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名牌大学的佛门弟子：攻读精神觉醒的博士

　　出身名牌大学的佛门弟子：攻读精神觉醒的博士

　　“我们山上的师父们，那才是真修行”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何有，有纪有堂”。　
　　《诗经·国风》所说的终南山，又称南山，在上古时期所指的范围可大可小，可以用来指今天的秦岭，也可以延伸到乔戈里峰。而现在所说的终南山，指的是在西安南面40公里左右的系列山峦。　
　　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临近长安，而又深邃幽静，终南山便是高人隐士们隐居的最佳场所。“终南捷径”这个成语便出自此处。同时，这里还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中国佛教的第二策源地，从长安自山脚，分布着众多名观古刹。　
　　而到了现代，终南山又因山中的众多隐居潜修者而知名。近代四大高僧之二印光、虚云都曾在此隐居。著名佛教居士高鹤年在《名山游访记》中称赞说：“名山修道，终南为冠。”　
　　不再安静的楼观台　
　　3月中旬，《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了西安西南70公里处的楼观台，这里是传说中老子传授道德经的地方。楼观台的住持是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但是他现在不在观里，而在西安的八仙宫，忙着筹备道教论坛。记者见到他时，任道长正和许多人谈话，据说午饭都没顾上吃。　
　　楼观台也是一样的繁忙，因为次日是老子诞辰，这里正在举行庙会。山脚的街上和公园里摆满了小摊，观门口则有许多乞讨者。　
　　记者沿山路一直登到山顶的炼丹炉，据说这里是老子炼丹得道的地方。根据《空谷幽兰》一书记载，十多年前这里的主事是一位姓苏的女道长。现在，小小的祠堂里站着的是一位男道长。记者问起苏道长，他激动地说“走了！走了！”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屋里的烟气实在太重，他眼里流着泪水。　
　　而祠堂边卖香火的谭姓村民告诉记者，苏道长多年前便到山下休养，已经去世。现在这位道长是山下派来接替她的。　
　　记者问起山里是否还有独自居住的道长，他指着远处的一间茅屋说，以前那间屋子里有人住，现在都搬到山下了。　
　　确实，这里太热闹了，不像是能找到隐士的地方。　
　　在下山的路上，红旗站的茶棚，记者遇到一位上山的道长。他自我介绍姓赵，已经出家十几年，以前在汉中，后来到这里的东台居住。　
　　记者问他是否经常在山中隐居。“我一直住在山中。”他回答说。　
　　“那您有多少时间是一个人隐居呢？”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住在房里，你不是吗？”他狡黠地笑着说。然后起身走了。　
　　“我只是在照管这座庙”　
　　南五台在西安以南35公里处，因为有五座山峰而得名，当地村民索性称之为“五台山”。在南五台的山谷中，居住着许多佛教出家人，他们或独自、或三五人居住在简陋的房屋甚至山洞中，他们的住所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茅蓬”。　
　　记者从山下向上攀登，经过了诸多寺庙遗址和印光大师的灵塔，登上主峰观音台后再越过山向下走，就到了茅蓬分布的后山。在满山黛色的森林中，散布着一株株桃花，还有隐约可见的茅蓬。　
　　走了一段路之后，一座小山峰上出现一座比较宏伟的建筑，牌匾上写着“兜率台”。往下有一段陡长的台阶，向下可以看到松林中有几间简陋的瓦房，门前晾着几件僧衣。这就是著名的“大茅蓬”。　
　　这座建筑最早修建于公元6世纪，正式的名字叫“西林禅寺”。因为开始是用茅草所建——直到20年前还是这样，俗称“大茅蓬”，相应的，山下另一座比较有名的净土茅蓬被称为“小茅蓬”。　
　　“大茅蓬”关着门，而且从外面上了锁，两边写着“游客止步，谢绝参观”。　
　　记者正在犹豫时，山后走来一位法师，看到记者腕上戴着念珠，他打开门带记者进去，并请来了宝胜法师。　
　　16年前，美国作家比尔·波特来访的时候，宝胜法师还刚出家三年。后来比尔·波特在他书中写道：“我被他的真诚和纯朴所打动，希望有更多的人对他们自己和别人像宝胜一样诚实。”　
