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佛学院创办始末

武昌佛学院创办始末
　　民国初年，佛教界出现了两位佛学思想巨擘，一位是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一位是唯识宗师欧阳竟无居士。他们二人同出于石埭杨仁山居士门下，各办了一所佛学院——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宁汉两大佛教学府遥遥相对，人才汇集，各领风骚。唯以对佛法见解不同，两院间屡有义理之争。以笔墨为武器，以杂志作战场，云海波澜，至为壮观。
　　这两所佛学院，带动当时佛学研究的风气，也对中国佛教振兴和现代化发生绝大的影响。本书在《宜黄大师欧阳渐》一文中，曾叙述支那内学院创立的始末，于此再介绍武昌佛学院创办的经过及其沿革。
　　一
　　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建，太虚大师在当时维新风气的影响下，到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并与释仁山合作，希望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学堂。1912年3月，仁山“大闹金山寺”，功败垂成，连带着太虚大师的“佛教协进会”也无疾而终。以后，他在普陀山闭关三年，阅藏读书，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出关后，赴台湾讲学，到日本考察，对于日本的佛教组织和管理，与他撰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印证之下，“堪相印合”，增加他对中国佛教改革的信心。
　　1921年，太虚大师主持杭州净慈寺，原希望“先从此处整理成一模范僧寺”，作为整理僧伽制度的实验。他“并筹办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人才的地方。”但由于思想保守的诸山住持杯葛，数月之后，他退出净慈寺，到北京讲经。
　　1921年9月，太虚师在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北京佛教界名流居士如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子笏等咸逐日听讲，甚至连大师旧友，远在武汉的李隐尘、陈元白亦赶到北京听讲，法会极一时之盛。讲经圆满，李隐尘、陈元白二人请大师到武汉弘化，大师乃于1922年元月有武汉之行。
　　李隐尘是湖北黄冈人，原任湖北堤工督办，后来他的黄冈同乡萧耀南出任湖北督军，隐尘于1922又兼任陕鄂禁烟督办，是湖北官场的红人，而陈元白是武汉富商，他们二人信佛十分虔诚。1922年元月，大师应汉阳归元寺之请，在寺内讲《圆觉经》。隐尘鉴于大师住持净慈寺之种种障碍，建议大师“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此事于《太虚大师自传》中有如下之叙述：
　　辛酉年底(指夏历言，即1922年元月)，我由杭至鄂时，武汉佛教会(会长李时谙)前栋已经造成……我即住于会客室后面的寮房。时谙主会务，侍奉昕夕，隐尘等时过聚谈。鉴于我接管净慈寺的垒生故障，主张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立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我乃提出佛学院的办法及学科纲领……隐尘、元白与武汉信徒杨显卿、王森甫等，集议数次，虽院址未能觅得，已决定照我的佛学计划，积极筹备开办。
　　佛法讲因缘，武昌佛学院的创立，上有李隐
　　尘的提倡号召，下有陈元白的奔走联络，鄂督萧耀南也间接维护，这样就得到了许多佛门善信的支持。后来，在汉阳归元寺开筹备会，由李隐尘、王森甫、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萧止因、熊云程、萧觉天、赵子中、王韵香、孙自平、周可均等30余人自认为发起创办人，筹备佛学院的工作就紧锣密鼓的进行，同时也成立了筹备会。
　　这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探寻适当的院址，筹备会曾在汉阳、武昌寻觅，亦曾到武汉大学所在的东湖，拟置地建屋，唯以秋季就要开学，时间上赶不及，最后在武昌通湘门内，找到了一所十分合用的空宅。
