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巨赞法师诞辰一百周年

巨赞法师（1908—1984），原籍江苏江阴，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
　　从青少年时期起，巨赞法师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后，入上海大夏大学，并在校结识田汉。1929年，回到江阴，秘密参加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1931年，经太虚大师介绍，巨赞法师至杭州灵隐寺从却非老和尚披剃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巨赞。同年在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巨赞法师天资高朗、颖悟过人。出家后，曾到南京支那内学院深造及重庆汉藏教理院任教，对法相唯识、天台教义、华严义理、四论、禅宗等致力尤多，并写下了300多万字的读经笔记。1936年，他在《论学》、《佛教公论》、《微妙声》等杂志上先后发表《评熊十力所著书》、《先自度论》、《为僧教育进一言》、《如是斋琐议》等文，引起了佛教界的高度重视，得到了熊十力教授、弘一法师和陈垣教授等的赞扬。
　　一
　　1937年，巨赞法师应聘任教厦门闽南佛学院。未几，抗日战争爆发，京沪失守。法师满怀悲愤，辗转香港、广东，是年冬天到达湖南。因痛国运衰微，哀民生涂炭，恨鬼子暴虐，法师在贫病交加的艰难旅途中，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为时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沈醉抓捕，遭痛斥，还挨了沈的两记耳光。（见1984年《文史通讯》等）
　　巨赞法师来到南岳讲学，与田汉、冯乃超等邂逅于上封寺。在田汉的引荐下，巨赞法师见到了时任西南游击干训班副教育长的叶剑英同志。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巨赞法师与演文（“一·二八事变”时，曾任十九路军团长）等组成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不久，率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匆匆赶赴长沙前线，宣传抗日救亡。巨赞法师的老朋友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立即报道了这个消息，夏衍还亲自撰文鼓舞宗教界人士同仇敌忾。田汉见到这条新闻，写给巨赞法师一首诗：
　　缁衣不着着锦衣，敢向人间惹是非。
　　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趺坐竟忘归。
　　太虚大师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佛弟子救国的好榜样。法舫法师、茗山法师等也多次盛赞湖南佛教徒抗战救亡的壮举。佛教青年服务团的爱国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刚上南岳的周恩来挥毫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念佛”几个大字。《阵中日报》在副刊栏中增设了《佛青特刊》，《民国日报》、《救亡日报》等也竞相报导。徐特立老先生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多次与巨赞法师交谈，一再规劝他还俗去延安，还填写了一首刘秉忠的《朝中措·书怀》，敦促他仿效元代刘秉忠。
　　长沙坚壁清野，青年服务团也不得不解散。巨赞法师1940年至桂林，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并创办《狮子吼》月刊，继续宣扬抗战救亡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佛教革新运动。太虚大师曾题诗赞扬《狮子吼》说：
　　五夜陈风狮子吼，四邻鞭爆海潮音。
　　大声沸涌新年瑞，交织人天祝瑞心！
　　在桂林，法师与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聂绀弩、郭沫若、柳亚子诸公时相往来，过从甚密。“漓江雅集”是桂林负有盛名的爱国诗社，社员都是进步人士，巨赞法师也是其中一员。此时，巨赞法师还用如是斋主、缁哉、万均、育之、毓之、周行、鉴安等20多个笔名，为《大公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等撰稿。还在百忙中撰写了《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述记》等佛学论文。
　　1942年，法师应邀至桂平，任西山龙华寺住持。离开桂平后，赴瑶山，协助瑶王李荣保抗击日寇，歼敌百余，日寇震怒，四处搜寻巨赞法师，曾拘捕梧州北山西竺园清凉法师拷问。不久，巨赞法师至北流，任教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5年10月10日，巨赞法师与饶宗颐、向达等登上北流山围之磐石山，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各人都有长诗以记其事。
　　二
　　抗日战争时期，巨赞法师与各界频繁接触，深入考察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底蕴，从而坚定了改革佛教的夙愿，他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革新佛教的口号，并撰成了20多万字的《新佛教概论》。
