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法师对1948年台湾佛教的透视——以《台湾行脚记》为考察对象

巨赞法师对1948年台湾佛教的透视——以《台湾行脚记》为考察对象
　　作者：王荣国
　　来源：巨赞大师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巨赞法师于1948年春，在香港讲经完毕之后，行脚台湾。据巨赞说：《台湾行脚记》“是我在台湾一月，游踪所及大概底一点记载。”这篇行脚记分四次在《觉有情》第九卷第十二期，第十卷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连续刊载。[1]据《台湾行脚记》(简称《行脚记》)可知，巨赞法师先抵达台南考察、接着往台中、台北及基隆，最后到竹南。似乎其足迹没有抵达宜兰、花莲等台湾东部，不过，当时台湾佛教的重心是在偏向台湾海峡的西北部。[2]所以《台湾行脚记》所记述的基本上反映了1948年台湾佛教的状况。
　　从《台湾行脚记》可知，巨赞法师于1848年农历五月十四日从香港乘飞机启程经汕头前往台湾，因飞机故障停留一天，十五日十时由汕头再乘飞机前往，十一时三十分抵台南，开始在台湾的行脚考察，兹分述如下。
　　台南市
　　巨赞法师在台南主要考察了开元寺、竹溪寺、台南市佛教支会——慎德斋堂以及郑王祠(郑成功祠堂)。
　　开元寺 在台湾是历史最悠久的名刹，原是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为奉养其母董氏而筑的“北园别馆”。清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开始将其改为佛寺，初名海会寺，又改海靖寺、榴环寺、榴禅寺，最后才改称“开元寺”。寺周园地约数十亩，茂林修竹，苍翠袭人，殿宇共有四进，两旁厢房凡十余间。其中矗立着安藏灵骨的三座塔，格外显得庄严。寺中尚有当年董氏手植的七弦竹和郑经井等古迹。郑成功用过的大碗三只，一幅墨宝尚存寺中。
　　开元寺现任住持证光法师。现在有住僧十余人，其中三人曾毕业于日本佛教大学，能弘法，余亦质朴知稼穑，颇有农禅作风。其信徒相当多。巨赞《行脚记》说：据二十年前的记录：开元寺的信众，台南三万人，阿缑三万人，台中一万人，台北五千人，澎湖四千人，新竹三干人，宜兰二干人，台东二干人，南投及桃园一千人，共计八万八千人。这是1928年前的数字。就正常情况说来，随着人口增加，信徒也会相应增加。1948年开元寺实际的信徒人数应不少于上述，可想见其盛。
　　台湾自被日本统治以后，民众死后大都火葬，骨灰即安藏于附近寺庵的普同塔内，俗称灵骨塔。因此在台湾，比较大一点的寺院都建有式样不同大小的灵骨塔，提供藏骨之处，同时也给寺院提供了一笔收入。开元寺中也矗立着三座安藏灵骨的塔，但当时开元寺的经济仍然不宽裕，证光法师拟开办小规模的佛学院，房子不成问题，可惜经济尚无着落。
　　竹溪寺 竹溪寺属开元寺派。[3]巨赞《行脚记》对竹溪寺的历史与寺院的规模着墨无多。据民国连横《台湾通史》记载可知：竹溪寺在大南门外，康熙三十年建。径曲林幽，清溪环拱，颇称胜概，颜其山门曰‘小西天’。乾隆五十四年，里人蔡和生倡修，嘉庆元年重修。[4]而巨赞所见的竹溪寺“殿宇凡三进，重修不久”。“住僧十余人，尼二十余人。”竹溪寺的“经忏很多”，僧人忙于经忏。老方丈是捷圆法师，新方丈是眼净法师。巨赞前往竹溪寺是在抵达台湾的次日，这一天，正是竹溪寺老方丈捷圆七十寿诞，同时也是新方丈眼净进院的吉期，按礼节，开元寺方丈证光法师必须前往祝贺，巨赞止单开元寺，因此随缘参加。据巨赞在《行脚记》中说：他随证光“一进寺门，钟鼓齐鸣，僧俗男女纷纷下拜，眼净方丈特别客气，展大具三顶礼，使我非常惭惶。即此可见台湾佛教信徒对于祖国的怀念之殷与崇拜之切。可惜言语不通，他也很忙，未能多谈……”竹溪寺的“当家师是比丘尼”，不过，巨赞没有提及其法名。与眼净见过之后，他想与当家师比丘尼交谈，就被邀请去游安平故城，考察郑成功的“郑王祠”。
　　台南市佛教支会——慎德斋堂 慎德斋堂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09年)合并慎德堂与慎斋堂而成的，其后屡经扩建，至民国21年落成，位于今台南市区。[5]1947年11月，台南市佛教支会成立，设会址于慎德斋堂内，理事长为颜兴居士，慎德斋堂堂主何雅教女居士则为常务理事。该会自成立至次年巨赞造访为止，“现有会员四百余人”。
　　碧云寺与大仙岩 巨赞于18日在证光法师、师云风以及庄君的陪同下，前往关子岭温泉沐浴，并相继考察碧云寺与大仙岩。据清人陈国瑛的《台湾采访册》载：“火山一名玉枕山，在嘉义县城南四十里……台山第一名胜也。嘉庆丙子春，余至其地，经九重溪，历十二曲涧，缘崖转北而东，蹑石磴，上冈脊，南望阿中，有猿洞、蝙蝠洞焉。南里许，地多云，昏旦，坌入，咫尺不可辨，是所谓“碧云寺”者也。寺地面西，前开一湖，巨石倒悬，后一小西天，花木奇异，南北两岗垂抱，作左右臂，东背玉椀屏，高出天表。寺左隔数丈，有天公坛。”又嘉庆十六年的《玉枕火山碧云寺募为缘业碑记》载：“火山碧云寺，为嘉邑名胜，崇奉观音大士……”[6]可见，碧云寺在嘉义县，嘉庆年间不已经有是寺。
