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20世纪的佛教研究

日、韩20世纪的佛教研究
　　黄夏年
　　一、日本
　　18世纪日本开始进行明治维新，派遣学生向外留学和考察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佛教界也在这个背景下，纷纷派人到欧洲和印度等地学习、考察。1876年，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大谷派南条文雄受遭到英国牛津大学随麦克斯，缪勒学习比较宗教学，重点是梵语和梵文原典研究。他在学习期间整理了佛经目录，撰写了{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的博士论文，这是采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来研究佛教的最早的成果，南条本人也成为日本引进西方宗教学研究法的先驱之一。他回国后，在东京大学教书，培养了不少日本的新人。1890年，高楠顺次郎也跟随麦克斯，缪勒学习，回国后仍在东京大学教书，培养梵语和巴利语人才。同时又编纂辞书和丛书，主持(大日本佛教全书)和主编翻译了(国译南传大藏经)，并出版刊物，撰写文章，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进行了多项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有九卷本全集面世。此后还有净土宗的渡边海旭、荻原云来、姊崎正治等到德国学习，他们同样对印度佛教的研究取得了成绩。这时在国内的学者原坦山、井上圆了、村上专精等人对佛教研究同样有名，村上专精撰写的(日本佛教史纲)已在中国有了汉译本，他是日本近代佛教史学的奠基人。日本研究印度佛教有成就的学者还有前田慧云、木村泰贤、赤沼智善、字井伯寿、中村元和平川彰等人，木村泰贤是高楠的学生，著有(原始佛教思想史论)、{小乘佛教思想史论)和{大乘佛教思想史论)和(印度哲学宗教史)(与高楠合著)。宇井伯寿毕业于东京大学，又到德国、英国留学，对印度哲学和中日佛教都有研究，著有(印度哲学史)、{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他对释迦牟尼的出生年的考证，影响很大。中村元研究印度宗教哲学的范围很广，还对东西方思想的比较有特别的研究。平川彰除了治印度哲学以外，在佛教研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佛教方面的成绩最显。境野黄洋的中国佛教研究对中国学者影响很大，中国最早出版的关于中国佛教史的著作就是他撰写的中国佛教史的译本。常盘大定曾经五次到中国考察，拍摄和记录了不少资料，这些资料已经成为中国佛教重要的史料，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往往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山西净土宗主庭玄中寺就是他考证出来的。望月信亨是研究佛教经典的专家，他主编的“望月佛教大辞典”至今仍是内容最全，经常被学者使用的辞典。他对净土宗的研究和疑伪经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影响的。矢吹庆辉对三阶教的研究是公认的最好成果，所著的(鸣沙余韵)是敦煌文献的结集。冢本善隆对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的(肇论研究)和(慧远研究)是这方面的精品。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通史研究著作是大学生的课本，他和牧田谛亮对中国佛教的民俗也有很多的论述，后者对疑经的研究也有影响。镰田茂雄撰写的八卷本中国佛教史，目前已经出版了五卷，台湾译出了前三卷；另一本(中国佛教简史)则在大陆译出。他还是研究华严宗和密宗的专家。
　　在世界禅学研究的领域中，日本的禅学研究可以说是比较强的，不光是出的成果最多，最有影响，而且研究问题也最细。忽滑谷快天是日本早期禅学的集成者。1884年他入东京曹洞宗大学(现名驹泽大学)，致力于曹洞宗学的研究，毕业后从善长寺住持忽滑谷亮童受法。后又入庆应义熟大学深造二年。毕业后，在曹洞宗的高等中学、曹尚宗大学及庆应义熟大学等处任教，兼及禅学研究。1911年冬，奉曹洞宗当局之命赴欧美考察宗教及学术。1919年担任曹洞宗大学教头，后任该校校长。192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出任驹泽大学校长。