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巨匠 一代楷模——初读《巨赞法师全集》随感

法门巨匠 一代楷模——初读《巨赞法师全集》随感
　　作者：李盛锦
　　来源：巨赞大师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缘起
　　笔者初次得识巨赞法师名号的时间是在1991年8月17日，那是一次在梧州市召开教育界先进教师的表彰会上，会期安排半天时间参观北山上的中山纪念堂。而后我等一行近十人移步至北山西侧珠投岭上的西竺园。寺内监院妙观法师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领着我们参观各个殿堂。并对祖师堂上安奉的莲位逐一作了介绍：其中说到巨赞法师生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他与梧州佛教有缘，抗战期间曾到梧州讲经和演说，与西竺园住持清凉法师多有交往。1984年4月9日，巨赞法师圆寂，西竺园曾举行隆重的悼念法会，祈愿法师不舍众生、乘愿再来。可见巨赞法师和梧州佛教信众法缘之深，影响之大。
　　1993年12月，广西佛教协会在桂平西山召开成立大会，由此得知抗战期间巨赞法师曾任西山龙华寺住持。
　　而后不久，笔者有缘亲近清凉法师，不管是在西山，还是在西竺园，每当忆起往事，他老人家就不时提到虚云老和尚的农禅并重精神和巨赞法师倡导的“学术化”和“生产化”两个口号。
　　1994年12月，《广西通志?宗教志》出版，进一步得知巨赞法师对广西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贡献。
　　1997年6月，出于对巨赞法师的景仰，笔者将巨赞法师所撰写的《桂平的西山》一文编录入《广西佛教》刊物，以飨读者。
　　又因工作上的关系，得知巨赞法师与广西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李任仁、万仲文、吕集义、陈此生、陈铭枢(真如)等均为谊友，其友情之深，延及他们的后人和亲属。
　　与此相随的是，笔者亦从一些只言片语中，巨赞法师又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一些可有可无的所谓“光环”，常被一些有意或无意的人所提及。的确，在战火纷乱，国运衰微，人民陷溺之时，作为一个僧人，佛法出世间，不离世间觉，为广度众生，必然要面对社会，用种种方便之法门广交各界人士，以应机说法，兴盛佛门，由此而产生的误解甚至是疑谤都是很自然的。巨赞法师身处末劫，于俗于僧，处顺逆间，施大雄力，挥智慧剑，慈悲济世，忧国忧教，度化众生的传奇一生，功垂史册，不愧为法门巨匠，一代楷模！
　　2008年7月，笔者应邀赴京参加《巨赞法师全集》出版座谈会，赠全集一套，每每翻阅，爱不释手，见文如见人，字里行间，寻其履迹，时有感触生起。
　　关注民生 悲心早具
　　巨赞法师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一位满腔热血、要求上进的青年。1924年，巨赞法师16岁，考取江阴师范学校，在校时便注重关心社会民生问题，常与同学讨论时事政冶和人生哲学，写出处女作《庄子雏议》。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 ，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罢市、通电声援，巨赞法师十分同情工人的悲惨遭遇，与学校师生一道走上街头示威游行。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驻江阴，巨赞法师又和同学一道慰劳革命军，演出反帝反封建话剧。此时的巨赞法师思想十分活跃，喜与外界接触，他利用暑假偷跑到杭州灵隐寺，与太虚法师相识。是年，江阴师范毕业，考入上海大夏大学继续求学，与田汉相识。结束学业后，开始走上社会，因其进步言行触怒当局，多次遭受通缉，不得不隐姓埋名，潜行于世。面对世道艰危、历经坎坷，愈加磨炼和铸就了巨赞法师的济世悲心，早早在心地上播下了菩提种子，这一切对巨赞法师在以后的人生道路抉择和人生观形成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正如他日后在《佛学与人生》(原载《觉有情》1942年第10卷第4、5期)一文中所论及的论点和剖析那样：