　　通湘门内这所空置的大宅院，主人原是黎元洪(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族叔，曾任川汉铁路总办的黎大钧所有，后来由其后人黎邵平继承。黎邵平在汉口租界内另有房舍，此宅遂空置未用。李隐尘出面与之接洽，黎邵平亦赞成佛学院的宗旨，所以就以极低廉的代价——1万5千银元售与佛学院。太虚大师谓：“此宅四围空旷，门前甚堂皇壮丽，宅中兼有林沼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后，足可适用。”这真是多方因缘和合所致的结果。
　　筹备处由李隐尘任处长，皮剑农任会计，赵南山任庶务，王又农(后来出家，法名大刚)任文牍。为了赶得上秋季开学，大师又函召俗名董慕舒，曾在四川任县长，甫随大师剃度出家的大觉，由宁波到武昌协助，负责佛学院的改造工程及各种设备的购置。大觉颇有干才，且又勤勉尽力，任劳任怨。3个多月的时间，把黎氏住宅改造为佛学院——改造讲堂、行持处、斋堂、寮房，增建厨房、浴室、厕所等。购置各种器物，完成开学的准备。
　　二
　　另一方面，列名发起人的胡子笏、皮剑农等，根据太虚大师的《佛学院大纲》，草拟《佛学院章程》。并由太虚大师撰《佛学院缘起》，王又农写呈文，连同缘起、章程，呈请湖北省长公署及省教育厅立案，并转教育部备案。太虚大师在《佛学院缘起》中，首论“人不可不修佛学”，次论何者为佛，再论何者为佛学，四论佛学系派，五论救世必以佛学，以说偈语为结论，言简意赅，是大师佛学思想的具体说明。
　　《佛学院章程》全文15章，内容概要为：
　　第一章总纲：订定佛学院的名称为“武昌佛学院”，院址设于“武昌通湘门内千家街”，宗旨为：“招集有志学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学，俾使行解相应，能宏法利世为宗旨。”
　　佛学院的组织方式，是“由创办人组织之，成立时别立院董会，凡创办人皆为本院院董。本院创办人每年需担任佛学400元以上之经费（或自捐或募化）。佛学院院务，“由院董会礼请大德沙门一人为院长总持之，于院董中公推一人为院护协持之。”并且明定：“本院于大德沙门得礼请为座主，于各刹长老得礼请为首座，于诸方法师得礼请为护讲。”院中“教务事务各职员，由院长协同院护延请之。”
　　佛学院的学制，是：“先办修学、讲习二科，3年后改设专宗大学及研究部、中学部。修学科暂定为1班，俟逐渐扩充，每班限额60名，3年毕业；讲习科不限额数，以半年为修业期。”
　　第二章入院：规定学员入院的资格和录取的方法为：“一、年龄在16岁以上者。二、身体健全、品性端正者。三、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或三皈依者。四、曾习教典及文理清通者。五、发心求法救世，誓不退愿者。”修学科学员报名时，须经过院方的三种考试：“一、口头问答。二、作文。三、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验品性行持。”
　　第三章课程：订出修学科3年6学期课程的内容。第一学期：《大乘起信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小乘佛学概论、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论疏》。第二学期：《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心经》、《金刚经》、《文殊般若经》、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论。第三学期：《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天亲释》、《解深密经》、《楞伽经》、《弥勒上生经》、中华佛教史、西洋伦理学及心理学概略。第四学期：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钞》、《大乘止观》、《维摩经》、《法华经》、各国佛教史、西洋心理学及生物学概略。第五学期：《华严一乘教义章》(五蕴观、妄尽还原观、三圣圆融观、法界观)、《华严经十地品》、中华孔老诸子、两晋玄学、宋明理学、西洋哲学概论。第六学期：七佛与三十二祖偈、信心铭、《六祖坛经》、《永嘉大师证道歌》、《梵网经及瑜伽菩萨戒学处》、《阿弥陀经》、《十六观经》、《往生论》、《十住心论》、宗教及社会学概论。国文、英文、日文、藏文、行持等，则贯穿于每个学期中。
