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南朝时期会稽佛教文化兴盛之原因

论东晋南朝时期会稽佛教文化兴盛之原因
　　李能成/文
　　佛教自东汉末安息国僧人安世高云游会稽传入境内后，历经三国、西晋，至东晋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般若学“六家七宗”，使会稽成为江南佛学中心之一。南朝宋、齐、梁、陈时期，会稽佛教继续快速发展，形成涅槃学、成实学、毗昙学等师说。东晋南朝时期的会稽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为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三论宗首先在越中一带创立奠定了基础。
　　一、东晋南朝时期会稽佛教的盛况
　　东晋、南朝时期，会稽佛教的传播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般若学“六家七宗”的传播阶段；第二阶段是各种师说的弘传阶段。
　　1、般若学“六家七宗”传播阶段。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佛教攀附玄学逐渐中国化的时期。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钱大昕说：“晋南渡后，释氏始盛”1。这就是说，佛教传播在东晋有了一个飞跃，开始全面进入统治阶层。其中玄学是这次飞跃的关键。自三国魏至两晋时期，由于王室更替频繁，皇权旁落，门阀主政。皇权独尊的格局大受损害，所谓“王室多故，奸凶肆暴，皇网弛坠，颠覆大猷”，政治成了多元化。特别自东晋起，王朝偏安南方，门阀世族醉生梦死，如何解释这些社会现象，如何将社会由乱引向治？作为个人，又如何适应这个动荡的时代？在两汉经学趋向僵化，已不能为社会提供有效的行为规范，在政治动乱、社会分化的两晋时期更难以维持作为统治意识主流的地位，传统的儒家经学与黄老之学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玄学应运而生。玄学崇尚老庄，研究玄远幽深的学问为特征。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何晏主张世界的本体是“无”，崇尚无为而治，宣传“贵无论”，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之后，又有“竹林七贤”，强调玄学本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等。而佛教本身就有与黄老相通的内容，魏晋玄学主张“以无为本”，而佛教般若理论本来就讲“空”，而当时就把“空”翻译为“本无”，故佛学与玄学相互阐发。所以魏晋的玄学为佛教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攀附而上的机会。同时，玄学本身也需要新鲜的内容来充实自己。传统的儒学以伦理道德、经世致用见长，却拙于哲学思辨，佛教般若的思想正好适合它的意图，于是佛、玄找到了一种可以互相转译、理解的共同语言，可以彼此对话，尤其是名僧和名士的广泛交流，互为诠释，使佛、玄趋于合流。当时在会稽的名士孙绰作《道贤论》，把在会稽境内的竺法潜、支遁、于道邃、于法兰等七名僧人与“竹林七贤”相比；而一些高僧亦研读儒学、老庄之书，如支道林曾作《逍遥论》，大谈“适性”，颇为名士赞叹，王羲之为之“披襟解带，邀其住灵嘉寺，意存相近” 2。由于名士和名僧的相互交流，促使佛教在东晋南朝时期在会稽得到迅猛的发展，并逐渐走向中国化。这一时期，历代帝王对佛学和玄学尤为支持，并由此带动王公贵族崇信佛教和玄学。
　　从东晋到南朝的100余年间，会稽境内高僧云集，儒、佛、道合流，学派林立，会稽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南方的三个佛学中心之一（另一在建康，即今南京；一在庐山）。