一生著述甚丰，有(神学批判论)、(神学讲话)、(神之妙法)、(神家龟鉴讲话)、(清新禅话)、{参禅道话)、(乐天生活之妙昧)、(达磨和阳明)、(养气炼心之实验)、(禅学提纲)、(信仰和民力)、(禅的理想和新人生的曙光)、{神学思想史)、{普劝坐禅仪)、(朝鲜禅教史)等十余种。其中{神学思想史)是他禅宗研究成就的代表作。全书体系庞大，分为“印度部·和“中国部”两大部分。印度禅学论述了“外道禅”(婆罗门教和数论的瑜伽禅法)和“小乘禅”的特点和其历史文化渊源，旨在说明佛教的禅法是源于(奥义书)等古代印度哲学名著，但有发展。“中国部”是全书研究和论述的重点。他按神学的发展脉胳，分为六编：第一编为“准备时代”，时限从东汉末安世高到北朝梁武帝的时的菩提达磨来华，论述了这一时期禅法经典的译介情况。第二编为”纯禅时代”，指从达磨至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时止，论述了神学的发展(禅宗的酝酿)和禅宗的形成、发展过程。第三编是”神机的时代”，从慧能圆寂至五代末时止，论述了禅宗各分支的形成历史和各支的宗教风格。第四编是”禅道烂熟的时代”(前期)，主要论述北宋禅宗的发展特色。第五编是“禅道的烂熟时代”(后期)，主要论述南宋禅宗的发展特色。第六编是“禅道变衰时代”，论述了元代到清乾隆时期禅宗逐渐衰败的情况；这一时期儒释融合，王阳明学说的兴起，念佛禅的盛行——这些实际标志了禅学的名存实亡。全书结构严整，条理清晰；在论证中利用了丰富的传统佛教和禅宗的资料，不仅对研究佛教而且对研究哲学也有参考价值。本书是日本近代以来第一部禅学思想史，由于时代的限制，书中存在不足之处也所难免。主要表现在：第一，作者没有看到敦煌遗书中的大量早期禅宗文献和禅宗史书；第二，没有充分利用保存的(全唐文)、(金石萃编)各种文集中的碑文、撰记和其它实证资料；第三，对禅宗的早期历史和禅宗形成过程没有作出全面客观的评述。他晚年著的(朝鲜禅教史)讲述了禅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入和发展，突出各个不同时期的佛教事件和重点人物。铃木大拙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现代日本思想家和学者。1870年他出生于日本名川县金泽市。1891年入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并在这一年参访圆觉寺今北洪JII禅师，对禅宗发生兴趣。又拜新任总管宗演禅师参禅，进东京帝国大学。1893年随宗演大师赴美参加世界宗教大会，担任翻译。1897年赴美，留居拉萨斯，担任编辑，在学期间翻译了(大乘起信论)、(老子道德经)等名典。1909年回国任学习院讲师，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讲授英文及佛教禅学。1921年任京都大学教授，创设“东方佛教学会”，发行(东方佛教)季刊。1933年因(楞伽经研究)(英文)一书而获文学博士学位。1936年出席伦敦世界信仰大会，会后在英国各大学讲授“禅与日本文化”。1950年至1958年在美国各大学讲授“禅与华严”课程。1966去世。铃木大拙对禅学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对禅宗历史的考证，即利用敦煌发现的禅籍校核禅宗历史上的疑团。他先后撰写了{敦煌出土少室逸书)、(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脱)等著作。另一方面是对禅学思想的研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主要有{禅学入门)、(禅与念佛心理学的基础)、{神秘主义与禅)、(禅与日本文化)、(禅与生活)、(禅学随笔)、{禅问答和悟)、(禅佛教论集)等等。2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陆续发现的(坛经)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松本文三郎是这方面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他在(六祖坛经的书志学研究)一文里，认为敦煌本的(坛经)是唐末的本子，但不是善本，他却为后来本子的基础。宇井伯寿在{坛经考)里，对十几种不同版本的(坛经)进行考证，指出(坛经)有敦煌本、惠听本、德异本或宗宝本三大系统。柳田圣山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对敦煌本(坛经)的作者、形成作了考察，认为{坛经)是牛头禅派与神会禅派互相影响的结果，作者法海原是牛头派禅僧，后来被说成是慧能的弟子。现本(坛经)编纂时间当在(曹溪大师传)与(宝林传)之间。