　　第四章为学年、学期和修假，第五章为缴费，第六章为试验，第七章为毕业，第八章为退学，第九章为各员职务及权限，第十章为公共规约，第十一章为奖惩，第十二章为礼仪，第十三章优待，第十四章扩充，第十五章附章。另附有董事会章程23条，订定院董会的职权和义务。
　　在前三章标出武昌佛学院的特色。它不是一般学习佛学知识的佛学院，也不是专为培育经师论师的僧学堂，而是造就“行解相应”，立志“弘法利世”的革新佛教人才。缁众学僧毕业后，要以改造寺院为现代化的僧团，以弘法济世为目标；白衣学员毕业后，要以组织正信社团，推展人生佛教为己任。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称：佛学院的课程“参照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则“参取丛林制度。”从课程内容看，函盖性、相、台、贤、禅、律、密、净各宗，体现了八宗平等的精神；并加入文、史、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科学知识。
　　佛学院的筹备处，特请国学名师黄季刚(侃)撰写《礼请院长疏》。5月4日，在汉口佛教会，正式礼聘太虚大师为院长。是日为夏历4月初8，佛诞，典礼庄严隆重。7月13日，佛学院召开院董会成立会，推举梁启超任院董长。李隐尘为院护。
　　三
　　在佛学院改建工程和立案手续进行的同时，佛学院已对外招生。8月中旬，各省投考学生陆续到院，经过入学考试，录取正备取生共60名。9月1日(夏历7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湖北督军萧耀南亲临观礼，并登台致辞。此时，筹备处任务完成，把事务移交给院方，由太虚大师任院长，智信任监院，竹林任会计，玉皇任庶务，大觉任学监。教员方面，有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了空法师等人。这一期的学生，出家缁众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舫、量源等，在家白衣有程圣功、陈善胜(后来出家去名净严)、张宗载、宁达蕴等。王又农、陈维东等亦住院旁听。后来有继续入学者，学生最多时达到百余人。
　　自1922年9月起，到1926年10月止，这4年多之中，是武昌佛学院的全盛时期。在最早两年，学生续有增加，教员方面也增聘了释妙阔、释大勇、唐大圆、唐畏三(后来出家法名大敬)、张化声等。课程方面，太虚大师亲自讲授世亲的《发菩提心论》与《瑜伽真实义品》（以此二课代《起信论》)、及佛教各宗派流源、八转声义、六离合释等，空也法师讲《楞严经》，杜汉三讲国文，陈博济、史一如授日文，史一如另授小乘佛教、《俱舍论》、《因明入正理论》、《印度六派哲学》。
　　史一如是四川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北京各大学任教。1918年，皈依太虚大师，潜心研究佛典，手不释卷。他在佛学院期间，翻译出日本的《小乘佛教概论》上下篇、《因明入正理论讲义》、《印度佛教史》、《中华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等著作，作为佛学院讲义。他是国人最早翻译日本佛学著作的学者。他在武昌佛学院的地位，犹如吕澂在支那内学院，不幸于1925年因病逝世，实是武昌佛学院的损失。
　　第二年秋季开学，太虚大师感到禅林管理难达预期的成效，学监一职亦找不到适当的人选(最早的学监大觉辞职到四川弘法)；同时学生程度不齐，施教困难，因此决定将这一期学生提前毕业，把第二、三年的课程浓缩在第二年授完。这一年，以大师亲讲的《成唯识论》为主课，社会人士来院旁听的，常在百人以上。
　　1924年6月15日，第一届学生60余人毕业。大师拟出彻底改革的办法，在毕业生中选出20名成绩优良者升入研究部；续招新生时，他计划以受过比丘戒者为限。大师志在建僧，首重律仪，施以严格生活管理，模仿丛林规制，以树立整理僧伽制度的基础。惟这项办法未为院护李隐尘所同意，所以第二届招生仍是僧俗兼收。
　　是年9月1日，武昌佛学院第二届学生开学，这一期的新后，出家众有大醒、迦林、恒渐、枕山、寄尘、机警、亦幻、墨禅等，俗家学生则有虞佛心(德元)、苏秋涛等。这一学期，院董会也开会改选，推出汤铸新任院董长。教员方面，唐大圆、张化声等仍继续任教，另聘善因到院任都讲——教务主任。至于研究部方面，则由大师亲自教导，授《大乘五蕴论》、《发菩提心论》等，但只开始而未讲完，10月底，大师突然辞职离院。《太虚大师年谱》1924年10月底记载：