　　当时，佛教流传般若学，并形成般若学派。般若学派共有“六家七宗”，这六家七宗的“六家”指的是本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和缘会宗，而本无宗又分本无宗和本无异宗，它们合起来称为“六家七宗”。根据佛教史家汤用彤考证，六家七宗代表人物分别为：本无宗——道安；本无异宗——竺法潜、竺法汰；即色宗——支遁；识含宗——于法开；幻化宗——竺道壹；心无宗——支愍度、竺法蕴、道恒；缘会宗——于道邃。六家七宗代表人物中，除道安的本无宗在北方外，其余六家、六宗都生活或活动在江南，而其中有六人在会稽。这是当时会稽作为江南佛教中心之一的最好例证。这些代表人物中，本无异宗代表人物是竺法潜。竺法潜（286—374）字法深，山东琅琊人，是东晋丞相武昌郡公王敦之弟。“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宁中，潜恒着屐至殿内，时人咸谓方外之人，以德重故也。”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六年，王导、庾亮相继去世。于是，竺法潜隐迹剡县30余年，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期间，应哀帝之请进宫讲《放光般若经》，接受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的归依，还和清谈名士刘惔结交。竺道潜示寂后，孝武帝特捐钱十万以治后事。竺道潜一生受到晋室五位皇帝的敬重，无论对于佛教的传播，还是会稽佛教中心地位的确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主张宇宙万物“从无出有”，认为“无”是派生万物的本原，与《老子》“有生于无”的命题相似。本无异宗把“诸法本无”确定为第一义谛，但同时又主张“无能生万物”3，实际上是以玄学来讲述佛学。即色宗的创立人为支遁。支遁（314—366），字道林，俗姓关，晋陈留人，一说林虑人，家中世代信佛。西晋末年，随父母迁居江南，隐居余杭山中，爱好《道行般若经》和《慧印三昧经》，二十五岁出家。支遁不仅擅长清谈，也精通老庄，与当时名流王洽、殷浩、许询等交往。曾在余杭白马寺与刘系之谈《庄子·逍遥游》，刘以“各适性为逍遥”，遁驳之曰：“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4于是退而注《逍遥论》，见解独到，群儒旧学莫不叹服。支遁在吴建支山寺。未多久想去剡县，当时王羲之在会稽，早闻支遁其名，见面之后成为莫逆之交，王羲之请支遁住山阴灵嘉寺。不久去剡县。当时竺法潜已在剡县仰山，支遁曾写信欲买仰山土地，作为幽栖之处，法潜回答说：“欲来则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于是乃往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受业僧众百余人。其间，两次受哀帝遣使征请至京师建康，住东安寺，讲《道行般若》，僧俗钦敬，朝野悦服。晚年移居石城山，建造栖光寺。支遁曾为《安般》、《四禅》诸经作注，著作有《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等，其中《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本空”之义，其基本主张就是“色不自色”、“虽色而空”。据吉藏《中观论疏》中说：“支道林著《即色游玄论》，明即色是空，故言即色游玄论。此犹是不空假名，而说实相。”5色指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物质现象与心理现象，玄指空无。“即色是空”也就是说，色即是空，空不在色之外。何谓色即是空呢？“彼明一切诸法，无有自性，所以故空。”也就是说，一切现象皆无自性，都是假的，所以是空。因此即色游空可以逍遥，逍遥并不要离开世俗，即色游空不为物累，保持心理上的超脱，这就可达到逍遥了。这也正说明了支遁之所以既是当世名僧又是当时名士的缘由。心无宗代表人物为竺法蕴和支敏度，其中竺法蕴随竺法潜活跃于剡中。心无宗为般若学派中的异端派别，他们一反大乘空宗的教义，只讲空心不讲空物，认为“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6，明显带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与大乘空宗宣传的一切皆空的思想明显矛盾，所以心无宗当时就受到佛教徒的攻击。心无宗的思想与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崇有派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缘会宗创立人于道邃，过江南来，颇为会稽名士谢敷推重，遍游越中名山。于道邃著有《缘会二谛论》，他认为因缘会合，形成万有，这是俗谛；众缘分解，万有皆无，这是真谛。7这是用分析的方法，以论证万物不实。缘会宗留下来的资料不多，影响也不大。识含宗创立人于法开，随师于法兰到石城山，师亡后续修元华寺，后又移居剡县西白山灵鹫寺。