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及其变迁

　　佛教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统称之为一切经、大藏经和三藏等等。藏有"箧藏"的意思，它分为经(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律(为僧侣和教徒所制定的行为规则)、论(对教理的阐述，论说)三类。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和所制定的戒律最初没有文字记载，只是口头相传和靠记忆背诵，在他逝世后，弟子们感到这样辗转的口授，容易产生误解和思想上的分歧，因而举行了结集(集体会诵经律)，开始编集律藏和经藏，以后又编集论藏，并对三藏进行了注解，至于用文字正式记录下来大概要在佛陀逝世后400年，即公元前1世纪初。在原始佛教分裂为部派佛教后，很多重要派别都拥有按照自己观点所编集的三藏，但在目前留存下来的藏经中只有南传上座部的巴利文三藏还可看到全貌，其余派别所编集的大部分都遗失了，只能在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出它的蛛丝马迹。南传上座部佛典最初是用巴利文写作的。有人认为，巴利语就是佛陀时代文化中心的摩揭陀语；也有人认为，巴利语是以中印度语为中心并融合其它各种地方语而成的一种混合语言，佛教徒使用这种语言是为了便利宣传佛陀的说教。佛教向南北传播后，很多地方的佛教徒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翻译成编写了种种佛教典籍，并汇辑成经典，因之目前大藏经中有巴利语、汉语、藏语、蒙语、满语、西夏语及日话等体系，另外，还有用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突厥语等译写的佛典，印度有人建议把现有的大量梵文、混合梵文等写的佛典汇集起来编纂成单独的大藏经系统，这种建议也是有根据的。
　　巴利文大藏经　南传上座部的经典，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云南省傣、布朗、崩龙等民族的地区。据说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儿子摩晒陀把巴利语经典传入斯里兰卡，公元前29年在马塔勒的灰寺举行了结集，把历来口传的巴利文佛典第一次用僧伽罗字元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几个世纪以后随着佛教在东南亚各国流传，又出现了以傣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等音译的三藏。我国云南省流传的傣译巴利文三藏在次序上稍有不同。巴利文三比的内容分为经藏、律藏、论藏和藏文典籍四类。经藏包括长部经典(相当于汉译《长阿含经》)、中部经典(相当于《中阿含经》)、相应部经典(相当于《杂阿含经》)、增支部经典(相当于《增阿含经》)、小部经典(有一部缺汉译，已见的译文也散在各经中)；律藏包括分别部(戒的条文、仪式)、犍度(杂事，记述佛教结集的受戒仪式)、附篇(戒条的解释)。以上各部内容大体见于汉译《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和《摩诃僧只律》；论藏包括《法聚论》、《分别论》、《界论》、《双论》、《法趣论》、《人施设论》、《论事》等；藏外经典包括佛音、法护等人的注疏，锡兰的编年史、史诗，佛教论着、经义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弥兰王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清净道论》(相当于汉译《解脱道论》，有新汉译)、《岛史》、《大王统史》等等。我国在解放前曾将巴利文三藏中的74个经译为汉文，编为《晋慧大藏经》出版，台湾在1978年再版时改称为《南传中译大藏经》。
　　梵文佛典　并没有像巴利文、汉文或藏文佛典那样形成完整的三藏，但从近百年来出土的梵文和混合梵文的佛教文献中可以知道，在部派佛教时期，说一切有部曾拥有自己的"阿含"(经藏)和七部论着，这和巴利文所存相对应，另外，根本有部还拥有过自己的律藏，它们的某些戒本还被保存了下来，有部律的内容大体上是和上座部相似的。
　　梵文佛典属于大乘教派的所见尤多，这些佛典大部分是在尼泊尔、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中亚地区，我国新疆的库车、吐鲁番、西藏等地发现的，有的是完整的版本，有的则已残缺不全。在大乘经中比较重要约有《十万颂般若》、《妙法莲花经》、《楞伽经》、《十地经》等等。另外，还有一批佛传和佛本生故事集，这些佛典对于了解大乘佛教的起源、发展，用于鉴定汉藏译本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文大藏经　汉文系三藏是在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长期的翻译、撰着和编纂起来的佛教经、律、论汇集。流行于中国汉、蒙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我国佛典的翻译最早是在东汉末年的恒帝(147-167)、灵帝(168-189)时代，最早的译者是西域来我国的僧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在南北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蓬勃发展，译经事业也在更大规模上进行，翻译的质量有所提高。在隋唐时期，佛经翻译获得了统治者的直接支持，由国家出面组织译场进行，并建立了一套极为严格的翻译制度，译经顺序分为宣读梵文、证义、证文、审听、笔授、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九个阶段，从而保证了译文的质量。隋唐是我国译经事业臻于鼎盛时期，但五代以后就开始衰落，北宋时，佛典的翻译虽未中断，但只在少数人或个别人中进行。在佛经传译的2000年漫长历史过程中，我国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培育了一大批翻译家。据不完全的统计，现有佛经中可以确定为属于翻译印度次大陆各国的约1482部5702巷，除重译本外，还有4，400卷，其中小乘佛典约1400卷，大乘经、律、论约3，000卷，约合梵文250万颂。自后汉末至北宋末年(2-12世纪)，约1，000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史书可寻，属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计71人。