　　时隔多年，当记者提到波特，宝胜已经记不清楚这个美国大胡子了。但是他还是和当年一样纯朴。更有意思的是，对于记者提出的“您如何修行”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和波特当年记录的一字不差：“我不怎么修行，我只是在照管这座庙。”　
　　照管这座庙并不容易。停车场附近德培山庄的老板王先生是“大茅蓬”监院宝珠法师的皈依弟子，一直住在山下的南五台村。他回忆说，“文革”前“大茅蓬”住着50多位出家人，“文革”时造反派把他们以及其他茅蓬的出家人都赶下山，编成一个“羁留队”，类似劳动改造性质。　
　　“我的师爷（宝珠法师的师父）开始还被抓起来了，放出来之后，因为他身体不好，没法劳动，就让他住到‘大茅蓬’，看看山，替村民看看羊，算六分工。那时山上就他一个人。”他说。　
　　“大茅蓬”的建筑那时候也差不多都毁掉了。落实宗教政策以后，陆续有出家人回来居住，并修筑茅蓬。开始的时候山上还不通公路，所有的材料都要从山下一趟趟背上去，其艰辛可想而知。　
　　即使是今天，公路也只修到前山的半山腰。后山诸多茅蓬的生活用品，都要从停车场背到山顶，再从后山背下去。　
　　可能也正因为道路偏僻，这里才给隐士们留下了一点清静的空间。　
　　终南山最美的茅蓬　
　　从“大茅蓬”继续向下走，陆续路过几个茅蓬，但都锁着门。后来一位法师告诉记者，山上的隐士有长期居住的，也有的只住几个月或者几年，然后就会去其他地方隐修，临走时遇到合适的人就把茅蓬交给他。也有人会把钥匙挂在门上，谁来了就可以进去住。　
　　据村民介绍，现在在山中住的最久的是“小茅蓬”里的乘波师太，她至少已经住了28年。　
　　而乘波的两位师父——慧因师太和慧圆师太，在这里住的时间更长。据乘波师太介绍，这两位师太都是解放前的大家闺秀，受过高等教育，三四十年代便出家了。两位师太都是东北人，1955年在北京开会时结识，一起寻找地方隐修。开始两个人意见并不一致，争论之后决定边走边看，来到南五台后一看，“就是这儿了！”　
　　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东北籍僧人龙照法师把茅蓬让给她们，自己搬到嘉五台去了。两位师太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圆寂。　
　　据王老板介绍，“文革”时两位师太也被赶到了“羁留队”，但后来管得松了，她们又偷偷跑回“小茅蓬”。1975年，家在西安的乘波跟朋友一起来看望慧因师太，像她的师父们20年前一样，她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地方。　
　　“开始我是定期来住一段时间，给师父们干活，过了几年就正式出家住下了。”她回忆说。　
　　“您下过山吗？”记者问她。　
　　“开始几年师父就把门给锁上了，根本不让出去。后来也就是定期下去背东西。还有就是师父圆寂的时候，因为这里太小，没法做法事，所以下去了一段时间。”她对记者说。　
　　谈话的时候，她坐在院里的一颗苹果树下。院内还有几棵桃树，粉红的桃花开得正艳。远处的山上，月亮已经升了起来，朦胧的月光照在桃花和屋后的清泉上，非常诗意。　
　　很多来过终南山的人都称赞这里是“最美的茅蓬”。　
　　“小茅蓬”现在住着三位尼师，乘波师姐妹和她的一个徒弟。房屋就是佛堂、卧室和厨房。记者看到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佛堂内更是一尘不染，各种器具和书籍摆放整齐。厨房墙上还挂着一口钟——据山下的法师介绍，她们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每天都按时敲钟上堂，一丝不苟地遵从寺庙的规矩。　
　　“我比我师父差远了。师父每天除了干活都在做功课。除了念佛，每天还念七遍法华经。我的精进差多了。”说起这话，乘波师父微微低下了头。　
　　“师父在的时候，有任何财物都及时施舍出去，自己只有一件袈裟。我现在有些个人的东西还舍不得送出去。”她又说。　
　　除了三位法师，这个小院里的居民还有一条狗。　
　　“怕有陌生人来，”乘波对记者说，“还有，山里有野兽，熊啊，野猪啊，羚牛啊，有狗叫它们就不敢闯进来了。”　
　　记者离开小茅蓬的时候，两位师太一再挽留记者和同行的明涤法师（记者在路上邂逅的）吃完饭再走。因为天色已晚，我们谢绝了她们的好意。乘波师父便硬塞给我们一大包水果和面包，还挑了两根木杖。
　　苹果师父和正明法师　
　　离开“小茅蓬”不久，天渐渐黑了下来。在重山掩映和密林遮蔽之下，月色也很昏暗。在回前山的路上，记者遇到一位回茅蓬的法师。他背着一个几乎一人高的大筐，装满了各种水果，看上去似乎随时会被压倒。他身后跟着一只黑黄色的大狗，样子很温和。　