于法开著有《惑识二谛论》，他认为，“有”是心识所含，心识有梦有觉，梦时惑识流行，呈现出种种可见的现象，是为俗谛，觉时惑识尽除，觉悟到万物皆空，是为真谛。三界本空，皆心识所变。众生由于神明不觉，如陷梦境，以为不空，及惑识尽除，则神明成佛。8幻化宗的创立人竺道壹，应帛道猷之邀，东来若耶山，会稽内史王荟特为之建嘉祥寺，并以道壹“风德高远，请居僧首”，时人号称“九州都维那”。他著有《神二谛论》，认为“一切诸法，皆同幻化，同幻化故名为世谛。”9道壹针对般若空宗否认精神主体的理论逻辑，提出了“若神复空，教何所施？谁修道？”的问题。道壹的观点与慧远的“神不灭论”遥相呼应，逐渐发展为中国佛教的正统观念。
　　2、诸种师说的传播阶段。自公元420年起，中国南方进入南朝时期，南朝共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界对佛经进行各种诠释，形成了各种师说。
　　其时，南朝的历代帝王无不对佛教关怀备至，他们把佛教作为加强统治的手段。他们笼络各地的高僧，赏赐他们官位和财物。南朝时期出现了僧官制度，僧官制度始于北方，而南方僧官制度始于南朝齐，第一任僧正就是山阴宝林寺的慧基。慧基（412—496）厉行精苦，尤善《妙法莲华经》、《小品》、《维摩诘经》。居山阴法华寺、宝林寺等，求学之徒，追踪问道。名士刘瓛、张融等均事以师礼，奉其学说。齐竟陵王萧子良曾致书慧基致书询问《妙法莲华经》宗旨，基乃著《法华义疏》三卷，及《门训义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会通空、有二言，及注《遗教》等，行于当时。而慧基当时已德被三吴，于是齐武帝敕命慧基为僧主，掌管十城，这是东土设立僧正的开始。之后，又有山阴宝林土僧慧集、剡县法台寺昙斐担任僧正。10除慧基外，在会稽生活过的名僧明彻、僧祐、智藏、慧约、洪偃等颇受南朝历代帝王的尊重，明彻是梁武帝家僧，慧约在等觉殿为梁武帝授过菩萨戒，梁武帝还敕请僧祐来剡监造石城大佛。洪偃则受梁、陈两朝的帝王尊重，召至京师为他们讲解佛学。而帝王对佛教和名僧的支持和尊重，影响了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员。如在梁武帝的影响下，长子昭明太子萧统和孙萧詧等崇信佛教，且佛学造诣颇深，萧统撰写过《解二谛义》。他对名僧也钦崇有加。当时在山阴法华寺有僧惠举，武帝久闻其名，对其关怀备至。昭明太子也敬仰其德，赐给金缕木兰袈裟、红银澡瓶和红琉璃钵。法华寺亦由此改名为天衣寺。萧詧为萧统子，少有大志，不拘小节，喜佛教义理之学，“所著文集十五卷，内典《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义疏》四十六卷，并行于世。”11在他任岳阳王时，曾至山阴宝林寺造塔，寺加壮丽。而地方官员对佛教的支持则更是普遍。南朝宋时，会稽太守孟顗十分崇奉佛教，相继为昙翼和弘明建造法华精舍和道树精舍。谢灵运为僧镜、昙济在始宁别墅建石壁精舍等。据民国《浙江通志》统计，南朝时期会稽郡新建寺院34处，其中梁代多达19处。其实，寺院的实际数字远远不止这些。
　　大批佛寺的建成，无疑给僧人讲解佛经，弘传佛法，著书立说，创立宗派提供了生活环境和有利条件。诸多学派尤其是毗昙学、成实学、涅槃学，这时开始在会稽得到广泛传播。这里对毗昙学、成实学、涅槃学的含义和基本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毗昙学。即以研习小乘阿毗昙的学派，它是以《阿毗昙经》为主经所展开的佛学，“阿毗昙”的意思为“对法”，即佛教三藏中的论藏，其研习者称为毗昙师。毗昙学主张“定己性与自然”，它跟支遁的“即色游玄”有相似的语意，因此很容易为名士高僧所接受。会稽郡研习毗昙学的渊源可上溯到“尤精阿毗昙学”而云游会稽的安世高。至东晋、南朝时期，《毗昙》几乎成了江南地区所有论师共同研习的对象，东晋时期研习毗昙学最有名的是竺法潜及其弟子竺法友。而南朝时，会稽境内又有慧集、僧护等研习毗昙学，时称“慧集于毗昙学独步当时”12，僧护亦“以《毗昙》著名”13。毗昙学在南朝齐时达到高潮，即所谓“宋世贵道生顿悟以通经，齐时重柔影毗昙以讲论”14。