　　“我觉得世间一切问题，无论是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都是人的问题。一切问题既然决定于人，人生问题当然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说，由于人生问题解答的不同可以直接间接改变其它一切问题的看法。譬如“五四”前后，因为若干留学生的崇拜欧化，我国传统的文化几乎通被抹煞。现在抗战的炮火，紧逼着名流学者们不能不承认我国原来对人生问题的答案，传统文化的各部门也跟着被提出来重新沽价。
　　讲到人生问题，真是一个非常严重而值得毕生用力的事情……
　　释迦出家，因为看见了生物的互相残杀，和感于人事无常――生老病死的苦痛，可以说完全为的是人生问题。可见他不因为生物的互相残杀而消极退避，不因为人事无常而希图长生或神的默佑。他根据其所观感，进求所以然的道理，经过多年的深思明辩，终于在菩提树下发见了生物互相残杀和人事无常的原因。他以为生物的互相残杀是可以消灭的，长生不死不可能，神的默佑总归会使人们失望的，要想解除生老病死的痛苦，另有正路。于是他从此振作起来，慈悲无畏，到处说法，想替人们永远解除心头的迷惑，而循着一个正确的目标，活泼地做人。……人生至此，或者可以建立崇高的人格、伟大的德性。以之治国，则旋乾转坤，登斯民于衽席；以之教人，则循循善诱，率天下而同风。就是经商作工，也决不至于成为贱丈夫，在阵营里，我想他也一定非常勇敢的。
　　……人生问题解决了，个个人都有一个生活的目标，则社会决不致于像现在那么混乱龌龊，从而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也可以得到正常的解决。但愿每个人都懂得佛理！研究佛学！”
　　在《一年来工作的自白》(原载《现代佛学》1950年第1卷第1、2期)中，对回忆以前之种种，巨赞法师写道：“1940年秋，不能再在湖南住下去了，就到广西桂林办《狮子吼月刊》，鼓吹抗战与佛教革新运动，(“生产化、学术化”两口号，就是那时提出来的。)和社会的接触面更加宽广。当时有许多人以为我喜欢活动，其实我是在深入考察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底蕴。形形色色知道得愈多，也更足以证明佛理的正确，希图彻底改革佛教教务的心愿，也愈加坚定”。
　　在此，巨赞法师以十分朴实的语言，阐明了自已出家的决心和志向。自已虽处战火纷乱、民不聊生的动荡年代，但决不贪生怕死，安于现状，苟且偷安。而是象大智慧者释迦如来那样，于秽浊中，起大慈悯，发狮子吼，竭尽心力为芸芸众生造大法船，令趋彼岸。呼唤大家“振作起来，慈悲无畏，到处说法，想替人们永远解除心头的迷惑，而循着一个正确的目标，活泼地做人……但愿每个人都懂得佛理！研究佛学！”事实证明，巨赞法师心地磊落，解行相应，言出法随，说到做到，不遗余力地为自已所选定的目标而实践着、努力着。
　　伏案运笔 辛勤耕耘
　　巨赞法师的出家志向，早在19岁时生成。直到1931年3月，23岁的巨赞法师终于实现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大愿望。经太虚法师介绍，依杭州灵隐寺方丈却非老和尚出家，并于当年赴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以其庄严法相出世入世，步入漫漫的弘法利生之路。
　　巨赞法师自幼就天资颖悟、聪明好学，8岁时依私塾先生就读《四书》、《五经》，自修先秦诸子；随后就读于江阴师范学校和上海大夏大学，学业结束后，曾任小学校长，并在中学代课。可见巨赞法师出家前的文化功底是十分扎实的，为日后开演禅机妙理、畅阐法趣奠定了基础。
　　为了积蓄更多的福慧资粮，巨赞法师受戒后立即返回灵隐寺，一住就是一年多，一头扎入卷帙浩繁的经藏法海之中。他先从法相唯识的研究入手，用心研读《十支》和所有注疏，并对其发现的问题做了大量的读经笔记。巨赞法师为了解决读经中遇到的佛学问题，还求教于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依欧阳竟无居士共研佛学。
　　1933年，25岁。巨赞法师首次应约至四川重庆汉藏教理院任教。在任教的一年多时间内，他边教边学，苦心参究；而后重返南京支那内学院继续潜心研究佛学，内容函括三论、般若、天台、贤首、禅、净，以及其它大小乘经论。
　　1936年，28岁。在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于厦门《佛学公论》发表《先自度论》；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论学》上发表《评熊十力所著书》，其评述见解精辟，为熊氏来信赞许。(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三人，满腹经纶、德高望重，被称为“现代三圣”，当时巨赞法师能得到他们的指教和赞许，可见巨赞法师才华初露，便令世人刮目相看。)
