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礼赞高僧谛闲

章太炎礼赞高僧谛闲
　　沈鹏年
　　“我非狗子， 而无佛性。
　　听公说法， 两目直瞪。
　　一片猪肝， 送公涅槃。
　　公若有相， 空中塑看。”
　　——章炳辚赞：稀闲法师像
　　辛亥革命元勋之一的章太炎先生，是发起光复会并和同盟会加盟的一代国学大师，更是举世公认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杰出思想家和活动家；谛闲法师则教通三藏，学究一乘，不仅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兴天台宗的台宗泰斗，而且是对近代中国佛教事业有扶衰起敞之功的禅林高僧。——他们俩人，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关系。因此，公元一九三二年的农历七月初二日，当谛闲法师茶毗之时，章太炎面对老朋友的遗像，缅怀往事，掬诚致礼，特地写了上面的《谛闲法师像赞》。（章氏手迹见附图）
　　太炎先生虽然礼赞谛闲法师，其实，这也是对他们之间交往相知三十余年一段因缘的概括。
　　（一）
　　太炎先生和谛闲法师谊属浙江同乡，一个祖籍余杭，一个老家在黄岩。奔腾不息的钱江怒潮，孕育了这两位在浙东和浙西成长的一代儒宗和释家大德。
　　谛闲的俗家姓朱，原名古虚，字卓三，生于公元一八五八年（清咸丰八年）；章太炎原名炳麟，字枚叔，年龄小于谛闲十一岁，系公元一八六九年（清同治七年）出世。其时正好是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失败后不久，外患内忧，民不聊生，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剧裂的大变动。在动乱的年代里，章太炎自幼由外祖父严格督教，成了“熟知经训”的儒生；朱古虚则从小在舅舅的药铺薰陶下，成了“悬壶济世”的医生。——面对苦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经书和医术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吗?朱古虚和章太炎都不能不陷于思想上的困感和苦闷之中。“儒佛同声苦劝仁，众生受惠数千春三由于释迦牟尼思想学说的影响，章太炎身罹牢狱之灾，得以安然无恙；朱古虚迭遭不幸家难，而终于达到了人生最高的精神境界。这是特别值得人们深长思考的。
　　朱古虚“弃医从佛”的“顿悟”因缘，最初系一连串的家庭变故所促成。原来他自幼读书聪明，早年在舅家的药铺学艺时得到名医指点，潜心苦学，既谙药理，又精医术。因此在家乡开设了一间药铺，同时为病者切脉治病。凡是贫苦患者远道来求治，他不但施 赠药，还酌情资助盘川。不料厄运却光顾他的家中，他的老母、妻子和孩子都在短期内相继亡故。朱古虚认识到自己纵然有药懂医，但“医了身不能医心，治了病不能治命”，伤心之余，痛感人生无常，便“顿悟”出家，去白云山从成道法师研读佛经，时年二十岁。二年后胞兄病逝，孓然一身，至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法名谛闲。留寺参禅，以后又详参《法华》《楞严》，玄解顿开，功业大进，师尊赞为“法门龙象三五年后由上海龙华寺方丈端融和尚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继承法统，卓然成为大师。公元一八九O年（清光绪十六年），当二十三岁的章太炎离别家乡，寄寓杭州，在“诂经精舍”从朴学大师俞樾先生受业时，谛闲早巳登上东南诸名利：龙华寺和金山寺的法座，向广大僧众开讲《法华经》、著述《指味疏）了。《指味疏》全称《楞严经序指味疏》，《楞严经序》为天如禅师唯则所撰，文义深玄，关节甚多。得谛闲“疏”解，剖析玄徽，深入浅出，详尽阐发了经义教理，学习者无不称便。
　　从一八九O年至一九O四年的十余年间，谛闲法师潜心“闭关”，专修天台教义；以后又应各方信众邀请，去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说法讲经，足迹遍及大半个神州大地。而章太炎在此期间，思想上经历了两个演变阶段。这就是：前七年的勤学苦读，学术思想趋向成熟；后七年走向社会，政治思想上也得到了发展三章太炎在前一个阶段中，跟随俞曲园先生先后学习达七年之久，打下了造学问“淹博精审—的基础，养成了“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的学风，在学术上能够“精研投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乃至“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三更为可贵的，他治经具有“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的明确目的性。他不是熟读《四书·五经》的教条，而是以经学鼓吹民族意识从而谋复兴汉族的天下。在后一个阶段中，章太炎目睹了戊戌维新的兴起和失败，以及八国联军侵陷京津之役等一系列的事变。他从发起兴浙会，发表《排满论》，与张之洞决裂，和孙中山订交，在流亡日本时接触了英国斯宾塞尔的《综合哲学体系》、美国吉丁斯的《社会学原理》等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著作，眼界开阔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更加坚定。