　　据连横《台湾通史》载：“碧云寺：在(嘉义)县辖哆罗啯堡之火山。康熙十四年，僧参彻自福建来，住锡龙湖岩，偶至此地，以其山林之佳，遂辟茅结庐，奉龙湖岩之佛祀之，朝夕诵经，持戒甚固。附近庄人，乃谋建寺，曰大仙岩。嗣命其徒鹤龄居之，又建一寺于玉案山之腹，后祀如来，而前奉延平郡王神位。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参彻没，众葬之寺前，建浮屠。五十六年，邑人洪志商募修。嘉庆二十四年，子爵王得禄重修。” [7]可见，碧云寺与大仙寺紧挨着，碧云寺创建在先，大仙岩创建于后，其创建年代大致都在乾隆朝中期。
　　据巨赞的《行脚记》可知：“寺在玉枕峰之腰，相当高峻，而殿字皆钢骨水泥，陈设精洁，颇出意外。”不过《行脚记》说：“该寺(按：指碧云寺)创始于清嘉庆十六年”显然有误。据阚正宗先生的《台湾寺庙导游》说：在兴建龙湖岩时，挖出“菩萨圣像一尊和石香炉”。[8]因此，上述所引《台湾通史》有关碧云寺记载说的“奉龙湖岩之佛祀之”，就包括奉祀“观音菩萨”。[9]《行脚记》说：碧云寺“现监院德妙，……年仅三十余岁。闻颇干练，对我们的招待也特别客气，我们在此吃到了异常丰富的台湾式素斋。”
　　大仙岩位于玉枕峰后山，旧大殿等毁于地震，并且办过佛学院，今亦不存。《行脚记》说：“住持开参，正在督工重建大殿。住众四十余人，男十余人，余为比丘尼及女居士。”
　　在台南考察其间，巨赞法师“在碧云寺讲过开示”。[10]
　　台中市
　　巨赞法师于5月21日台中考察慎斋堂、水光寺、宝觉寺、大觉院、灵山寺。
　　慎斋堂 堂主为张月珠女士，法名德熙，任台中支会理事长，是一位颇有学识和才干的女居士，在台中佛教界富有声望地位。据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一书说：张月珠生于1093年9月9日，台中人。其父为台中慎斋堂堂主，父逝后，张月珠与黄桃、林粉佐其祖母主持堂务。1944年继任慎斋堂堂主。台湾光复后，张月珠于1946年任台中市妇女会第一届理事，翌年出任佛教会台中支会理事。[11]阚正宗在书中说：张月珠于1962年请东初法师代为剃度，法名德熙。[12]从《行脚记》可知，巨赞见到张月珠时，“德熙”已经就是其法名了，显然阚氏上述说法有误。
　　张月珠于1964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受具足戒后退居，由黄桃继任慎斋堂住持，林粉副之。黄桃法名德梅，林粉法名德瑛。1968年因心脏病宿疾过世，世寿66岁，戒腊四夏。[13]慎斋堂几经迁址，现在的慎斋堂在台中市北屯区山西路，但已非原址。当年的慎斋堂属于基隆月眉山派。[14]
　　巨赞法师访台中时，张月珠正在着手开办“女众学园”，其宗旨在于“普及佛教精神，修养品性学识，培育服务社会人才”。给巨赞法师的印象是，她是一位有“抱负”的女性。从《行脚记》可知：和张月珠一起负责其事的还有台中国大女代表林吴帖居士和大甲水光寺的住持妙然比丘尼。
　　台中佛教支会 台中佛教支会成立于1947年，张月珠任理事长外，据《行脚记》可知，尚有柏〔德〕林法师、锦东和尚与郑松筠、陈正宝两居士。据阚正宗的《台湾佛寺导游》说：台中市佛教支会第一届理事长为张月珠，第二届理事长郑松筠(1949年9月任，铭芳法师为秘书)，第四届理事长林锦东(1952年3月任)。[15]
　　德林法师，俗名林茂成，台湾云林人，出家礼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善慧法师剃度出家，首届台湾佛教中学林毕业，后赴日本驹泽大学留学，从学于日本佛教学者忽滑谷快天。返台后，经常撰文针砭当时佛教之缺失，主张佛教改革，被称为台湾佛教的“马丁路德”。提倡僧侣可以结婚，并身体力行。一度主编《南瀛佛教》之外，经常弘法于全省各地，并曾筹组台湾佛教青年会，开创台中佛教会馆。巨赞法师参访台中时，“德林法师年已六十余”。据《行脚记》可知：他当时“住佛教会馆”，因他曾“留日多年”，“收藏日文经籍甚多。”德林法师因学习日本佛教结婚娶妻，受到当时教内外的抨击。后来还俗，1951年以居士身去世。德林属于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派法师。
　　林锦东，法号宗心，1923年生，台湾南投竹山镇人，世代信佛，早年毕业于竹山公学校，皈依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宗务总长高林玄宝，不久赴日本京都临济学院研修禅学六年。返台后，受聘台中宝觉寺专修道场教师。是战后台湾佛教界著名日式娶妻的法师。[16]《行脚记》说：“锦东即罡宗之后继人”。1945年，宝觉寺住持宗罡引退，林锦东接任住持。台湾光复初期，林锦东发起组织台湾省佛教会，任监理事，推动各县市佛教支会的成立。[17]巨赞参访台中时，林锦东年龄“三十左右”，因为“曾留学日本，对于佛教的改革和推广颇具热情”，[18]1967年去世。[19]
　　郑居士即郑松筠。据《行脚记》说：“郑居士是台湾法界的老前辈，为人正直不阿，极负时望。”据寺院沿革志说：民国“卅六九月七日信徒大会议决，将所有建物水田、佛宝器具等，全部捐献与中国佛教会台中市支会，第一届理事长张月珠就任，卅八年九月第二届理事长郑松筠接任，铭芳师为秘书。”[20]可知，《行脚记》所说的“郑居士”应是郑松筠，此人“为人正直不阿，极负时望。”正是众望所归，他后来接任了第二届理事。陈正宝居士，据《行脚记》说：他“曾任《民声日报》总编辑，诗文的造诣甚深。”除此之外，尚未找到其他详细的资料。