　　成实学。即以研习《成实论》的学派，研习者被称为成实论师。《成实论》由印度诃梨跋摩著，鸠摩罗什译。所谓“成实”即“成就四谛”的意思。《成实论》早期研习的多为鸠摩罗什的弟子，如后来住会稽嘉祥寺的慧虔曾研习过《成实论》。但至南朝时期研习《成实论》的僧人更多，在会稽的就有山阴灵鹫寺的僧柔（431—494）、云门寺的洪偃（504—564）和上虞籍僧警韶（508—583）等。成实学在南朝时期的江南尤为兴盛，其原因有二：一是《成实论》兼及经论义理，并总大小二乘，其学说有很强的适应性。值得注意的是它宣称的“得真空智，知本来无”15的思想与般若玄学颇通声气，而般若玄学东晋时期在会稽境内十分盛行，这就为成实学在江南的发展培育了肥沃的土壤；二是南朝帝王对成实学的重视与支持，尤其是齐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如在山阴灵鹫寺的僧柔，曾应萧子良的邀请在普弘寺讲《成实论》，而在会稽云门寺的成实论大师智藏则被梁武帝尊为“三师”之一。成实学至隋代则被三论宗、天台宗所取代。
　　涅槃学。即以研习《大般涅槃经》的学派，该派僧人被称作涅槃师。《大般涅槃经》是印度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它着重论述了佛身虽灭，法身常住的思想；涅槃常、乐、我、净的思想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此经由佛陀跋陀罗译出，大约在南朝宋时传入南方，并由谢灵运等人重新改定并增加品目。当时在会稽郡研习、弘传《大般涅槃经》而闻名的涅槃师有山阴天柱寺的慧静（411—465？），云门寺的智顺（477—507）、智藏（485—522）和嘉祥寺的慧皎等。
　　众多师说在会稽的传播，为隋唐时期天台宗、三论宗首先在越中创立奠定了基础。
　　二、东晋南朝时期会稽佛教兴盛的原因
　　会稽之所以成为佛教初传江南时一个重要地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东晋南朝时期会稽一带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物殷阜”。自东汉实施吴、会分治以后，随着鉴湖水系工程的完成，会稽山北麓的山会平原耕地扩大，粮食生产大幅度提高，纺织、冶炼等手工业迅速发展，对外贸易蓬勃兴起，为东晋南朝会稽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会稽为海内巨邑，史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16。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当地的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条件，而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官府和百姓的大力支持。当时会稽境内建造了一大批寺院，从存世的地方志记载看，自东晋到南朝宋、齐、梁、陈间，今绍兴市境内，相继创建佛寺达59处之多。这些佛寺中，除僧人所建外，郡守、名士舍宅建寺和信众出资建寺的情况相当普遍。其中以舍宅或以宅基建成的佛寺，有王羲之舍宅建戒珠寺，谢安故宅建国庆禅寺，许询舍宅建大能仁寺，舍沈勋故宅建光相寺，王献之舍宅建云门寺，毛宝舍宅建灵秘教寺，郭伟舍宅建禹迹寺，江夷舍宅建龙华寺，何充舍宅建灵嘉寺，皮道与舍宅建宝林寺等，除云门寺、国庆禅寺在乡间外，其余均在郡城之内，而且都是名刹，在后世佛教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二，会稽地近京都建康，尤其是西晋末年，由于北方战乱频仍，朝廷被迫南迁，大量中原居民随之南来，会稽成为北方居民安家落户的理想之地。那些名门望族，如琅琊王氏、阳夏谢氏、高阳许氏、泥阳傅氏、陈留阮氏、太原孙氏、江夏李氏、高平郗氏、乐安高氏、陈留关氏、谯国戴氏等，纷纷南下会稽，与土著的豪门士族如山阴贺氏、魏氏、谢氏、虞氏、张氏、丁氏、孔氏等汇合，一时名士荟萃，人文鼎盛，冠于江左。北方名门望族的南徙对会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些侨居士族与东晋司马氏政权以及后来南朝的宋、齐、梁、陈各朝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且掌握着社会的主导权，如东晋时，琅琊王氏的王导是东晋初期的丞相，王敦为大将军；阳夏的谢氏的谢安做过丞相，他曾指挥过著名的战役“淝水之战”等。此外如侨族中的戴氏、阮氏，土族中的贺氏、孔氏在南朝诸代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些士族的子弟们也把持着一地的政治，如王羲之一家中就有两人做过会稽内史。总之，当时会稽郡的政治地位，仅次于京都建康，以至于在东晋咸和四年（329）苏峻之乱后时，建康宫阙灰烬，“三吴之豪，请都会稽。”17这一动议虽然未实现，但南朝刘宋时期以会稽、东阳、永嘉、临海、新安五郡为基础建立的东扬州，其州治就设在会稽。会稽郡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为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的迅速发展从社会、人文各方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条件。
