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唐宋巴渝佛教

浅议唐宋巴渝佛教
　　宋以前，巴渝地区的佛教并不兴盛。南北朝时期，巴渝地区佛寺仅有10座左右。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灭佛、道二教，巴蜀在北周境内，佛教受到打击。隋高祖文帝杨坚大力振兴佛教。在这一大背景下，巴渝地区佛教开始复兴，奉节“信州舍利塔”的建立及潼南大佛造像，即隋代巴渝佛教再兴的证明。潼南大佛寺东崖石壁摩崖造像是巴渝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佛教造像。万州亦有隋代造像，《舆地纪胜·夔州路·碑记》：“宝像记。练岩，有装修隋朝宝像记。”巴渝地区隋代佛教史料及实物极少，奉节《信州舍利塔铭》、潼南大佛寺造像尤为珍贵。
　　至唐代，巴渝佛寺增至40余座，但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一带，巴渝地区尚未达到一县一寺的程度。而成都就有近20座佛寺，其毗邻诸县亦有大量佛寺，且不论川北其它地区。巴渝唐初及盛唐期间的造像，主要分布在重庆主城的西北部地区，三峡地区甚少。《宋高僧传》有唐、五代时期在今四川地区传法的高僧22人，以在成都者为多，而无一在今巴渝地区传法者。唐代巴渝地区道教势力大于佛教，丰都、涪陵、云阳等地道教势力尤甚。唐代巴渝佛教之不兴盛，可见一斑。
　　历史上影响巴渝地区佛教发展的几个原因：经济、文化落后，没有发达的寺院经济；没有著名大都市，也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没有名闻全国的佛寺；缺少高僧大德；尽管巴渝境内的长江是“走廊”，但也就是“过路”的地方，高僧们从这里匆匆走过却没有停留下来。隋唐时期，从巴渝“过路”的名僧有：高僧慧暠，《续高僧传·释慧暠传》，安陆人，“然以法流楚服成济，已闻岷洛、三巴尚昏时罔，便以法弘道远化。末闻隋大业年沂流江峡，虽遭风浪，厉志无前，既达成都，大弘法务……”《续高僧传·释灵睿传》：“武德二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安州暠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讲开大乘。”高僧玄奘，《续高僧传·释玄奘传》：“西逾剑阁，既达蜀都。”“遂乃假缘告别，间行江峡。经途所及荆、杨等……”又“有沙门道深，……将捐巴蜀，……而正意已行，誓无返面，遂乃假缘告别，间行江峡，经途所及荆、扬……”。
　　马祖道一（709－788年）是我们所知曾在重庆活动过的最早的禅师。他二十岁左右在重庆受具足戒。“怀让禅师第一世江西道一禅师，汉州什邡人也，姓马氏。……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髪，受具于渝州圆律师。”（1）
　　宋代，佛、道之争平息，“我国家，……崇道教，兴佛法”。（2）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诏于京师及诸路共设戒坛72处，其中川陕7处。（3）宋代，主要是南宋，是巴渝地区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表现在禅宗的兴盛和大足地区密宗造像的兴盛。佛的光芒这时才普照巴渝大地，比起“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江南来，晚了700年。2000年至2003年间，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及丰都玉溪坪遗址出土了一批唐代晚期铜佛像，可证为巴渝地区宋代佛教兴盛的前奏。
　　两宋时期，巴渝地区新建佛寺近百座。加上唐代佛寺佛寺40余座（但有些唐代佛寺到宋代已毁），两宋时期巴渝佛寺约130余座。宋代巴蜀禅宗在全国处于绝对优势，佛学界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之说。合川涞滩佛祖与禅宗六祖群像，把禅宗诸祖形象地体现出来，使信徒在“顿悟”之外、在文字之外有具体的祖师形象可顶礼膜拜，别具匠心。该群像是禅宗在中国佛教中取得全盛地位后的纪念性的、里程碑式的写照，在全国享有盛誉。宋代巴渝名僧有兰溪道隆（1213－1278年）禅师，涪陵人，俗姓冉。淳祐六年（1246年）率弟子东渡日本，日本执政北条时赖为建建长寺，请其住持。又住持建仁寺、寿福寺。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卒于建长寺，享年六十六，在日本传法32年。日本政府敕赠兰溪道隆为“大觉禅师”，日本禅师谥号亦由此始。兰溪道隆是中国禅师在日本传法之第一人，其在日本之声望可与唐代鉴真相比。（4）