　　宝觉寺 据《行脚记》可知：宝觉寺位于郊外，离慎斋堂约三里(今台中市健行路140号)。由福建兴化后果寺住持临济宗僧良达入台创于1927年，良达为此寺开山祖师，妙禅则为第一代住持。宗心法师继任第四代住持[21]不过，《行脚记》则认为：“开山耀禅，其师弟妙禅继之，传良达及罡宗，锦东即罡宗之后继人。”究竟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探讨。
　　大觉院与台中佛教支会 《行脚记》说：“佛教会址(按：台中市佛教支会)则在大觉院，纯粹是佛教会的产业。”据阚正宗的《台湾佛寺导游》可知：大觉院创建于1929年，位于台中市平等街。妙果任第一代住持，真常任第二代住持，智雄为副寺。因感院址简陋狭窄，迁本市西区五权八街六号水田，重建院宇。1945年12月底，真常因积劳成疾而圆寂。真空法师代之，不久真空又圆寂。1947年9月，信徒大会议决：将所有建物水田、佛宝器具等，全部捐献与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台中市支会。[22]因此，台中市佛教支会对于大觉院不是寄人篱下，如巨赞所说的“大觉院”完全是“佛教会的产业”。
　　据巨赞《行脚记》说：台中市佛教支会“每星期有座谈会和通俗讲演”。根据寺院沿革志记载：大觉院创始之前，有慈善家许恩赐、林祖藩等每年夏季在万春宫前严结讲座，延请法师弘扬佛法，由庄海宝、施汉、何文卿等播讲因果报应道理。听众满座，皈依佛教者众多。“因感于露天讲座非百年之计”，乃谋求建寺。[23]显然，上述所引《行脚记》的记载表明：台中佛教支会——大觉院“每星期有座谈会和通俗讲演”渊源有自，同时也说明其风气至巨赞法师赴台中考察时仍然保留。巨赞法师说：台中市佛教支会通过“座谈会和通俗讲演”进行弘法活动，“比台南支会活跃多了，所以有人说，台湾的佛教中心在台中”。[24]由此可知，当时台中佛教在台湾省佛教界的地位了。
　　灵山寺 据《行脚记》记载：“灵山寺，是林吴帖居士独资新建的女众修院”。我们知道，林吴帖，字素贞，台湾彰化人，为雾峰林家林资彬之继妻。是战后台湾著名的女社会活动家，从事慈善活动，并曾赴南京参加正、副总统选举。林吴对佛教事业也积极参与，据蔡宽运的《慎斋堂沿革记》可知：在台湾光复前，张月珠继掌慎斋堂时，林吴帖就是信徒总代之一。所以林吴帖独资创建“女众修院”的灵山寺也就是自然之事。事实上，灵山寺肇始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当地望族出资创建，位于雾峰北郊青桐岩，时称“观音庙”。民国3年(1914年)改称灵山寺。民国35年(1946年)毁于灾。随即于原址重建，1947年落成。林吴帖独资新建属灾后重建。巨赞法师到台中时才落成不久。据巨赞说，当时灵山寺的堂主是“林德真居士”，“当家德钦比丘尼”。[25]有关“林德真居士”现在知之甚少。德钦尼师(1888～1961)俗家彰化，先是在彰化善德堂带发修行，继则于台中慎斋堂研读儒学，曾赴福建鼓山求法，回台后依善慧法师正式出家并受戒。后来接掌灵山寺任监院。[26]巨赞法师参访时，灵山寺“住十余人”。[27]
　　从《行脚记》可知：巨赞法师还参访在大甲的“水光寺”，但有关水光寺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无从知道。
　　巨赞法师台中之行在慎斋堂“讲过开示”。[28]慎斋堂对巨赞法师的到来还举行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巨赞法师“提议创办台湾佛学院，造就真实人材，为台湾佛教建立不拔的基础。”当地佛教徒们非常赞成，“尤其德林法师最热心，写缘起，拟章程，谋于最近期间，力促其成。”[29]
　　台北市
　　巨赞法师到台北考察了东和寺、善导寺、善光寺、龙山寺以及台北佛教支会和台湾省分会。
　　东和寺 即东和禅寺，位于今台北市上海街，由心源、善慧、觉力等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名“曹洞宗大本山别院”。心源等人因感台湾青年无法进中学读书，乃于观音禅堂开设“私立台湾佛教中学林”(后改名“私立台北中学”)。台湾光复后，心源和尚任该寺住持，更寺名为东和禅寺，“私立台北中学”亦改为“泰北中学”。
　　台湾省佛教分会 台湾光复后，1946年10月，台湾的“南瀛佛教会”改名“中国台湾省佛教会”。1947年5月，中国佛教会在南京复会，台湾省佛教会也就成其分会。巨赞在《行脚记》中提及德融法师。德融是台北汐止人，生于1884年，16岁于斋教龙华派，为“源信堂”信徒。1907年礼月眉山灵泉寺善慧法师出家，同年赴鼓山受具足戒。回台后，参与灵泉寺建设。不久，随日僧曹洞宗管长石川素童赴日留学。1911年，辍学返回台湾。1938年任灵泉寺住持，1947年卸任。[30]巨赞法师到台北时，德融任中国佛教会台湾“分会理事长兼基隆市支会理事长”。[31]巨赞法师说：因其“平常大都在基隆住，没有见到。”[32]