鸠摩罗什、真蹄、玄装和不空等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的"四大翻译家"。大藏经的成立首先是和佛经目录(经录)的编辑分不开的，我国在六朝时代就已开编纂经录的风气，东晋道安首先编出《综理众经目录》，以后历代一直有人继承，在唐代先后编出了l0个经录。据公元713-714年唐智界编制的《开元释教录》统计，入藏的经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藏的经、律、论有638部和2745卷；属于小乘的有330部，1762卷。在五代、宋初雕版发明之前，佛教经典主要是手写的，经典的流通也主要是以抄本的形式在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中流传。例如在隋文帝时，共写经46藏，132，480卷。近代在我国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发现了众多的手写佛经，写作年代上溯北魏，下达宋代。这批佛经因以后受到外圈人的掠夺，已经篇目散乱，残缺不全。但是敦煌佛经的发现使一些佚经重新被人了解，使中国藏经内容更加充实、完善。将佛经刻在石头上使之保存下来，也是古人采取的另一种方法，位于北京市房山县大房山的房山石经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经。它是隋末唐初幽州沙门静碗(?-639)发愿开始凿刻的收藏石经，以后历代继续增刻，历时1000多年，至康熙30年(1691)止。现有大小经板15000余块，刻佛经1000余部，3400卷。我国汉文大藏经是在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于成都雕刻的，自北宋开宝年间至解放后的1000年间(971-1984)先后约有22次的刻本和排印本，分列如下：

汉文大藏经传入朝鲜、日本后，经过复刻、编纂、增益。在朝鲜和日本先后出现过多种版本，其重要的有：

　　本世纪初，日本学者还编辑出版了《日本大藏经》、《国译一切经》、《国译大藏经》等，收录了大量日本僧侣、学者撰写的佛教经、律、论及其它著作。
　　藏文大藏经在7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汉地传入西藏后渐渐进行翻译、撰述和编纂起来的佛教经、律、论汇集。流传于我国藏、蒙、土、羌、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尼泊尔、锡金、蒙古、西伯利亚、印度北部等地区。公元7-8世纪西比从梵文、汉文佛经中译出了不少典籍，迄9世纪编纂了著名的《丹噶目录》和《翻译名文集》。《丹噶曰录》收集经、律、论约600-700种，分为20个门类，有时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人部分已翻译出来。以后译撰工作在更大规模上进行，重点转向密教经典的翻译和注疏，在16世纪，藏文大藏经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西藏在13世纪以前，大藏经一直以抄本流传。1313-1320年在奈塘古寺雕印了西藏第一部大藏经，1730-1740又作了增补、修订。藏语大藏经自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我国各地共刻造了11种不同的版本。其中在汉地开刻的有明朝永乐八年(1410)开雕的永乐版，万历三十三年(1605)开雕的万历版，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雍正二年(1721)开雕的北京版。北京版收集较全，印刷精良是著名的官刻藏经。另外，还有不丹复雕的夏都普拉卡版和蒙古在1920年雕刻的库伦版。
　　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可分为三类：(1)正藏(甘珠尔)，即佛的言教部分收入经、律和密咒三类译着；(二)付藏(丹珠尔)，即论着的部分，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杂藏(松棚)，收入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作。据北京版计算，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962部，共收佛典5962部，约合梵文300万颂。藏语大藏经除收佛教的经、律、论外，还收有因明(逻辑)、哲学、文法、诗歌、天文、历算、工艺、医药等类著作，其中大批属于密教仪轨、论着在汉八大藏经中未收入，因之远较汉文大藏经为完善。
　　蒙、满、西夏文大藏经　蒙八大藏经在我国先后有4次译刻，最早的译刻是元大德年间(1298-13O7)由藏、回鹘、汉族僧人将西藏大藏经译为蒙古文的大藏经。最迟所见是清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1-1749)的译刻，共收显、密两教的经典999部。
　　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十八至五十五年(1773-1790)根据汉文大藏经译刻，共收大小乘经典和密咒共699种。
　　西夏文大藏经自西夏大授礼法延禅元年(1038)至天佑民安元年(1090)根据汉文大藏经译出，共3579卷，以后又作了一次修订、补充、印刷问世，但极大部分都已毁损无存。
　　当代世界佛教发展形形势和佛学研究特点
　　佛教素称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但近年来由于在一些国家的衰落，全世界佛教徒的人数已次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而居第四位，据1982年牛津出版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的统计，全世界现有佛教徒295，570，780人，这个数字与l972年的244，800，300相比，增加了5000万人。佛教徒与世界总人口发展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现将它们的分布情况概述如下：
　　佛教徒数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在世界各地经历着不同的变化，显现一些新的特点：
