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的闽南佛学院(上）

民国年间的闽南佛学院(上）
　　傅教石
　　闽南佛学院和武昌佛学院一样，是近代中国的一所新型的佛学院。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农历八月中秋日）正式成立。它在太虚主持的六年中，在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革新，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终于在极短的时间里，名声远播于全国，几乎成为与武昌佛学院齐名的一所佛学院，在中国近代憎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创办经遇
　　南普陀寺为厦门首利，风景优美，香火称盛。寺原为子孙庙，屋宇亦甚简陋。自转逢和尚住持寺后，方建筑大殿，庄严辉丽，逐渐成为闽南一名利。一九二四年，南普陀寺改子孙庙为十方丛林选贤制，推举会泉法师为改制后的第一任方丈。
　　一九二五年，有闽南的赓津、瑞徽二法师从安庆的安徽佛教学校学成归来，见闽南道风虽佳，而义学不彰，乃与转逢和尚及南普陀寺方丈会泉和尚等商议，寿设闽南佛学院，得到各方面的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是年农历八月中秋开学，公推常惺、会泉为正副院长。常惺原办学于安徽佛教学校，适三年期满，遂应请前来主持闽南佛学院。院中教务、事务工作，分别由觉三、广津等协助办理。
　　学院开学后，共有学僧七十四人，其中大多数是随常惺一起前来的江南学脍，只有少数是岭南、闽南人。学院初分“专修”、“普通”二部，旋因前来报考的学僧，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乃开办小学，广摄初机。办学经费全由南普陀常住独立负担。一九二六年冬，闽院小学部栘往漳州南山寺，独立成校，而集中精力办理“专修”、“普通”二部。
　　一九二七年夏，第一期学僧毕业，其中专修部学僧毕业后，即分化各地；普通部学僧则留院继续升学。当时，会泉住持南普陀寺三年期满，乃偕常惺院长与各界商议，推举太虚大师继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适太虚在上海办理“法苑”遇到困难，即请玉慧观结束上海之“法苑”，到南普陀寺任方丈，集中精力办理闽南佛学院。
　　二、办学情况及其成就
　　一九二七年，太虚大师到达厦门，继任南普陀寺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各界宴贺甚盛。这时，闽南佛学院改由转逢、会泉为院董，太虚、常惺为正副院长。所属小学，由觉三、达如等在漳州南山寺续办。当时商定，在太虚离开闽南期间，南普陀寺的寺务由转逢、会泉、转岸、觉斌代为主持，而佛学院则由常惺为代理院长。其时，太虚曾为闽院员生讲演《行为学与唯根论及唯身论》。暑假前，常惺法师应请前往昆明弘法，佛学院由蕙庭教务主任与会觉、满智等维持。九月，太虚在厦门主持闽南佛学院开学典礼。在留厦期间，太虚在闽院讲演《救僧运动》，提出了“积极之救僧”和“消极之救僧”两条。认为，积极之救僧必须是“真修实证以成果”。“舍身利众以成行”、“勤学明理以传教”。而消极之救僧，亦应该“自营生计以斋讥”、“严择出家以清源”、“宽许还俗以除伪”。
　　一九二八年春，太虚因患半身不遂神经痛症，乃寓沪医治。时闽院代院长常惺已去昆明，而主持教务工作的慧庭也返回江苏，院内寺务仅由会觉、满智等维持。是年夏初，闽南佛学院发生学潮，学僧中有慈航、谈玄、慧云、傅戒、伊陀等，以过激之行动，使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均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据印顺撰《太虚大师年谱》称，《太虚自传》中所说一九二八年夏闽院发生学潮是误传，应该是一九二七年冬发生学潮，当时会觉离院去南山寺，慧庭一人解决乏术，事态恶化，寺务、院务均陷于停顿。又闹学潮之主要者，为怀璞、悟开，与慈航、谈玄等实无多大关系。因太虚未曾亲自处理其事，仅凭记忆，故有错一。太虚闻讯，即派芝峰、大醒、寄尘三人前住整顿、改组，一方面调走为首滋闹的二人，另一方面则对学僧采取遣散或自动离散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原有学僧大部分离去，留院者寥寥无几，于是又决定重新招考新生续办。