　　台北佛教支会 心源和尚于台湾光复后，以台北东和禅寺为中心，倡议组织成立了中国佛教会台北市佛教支会。心源和尚为台北人，俗姓孙，出家后两度赴厦门南普陀、福州鼓山等内地名山参学，并赴日本参访。台湾光复后，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台北市佛教支会理事长、东和禅寺住持、泰北中学董事等。据《行脚记》说：台北佛教“支会理事长心源师对于我们的访问，非常兴奋。”可见，当巨赞法师到台北时，心源法师任东和禅寺住持兼台北佛教支会理事长。其后，心源连任理事长十届，达二十年之久。
　　善导寺 位于台北市“(台湾)省政府旁边”，本为日本东京都知恩院分院，“纯粹日本式的净土道场。”[33]台湾光复后，由达超尼师接管善导寺。[34]达超尼师生于1907年6月26日，俗姓洪，22岁落发出家，24岁任大湖弘法院当家，三年后，受请任德山寺住持。后东渡日本，入京都尼众学校深造，1940年在日本京都净土宗知恩院受具足戒。日据时期回国，仍回德山寺。台湾光复后，以达超属日本净土宗派下，接管善导寺与竹山布教所。[35]巨赞法师《行脚记》说：“住持达超比丘尼亦曾留学于日本尼众学校，颇明教理，且有才干。”光复后，大部分房子被税局所占用，几经交涉，不肯迁出。巨赞法师说：善导寺的“住众十余人，均彬彬有礼。”
　　善光寺 据《行脚记》说：位于“草山、北投之间，有一所日本式的尼庵，名善光寺。”“草山”就是现在的“阳明山”，蒋介石入台后，因纪念王阳明先生而改今名。据台湾网络资讯：善光寺位于台北市北投区银光巷尽头。日本长野市有一座善光寺，属天台宗、净土宗，寺中供奉从印度、中国、百济三国辗转传来的阿弥陀佛像，为日本最古之佛像。寺内有金堂、山门、仁王门、经藏、钟楼、忠灵殿、大劝进、大本愿等殿宇。其中，大劝进位于山门之西，为僧院，属天台宗；大本愿位于仁王门西侧，为尼院，属净土宗，本誓殿安置阿弥陀如来。台北善光寺之建造与取名应模仿日本长野善光寺。据说，现在寺内还保留有许多日人遗迹。据《行脚记》说：善光寺的“住持净空，年二十余岁，留日多年，一切生活习惯，也还是日本的那一套。她平常不大下山，专修净土，有时为附近的人看看病，说说法，深得地方人士的敬仰。”
　　巨赞法师《行脚记》还说：据说还有几所日本式的寺院，老老实实被政府接收过去了。这样子的作风，除了燃起台湾人的一腔怒火以外，政府是毫无所得的。
　　巨赞法师的台北之行仅在善导寺“讲过开示”。[36]
　　基隆市
　　巨赞法师在基隆市参访了月眉山灵泉寺、八堵宝明寺两所寺院。
　　灵泉寺 全称灵泉禅寺，位于基隆月眉山腰，《行脚记》说：“灵泉寺为基隆八景之一，创建于明治三十四年。善慧和尚住持的时候办佛学院，设布教所，非常活跃。他和内地大德，也取得相当的联络，所以知道台湾有月眉山灵泉寺的人很多，其实不过两进殿宇而已。”有关灵泉寺的创建年代，巨赞认为是“明治三十四年”，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但通常认为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不知其根据何在？民国时期，台湾佛教形成四大法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似乎是最先成立的派别，善慧法师是其创立者。灵泉寺在善慧住持期间风光一时，但巨赞法师指出：其规模“其实不过两进殿宇而已”。笔者于2007年夏季参访月眉山灵泉禅时，考察了其“旧寺院”，的确规模不大。
　　《行脚记》又说：“善慧死后，由德融住持，德融最近交普寿接管。加以交通不便，地位偏僻，平常没有什么人到，寺容已显得残破，修理亦不易着手。”善慧于民国23年下半年以后转向东南亚活动。继善慧住持灵泉禅寺住持之位是上智法师的弟子德馨，而非如巨赞所说的“善慧死后，由德融住持”。德馨为月眉山灵泉禅寺第二代住持。德馨之后，善慧的弟子德融才于1938年接任灵泉禅寺住持。[37]显然，巨赞的记述不准确。不过，他参访灵泉禅寺时，也亲历了鲜为人知的事：其一是，其时，灵泉寺住持之位正进行新一轮的交接，“德融最近交普寿接管”；其二是，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灵泉寺当时的情境。由于善慧之后，缺乏得力的住持，“加以交通不便，地位偏僻，平常没有什么人到，寺容已显得残破，修理亦不易着手。”一句话：曾经显赫一时的灵泉禅寺，至1948年已经衰落残破了。的确，现在灵泉寺方面也承认：“本寺开建初期至三十年代间，曾有段颇辉煌的时日，然于世界大战之后一度中落，几至荒废。”[38]
　　宝明寺 位于基隆八堵(今暖暖区)的红淡山，是一座小寺院，最初只是平屋。1933年，由基隆诸护法集资，德本尼师主持建寺并任住持。[39]德本之后，普镜继之。普镜法师于宝明寺创建之初就任副住持，1946年德本圆寂，普镜继任住持，可能于次年，普镜也去世。[40]巨赞法师参访过宝明寺，他在《行脚记》中说：“宝明寺系女众道场，主持者为杨普良女居士。”阚正宗的《台湾佛寺导游》说：“民国三十五年德本师示寂，普镜师继之，……卅六年普良师又继其遗志……”[41]文中称“普良师”是1947年继任的。但巨赞法师《行脚记》则说“主持者为杨普良女居士”。这个杨普良应该是阚氏所说的“普良师”。巨赞到宝明寺是见过她的，很可能就是普良亲自接待巨赞的。因此应以《行脚记》所记为准!
