些学者认为唯识宗（慈恩宗）衰落的原因是此宗理论太烦琐。其实此宗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所顽固坚持的“种姓说”不得人心。先生说：
　　在慈恩宗方面，五种姓说确定不移，但是，也就在这一点上，慈恩宗招致了别宗的反对、攻击，终于影响到它们没有能在中国畅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 9 1页）
　　慈恩宗所坚持的“五种姓说”的要害，是说有一种人根本不能成佛，这就大大挫伤人们信仰慈恩宗的积极性。这才是慈恩宗衰败的正因，至于玄奘所简化了的解脱论却被别宗接受过去，加以改造之后应用了。按玄奘的原意，只要认识到万法唯识就可以渐渐解脱，别宗，如华严宗给改造成只要认识万法皆是佛界的显现即可渐渐解脱。到禅宗那里就更简单了，只要认识自心是佛即可立地成佛。
　　简化成佛道路乃人心所向，是佛教得到众人信奉的重要原因，也是佛教在中国长期畅行的重要原因。追根寻源，乃知此理论原出自玄奘。由此可见，玄奘的解脱论思想对中国佛学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第二， 关于理事的理论。
　　玄奘确定了理事范畴的内涵，影响极大。
　　理和事，是佛学中一对重要范畴。可是，在玄奘以前，这对范畴的内涵并不确定。它们的确切涵义，是玄奘确定下来的。先生说：
　　把理事概念同真如、法相联系，是玄奘翻译时才固定下来的。以前也谈到理事，但不确定。（《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 9 2页）
　　那么，理和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过去，译文和撰文中出现大量如下概念：理、事、法、法性、真如、实体、实性、法界，等等。它们的内涵并不确定，就连译师、撰者本人也不完全清楚，有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味道。直到玄奘译经时，才把真如、法性、法界、实体、实相、实事等确定为“理”，把法确定为“事”。先生还对玄奘所确定的理事做了进一层的说明：
　　理谓一切法如，事即一切法。（《法界释义》，载于《吕澄佛学论著选集》第一卷第4 1 8页）
　　这就是说，理即是真如，事则是森罗万象的诸法。先生指出，玄奘这样明确地界定理事，“于后来中国思想上发生影响极大，贤首一宗理事之说，即从此出，宋明理学于此亦不无关系。”（《法界释义》，载于《吕澄佛学论著选集》第一卷第4 1 8页）
　　先生还比较具体的谈了玄奘理事说对华严宗的影响。
　　贤首宗推为至高无上的《华严经》，在群经中确有其特殊处，那就是从中可以看出一种极为深刻的想象，它用‘海印三昧’来描绘佛境，形容世界上森罗万象的一切事物象海水一样地被显现出来。一滴海水具百川之味，因而一切事物就其关系来说都是‘无尽圆融’，成了一种范围无限广大而又互相包容，互相贯通而无个别区分的大法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 9 2页）
　　这样的描绘看上去确实很美，但仅此并不能吸收信徒，因为它是一种想象。要想使人信服，还需要讲出道理来。
　　法藏在对它（无尽圆融）作解释时，贯穿了理事关系，即从个别的事来看，可以有不同，而从理来说，则是圆融无碍，在‘一’中便包含了‘多’。这是他们对《华严经》的说法。其实这种思想，大部分取自天台宗、慈恩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 9 2页）
　　法藏前面有杜顺和智俨，但他却被认为是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这与他用理事关系来解释《华严》有很大关系。从此也可以看出，玄奘的理事说对后世确有极大影响。
　　第三、关于心识的理论。
　　心识说在佛教各派都占有重要地位。吕先生认为：
　　到了清凉、圭峰的时候，唯识（即心识）的说法便达到顶峰。（吕澄遗著《<华严教义章>略解》，载于1 9 9 2年《佛学研究》）
　　清凉、圭峰的说法是补充法藏的说法而形成的，法藏的说法又是从哪来的呢？先生说：
　　十重唯识说法（即法藏的心识说）……是受到慈恩宗五重唯识说的启发而总结出来的。其中许多只是名目不同，内容完全相同。窺基的《法苑义林章》就有五重唯识说。……窺基的五重唯识说是从戒贤、玄奘那来的。法藏全采用了。虽不说明来历，也算不上剽窃。（吕澄遗著《<华严教义章>略解》，载于1 9 9 2年《佛学研究》）
　　经吕先生研究发现，华严宗的十重唯识说乃源于戒贤和玄奘。十重唯识说不是一般的，它不仅是华严宗的重要理论，它的水平高低代表着整个佛教义学发展的水平。这么重要的理论尚且是受到玄奘的启发才建立起来，可知玄奘思想对后世佛学的发展，确实影响极大。
　　以上所述，并不是吕先生对玄奘在佛学领域所作贡献的全部论述。但可以从中看出，在先生看来，玄奘是印度佛学的最高代表；他所译出的一千多卷佛籍和他所创立的佛学理论，对中国佛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公元七世纪，印度佛学是当时世界佛学的最高水平，而这个世界佛学最高水平的代表者就是中国人玄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