　　1937年，29岁。于《佛教公论》再发表《为僧教育进一言》一文，此文论点受到各界好评，尤为弘一法师赞许，并集《华严经》中“开示众生见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之句，亲笔书写馈赠巨赞法师。又于北平《微妙声》发表《如是斋琐议》，其文字精练，考证精确，为史学界老前辈陈垣所重视。
　　巨赞法师出家至今，仅仅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悉心研读了大量的佛教经论，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读经笔记，笔记分别整编为《觉海遗珠集》(九集)和《绀珠集》(十三集)。目睹《全集》中的读经笔记影印件，深为巨赞法师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的大雄心力所震撼！
　　笔者今年7月在京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心川教授。黄老是他在中国佛学院工作时，与巨赞法师结下的忘年之交，深知法师为人，称赞法师：“忧国忧民，有胆有识；博闻强记，空前绝后。”座谈会上，黄老又以自已的亲身经历，向与会者讲述了鲜为人知的生动事例，表达了对巨赞法师的深情怀念。
　　巨赞法师除了精研三藏，博通二乘外，还熟读儒道经典，工于诗词歌赋，旁通多国语文，才艺超凡。《全集》除了刊录了三百多万字的读经笔记外，还收录了巨赞法师所撰写佛学论著，内容涉触佛教史传、教制改革、时论经纬、书信诗词等，总计近五百万字。法师才思横溢、圆融无碍。文章充满人生哲理，直陈肺腑之言，笔锋犀利，掷地有声，字字珠玑，真知灼见，让人开卷得益。巨赞法师以人天之师的僧格器度，高擎慧炬，畅阐妙法，尽显佛陀慈悲济世之情怀，实为国之幸，教之幸，天下众生之幸！
　　佛教改革的先驱者
　　佛教是一门入世的人生教育，自然要适应社会的不同时期来传播。如康有为在其所著的《大同书》中，就吸收了佛教思想中的众生平等、不生不灭等观念，认为“佛学者不生不灭，不离乎世而出乎世间”；谭嗣同亦以佛学作为其构建“仁学体系”的基石，认为“佛外无众生，众生外无佛”；蔡元培则在他的《佛教护国论》中，公开号召民众爱国护教。
　　1913年， 太虚法师针对当时国内佛教多事，社会上庙产兴学之说甚嚣尘上，地方豪强侵夺寺产，假佛寺别立会所的现象，提出了要对佛教进行“教理、教制与教产”的三种革命。太虚法师的主张，使他成为了佛教革命的先驱者。
　　太虚法师，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俗姓吕，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16岁披剃为僧；太虚法师是现代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爱教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不遗余力。其一生中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的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的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
　　民国元年(1912)2月8日，中华佛教总会成立，选举寄禅和尚为会长，太虚法师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缉。年内，寄禅和尚圆寂，太虚法师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因受守旧派反对，太虚法师辞去月刊总编缉职务，转入普陀山闭关潜修佛学。
　　1929年，太虚法师在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以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 ” 。同时又通过佛教会的组织力量，对厦门一些规戒废弛的寺院进行整顿。在闽南佛学院，对学制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要求学僧学行并修，先后为学僧开讲《僧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佛学之宗旨与目的》、《学僧佛学纲要》，又以《现代僧教育之危亡与佛教之前途》为题，极力反对士大夫经院式的法师传法的僧教育方式。鼓励学僧振兴佛教、昌明佛法，刻苦耐劳、清苦淡泊、勇猛精进，树立为国为教的兴亡而献身的精神。