　　其三，风光秀美和恬静的会稽山水吸引众多的高僧不约而同南下。东晋书法家王献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18同时期的画家顾恺之也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19真可谓“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2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北方高僧，以及分散在江南各地的高僧，便纷至沓来，云集会稽，与本地高僧相会林下。如琅琊的竺法潜，初在京师建康，颇受东晋诸帝和王公大臣的钦敬，但他因慕剡之山水，离京住锡剡之沃洲山21。稍后陈留支遁亦慕沃洲山，曾托人欲从竺法潜处买沃洲小岭，22于是留下“支竺遗风”之佳话。下邳人竺法旷于东晋兴宁（363——365）间云游会稽，至若耶山就岩为庐23；虎丘高僧道壹慕会稽山水，当他接到山阴籍僧帛道猷一纸书信和一首描写会稽山水的诗时，马上从虎丘前来会稽24；余杭高僧昙翼与沙门昙游同游会稽，履访山水，见秦望西北，五岫骈峰，乃结草成庵，即法华精舍25。这一时期，前来会稽的高僧还有来自高阳的于法兰，敦煌的于道邃，陈留的支道林、琅琊的竺道潜、长安的超进、昙机，陇西的僧镜，丹阳的僧柔，钱塘的慧基，临沂的智顺，以及不明所籍的的于法开、竺法义、帛僧光、竺法纯、慧集等等，其时，境内本籍高僧有白道猷、昙嶷、道敬、昙光、昙颖、弘明、僧护、昙斐、道琳、慧皎、洪偃、警韶、慧荣等。这批高僧，无论是在佛学研究上，还是在佛教思想传播上，在当时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这些高僧与名士对佛学和玄学相互探究，终于创立了般若学“六家七宗”，传播了各种佛教学说，他们对会稽成为江南佛学中心之一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由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发展起来的会稽佛教，到隋唐五代时，走向繁荣。这一时期，佛教的中国化趋向成熟并最终完成，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佛教宗派已经形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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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沙门入艺术传始于晋书”条
　　2 梁慧皎《高僧传·支遁传》
　　3 隋吉藏《中观论疏》
　　4 梁慧皎《高僧传·支遁传》
　　5 隋吉藏《中观论疏》
　　6 隋吉藏《中观论疏》
　　7 隋吉藏《中观论疏》
　　8 隋吉藏《中观论疏》
　　9 隋吉藏《中观论疏》
　　10梁慧皎《高僧传·昙斐传》
　　11 嘉庆《山阴县志》
　　12 潘桂明《智顗评传》第一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13 梁慧皎《高僧传·附僧护传》
　　14 唐道宣《续高僧传·慧开传》
　　15 《成实论》卷十一《灭谛聚初立假名品》
　　16 《晋书·诸葛恢传》
　　17 《资治通鉴》卷94
　　18 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19 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20 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
　　21 梁慧皎《高僧传·竺法潜传》
　　22 梁慧皎《高僧传·支遁传》
　　23 梁慧皎《高僧传·竺法旷传》
　　24 梁慧皎《高僧传·竺道壹传》
　　25 梁慧皎《高僧传·昙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