　　此外，巨赞法师还参访了基隆市佛教支会。基隆佛教支会的理事长是德融法师兼任的，德融属于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派。巨赞在台北参访时，德融在基隆，没有见着。《行脚记》中也没有提及巨赞法师到基隆时见到德融。
　　此次基隆之行，巨赞法师在基隆市佛教会“演讲了三次”，在宝明寺“讲过开示”。[42]
　　竹南县——狮头山
　　巨赞法师游过基隆再回台北，因为船期不凑巧，又到竹南县的狮头山考察游览。竹南县后来撤散，一部分归新竹县，一部分归苗栗县。狮头山则位于今苗栗县南庄乡与新竹县峨眉乡之间，海拔最高为520米，清道光年间（1821～1850），淡水同知李镇彝见山形酷似狮状，乃名“狮头山”。巨赞在《行脚记》中说：“狮头山有大小寺庵八所，而其大殿都建筑在岩洞里，这是一奇。风景之佳，亦不下于广东的鼎湖。”如今的狮头山已经开辟为风景区了。巨赞在狮头山考察了劝化堂、开善寺、元光寺、海会庵、灵霞洞、万佛庵等。
　　劝化堂 凭山筑庙，原址为清光绪二十三年黄炳三结草庵求道之所，继则有南庄乡黄开朗到此修凿天然岩窟。劝化堂整个庙身盖入山腹中，上面一层是大殿，中间是玉清宫，供奉关公；左边大成殿，供奉孔子；右边雷音殿，供奉观音菩萨。巨赞法师在《行脚记》中说：在狮头山，“劝化堂最大，创建于明治三十四年，住持达真。”其中“明治三十四年”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据会性法师在讲《大佛顶首楞严经》缘起一文中说：“记得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在狮头山，首次听闻斌宗法师讲《地藏经》。十一月二十日，新竹东本愿寺，请斌公讲《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了一个月，只讲第一卷。当时，我在那儿当侍者，新竹地区，虽然闽南语较普及，但客家听众也不少，尤其有几位从狮山去的长老大德，如元光寺的悟宗长老，年纪已五十多岁了，劝化堂的达真长老也参加，因为冬天寒冷，新竹风大，老人家体弱，可能没听圆满就回狮山了。”[43]这里说的是1947年下半年的事，次年，巨赞法师抵狮头山。据上述可知，当时达真尼师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也就是这位达真尼师，后来与如净法师支持来台办学的慈航法师，开办了“狮山佛学院”。[44]阚正宗先生在其调查报告《台湾日据时代曹洞宗派下寺院战后现况》中说：“1957年前后达真尼师﹙1897—？﹚曾任(劝化堂)住持”。而在此之前，则未提及达真尼师住持劝化堂。显然，阚氏之说值得质疑。
　　开善寺 在劝化堂之西数百步[45]，由陈荣盛等信众发起筹建于民国17年（1928），为狮头山寺院群之一，殿中供奉三宝佛。《行脚记》说：“开善寺大殿宏敞，客舍精雅，游客都寄宿于此。”其“住持陈荣盛，法名明静。”阚正宗先生在《台湾日据时代曹洞宗派下寺院战后现况》中说：开善寺的“第一代住持为陈荣盛。自昭和十六年﹙1941﹚前后，即由日僧佐久间尚孝任二、四代住持，田中应海任第三代住持，至战败离台为止。台湾光复初期由明静居士﹙1893—？﹚任住持。”在引文中，既有“陈荣盛”，又有“明静居士”。而陈荣盛无疑亦为居士。巨赞法师当年到过开善寺，见过陈荣盛，在《行脚记》中说：“住持陈荣盛，法名明静。”阚正宗氏上述说法是调查得来的，可见后人已将“陈荣盛”一分为二。当今台湾旅游网站在介绍“开善寺”景点的《开善寺历史沿革》条目中也说：“开善寺……施工期间由普宜尼师负责筹集大部份经费，陈荣盛（法号明静）负责工程之进行，开善寺之能创建，两人功不可没。”可证巨赞法师记述之正确。
　　元光寺 又名狮岩洞，地处山巅，为狮头山最早的佛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普捷和尚依天然岩洞修建而成。寺后山林拥翠，寺前视野广阔，新竹市景历历在目。巨赞的《行脚记》说：“狮岩洞元光寺，开山于清光绪间。住众六十余人，女性占三分之二，住持如净。”阚正宗先生在《台湾佛教一百年》中说：“如净，俗姓陈，名华玉。原籍广东，祖迁台湾台北县板桥市，如浄出生于板桥。23岁入观音山凌云寺披剃出家。1915年渡海至福建福州鼓山受具足戒。不久返台。先后任凌云寺及浄莲禅院、水簾洞住持数年。于1946年8月，应元光寺大众之请，飞锡狮山头住持该寺。”[46]可见，如净法师是1946年8月起就住持元光寺的，巨赞参访元光寺时，他仍在元光寺。据巨赞的《行脚记》可知，元光寺是一所男女众混合的寺院，至1948年上半年，信众达60余人，女众则占三分之二。如净属于五股观音山凌云寺派的法师，元光寺属于凌云寺派。