　　一九二八年七月，刊布了《闽南佛学院续招学僧简章》，规定“以造成佛教住持僧宝弘法利生为宗旨”，添招了学僧三十名。三年毕业，学习期间，膳食费及学费、讲义费一律免收，每人每月津贴零用费二元。学习课程，佛学部分第一学年有《佛学概论》、《各宗派源流》、《律学大意》、《因明学概要》，第二学年有《律学大意》、《俱舍学大意》、《成实学大意》、《四论学大意》、《唯识学大意》，第三学年有《律学大意》、《禅学大意》、《净土学大意》、《天台学大意》、《密学大意》、《贤首学大意》、《佛典泛论》、《大乘宗地引论》。此外，国文有语体文、文言文、文法、文学史、文字学等：外文有英文、日文；数学有算术、珠算、代数、几何、三角；历史有本国史、印度佛教史、世界史、本国佛教史、自由史观、僧咖制度沿革史等；地理有本国地理、世界地理、佛教行化地域形势等；科学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宗教有心理学、论理学、中国哲学大要、人生观的科学、西洋哲学大要、印度哲学大要、人生哲学、世界各种宗教大要、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等；教育有教育原理、教授法、佛教研究法、寺院管理法、佛教教育各论等；艺术有书法、音乐、图画、梵曲、建筑、雕刻等。此外，尚有体育、行持等课。
　　这一学期招收的新僧有心道、宝忍、默如、戒德、岫庐、又信、智严、竺摩、知藏、曼陀、灯霞、德超、等慈、普钦等。由于太虚的正确领导，芝峰主持教务，大醒负责事务，亦幻、寄尘、广箴、笑溪、觉斌、陈定谟、虞愚等担任教学，大家同心协作，闽院逐步稳定下来，走向正常。院中并编发《现代僧伽》等佛学刊物。是年冬天，太虚回到闽南佛学院讲学，勉励学僧做一个新时代的僧伽。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闽南佛学院学僧虽不是很多，但学科启迪备至，学僧成绩因而大进。院内设备如图书馆、板报室等亦渐纲举目张，有条不紊，使学僧在修法求学之外，又得以增长其他方面的知识和办事经验，敞到学以致用。由此院风日长，院誉雀起，播于全国，使之成为继武昌佛学院之后全国又一所著名佛学院。
　　同年秋，学僧大增。他们分别来自陕西、山东、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湖南、贵州、安徽、江苏、浙江等十余个省市，而且都是当地寺庙中选派出来的优秀分子。由于各地来学者络绎不绝，学额增至九十名，分为三个班级教授。时各地要求来院者仍然很多，因受经济力量的限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只得婉言谢绝。
　　是年冬，太虚在院开讲《瑜伽真实义品》。此为《瑜咖师地论》中之一品。太虚在讲演中，对《瑜伽师地论》一书的名义、历史、价值等，均论述顿详。认为“在遣空去有、不落二边、显出中道奥妙之一点，已定彰明本论有最高之价值”。指出《瑜伽师地论》有三种特长：二、论中诠明一切世出世法，详详尽尽，丝毫不欠。二、论中听明，能被各烦根基，若人天善法，若二乘解脱法，若大乘殊胜法，若佛智圆满之究竟法，莫不组织成极有条理之论文而说明之。三、示诸修大乘者不可蜡等。若越阶而登，则如今时中国禅宗之流弊，是其龟鉴。”又说：“此论对于由凡夫渐进至佛果之依次修行法门有圆满之说明，最为具足全部大乘之思想与精神。故习佛法者，成应奉之为丰臬，以作超出生死海之指南针”。太虚还特别指出：“《真实义品》在本论上之价值尤为重大”。因为“在此中含有哲学上之重要问题甚多，如认识论、本体论、宇宙论、进化论之种种哲理，皆有相当之说明。普通哲学家所发明之原理，乃就其感官之经验，加以意识推度而得结论。本论之说明者，则凭真智所亲证之境界，故普通哲学又难与此《真实义》同日而语”。（《太虚大师全书》，《法藏·法相唯识学》一三四—一三六页）由于太虚对《瑜咖师地论》及《真实义品》在哲学上的重要价值论之甚详，故在学僧中影响极大，后来有些学僧即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