　　回到山下的紫竹林，向客堂的宽训法师说起此事，法师甚为惊讶：“他怎么都背回去了，因为天太晚了吗？”　
　　他向记者介绍，这位法师每次从前山背一筐水果回去，路上碰到行人和茅蓬就留下一些，一般回到住处，大筐就空空如也了，大家都戏称他“苹果师父”。　
　　这位“苹果师父”住在“小茅蓬”下面不远，再往下，是宝胜法师曾经住过的清凉茅蓬，再往山里走，还有几十个茅蓬。　
　　其中一个茅蓬住着正明法师。他刚搬过来不久，一个人住，自己挑水，自己种菜。因为很久没理发，刚开始记者还以为他是个村民。　
　　“现在的茅蓬已经不是茅蓬了，天天有人来，哪里静得下来。”他对记者抱怨说，“那个美国人（比尔·波特）我见过，人挺好，但是这书写的不好，搞得大家都跑过来看茅蓬。”　
　　他抱怨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有人非要拍他种的萝卜，比如以前在衡山空气太潮湿，比如为什么出家人要养狗呢？　
　　“不过住了这么多地方，还是这里最好！”他最后总结说。　
　　因为不愿意被人知道，他坚决不让记者给他拍照。明涤法师提出用自己的手机跟他合影，他才同意。记者拍完之后，他拿过来反复地看，有点羞涩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照相呢”。　
　　下山的公交车已经没有了，记者搭王先生的摩托车下山。在蜿蜒的山路上，他一直讲着他师父的各种事迹。同时抱怨现在许多寺庙太世俗化了。“我们山上的师父们，那才是真修行！”他大声说。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解释，也没有人要去解释”
　　晨钟暮鼓、梵呗僧袍、念佛、坐禅，这样的修行生活显庆法师已经过了一年有余。在成为法师之前，他的名字叫邓文庆，拥有令人羡慕的北京大学硕士头衔。但是毕业之后他选择了出家。　
　　法庆的出家过程简洁而迅速，事先并未告知父母，也没有告诉其他亲友。“毕业之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有说在某个中学教书的，也有传说他出家了，但是也不确信，直到看到报道才知道。”一名哲学系的同学说。　
　　法庆的事之所以被报道出来，是因为北京大学“耕读社”和“国学社”的80名学生来到凤凰岭龙泉寺体验生活，他给同学们讲课，被认了出来——　当年的邓文庆，曾是“耕读社”的首任社长。　
　　“耕读社”是北大一个以“诵读传统经典、学习传统文化”为宗旨，理念和实践并重的学生社团，成立于2002年，主要的活动包括经典诵读、读书研讨，也做一些有机农业推广、社区教育等实践活动。　
　　据参加过“耕读社”成立早期活动的一名2001级本科生回忆，邓文庆在读研究生之前曾当过地质附中的政治老师，年龄在研究生中也比较大，因此很多人都叫他“邓老师”。他看上去很沉稳，话不是很多。一次学习讨论的时候说到宽容和反省，有人觉得宽容自己很难，有人觉得内疚很难，就吵了起来。后来邓文庆说：“其实都不难，只要你找到自己的本性。”　
　　“当时就觉得他的话有些佛法的味道。”这位学生说。
　　北大清华科大人大都有出家人
　　现在的显庆法师，仍然谢绝任何采访。我们只能知道，他毕业之后在福建莆田广化寺剃度出家，2006年来到了龙泉寺。他的父母现在也都在龙泉寺，跟在他身边，一边干些杂活一边学习佛法。
　　邓文庆并不是北大哲学系第一位选择出家修行的学生。现任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柏林禅寺方丈明海法师，就是北大哲学系87级学生，他于毕业的次年——　1992年在柏林禅寺从净慧老法师剃度出家，现在已经是佛教界有名的高僧了。　
　　回忆起接触佛教的缘起，明海法师说，最早是看到一本弘一大师的传记，忽然发现人生原来还有那样一些值得追求的东西。　
　　后来又有一次，一位叫“老虎”的同学跑过来神秘地说：“台湾的星云大师要在北图讲演，赶紧去系里弄票。”当时他还不知道星云为何人，但是见“老虎”说得那么神秘，就跑到系里去找票，却已经晚了一步——　那个时候，对一切“有思想”的人大学生们都疯狂地追捧，不亚于今天的追星。　
　　几天后，“老虎”碰到明海——　当时还应该叫“小肖”，一见面就绘声绘色地向他谈起了讲座的盛况，在吊足了胃口之后，他送了明海一盘星云大师讲法的卡带。就是这盘卡带，让明海产生了去寻找高僧大德学法的念头。通过师长介绍，他结识了时任广济寺方丈的净慧法师，这更让他坚定了修行佛法的决心。
　　但是真正决心出家却并不容易。明海最初的计划是先工作、结婚生子、给父母养老。“弘一大师是39岁出家，我40岁出家，差不多吧。”他这样描述自己当初的打算。　