　　海会庵 位于狮岩洞右侧山坳，为谢絁(即后来的达明尼师)于1928年创建的。《行脚记》说：“自狮岩洞右侧而下为海会庵，后倚危岩，面临大海，气象壮阔，住持达明尼。”就是说，海会庵是一所“后倚危岩，面临大海，气象壮阔”的小庵。据阚正宗先生的《台湾佛教一百年》可知：达明尼师，台中市人，俗名谢絁。早年适陈家，二十八岁时皈依妙果法师。创建海会庵之后，于1934年视察日本佛教，参观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翌年，于中坜圆光寺受菩萨戒。1940年前后正式剃度出家，法号明达，1953年圆寂。[47]巨赞法师到狮头山时，达明尼师住持海会庵。据阚正宗说，达明尼驻锡期间，举办佛教讲习会、讲经会等弘法事业。海会庵属于苗栗大湖法云寺派。
　　灵霞洞 《行脚记》说：从海会庵“向右行约半里为灵霞洞，住持法定。”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在其游记散文《秋游狮头山》中如是记述：“从狮岩洞再走下去是下坡路，这时候已经十二点多，虽然饥肠辘辘也顾不得，经过海会庵到灵霞洞，决定女客住在尼姑房里，男客在大雄宝殿上搭铺，才算解决了住的问题。吃过午饭，把旅行包安置好，我这才先从所住的庙注意起。原来狮头山上的庙宇多半是就天然岩石凿建，庙身建在石洞里，灵霞洞里便有一副对联形容说：‘僧去有踪留片石，洞空无物剩闲云。’这些庙都称不起堂皇，灵霞洞尤其简单。去过普陀灵隐或北平大庙的人，都不免有此感觉。不过台湾庙宇有个特点，便是尼姑和尚同住一庙，灵霞洞的法定住持便是率领着一班比丘尼在修行。”林海音是1948年8月从大陆的北平回到台湾的，这篇游记散文是1948年以后秋游狮头山后而写的。由上可知，灵霞洞是一处很简单的岩宇，巨赞法师造访时，法定住持灵霞洞，直到林海音造访时，仍然住持该寺，并领着“一班比丘尼在修行”。
　　万佛庵 《行脚记》说：由灵霞洞“直下约五里为万佛庵，……住持达清尼。”据阚正宗《台湾寺庙导游》一书说：万佛庵，原名“涤心堂”，是光绪年间老居士韩满隐居修行之所，后因韩满年迈体弱归故里，无人料理，几至荒废。民国16年，妙英长老率徒众达清、达纯等尼师大力整顿，使之成为庄严佛地。民国22年改称“万佛庵”。[48]可知：巨赞法师造访万佛庵时，已是达清尼师住持了，万佛庵给巨赞的印象是“整洁过海会(庵)”。[49]
　　水帘洞 名梵音寺，是狮头山最北之寺，也是最大的岩洞；洞顶一排岩层突出数丈，山泉由岩层缝隙滴落，极似珠帘，故名水濂洞。寺由如净创建，供祀观世音。巨赞的《行脚记》说：“自万佛庵而下，曲折几达山底，一洞潺湲，古洞谽谺处为水帘洞，住持亦为如净。”上文述及巨赞造访元光寺时，如净住持其寺，而他到水帘洞，又说“住持亦为如净”。说明当时如净一身兼任二寺的住持。阚正宗先生在《台湾佛教一百年》一书说：如净于1915年渡海至福建福州鼓山受具足戒，不久返台。“先后任凌云寺及浄莲禅院、水濂洞住持数年。……至1946年8月，应元光寺大众之请，飞锡狮山头住持该寺。”[50]意思是，如净先住持水濂洞数年，至1946年8月才移锡元光寺。显然，应以巨赞法师所言为准。巨赞法师的《行脚记》又说：“据他(引者按：指如净)说，当太平洋战事发展到硫球群岛的时候，日本政府想把许多‘敕命’隐藏在这里。当时在洞里搭了几间木房子，现在虽已破败，但仍为如净等唯一的“安单”之所。水帘洞够得上幽深两字，但阳光太少，湿气太重，路亦太偏僻，恐怕不易开发。”由此可知：水帘洞中“阳光太少，湿气太重”，生活条件差，如净就“安单”在过去日本人留下的“破败”的“木房子”中。可见如净法师为“佛法”之心的虔诚了。
　　上述所记的可能不是巨赞在台湾全部所遇所见和所闻的。如其《行脚记》说：“狮头山有大小寺庵八所”，狮头山并不大，巨赞法师理应都造访过，但在《行脚记》中只述及7所。于此可见其记述只是大概地摘要罢了。
　　巨赞法师既是高僧，也是著名的佛教学者，其《台湾行脚记》与作为散文家的游记不同在于：主要不是写景抒情，而是通过介绍参访寺院之后，对台湾佛教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理性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
　　⒈台湾佛教的开端