后来他又进一步认为(坛经)实在是从神会的(坛语)发展而来的，“敦煌本{坛经)正是开元初期神会的新佛教运动的纪录”，可以看作是“八世纪禅佛教思想史的成果”。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还于1978年发表了(慧能研究)一书，将有关慧能的18种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比较研究，是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日本学者对敦煌禅籍中冠以菩提达磨之名的语录和其它期禅宗文献进行了研究。铃木大拙认为(二入四行论)一书中，第一、二部分为达磨所说，第三部分为慧可所述。宇井伯寿认为大部分为慧可所述。柳田圣山则认为，前二部分为昙林所传，与慧可无关，第三部分为达磨和慧可师徒间的问答。对(观心论)，神尾(式)春认为由神秀所撰，铃木大拙则认为是达磨述，弟子记录而成的。对(绝观论)，久野芳隆和关口真大认为系牛头法融所作，铃木大作则认为是达磨所作。此外，日本学者还整理了(达磨禅师论)、(修心要论)、(大乘五方便北宗)、(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等禅籍，推动了早期禅宗，特别是北宗禅的研究，使禅宗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楚。
　　1926年胡适校订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一书，日本学者对此非常重视，于是也开始进行了有关神会的研究。石井光雄和铃木大作等人都对神会作了研究，出版了校本。日本学者还对许多敦煌的禅宗典籍进行了重点研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铃木大作的(敦煌出土少室遗书)、(校刊少室遗书及解说)、(禅思想史研究第二)、{禅思想史研究第三)等；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第二禅宗史研究)对禅宗的禅法、宗派及{坛经)等有不少研究；关口真大(达磨大师的研究)对与达磨有关的资料做了详细的梳理；(竹条)原寿雄和田中良昭的(敦煌佛典和禅)和田中良昭的(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对敦煌禅宗典籍做了全面论述。1969年，日本学者编写了二十卷(禅的语录)，对中国禅宗的代表著作进行了译注，其中包括新校订的原文、日本训读、现代日语译文、注释和解说，介绍了各书的原作者、编写的时代背景、书的内容和特色、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及各种版本等内容。柳田圣山主编的(禅学丛书)影响了近代在中国、朝鲜和日本发现的一批禅宗典籍。近年研究禅宗的学者还有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的研究)、铃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禅宗)、石井修道的{宋代禅宗史的研究)等。1978年日本出版了(禅学大辞典)，收词汇3．2万余个，包括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的禅宗历史、思想、人物、著述等内容，还附有禅宗史迹地图、法系、年表、禅籍分类要览等。此外，日本学术界还编纂过五套南北传大藏经，各种佛教辞典和年表、索引等工具书。日本的著名佛教学术单位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最为有名，此外，各个佛教派别办的佛教大学，如驹泽大学、大正大学、立正大学、佛教大学等也以研究某一宗教或某一方向而闻名于世界学术界。日本的佛教刊物非常多，重要的学术刊物有(印度学佛教学研究)、(日本佛教学会年报)等等。
　　二、韩国
　　本世纪初韩国的佛教研究开始走上新途。从1912年到1959年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始发期。1917年问世的权相老的(朝鲜佛教史)和翌年出版的(朝鲜佛教通史)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此二书按编年体形式，将韩国的佛教历史进行了梳理，材料丰富，但在观点和分析上还不够深入，仍然带有旧时期史学的特征。以后，金包光的(朝鲜佛教史稿)作为院校教材而被使用。40年代末，东国大学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该校佛教研究室的(新罗佛教全书，藏外杂谈)是韩国资料整理的开端。