　　经过整顿后的闽院，院风院貌焕然一新，一举成为全国一流的佛教高等学府而蜚声中外，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僧大德。
　　自太虚法师提出佛教的“三大革命”主张开始，直到在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的改革实践，都对青少年时期的巨赞法师产生很大影响。他是赞同并支持太虚法师的改革主张的，并立志追随太虚法师，共同担起佛教改革之大任。
　　佛教改革的继承者
　　太虚法师的身体力行、为师表率，对巨赞法师的一生成长影响很大，他不仅仅是巨赞法师的导师，也是巨赞法师心目中最为杰出的僧人榜样之一。无论在佛教改革和抗日救国的运动中，两人的言行是如此惊人的吻合。巨赞法师和太虚法师既有师徒之情，更有法缘上的一脉相承。出家后的巨赞法师，一直在追随太虚法师的佛教改革运动，是太虚法师改革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卓越的继承者。
　　1941年，巨赞法师撰成二十多万字的《新佛教概论》，文中提出：我国过去的佛教和封建制度关系紧密，佛教徒的思想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要排除迷信残余，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弃伪扬真，澄清思想。要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去我除执。对僧伽制度、僧伽教育的改革、经典文物整理，以及佛教界的因循守旧观念等都有所阐述，并提倡佛教徒必须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而后，他把这些改革主张概括为“学术化”和“生产化”两个口号。指出：“学术化在于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博学慎思，研求入世、出世一切学问，恢复僧众在学术界原有的地位；生产化则求生话之自给自足，根本铲除替人家念经拜忏化缘求乞的陋习，如此佛教本身可以健全，然后才能适应时代，谈得上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中华大地上与中国文化相融而得以发展。其发展过程不断受到政治、社会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佛教本身如若因循苟且，固步自封，就无力应对这种局面，就将面临衰颓没落的危险。教内许多高僧大德和有识之士深刻意识到，佛教必须改革才能顺应时局，走出因境，续佛慧命！
　　正当佛教临危之时，为了恢复佛陀时代积极救世的精神，巨赞法师顶着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人身迫害，义无反顾地举起太虚法师“三大革命”之旗帜，高呼“两个口号” ， 以其深厚的佛教素养，发表了不少催人奋进，激动人心的时论文章：如《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新佛教运动与抗战救国》、《怎样处置庙产》、《佛教当前的一个严重问题》、《重申立场》、《所期望于佛教整理委员会者》、《拥护佛教整理委员会》、《两种精神》、《佛学与人生》等。以上文章均载于1940至1942年的《狮子吼月刊》上。佛教改革浪尖上的巨赞法师，其矢志不移的精神，真护法大德矣！
　　更为难得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少僧人疑虑不安、纷纷出走。法难当头，巨赞法师悯时忧世，不忘佛教改革之使命，甘冒不韪，毅然北上，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政府上书《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当时许多人对巨赞法师此举很不理解，为他同情担心的有之，对他嘲笑和辱骂也不少。对此，巨赞法师在1949年9月2日致法舫、印顺和道安法师的信中写道：
　　法舫、印顺、道安法师慧鉴：
　　江南解放，政令革新，佛教前途未始无望，兹新政治协商会中，以弟与赵朴初居士为佛教代表，自便于改革工作之进行，不久拟组全国性之佛教改革团体，届时务请公等北来参加，共谋良策，二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得函盼电告，交通方面当设法予以便利，望更与在港诸大德熟商之，翘首云天，无任伫企，专此，即祝
　　旅安。