　　秋杪，大师忽召集全体员生，宣布院务交善因代行；留函致院董会，辞院长职，即日搭轮离汉。突如其来之行，颇滋武汉缁素疑讶。
　　四
　　太虚大师抱着满怀壮志与理想，于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因缘和合，过程顺利。如今第二届甫告开学，大师何以遽萌退意呢?《太虚大师自传》说：
　　1924年春起，我已得了胃病，入夏渐剧，食饭呕吐，改食麦包，将三、四个月，拟作短期完全休息。又因第二期系随他意办，亦减少了热心及松懈了责任。我因此两因离去，不知者曾别作与某人有何意见的冲突，完全误解。
　　大师自传所述，只是他辞职离院的主因，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在内，兹分析如下：
　　一、大师有意彻底改革佛学院，第二届招生，计划只招收受过比丘戒的大学部学僧40名，“先注重律仪训练，严格施以生活管理，以为实行整理僧制的基本”。但未为院护李隐尘同意，所以第二届仍是僧俗兼收，这未免使大师灰心，所以自传中说“系随他意办。”
　　二、大师的佛教革新运动，得到理念相同的开明之士所支持，相对的也为思想保守的诸山长老所反对。《年谱》1924年6月载：
　　是年春夏，大师门下，以狂热为教之革新精神，引起长老不安，成新旧之争。
　　这一年由春至夏，先是湖南旅鄂的沙门漱芳和居士唐大定（唐大圆之弟）等，发出“上湖南省诸山长老暨诸檀护书”，以兴办佛学院为请；次之为佛学院江浙同学，发出“致江浙各丛林寺院启”、“再致江浙诸山长老书”，以三事为请，即是要求江浙诸山长老，“组织江浙僧界联合会，办有系统之佛学院，设慈儿院。”江浙诸山长老领袖圆瑛、禅斋等虽然“复函赞勉”，但内心之不安可知。
　　在佛学院开办的第二学期(1923年春)，大师命佛学院学员宁达蕴、张宗载等，推动社会佛化青年运动，提出“农禅、工禅”，“社会服务”，“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口号，期使佛教人间化，人间佛教化。是年暑假，大师在庐山主办暑假讲习会，成立“世界佛化新青年会”。1924年5月，“世会”改名为“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同时在北京也组织了“北京佛化新青年会”，仍由宁达蕴、张宗载负责主持。宁、张在京，7月初以道阶、觉先、太虚、现明、明净、圆瑛、转道、会泉、性愿、持松、空也等人名义，发出快邮代电，宣称：
　　佛教30年来，一迫于戊戌维新，再挫于辛亥革命，三排于外教，四斥于新潮。若无方便护持，将归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独参者所关怀，亦非玄谈业缘者所能救也。
　　代电中提出八大使命，充满了革命情绪：
　　第一使命，在废除数千年老大帝国时代旧佛教徒的腐败风气，露出新世运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第二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旧偶像式铜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质迷。
　　这份代电措辞太激烈，做的也太卤莽。代电一出，各方震动，北京僧界被列名者致书大师，表示“有关佛教大局，万难承认。”印光大师也致书唐大圆称：“光生而愚拙，概不预社会诸事，妄受彼等诬谤，加以第一魔王之嘉号。而谛闲为第二，范古农为第三，以马一浮为破坏佛法之罪魁。”其他方面之反对者，亦可想而知。未久，北京的民生通讯社发出消息，指张宗载为留俄共产分子。后来，张虽向中外报章声明，民生通讯社也道歉了事，但形势日非，张宗载、宁达蕴铩羽而去，返回四川。北京的佛化新青年会会务停顿，也就是瓦解了。
　　昔日，王荆公变法，以重用吕惠卿辈躁进之士，卒致失败；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亦以用卤莽青年而为己树敌，遭受抵制，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北京佛化新青年会事件，可能亦是大师辞职原因之一。
　　三、支持大师办佛学院的人，中途都换了目标。此事的关键人物是释大勇。
　　大勇俗名李锦章，四川巴县人，毕业于法政学校，民初任军政司法等职，后来从天宝寺佛源法师学佛，窥知门径，衷心向往。1919年，他偕黄葆苍、董慕舒二人，到上海找到时在主持“觉社”的太虚大师，依大师剃度出家。李锦章即出家后的大勇，黄葆苍即出家的大慈，董慕舒即出家后的大觉(曾在佛学院任学监。)