　　抗战胜利后，巨赞法师回到杭州，任浙江省佛教会秘书长，对当时佛教界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洞悉。当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与民政厅长杜伟，曾多次鼓励法师草拟改革省、市佛教教务的计划，法师深感没有社会的彻底改革，佛教的内部改革只是徒劳，因此并没有听从建议。翌年，巨赞法师撰成了《灵隐小志》，在再版中，他热烈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衷心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修复灵隐寺的亲切关怀。
　　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宗教界民主人士合影
　　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弘法人才，1948年巨赞法师兼任武林佛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仆仆风尘，数度往来港、沪间，蹈危覆险，参与民主运动。巨赞法师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注意，同居一室的南怀瑾先生得知这一隐情后，星夜赶往南京，请人设法，才使巨赞法师免于被捕。
　　巨赞法师在香港见到李济深、郭沫若、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等旧友，大家认为不久后全国将解放，佛教现状势难维持，以后究竟如何？大家都很关心。巨赞法师更深深感到：佛教教务的改革，已成当务之急，为迎接新的形势、新的时代，过去的一些改革设想和《新佛教概论》等，颇有调整充实的必要，遂赴台湾考察。在台湾一个多月，他参访了很多寺庙，写出《台湾行脚记》一文，从台湾回到杭州后，开始草拟改革全国佛教的计划。赵朴初也为此专程由沪至杭和巨赞法师商量，并想秘密召集沪、杭一带有进步思想的佛教界人士开会，后因故未成，又去香港。
　　从香港回上海时，李济深请巨赞法师转交一封绝密信（此信原件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给当时被软禁在上海的陈铭枢及郭椿涛，巨赞法师欣然受命，机智地完成了这次非常危险的任务。曾任李济深秘书的郑卓人《悼巨赞大师》诗中“离筵承密勿，虎口敢传书”及巨赞法师《追怀李任公》（李济深，字任潮）诗中“香港筵前交密信”，即指此事。
　　淮海战役一结束，法师又至香港，受潘汉年委托起草了《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由潘汉年派专人送往石家庄。
　　三
　　1949年4月3日，巨赞法师毅然由港北上，一到天津，即受到热情接待。4月13日抵北京，经一个多月考察研究，会同周叔迦居士等以北京市佛教同人名义，为改革佛教上书毛主席及各民主党派。随后在极乐庵开办北京僧尼学习班。不久，巨赞法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少僧人不明党的宗教政策，怀着疑虑不安的情绪出走。而巨赞法师慨当以慷，毅然北上。当时许多人对他很不理解，有辱骂的，有诬蔑、嘲笑的，也有同情、担心的。对此巨赞法师在《一年来的工作自白》（见1950年第1卷第1、2期《现代佛学》）中坦言：“我为佛教在新社会中，取得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来北京。”在1949年9月20日致法舫、印顺和道安三位法师的信中，巨赞法师更语重心长地道出了他的初衷：“两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以身许法之精神，护教之毅力，跃然纸上，溢于言表！
　　为了稳定佛教界的情绪，为了佛教的出路，也为了支持抗美援朝，巨赞法师多方奔走，在周叔迦等的赞助下，开办大雄麻袋厂，筹办振新印制厂，创刊出版《现代佛学》，并与李济深、陈铭枢、赵朴初等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
　　巨赞法师光明磊落，器度宽舒。十年动乱，他身陷囹圄，七易寒暑。1975年出狱后，他爱国爱教一如既往，还以72岁高龄，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卷》主编。
　　1984年，这位文通六国、博学高行，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佛教的法门龙象，因积劳过度，猝然病倒，抱着改革的遗愿，贲志以殁。巨赞法师住院期间，有关方面及好友夏衍、钱学森等多次至医院看望。巨赞法师圆寂后，邓颖超、李维汉、帕巴拉·格烈朗杰、叶圣陶等送了花圈，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刘澜涛、杨静仁等参加了追悼会。
　　思其功，怀其德，巨赞法师圆寂10周年之际，由大陆港台20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发起，在巨赞法师故乡江阴建成了巨赞法师纪念堂，2001年纪念堂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8年是巨赞法师诞辰一百周年，缅怀先贤，江阴市政府重建巨赞法师纪念堂，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作者单位为中国佛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