　　弟 巨赞和南
　　1949年9月2日
　　1950年9月9日，法舫法师复信巨赞法师：
　　“前年别后，匆匆两载矣。在港时，时闻起居，知为教护教热情运动。我恨不能留居国内者，亦极愿返回与法师共谋改革(去岁法师来函召我与印、道三人返京)，但我早与锡兰有约，出席今年五月所召集之世界佛教大会，故不愿匆匆去京，又匆匆出京也。国内佛教趁此时改革一新，实为最恰当而易着手也。……但究应如何着手，吾人应切实思维奋斗，如有好办法，我仍愿返去以努力也。”
　　两封书信往来，居然时隔一年之久。从中可看出两位道友间的怀念之情，大有“行者思于道，而居者梦于床”的伤感和难言的苦衷，所述之言，语重心长，催人泪下。但他们对佛教改革的追求和护教的热情，始终没有丝毫退减！
　　1950年中秋节，巨赞法师于北京极乐庵之九莲居，面对皓月当空，举家团圆之时，写下了《一年来工作的自白》一文，文章标题之下，赫然抄录上《楞严经》之经句：“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拳拳佛子之心，天地日月可鉴！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身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的巨赞法师受到牵连，检查达十次之多，几乎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又以现行反革命的莫须有罪名关押入狱，时间长达七年之久。
　　1975年出狱后，赋诗一首：“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此时，人们不会忘记，就是这样一位阶下囚，却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作为唯一的一位僧人代表，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那是何等的荣光。今天，当我们在赞叹巨赞法师爱国爱教的精神时，更应赞叹他忧国忧教的情怀，护国护教的行持！有如菩萨住世，德慧万行，心量无境。假我肉身，广济生灵。随处顺逆，无忧无虑。仰天长笑，直抵净域。
　　南岳揭竿 跃马出征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太虚法师为此写下诗作：“心海腾宿浪，风雨逼孤灯。三十载知忧世，二十年厉救僧。终看魔有勇，忍说佛无能！掷笔三兴叹，仰天一服膺。”7月16日，太虚法师又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的名义，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呼吁日本政府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军事侵略行为。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太虚法师将佛教理念融入抗战纲领，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
　　“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
　　而后，太虚法师发起组织“国际访问团”和中国宗教徒联谊会，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华侨、华人援助祖国抗战，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根据太虚法师对抗日救国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太虚法师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正在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的巨赞法师积极响应太虚法师的号召，由福建至香港，转入广东，是年冬至湖南。途经宁乡寒铁生余楼，眺望中原，山河破碎，寇焰甚嚣，不胜凄愍，赋诗一首：“九洲沉陆滋蛇豕，绝(月豆)刳肠亿万夫。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呼唤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隐居山林深处的僧侣也不能坐视以待，要踊跃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同时希望国家有更多的“良将”、“硕儒”奋起抗日。