　　毕业之后，他先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上完课就在办公室打坐。冬天的时候，他跟净慧师父去柏林寺“打禅七”，却发现原来要修的还很多。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还是半个废墟的柏林寺，他看到师父们尽管条件相当艰苦，“精神面貌却这么好”。出家的念头一下子萌发出来，而且日益茁壮。经过半年多的考虑，他终于下了决心。
　　和他的学弟邓文庆一样，明海法师的出家也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但是很快父母也“被动接受了”，他们后来也都成了佛教徒。　
　　在柏林禅寺，还有一位北大毕业生明影法师。此外，至少还有明恭、明一、明勇三位法师都是上个世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学生。　
　　在江西，江西佛学院常务副院长衍真法师是上世纪80年代北大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
　　而据龙泉寺一位法师透露，在龙泉寺，“现在清华的研究生比北大的多！”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这些“天之骄子”们选择出家，大多不是因为感情困惑、生理疾病等原因，而多是先接触了佛教理论并为之吸引后作出的一种人生选择。
　　当然，每个人的具体经历也都是不同的。现在广东四会六祖禅寺的登觉法师，出家前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生。他回忆说，自己学社会学就是想帮助别人解决心理烦恼，但是总觉得学到的理论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后来接触了佛教，觉得这是解除心理烦恼的好办法，开始也只是从这个角度去学。“后来遇到了现在的师父，忽然觉得必须出家。”于是他放弃了学位，迅速出家了。
　　“我现在是在用另一种方法为社会服务。”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在家，还是出家　
　　选择出家修行这样一种人生的，当然并不止于年轻的学生。明影法师就是工作多年之后才接触佛教的。1989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的他，曾经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先在北京市海淀区，后在深圳市。　
　　虽然工作优越，但是理科出身的他总爱对许多问题探究本来，越探究却越困惑。后来遇到了净慧法师，他觉得“终于找到归宿了”，于是在2001年成为他的校友明海的师弟。
　　也有许多人，在学佛多年以后选择了出家。比如李娜，比如陈晓旭。
　　对于有关李娜——衍真法师的种种猜测，她的一位教中好友很是忿忿不平：“这些人根本不懂佛教。如果说因为某些原因开始接触佛教，那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修行多年以后，出家只是一种修行方式的选择，不需要什么特殊原因。”
　　“当然，确实有不少人是因为自己的苦恼而出家。这个并不重要，你可以说求法也是因为苦恼，只是苦恼的层面不同。”他补充说，“重要的是出家以后如何修行。”　
　　曾经看过早期《今日说法》的观众，或许会记得经常在节目中担任嘉宾的两位气质优雅的女法学家，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范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王小能。而后者，已经于2003年出家，法名衍能，现在五台山隐修。　
　　现在的衍能法师，仍然不愿意接触任何媒体，她表示只有在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敢和别人讨论在家出家的话题。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她出家前已经评上教授职称，是票据法领域的专家，工作顺利，经济宽裕，身体健康，也有美满的家庭。　