他从日本秘密回国时，耻于“被戎狄之服”，在上海断发改装，恢复汉族人民固有的装束。随着他的《旭书》重订本继木刻初版后在日本东京的翔鸾社排印再版；他翻译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问世，章太炎的名声便“轰震海内外”三军太炎的译本《社会学》比严复翻译的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要早出版一年，它是我国介绍西方社会学的第一部著作。而在此前后出版的《旭书》则是章太炎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这本书在当时的思想界和知识界份子中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它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更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三覃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等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与此同时，章太炎读佛经、说佛法的故事，也是同样僧炙人口的；尤其他在爱国学社时的同事蒋维乔介绍后，和谛闲法师相识相知的轶事，更其引人人胜。
　　佛法重悲智双修、自他两度。观众生苦恼即拔其苦恼，阐业运无常而善用无常。庄严地狱，同登极乐，所以世学中惟以佛学为最高。然佛学渊深，未容蠡测。因此，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转识成智，性相互依，指迷处乱，禅净同功。只有到了生心动念、莫不皆悲，举足下足、无非是学的境地，一信以往，次解次行。惑执无边，慧解无边。犹如香象渡河，尽源彻底；提婆投针，深沉妙悟。研求有的，解也无量。谛闲法师的参禅苦修，草太炎的三度学佛，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章太炎阅读佛学经典过程中的“一波三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就是：——
　　·初涉三典，未得要领
　　章太炎最初接触佛经，是在杭州“诂经精舍”学习，考释周、秦诸子等儒家经典，即“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书，引古监今”之时，公元一八九四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他二十七岁，撰《独居记》提倡个性解放，结识了后来发表《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夏曾佑。越二年，他完成《春秋左传读》，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对今文经说，“诸所驳难”，认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夏曾佑告诉他：“不谙佛典，无以解诸子”。夏曾佑向章太炎推荐了《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等三部佛典。他认为：《法华经》是起源很早、流传特盛的一部佛经，全名《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八品，广泛开演大乘教义，阐述“会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实”要旨，由鸠摩罗什译成汉文，在我国则为天台宗立说的主要依据。《华严经》是阐述释迦牟尼觉而成道后在菩提场、须弥山、兜率天、普光明殿、逝多园林等九会说法，显示佛陀的因行果德、无限妙旨三十九品的重要经典，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其经义为古今佛教学人所一致尊重，公认是最圆顿的经教，世上因而遂有“华严学”的广泛开展，我国的贤首宗，就是以专弘这一经的教观为主而形成的。《涅槃经》全名《大般涅槃经》被认为佛陀最后最高的教说，内分“寿命品”、“金刚身品”、“如来性品”第十三品，畅演大乘，议论宏辟，针对灭身灭智的小乘涅槃说，阐述了佛身常住不灭、涅槃常乐我净、众生悉有佛性等精义的经典，是为大乘五大部经之一，弘传极广，在中国佛教界发生过重大影响。夏曾佑不愧为行家，他希望章太炎由此入门，的确深谙释门三昧。——也许是暂时缘法未至，章太炎对三部佛典略涉一下，未获要领，便放了下来。但是，无缘正是有缘。他一生中第一次接触的第一部佛经，恰好是天台宗据以立说的《法华经》，而他平生相交的第一位高僧，也恰好是弘法五十余年以擅讲《法华经》著称的天台宗中与元勋谛闲法师。这是他生具佛性、慧结佛缘的祥瑞所至。礼赞中“我非狗子，而无佛性》云云，是自己的谦辞。
　　·再读三经 渐近玄门