　　回顾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入侵我国东北三省。对于当时刚出家仅半年的巨赞法师来说，面对国土沦丧，民族遭受蹂躏，人民到处流浪，心情是极其沉痛的。生性善良正直的他，对于如何出世入世，如何拯世救民的强烈愿望，一直在他心中深埋着、燃烧着。从1931年起，至1937年止，当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夙兴夜寐，发奋读经，参悟佛理。在他的读经笔记《觉海遗珠集》乙，续华严部五十五条中，我们发现他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按语：“阅此土华严著述竟，不禁涕泗盈睫，哀哉长夜，岂将尽为此等庸妄所障蔽耶？杜顺、法藏、清凉之遗绪笼统乃尔，吾将何以启发后人耶！倭奴淫暴，中原危迫，人理几希，吾复何所措施耶！哀哉！”
　　寥寥数语，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巨赞法师！反复阅读这段按语，我们在赞叹法师对佛经研读之精，参透之深的同时，更为其读经不忘救国而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而感动！菩萨救世，发大慈悲，抱大愿力，狮吼声声，惊天地，泣鬼神！其信念之坚，非外力可摧伏！
　　1939年，巨赞法师在南岳办佛学研究社，他在研究社讲堂上激奋地说：“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日寇逆天行道残害生灵。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灭邪，以正天理！”5月7日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6月率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奔赴长沙，宣传抗日救亡。先后在《海潮音》发表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致抗日将士慰劳书》等。
　　1940年7月，巨赞法师来到桂林，任广西省佛教会秘书长，与会长道安法师创办《狮子吼》 月刊，发表《一支有力的笔部队》等，报导佛教青年团在衡山、长沙等地的抗战救亡活动情况。在《佛家之救亡抗战论》一文中，巨赞法师对佛教中的忍辱作了精辟的解释：
　　至于所谓忍辱者，忍辱而不至于丧失人类之本心，又使对方因而惭愧敬仰者，忍可也。倭寇凶暴，灭绝人性，勉强忍之，在我则丧失人类之本心，在彼反将利我之忍而恣意为恶，不可忍也。”在《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一文中，巨赞法师又引用佛教经论来论述抗日救亡运动：
　　《优婆塞戒经》上说：“在家菩萨，若得自在为大国主，于自国土，常修知足，不以非法求觅财物，不举四兵而取他国。”这是佛教反对侵略的铁证。
　　又《增一阿含经》上说：“波斯匿王白佛言：今此国界，有大寇起。夜半兴兵擒获，今已坏之。功劳有在，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故诣来至，拜跪觐省。尔时佛告曰，如是大王，如汝所说。”
　　《高僧传》上也说：“功德铠法师在关婆国时，颇为国王所敬。顷之，邻兵犯境。王谓法师曰，外贼恃力，欲见侵侮，若与斗战，伤杀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将至。今唯皈命师尊，不知何计？法师曰：暴寇相攻，宜须捍御。王自领兵抗之，旗鼓初交，贼便退散。王遇流矢伤脚，法师为咒水洗之，信宿平复。”这又是佛教徒鼓励抗战的证据。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是从这两种意义上树立起来的。
　　抗战期间的桂林，不仅是广西的省会，而且是西南军事政治的重镇，在北平、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失守后，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社会团体和各界名流一度云集桂林，桂林为之又有西南大后方的“文化城”之称。具此因缘汇聚，各地高僧得以入桂弘法，巨赞法师于此也结识了大批的名流雅士、军政要员。儒佛趣同，集社赋诗，讲论唱和，在共同吹响抗战救亡运动冲锋号角时，也创下了广西佛教发展史的鼎盛期：
　　1939年8月，黄昆山居士在丽泽门外桂声园(今丽君路能仁禅寺)购地三千多坪，赠给道安法师兴建大雄宝殿成立中国佛教会广西分会，同时兼作会址办公。