1960年至1979年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展开期，这时韩国的佛教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一些从欧美等国留学回国的学者，成绩突出，并且改变了以往的研究受日本的学风影响的情况。李箕永是留学比利时的学者，他对佛教论藏哲学的研究有较高的水平，对元晓的哲学思想有一定的研究，一生撰写了有关佛教的著作百余篇本。还有李民庸的(关于弥勒思想的研究)，以及金瑛泰的{新罗真兴王信佛思想研究)、朴贵出的(关于圭峰禅师禅教一致论)等文，是这一时期的优秀成果。除了佛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外，在佛教宗派的研究上也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禅宗的研究，表现突出，像禹贞相的(关于西山大师的教禅观)、韩基斗的(关于韩国思想史中的三宗禅和二宗禅的论争点)、(高丽后期的禅思想)、安启贤的{曹溪宗和五教两宗)、崔昌植的(关于高丽时代禅宗清规研究)、金瑛泰的(高丽曹溪宗名考)等文，都对韩国佛教的主流宗派曹溪宗的研究具有专题性的意义。此外，对其它宗派，也有不少文章面世。如安启贤的(新罗净土教诸问题)、金智见(新罗华严学的谱系及思想)、{新罗华严学主流考)、崔炳宪的(天台宗的建立)、黄成基的(圆测的唯识学说研究)、吴亨根的(元测的思想)、高(立羽)晋的(西明唯识的基本立场)、朴泰和的(新罗时代密教传来考)、朴弼奎的{关于密教的特质及在韩国传播)、金在景的{新罗密教修行及其性质)等文。1980年以后，韩国的佛教研究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正是韩国经济进入繁盛的时期，为韩国的佛教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使佛教研究和出版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韩国的学术界出版了像(佛教百科全书)、(韩国佛教全书)等系列工具书和资料集成，基础研究得到了加强，推动佛教研究的深入。除了传统对宗派研究继续进行之外，韩国学者对当代的佛教予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本世纪上半叶殖民地时期的佛教，有南俊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佛教革新运动研究)、韩钟万的(韩国近代民众佛教的理念及传播)和韩龙文的(韩鲜佛教维新论)、俞镇采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寺刹土地所有关系研究)等文，这些文章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认识理念、理论建设等做了回顾，冷静地看待过去。密教的研究在这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发表的文章有郑泰赫的(关于韩国佛教的密教性质的考察)、(高丽时各种道场的密教性质)、金瑛泰的(三国时期的神咒信仰)，佛教文化研究院编辑的(韩国密教思想研究)、徐润吉的(韩国密教思想研究)、金容焕的(关于佛教的真言研究)，这些研究着重点是在韩国密教的理论、仪式、思想等等，尤其对考察韩国佛教的民俗化过程有重要的意义。此外，韩国佛教学的哲学研究也有了加强，金瑛泰的(百济的佛教思想)、李南英的(高句丽的佛教哲学)、李箕永的(新罗佛教哲学的传播)、李钟益的(高丽的佛教哲学思想)、徐京洙的(朝鲜后期的佛教哲学)是韩国哲学会的努力结果，对总结韩国的民族思维有积极的意义。在韩国佛教理论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文章发表，如赵容吉的(现代往生论考》、朴虎南的(佛教基本戒律表现的实践思想)、韩基斗(韩国佛教思想的研究)、法性的(关于韩僧家的反思)、朴善友的(韩国佛教伦理对韩国社会的影响)等等。这时对韩国佛教的美术研究的成果是显著的，出版了文明大的(石窟岩佛教造像研究)、洪润植的(韩国佛教美术)、郑炳浩的{韩国石灯样式史研究)等等。此外，有关韩国佛教文学和经版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韩国的佛教大学最著名的是东国大学，圆光大学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庆应大学等各个学校都有研究佛教的人才或机构。
　　(作者工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