　　章太炎三十岁时，正值戊戌维新前夕，曾离开“诂经精舍”，去上海担任《时务报》撰述。后来又返杭州，发起成立兴浙会，编辑《经世报》，发表《变法箴言》，与好友宋平子时相过从。宋平子名衡，初名存礼，又名恕，号六斋·别署不党山人。公元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生于浙江平阳，章太炎年长七岁。精研内典百氏之学，著有《卑议》、《浙学史》等书。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间，宋平子居住杭州七宝寺，逼读天竺经典数十百种三草太炎说：“梵方之学，知徽者莫如平子。”宋平子尝取佛氏学说中可兴欧洲新思潮相印证者，比较研究，著为（印欧学证》二卷。其时，章太炎曾盛称西学文明新说，并引用西书中相关者以解释中国经义，在“诂经精舍”作出了成绩，他的老师俞樾说：“此三年中，时局一变，风会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但宋平子却认为：“文明果出慈悲种，太息时流误认新。”
　　宋平子十分推重章太炎的著作，他说：“枚叔文章，天下第
　　一。”同时重申夏曾佑的意见，劝他阅读佛经兰军太炎表示：受
　　夏曾佑影响，曾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但不太理解书中奥义。宋平子说：“何不取仑二论》读之?”宋平子提出的《三论》，即古印度龙树及其弟子提婆所撰的三部佛经：《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简称《三论》。论中主要提出大乘佛教中观学说，其中如“八不中道”、“实相涅槃”等理论。章太炎读后仍然没有接受。宋平子劝章太炎重新再读《涅槃》、《华严》、《法华》诸经，他对章太炎说：佛经不是一遍就能读通的，应该反覆诵读，多谈几逼。其时宋平子正好遇到谛闲法师，谛闲说：何不取《维摩诘经》给章一阅?宋平子便把这部经书交给了章太炎兰章太炎后来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
　　·“专读”三论 乃悟大义
　　章太炎自幼而专心阅读佛经，是在宋平子劝说的七年以后，为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而被监禁在上海狱中之时。
　　公元一九O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应蔡元培邀请，至上海参与爱国学社的创建，并担任教员，和蒋维乔同住一室。章太炎教高级班国文课，而蒋维乔则教低级班的国文。同年六月，《苏报》刊登了章太炎为邹容所著《革命军》写的《序了，不久又摘要发表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清政府以“《苏报》刊布谬论，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为由，勾结上海租界工商局“查禁密拿”。爱国学社的另一位创办者叶渤劝章太炎暂避，对他说：“留此身以有待”，章太炎说：“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查拿，今为第七次矣。”表示不走。当工部局的中西捕探来缉捕时，章太炎正在爱国学社办公，巡捕出示拘票，查问有邹容等人否?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端回答：“余皆没有，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随即捕去，关押在福州路巡捕房。第二天邹容自动投案，和章关在一起。
　　开庭审判时，章太炎穿了宽大的汉服，颇像僧侣的袈裟，嘻笑怒骂，审了两次便搁了下来。每次审判前后，都用马车和巡捕护送，马路两旁都拥满围观的群众。章太炎风趣地吟诗道：“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郧。”
　　清政府曾以外交手段和英国公使、美国领事交涉，要求引渡未成。一九O四年被无理判处监禁三年，移囚提蓝桥监狱三军太炎对邹容说：“尔我体皆弱，又不忍辱，与（其）为白人陵藉而死也，毋宁早自为计。”他准备绝食。消息传出后，柳亚子立即写诗劝阻，诗云：
　　“泣麟悲凤佯狂客， 搏虎屠龙《革命军》；
　　大好头颅抛不得， 神州残局岂忘君。”
　　兴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爱国诗僧宗仰上人也写诗《寄太炎》，劝告“留个铁头铸铜像，羁囚有地胜无家。”他特地提醒荤太炎，正好利用狱中时间读佛经。诗云：
　　“飒飒风霜点铁衣， 昔容憔悴须发肥。
　　稔念狱读《瑜珈论）， 还与《訄书》理合非。”
　　其时，谛闲法师从五台山朝佛回来，在北京请得一部《龙藏》，运往温州时路过上海，在蒋维乔处探询章太炎情况，对章的健康深为关心。谛闲曾和沈跌民先生谈起，他本想去探监看望章太炎，不料洋人狱官虔信基督教而仇视佛门，未能如愿。他想起宋平子曾言及太炎两次学佛而无所得的往事，便设法买通狱卒，把一部《因明入正理论》送进狱中，交给了章太炎。沈跌民先生说：“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曾写道： “入外人所置狱中，狱吏课以裁缝役作。友人或求纳致书籍，狱吏许之，始余尝观《因明入正理论》。”太炎先生只知《因明入正理论》是“友人求纳致”送，却不知这位友人就是谛闲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