　　与此同时，太虚还在闽南佛学院讲了《中国现时学僧应取之态度》。指出“学僧求学应取的态度，首先应当决定的：一、根据佛学的真理；二、适应现代的社会。以此两种目漂来建设新中国的佛教僧伽制度，使这种新佛教僧伽制度，筑在人间世的基础上面。”“复次，求学的学僧，要达到上述的目的是：第一、对于佛教的本身要有深切认识和信仰；第二、对于现代世界潮流的状况，也要把它的地位同价值，有极深刻的明了和体念。养成了这种“独立不倚”的智力，便能深立在佛法的地位上来观察社会，适应社会，行人所下能行，做人所不能敞的——大无畏的——大事业。这种事业的种类，可分有以下几条：一、教育事业：二、宣传事业：三、教务事业；四、慈善事业；五、其他社会公益等等。”“复次，佛教教育中的学僧，要能完整地敞到这步田地，还不能说已尽学僧的责任；学僧须对于佛法有真正的修养，还要从大乘的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六度（戒、定、慧、布施、忍辱、精进）等敞去。”最后又勉勋学僧“要以深沉的毅力，一方面读书求知，一方面令“生活劳动化、群众化”、使其一举一动，皆含有利益社会人群的意义，则自然不会为社会人群所诟病。”（《现代僧伽》二卷九期）
　　一九三O年春，太虚鉴于甲级班同学二十余人成绩优良，乃召集芝峰、大醒等开教务会议，决定予以提前毕业。是年四月初八佛诞日，举行毕业典礼。同时设立研究部，作为一部分毕业学僧研究深造之所。时太虚院长亲自从毕业生中挑选出成绩特优、品格较佳者十人进研究部，他们是：宝忍、宽苍、默如、西莲、华清、慧童、戒德、今怀，心道、道闻等。当时推定芝峰为研究长，大醒为副研究长，由芝峰领导大家学习、研究《成唯识论》。研究部学员每月要交研究笔记一册，由芝峰加以改正。
　　与此同时，太虚开始为闽南佛学院学僧作课外讲学。先后讲有《大乘位与大乘各宗》、《佛学之宗旨及目的》、《僧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西洋哲学与印度哲学概观》等。他在《大乘位与大乘务宗》中认为，大乘各宗派，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性就是他听说的“平等门”，即“凡是大乘的各宗，无论其为性、为相、为禅、为律、为叙（贤首、天台）、为净、为密、如所谓中国之大乘八宗，无一不从同一原则上，引共同依据的教理去说明去发挥。故宗虽有八，同摄人于大乘法海，平等平等，不得分判谁高谁下。”特殊性就是他所说的“特殊门”，即“所谓大乘八宗者，在大乘教理上取其一部分为所宗，各站在其自宗地位上以发挥其偏胜之玄诠，显其特殊之理境。故虽同是大乘佛教，就地位以判教义，则不无特殊偏胜之线索可寻。”他最后的结论是：“八宗大乘教法，都在大乘法上占一位置而各有其殊胜之相用，但统台起来皆摄在大乘之中”。（《海潮音》第十一卷第十一期）
　　他在讲到《佛学之宗旨和目的》时说：“闽南佛学院的宗旨，是要将佛学院精神实现为人间社会建设的“由理想达之事实”。又说：“在闽南佛学院，是要拿出精神来学佛学的。院内虽有各门学课，也要从事修学，那是拿来作为研究和宣传佛学的工具，根本是要以佛学的信念为目标的。”最后认为，“佛学的宗旨和目的，简单地概括起来，下过是自利利他而已。其实，世间所有种种的工作行为，也不过为的彼此间利益而已；惟听差在究竟与不究竟之别。在佛学的见地来说，惟有佛学乃能达到究竟自利利他!佛学所要达到的究竟自利利他，有智、断、恩的三种德能。能够把这三种德能造诣到了圆满的程度，则已算达到了佛教中自利利他的究竟目的。但是这种最高至极的自利利他究竟目的，下容易达到，必须先立其基础。 （宋完）
　　摘自《内明》第2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