　　巨赞法师征引连横《台湾通史》的记载考证台湾佛教的开端。他说：“考连雅堂《台湾通史》云：‘延平郡王郑经，以承天府内尚无丛林，乃建弥陀寺东安坊，延僧主之。’据此可知弥陀寺的创设，在开元寺之前，自应以之为台湾佛教的开端。弥陀寺今已不存，从当时延平郡王局促一隅的情形推断起来，规模恐亦不大，所以后来没有什么大德留住台湾。”[51]巨赞法师的观点是，在台南开元寺之前的弥陀寺是台湾佛教的开端，但该规模不大，对后来的台湾佛教没有什么影响。其见解至今仍有合理之处。
　　⒉台湾斋教的历史与教种归属
　　巨赞法师认为：斋教原为“明季遗老潜谋复国”而组织成立的。台湾斋教的先天、龙华、金幢三派是清朝中叶从福建传入台湾。其《行脚记》说：“明季遗老潜谋复国，隐避到宗教的队伍里去以后，所组织的先天、龙华、金幢三派教，则在民间的势力日渐扩大，也从福建流传到台湾，其时约在清朝中叶。譬如作为台南市支会的慎德斋堂，本来是先天教的修院，台中的慎斋堂也是龙华派底祖师开创的。又若狮头山的狮岩洞，其开山祖邱普捷是龙华派里的‘太空’，职位很高。据大正九年的调查，在台湾这三派的信众约十八万人，斋堂六百二十余处。”[52]
　　对于斋教的教种归属，巨赞法师接受斋教是“在家佛教”的观点。《行脚记》说：“他们那是主张三教同源的，和佛教的关(中缺)先天等三派教，通称斋教，因为他们都是虔诚的蔬食主义者。又称在家佛教，对出家佛教而言。其实台湾大部分出家人的思想，也还是那末一套，在家、出家之分不过形式不同而巳。”[53]明确将斋教列为“在家佛教”是台湾的李添春在其留学日本驹泽大学的毕业论文《台湾在家三派之佛教》一文。[54]虽然李添春的这一观点，后来遭到质疑，但其观点至今仍有影响。巨赞法师所接受的就是李添春的观点，不过，作为佛教高僧与学者的巨赞法师也有自己的着眼点，即面对台湾佛教的实际情况以及斋教与佛教的关系密切。
　　⒊斋教在抵制“日本化”的作用
　　巨赞法师对台湾斋教在抵制“娶妻食肉”的“日本化”所起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台湾斋教“保存了素食的美德，并不因日本化而改变。所谓日本化者，藉口佛教应随顺潮流，举办社会事业，而公然娶妻食肉也。台湾僧徒之有家室者占大多数，食肉者仅数人，而经济大都不充裕，生活也过得很苦。原因是不能得到人家的信仰，尤其是斋教徒。”[55]就是说，台湾的僧徒“有家室者占大多数”，“食肉者仅数人”。这是就斋教而言的。1948年的台湾佛教斋教徒占绝大多数，正信佛教的僧人较少。这种状况在此后大批大陆僧人入台弘法以后才得到明显的改变。引文中所说的“台湾僧徒”有家室的传统实际上源于中国大陆福建乃至江南明中叶以后的习气，僧徒食肉的习气也与中国大陆有关。这一点，巨赞法师未能看到。
　　⒋台湾佛教的“日本化”
　　巨赞法师认为，台湾佛教虽然经过日据时代，但台湾佛教并未“日本化”。其《行脚记》说：“据说留学日本，主张日本化的‘新僧’，前后共三十余人，现仅存十余人，其余都因做和尚养不活家小而还了俗。某法师对我说，台湾的僧众如果不准娶妻，则不肯出家，有了家室之累，靠寺庙收入又不能生活，所以僧众人数，日渐减少，这是台湾佛教的致命伤。至于比丘尼的人数，虽比和尚多几倍，据打听，只有两个公然有丈夫，所以还能得到信众们的皈信。台湾的僧寺之中，大都辟一部分住尼众，并且可以当家者，其原因或者在此。我们则由此可以知道：日本化在台湾佛教之中不大行得通，佛教大权实际上操在女众之手。”[56]就是说，主张并身体力行日本式的“娶妻食肉”者不多，总共仅30余人，许多人因养不起家小而还俗，至1948年仅剩10余人。占僧徒人数“多几倍”的女性，“只有两个公然有丈夫”。日本化在台湾佛教中不大行得通。这是巨赞法师通过考察后得出的中肯看法。不过，台湾佛教“日本化”影响的另一表现是僧人普遍穿俗家人的衣服而不穿僧衣，没有僧人的威仪，没有持戒意识。对此，巨赞法师未能认识。后来白圣法师等举行的大仙寺传戒正是针对这一习气的。
　　⒌大陆佛教会组织在台湾发展
　　台湾光复后，中国大陆的佛教组织也在台湾发展。当时台湾行政区域分为十八市县，已经成立佛教会组织的有台北、台中、台南、基隆、新竹、高雄、嘉义、花莲等八市支会，还有台中、新竹、台东三县支会，共十一支会。屏东市支会正筹备中。“入会人数共约五六千人”。其他一般侍奉佛教的信徒，据巨赞法师推测“全台湾的佛教徒至少在三百万人以上”。其中“僧尼人数”大致“三千余人”，以“尼占多数”。全台湾佛教寺院数(除斋堂外)有250所，其中纯粹的“尼寺一百”，其余150所虽说是“僧寺”，但“大部住有尼众，且人数都比男僧为多”。[57]这就决定了台湾各佛教支会的成员尼众占多数。当今台湾学界惊呼：“台湾佛教其实已是女性当家”。殊不知道，巨赞法师通过一个月的考察，早就敏锐地指出：台湾“佛教大权实际上操在女众之手”。当代台湾佛教“女性当家”可以说是渊源有自!