　　(一)趋向神秘化　近几十年来，佛教的传统派别都经历着不同的变化，有的是衰落了(唯识、律宗和华严宗等)，有的则在急速发展，而且有压倒一切的气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禅宗和密宗。禅宗是我国佛教的一个派别，欧美过去对禅宗并不很重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禅宗的信仰和研究风靡一时，形成了一股"禅宗热"。目前在美国约有175个修禅中心或禅宗道场，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禅宗派别，如颓废禅、杂烩禅、方禅、禅外禅等等，修禅不单成为美国或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如菜禅、茶禅、射艺禅、舞蹈禅等)和锻炼身心的手段，甚至成为用以培养企业管理人员的一种技艺。禅宗在英、法、德国也很盛行。欧洲最近成立了欧洲禅联盟，总部设在巴黎，世佛联已承认它是一个区域中心。密教的信仰和实践过去一直局限在亚洲一些佛教国家的范围内，但近年来传播到了全世界各地，印度自1959年到现在已建立15O多座密教或喇嘛教的寺院和训练中心。收罗和培养了6,100多名僧侣。西藏和蒙古喇嘛教的各个派别几乎都传到了欧美。目前西藏密教的寺院、训练中心、禅定中心等等在美国有35个，教授"研究"藏喇嘛教及其文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4O个。英国自1970至l978年皈依佛教的信徒中藏传佛教约占50%，禅宗约占25%。在德国，由霍夫曼创立的"圣弥勒曼陀罗教团"现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密教组织，在英法和比利时也很流行。
　　(二)日益世俗化　佛数和当前亚洲不少国家的政治、社会运动已密切联系起来，出现了许多佛数政党和社会团体。如印度的共和党以及从共和党分离出来的围钓党。日本的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等，这些政党把实现佛教社会民主和净土理想作为他们奋斗的目标。泰国自1932年以来各部宪法都规定佛教为国教。老挝在1947年和缅甸在1961年也都曾一度宣布佛教为国教。佛教和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给合是本世纪以来的一个鲜明特征，许多资产阶级的民族和社会改良运动都蒙受其影响：斯里兰卡的近代启蒙运动是由神智学会、摩河菩提协会发起的，印度改善贱民的处境运动、尼泊尔的现代觉醒运动、缅甸的社会政治运动、越南南方的反帝运动、老挝的复兴运动、日本的新兴宗教运动都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的还是在佛教旗帜下发动起来并获得前进的，最近一段时期内，佛教社会主义鼓吹得很热闹，在佛教信徒中也有相当的市场。
　　(三)佛教内外各种派别互相对话，互相渗透和结合，原有的宗派界限正在缩小，普世的性质正在扩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印度"新佛教"。日本佛教系的某些新兴宗教、欧美的混合佛教会、朝鲜的圆佛教、越南的和好教等等，无论在教义和仪式方面都和传统的佛教派别有着很多区别，很难把他们列入大小乘的哪个宗或哪个派，圆佛教主张以"一圆"为中心，把佛教的"法门"、儒教的"太极"和道教的"道""合在一起，明显地有着非佛教的成份。这些新佛教的出现主要是联合起来加强与科学、无神论作斗争，同时也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的需要。
　　现代佛学研究特点(1)当前佛教研究的领域相应地扩大了，它除了研究佛教本身的教义、经典、历史、教派等以外，还涉及到了哲学、心理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佛教学已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交叉学科之一。当前特别是和社会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2)着重研究佛教与亚洲政治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国为了控制南亚与东南亚，争霸世界的政治需要，特别重视这些地区佛教现状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专着和论文。例如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在1967-1972年之间发表了《毛统治下的中国佛教》等三部篇幅巨大的著作。普林西敦大学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组织和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东南亚诸国宗教与政治的丛书。苏联近年来也发表了《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与佛教》、《缅甸宗教与政治》等不少专着和论文；(3)禅、密的研究形成了热潮。随着禅宗和密教的膨胀发展，对禅、密的研究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人们不仅探讨了禅定的理论和实践，修禅的机制、目的和方法，而且还把禅修应用于心理分析、医疗保健、文学艺术、武术、生产管理等方面。禅学思想的传播对西方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有些基督教的理论家宣称：禅定是"通往基督教悟性的道路，因而在基督教中掀起一场"基督禅"的运动"对密教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4)在研究方法上改变了过去着重对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注意现场或实际的调查统计。不少学者往往选择佛教某一派别的一个分支或者某一派别的一个流行地区和村镇作为他们调查研究的对象，从现实问题着手，深入到历史或其它方面中去。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表现为专题调查报告或论文集，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对佛教的研究确实深入了一步，但是由于某些研究者缺乏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主观的认识方法，有时只看到了树木而忽略了森林，也会做出片面的结论；(5)过去有些学者只注重南传巴利文的史料，着重研究佛教早期历史和基础理论；另一些学者则重视北传的汉文史料，着重研究大乘佛教有关的问题。现代的学者既注意南传的佛教，也重视北传的佛教，常常把两者放在对比中加以考察，使用的数据多而且广，并注意考古发掘的成果，这样把佛教的研究有可能放在比较科学和坚实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