　　曾任北京大学素食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哲学系毕业生王文利对记者介绍，王小能老师出家前一直是研究会的指导教师，所以接触较多。她学佛多年，同事学生都知道。　
　　“她早就戒了荤酒，自称在家是‘一锅两制’。她很早就计划要出家，但是她师父，香港的一位高僧，劝她等孩子大一点再出家。所以她出家是早晚的事，家人也都早有预期。”王文利对记者说。
　　据王小能以前的学生回忆，王老师气质很优雅，说话很好听，对学生非常友善。
　　衍能法师出家后，她的一位本科同学曾撰文表示不解，并将她的选择和她的本科同班同学——　卧轨自杀的著名诗人海子——　相提并论，认为有逃避社会责任的嫌疑，并提出“世法、佛法哪个更能帮助众生”的问题。而这也是衍能法师不愿意在出家不久的今天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
　　同样在五台山，还隐居着一位曾经非常有名的出家人——　曾被誉为“第一神童”的宁铂。这位中国少年班第一人，曾是上世纪80年代无数少年的偶像，但是自大学毕业之后人生却一直不顺，选择出家之前他只是中国科大的一名普通教员。
　　直到2003年出家，宁铂再次成为新闻人物。许多人就此感慨“神童”的“人生悲歌”。但是对宁铂而言，这是他第一次自己选择人生——　虽然也曾被校方劝回一次。
　　现在他在佛教界已小有名气，但却不再愿意谈起与“宁铂”相关的往事。或许，那个“宁铂”并不是他的真我，现在才是。　
　　这正如陈晓旭出家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林妹妹终得其所！”
　　怎样才算隐士　
　　“出家是不是逃避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曾一再被提起，包括最近的“林妹妹出家”。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先要厘清出家的概念。有一学者最近在博客上提出“不要让妻子出家，要让尼姑出嫁”的骇人之论，严肃一点的说法是“让僧侣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出家真的仅仅是一种职业，那自然谈不上“逃避社会责任”，而只能讨论社会是否需要这种职业。所以问题其实是：“一种离开世俗的生活是否是逃避社会责任？”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其著作《空谷幽兰——　寻找当代中国隐士》一书中说，他常对美国人介绍，中国的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很多人在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攻读“博士”。
　　这样的“博士”自然并不仅仅限于皈依佛教的出家人，道教出家人、儒家知识分子，都曾是中国隐士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说中的许由开始，中国的隐士传统就没有中断过。一方面，他们远离世俗，以寻求精神觉醒，并保护传统不受破坏，另一方面，他们所探求的和保存的又能回馈社会。　
　　《空谷幽兰》一书中的“隐士”译自英文“hermit”。该书的策划编辑张顺平回忆说，在翻译过程有友人提出这种质疑，认为中国传统说的“士”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用来指佛道隐修者并不合适。而他的看法是，hermit也许翻译成“隐修者”更合适，但在“传统——　并不限于儒家传统——　的修行者”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称为“隐士。”
　　“儒家也好，佛、道也好，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修行，这就是隐士。”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杨姓博士来自台湾。她向记者介绍说，台湾也有不少隐居的人士，甚至有些并非基于宗教信仰，而只是愿意享受独处生活。她的父亲退休之后就进入山中隐居，已经几年没有出来了。但是，像大陆有些山中那样苦修住禅的，在台湾比较少，可能因为缺乏居士供养的机制。　
　　在中国大陆，我们所能发现的隐士还是以佛、道出家人为多。到底怎样才算是隐士，或者说出家人如何处理隐居和服务社会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