　　⒍台湾佛教界的“保守派”与“革新派”
　　民国时期，台湾佛教界相继出现了几个大的法派。一种是四大法派说：即“月眉山灵泉寺派”、“观音山凌云寺派”、“大岗山超峰寺派”和“大湖法云寺派”；另一种是五大法派说：即“月眉山灵泉寺派”、“台南开元寺派”、“观音山凌云寺派”、“大岗山超峰寺派”和“大湖法云寺派”。巨赞法师接受的是后一种说法。在巨赞法师看来，上述诸法派的僧尼及信众对于台湾佛教未来取向有不同的态度。他将其分为两大派：其一是“中国佛教派或称保守派，以中坜圆光寺的妙果和尚为中心，其派下的人数约占全台湾佛教徒的五分之二，其中男三成，女七成。这一派的人大都反对日本化，感召力很强，因此在经济方面也比较充裕。”其二是“日本佛教派或称革新派，以月眉山灵泉寺的善慧与淡水观音山凌云寺的本圆为中心，此二人虽已先后去世，但其派下的人数亦占五分之一。经济方面以家累之故大都相当拮据，此观于灵泉寺的情况可知。”此外，“台南开元寺与冈山超峰寺派下人数，共占五分之一，其他占五分之一。”所以，“还是保守派占优势”。[58]
　　巨赞认为，台湾佛教界对于中国大陆内地佛教具有很强的“内向之心力”，他本人在台湾考察其间，无论是在寺院开示、座谈，还是在各地佛教支会讲演都能够感受到“内向之心力”与热诚。巨赞法师说：“保守派与革新派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若长此对立下去，而不设法取长补短，共趋中道，则佛教的力量将一天天削弱下去，以至于完全被淘汰。”巨赞在《行脚记》中指出：“光复后的台湾，社会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只有佛教还依然如故。”“台湾佛教徒，无论僧俗男女，内心上都很苦闷，想打开一条光明的大道。因此很希望内地的大德门常常去弘化，去指导。他们的确很虚心，非常愿意接受人家的启示。”[59]
　　总之，作为巨赞法师在台湾一个月行脚考察结晶的《台湾行脚记》，其全文仅短短的七千余字，虽然对寺院历史记述方面比较简略单薄，甚至还存某些差错，但记述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人和事方面，则为后人留下一些可贵的资料。他认为，台湾佛教虽然经历了日据时期的“日本化”薰染，但“娶妻食肉”的“日本化”佛教在台湾不大能行得通，台湾佛教虽然有“保守派”与“革新派”，但都各有长处与短处。台湾佛教徒对大陆内地的佛教都有“内向之心力”。在台湾佛教僧侣中，比丘尼人数占压倒多数，台湾佛教“大权实际上操在女众之手”。这些见解至今仍灼灼闪耀!
　　注释：
　　[1]黄夏年主编《巨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收入此文。本文所引《台湾行脚记》出自《巨赞集》。
　　[2]1948年10月，慈航应妙果和尚之请，由新加坡取道厦门入台创办佛学院。“台东是佛教的化外之地，光复以来仅慈航与圆明两位法师去过一次弘法外，四十一年(1952年)夏省分会复去过一次，再没有其它人来过东台湾，这一趟(按：四十二年)台东之行，煮云随缘弘法一周，为中佛会打开后山布道之门。”(阚正宗《台湾高僧》)
　　[3]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02页。
　　[4]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
　　[5]阚正宗《台湾佛寺导游——台南地区》(九)，菩提长青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6]《台湾南部碑文集成》二。
　　[7]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
　　[8]阚正宗《台湾寺庙导游·台南地区》(九)，菩提长青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
　　[9]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
　　[10]巨赞《台湾行脚记》。
　　[11]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15页。
　　[12]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15页。
　　[13]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15页。
　　[14]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8页。
　　[15]阚正宗《台湾佛寺导游——中部地区》(上)，菩提长青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16]《宗心大法师传略》《宗心大法师纪念专辑》，转引自王见川、李世伟《台湾的宗教与文化》第122页，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11月初版一刷。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转引自阚正宗《台湾佛寺导游——中部地区》(上)，菩提长青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21]阚正宗《台湾佛寺导游》第8页。
　　[22]阚正宗《台湾佛寺导游——中部地区》(上)，菩提长青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23]转引自阚正宗《台湾佛寺导游——中部地区》(上)，菩提长青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24]巨赞《台湾行脚记》。
　　[25]同上。
　　[26]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13页。
　　[27]巨赞《台湾行脚记》。
　　[28]同上。
　　[29]同上。
　　[30]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12—13页。
　　[31]巨赞《台湾行脚记》。
　　[32]同上。
　　[33]同上。
　　[34]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69页。
　　[35]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68～69页。
　　[36]巨赞《台湾行脚记》。
　　[37]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68～13页。
　　[38]灵泉禅寺编印《灵泉禅寺开建沿革简史》2005年印刷本，第6页。
　　[39]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11页。
　　[40]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15页。
　　[41]阚正宗《台湾佛寺导游·大台北地区(下)》(二)，菩提长青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
　　[42]巨赞《台湾行脚记》。
　　[43]会性《缘起》佛教导航。
　　[44]阚正宗《慈航法师》，《台湾高僧》。
　　[45]巨赞《台湾行脚记》。
　　[46]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34页。
　　[47]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61页。
　　[48]阚正宗《台湾佛寺导游·桃竹苖地区(上)》(三)，菩提长青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49]巨赞《台湾行脚记》。
　　[50]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第34页。
　　[51]巨赞《台湾行脚记》。
　　[52]同上。
　　[53]同上。
　　[54]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台北南天书局，第74—75页。
　　[55]巨赞《台湾行脚记》。
　　[56]同上。
　　[57]巨赞《台湾行脚记》。
　　[58]同上。
　　[5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