　　宋代诗人、学者晁公遡《嵩山集·恭州报恩长老宣公以四偈见别用韵为谢》有“莫道巴儿不解禅”句。四川荣县出土建炎元年（1127年）《宋故清河张氏夫人墓志铭》：“夫人喜诵佛书。”重庆万盛区出土绍兴十六年（1146年）《宋太夫人陈氏墓志铭》：“晚年尤喜佛书。”两夫人喜诵佛书，应是禅宗信徒。知识分子往往参禅佛寺，苏轼、黄庭坚、赵抃、王十朋等在重庆时，多与僧人来往，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诗文。赵抃游万州西山寺，有《同万州相里殿丞游溪西山寺》。黄庭坚贬巴蜀六年，东归出蜀时，在万州有《南浦西山勒封院题记》，又有《万州下岩》诗。黄庭坚在彭水时，常与僧人往来。其在彭水又有弟子杨皓，字明叔，亦喜谈禅，杨皓游合川龙多山时，有诗云“禅空空此绝尘氛，占取嶕嶢自不群”。（5）谯定，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6）乾道七年，陆游在奉节，“某以事至卧龙山，咸平寺长老惠琏言，公往有行记，今将刻之石，因嘱某书其末。”（7）曾官夔州的王十朋，有《卧龙山有武侯新祠再用前韵》诗。王十朋亦喜谈禅，在奉节有《明庆教院请讲疏》：“释迦说法，祗树一朝。地辟天开，智者起教于台山，乃千古风清月白，自鹤林之寂灭，暨佛垅之凄凉，孰知竟路之归，罔识真心之在，有资上德，为发微言，共惟某人大讲师，脱迹儒门，潜心释典。”又有诗《同行可、元章报恩寺行香，登佛牙楼，……》。（8）宋代著名学者、合川人阳枋在“百念俱灰”时，亦往佛寺求得清静，见其所著《与蹇晋堂书》。（9）
　　初唐时期，密宗在长安已有相当影响。唐玄宗时期，密教真言宗的三位祖师印度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671－741年）、不空金刚（705－774年），即“开元三大士”，将密宗经典传入中国。密宗在唐代曾盛极一时，经会昌灭佛和五代动乱后，密宗衰落了，唐末，北方密宗法脉几近断绝。但是，“至迟在武则天初期密教已传到四川。……四川地区在‘开元三大士’来华建立密宗之前，密教的发展已经颇为可观。”（10）唐末，景福元年(892年)，昌州节度史韦君靖在北山建永昌寨的同时，也开始密宗摩崖造像。韦氏死后两百多年，赵智凤在大足将密宗造像推向高潮，这是韦君靖没想到的。
　　梁平石大悲像，《舆地纪胜·梁山军·仙释》：“石大悲，军西二十里赤牛山觉林院之东有一石龛，琢石为大悲像，四十二手，皆有所执。龛前柏围一丈七尺，石壁间有字，曰‘兴国八年重修’”，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值得注意的是，“四十二手，皆有所执”，四十二臂观音，是密宗造像。《舆地纪胜》的这条记载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在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之前，梁山军已有密宗观音造像了，该造像的年代当早于赵智凤（1159－约1249）活动的年代，说明密宗在传入巴蜀地区后，在巴渝地区是有一定影响的。
　　一个地区的佛教事业发达与否，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外，个人的作用极大，赵智凤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地区的佛教繁荣与否的标志：有名僧、名寺，众多信徒，寺院经济发达，众多造像。南宋时期的大足，这五个标志都具备了。
　　大足石刻造像业的发达，是赵智凤的功劳，也是当时大足寺院经济支持下的结果。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大足《宝顶常住田产》碑是大足寺院经济最早的珍贵史料，刻于《唐柳本尊传》碑阴，存有以下文字：“宝顶常住田产（额）。古迹宝顶山佛祖岩，正是赵智宗……已妄说□□祈乞风调……国泰……一千田……天下大不祥……八大五通，三千大千世（界）……外堂分水，东北……圣旨三道，免……拾伍……□□□年三月初九日，山门立通……白众：本山诸□田土，不许典当……父母，堕地狱，若无出期。古云，受□常住……善恶若无报……必□私……龙，若私……”。（11）“赵智宗”，即赵智凤。赵智凤在宝顶弘法七十年，大开道场，开凿造像，必然要有经济力量支持。绍熙元年时，宝顶山佛寺已有田产“一千田”（亩），且曾有“圣旨三道”，免交地租；“本山诸□田土，不许典当”，正是宝顶佛寺的经济来源，也是石刻造像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经济保障。
　　注：
　　（1）杨亿《景德传灯录》卷六。又见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唐洪州开元寺道一传》、普济《五灯会元》卷第三《江西马祖道一禅师》、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并序）》。
　　（2）《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阁像并阁碑铭并序》。
　　（3）《宋会要辑稿·道释二》。
　　（4）参见《巴蜀禅灯录·四川禅宗史概述》、《支那墨宝集》下。
　　（5）民国九年《合川县志·金石》。
　　（6）参见《宋史·隐逸·谯定传》、《四川通志·人物·重庆府》。
　　（7）《渭南文集·跋关著作行记》。
　　（8）《梅溪王先生文集》。
　　（9）《四库全书·字溪集》卷四。
　　（10）参见邢军《广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析》，《文物》1990年6期。
　　（11）“□□□年三月初九日”缺三字。按清人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有《宝顶山常住田产碑》，有明确纪年、月、日，为“绍熙元年三月九日”。赵智凤生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约卒于淳祐九年（1249年）。此碑刻于绍熙元年，约赵智凤三十二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