　　1940年，广西佛教会理事会改选，道安法师任理事长，李济深将军任名誉理事。巨赞法师任秘书长，创办<<狮子吼月刊>>。
　　1942年3月7日，巨赞法师应聘赴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住持，由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李任仁等38位各界人土发起，在功德林餐馆设席饯行。
　　1942年冬，虚云老和尚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之邀请，前往重庆启建“护国息灾大法会”。11月15日，虚云老和尚法驾由南岳抵桂。李济深将军、李任仁议长、郭德洁等桂林各界人士设素宴欢迎。百余岁高龄的虚云老和尚登台说法，盛况空前，皈依者近万人。
　　1944年1月，太虚法师到桂林，在月牙山讲唯识，皈依者上千人。
　　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佛教会因此停止活动。但抗战烽火不灭，佛教改革，薪火相传，任重道远。巨赞法师继续在广西桂平、贵县、北流、梧州等地，为抗日和弘法奔走呐喊。
　　巨赞法师与清凉法师
　　释清凉法师(1902–2000)，俗姓杨新，浙江平阳人。读完中学后，在普陀山法雨寺出家，曾进宁波观宗寺佛学社进修，任过浙江几所寺院当家。1933年至1934年在韶关南华寺，是虚云老和尚的侍者。1935年2月，梧州西竺园佛堂开光典礼，由达禅法师推荐、梧州佛教徒聘请，经虚云老和尚恩准，奉虚云老和尚之命来到西竺园任佛法教导员，代达禅法师辅导西竺园组建僧伽，弘教传法，开展农禅活动。
　　清凉法师秉承虚云老和尚的教导，慈心济世，乐善好施，普渡众生，农禅并重，几十年如一日，为梧州佛教乃至广西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清凉法师为人师表，很少去谈及自己，言及的多是赞叹别人。西竺园常住对笔者说，老师父从不谈自己，连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过去。当时笔者兼《广西佛教》编缉，也很想知道他传奇的往事。一次，与他在西山小住几日，他老人家亦话语不多，仅以山中林木花草、落叶流水之景物，来喻表佛教“成住坏空”之义理。笔者又多次在西竺园相随左右，他也只是每天叫你给他推上轮椅，到寺院西边高处看落日晚霞，象小孩一样好奇地描述云朵的千变万化。为师用心良苦，无非是在启发笔者透过大自然现象去参悟人生，识得万物本性空相。
　　不久，西竺园常住送给笔者一本由《梧州史志》编缉部出版的小册子《梧州西竺园志》(1995年2月编)，才略知一些简况。因小册子挂名清凉法师为主编，主要由当家妙观法师等几人凭回忆写成，加之清凉法师不愿宣传自己，文中漏失之处在所难免。而今，一套《巨赞法师全集》在手，详阅巨赞法师抗战期间在广西所写下的文章。比对之下，各有异同。笔者拟据手头上的资料分述如下，求教方家大德为之查证，以旁征博引，存实求真。
　　梧州西竺园祖师堂上安奉的莲位：
　　达摩 印度来华僧人，中华禅宗初祖
　　玄奘 唐代西行印度取经高僧
　　太虚 近代高僧，中国佛学会理事长
　　虚云 近代高僧，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觉澄 广州白云山兰若寺住持，1934至1935年来梧州指导兴建西竺园佛堂(1935年在南华寺亲近虚云老和尚，任首座职)，收弟子为“福”字派。解放后为六榕寺住持。
　　观本 南华寺监院
　　达禅 广州海幢寺住持，1933年秋应邀莅梧筹建佛堂事务。回广州后，推荐觉澄法师来梧负责规划兴建。其后达禅法师三次莅梧，收弟子为“妙”字派。
　　巨赞 桂平龙华寺住持，抗战期间曾到梧州讲法，与西竺园僧众多有往来。
　　道安 抗战初期为广西佛教会会长，1938年来梧讲法，收弟子为“智”字派。
　　( 清凉法师在梧州弘传佛法65年，主要对达禅、觉澄、道安法师的弟子进行辅导。“文化大革命”后，清凉法师始自招自授男女皈依弟子约300人，弟子中无论出家在家，均由当家妙观法师按“世”字派赐予法名。)
　　1935年2月，西竺园佛堂举行开光法会，由觉澄法师主持。到会者有佛法教导员、南华寺虚云老和尚侍者清凉法师，南华寺根铨、智禅法师，香港青山寺了性、了悟法师等，苍梧县长蔡灏率梧州名流及其夫人参加，县长亲书大雄宝殿门前对联：“琳宫澄澈西江月，珠岭祥生南海云”，表达他的祝贺和虔诚。
　　1938年春，妙真、妙观到韶关南华寺受具足戒，主戒师是虚云老和尚。
　　1947年间，妙成、妙参、妙毅、妙应、妙辉、妙立等赴南华寺受戒。
　　建成于抗战时期的西竺园，在战火纷乱的动荡年代中成长壮大。当时江浙、粤港澳等地的佛教徒云集西竺园，佛堂香火一度兴盛，常住僧众和教徒达200多人，一时成为桂东南和西江地区的佛教中心。在此期间，来到西竺园的僧尼有：竺摩法师(抗战前在香港，抗战后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浙江籍的启明、白川法师；智仁、澄真、慧莹法师(3人曾在西竺园补习学校任教员，光复后去香港弘法)；宽能、昌慧两位法师也曾在西竺园佛堂度过一段修行时期，1947年4月从西竺园与妙成等人到南华寺受戒，解放后先后任桂平西山洗石庵住持；香港觉光法师于战乱时来到梧州，后由清凉法师送至桂平西山，与巨赞法师一道驻锡龙华寺。
　　抗战时期，清凉法师计有5年时间在外弘法：
　　1938年至1940年，在香港青山胜仿佛学社当教员，同时兼华南音月刊工作。
　　1944年7月至12月，因梧州失守，避难至容县南山寺当佛教教导员。
　　1946至1947年，巨赞法师任杭州武林佛学院院长，聘清凉法师任学监。
　　据《巨赞法师全集》记载：1942年秋，巨赞法师到梧州讲法、宣传抗日，在西竺园会见清凉法师，对西竺园贯彻农禅宗风给予好评，而后两人时有往来；1944年，因柳州、梧州失守，桂平岌岌。觉光法师避难至贵县南山寺。巨赞法师“避难瑶山，曾协助瑶王李荣保，策划伏击日军，歼敌百余，取得重大战果。日寇震怒，四处搜捕巨法师，曾于梧州北山，拘禁西竺园方丈清凉法师，拷问巨法师行踪”；1946年7月25日，巨赞法师在南华寺虚怀楼写《华南佛教二三事》一文中提到：应虚云老和尚之请，拟筹办南华戒律学院，“余等在南华寺住二日，即将章则课程订定，然后复返广州付印，通告招生。九月开学之时，或能满额。余以种种关系，必须先返杭州，实际主持南华戒律学院者为道安法师及清凉法师。”
　　抗战胜利后，留梧的港澳及珠江三角洲、西江下游各地的教徒，纷纷返回原籍，有些还到了美国及南洋等地。此时西江上游两岸的教徒又聚集梧州，以苍梧、桂平、贵县、平南几县居多，西竺园常住人数仍在百人以上，一直维持到解放初期。
　　西竺园自建寺始，就在清凉法师的指导下，秉承虚云老和尚提倡的农禅宗风，响应太虚法师佛教改革的精神和实践巨赞法师“学术化”和“生产化”。早在1935年春，西竺园就成立佛学补习班，由清凉法师亲自主持教务和教学。同时开垦荒坡、种植果蔬药材。抗战期间收养战时难童，开办西竺小学，清凉法师任校长；向难民施粥救济，收容贫苦寡妇孤儿；解放后又曾开办毛巾厂、组织车缝组，经营素食馆，成立慈老院、设立保健医疗室等，在自食其力、农禅并重上，为广西的寺院作了表率。
　　1954年冬，梧州佛教协会成立，清凉法师任会长。
　　1955年，清凉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后连任第三届理事，第四届、第五届常务理事。
　　1993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被推选为咨议委员。
　　1993年12月，广西佛教协会成立，已过90岁高龄的清凉法师被选为会长。
　　老会长上任后，鉴于当时南宁市唯有水月庵一座女众道埸，为此立下宏愿，要在广西建一座出家人受戒的道埸。他不顾年迈体弱，与几位副会长一道，多次来到南宁，择地兴建“四恩寺”，并以该寺作为广西佛教协会永久会址。后由于种种因缘阻隔，未能如愿。
　　老会长返回西竺园后，建寺宏愿愈坚。恰逢紫竹林寺因公路扩建，需另择地重建。清凉法师几上白云山选定寺址，仍以佛教“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之经义(四恩意指；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三宝恩)，将新寺命名为“四恩寺”，以了平生之愿。为此，他上书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陈述已见，得到一致赞同，并亲笔题写寺名。(2001年，释成清法师应邀抵梧，主持筹建工作。同年9月22日，四恩寺大雄宝殿正式动工。2006年9月28日，举行大雄宝殿落成暨佛像开光法会。)
　　1997年11月13日，95岁高龄的清凉法师仍坚持上山出坡劳动，下山时不慎跌断股骨。
　　1997年12月5日，广西佛教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清凉法师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2000年4月20日12时55分，清凉法师于西竺园禅院圆寂，终年98岁。荼毗后得五色舍利、舍利花百余粒。
　　巨赞法师走了，清凉法师也走了！音容犹在，师恩深重。高风共仰，八桂留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