　　大勇剃度后，在镇江金山江天寺受具足戒，参究禅宗。1921年，随侍太虚大师到北京讲经。当时念佛法门风行一时，大勇于此不满足，发愿研究密乘。1922年冬，他与持松法师东渡日本，于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1年余后，受传法大灌顶，得大阿阇黎学位。回国后先在杭州、上海开坛传法，旋至武汉，住佛学院，武汉佛教会集会欢迎，请其开坛传法。一个多月中，开灌顶坛10次，佛教会男女居士及佛学院学员200余人都一窝风的迷上密宗。大勇未久去了北京，接着持松也到了武汉，出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1924年秋，原来支持佛学院的鄂督萧耀南，转而支持宝通寺，请持松修护国般若经法会，并开坛灌顶。许多信众都转向宝通寺学密宗。接着，大勇在北京慈因寺成立了“藏文学院”，武昌佛学院研究部的学员，如大刚、超一、严定、法尊、观空、法舫等，都退学转到北京藏文学院。研究部的学员差不多走了一半。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再加以胃病转剧，大师唯有辞职一途。
　　两个多月后的1925年元月，“武院”院董会开会，推孙文楼居士为代表，专程赴宁波，恳请大师回武昌，继续主持佛学院。大师于元月25日(乙丑年春节)抵汉口，回武院继续主持院务。
　　五
　　太虚大师二度回到武昌佛学院，对院务逐渐加以整理，为学生讲《二十唯识论》。后来因各地弘法事忙，席不暇暖，在院的时间就较少了。1925年春，他前往北京讲经，到山西游访晋祠。夏天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演讲，到庐山开暑期讲演会。10月，抵南京访欧阳竟无居士于金陵刻经处。参观支那内学院，继之担任中华佛教代表团团长，到日本出席东亚佛教大会。1926年，除在各地演讲外，春天在上海与熊希龄、章太炎、王一亭等人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推动佛化运动。
　　是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0月10日攻克武昌城。在武昌围城期间，佛学院第二届学员约30人，先后离院避难，教职员亦星散。革命军人入城，佛学院大部分院舍为军方征用，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军医处进驻佛学院。这时代理院务的善因回了湖南，院中只剩下一个俗名唐畏三，后来依大师出家的大敬，留在院中看守图书和法物。
　　1927年底，法舫回到了佛学院。法舫是院中第一届毕业生，在研究部期间，闻大勇在北京办藏文学院，他随着同学们到北京去学藏文。1925年秋，大勇率学法团一行20余人，由北京经四川入西康，准备到西藏学法，法舫也是团员之一。行至西康甘孜，为守军所阻，不能前进，学法团留在当地，依大格洁西尊者学藏文经典，法舫以入藏机缘未熟，所以回到武昌，在佛学院中陪着大敬守院舍，同时刻苦自修，专攻俱舍和唯识，3年之间，学力大进。
　　1928年春，佛学院院董王森甫、熊云程、夏致贤、赵子中等出面召开董事会，改选新董事，推王森甫任董事长，太虚大师任院长，雷定坦任院护。佛学院的人事，以大敬为事务股监院，张化声为修持股主任，唐大圆为教育股主任。改组后的数个月内，在未被军队占用的房舍中，开办佛经流通图书馆，也开设平民小学，招了一班附近的贫民子弟施以教学。
　　1928年8月，太虚大师赴欧美游化。10月20日，在法国巴黎与国际友人20余人，于东方博物院开会筹设“世界佛学苑”。定宗旨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大师为发起人兼召集人，事后他函告武昌佛学院同仁，筹备改“武院”为世界佛学苑。
　　1929年4月14日，佛学院召开第一次世界佛学苑筹备会议，与佛学院有关的人士都出席参加。会中推唐大圆为筹备主任。时，大敬已离院回湖南，武院改由法舫管理，会中并决定世苑开设研究部，预计7月开课。
　　7月15日，世苑研究部开课。世苑的人事安排，院长是太虚大师，教务主任唐大圆，训育主任净严，教授有法舫、张仲如、唐祖培等，研究员有尘空、法空、海印、胡慧严、张慧藏等30余人。是年10月，太虚大师回到佛学院，住了一个星期。当时佛学院中的驻军仍未迁走，工作未能推展，大师为研究员编“大乘宗图”及“研究佛学之目的”。
　　1930年6月，法舫奉太虚大师之召赴上海，谒大师于净业社。大师命他到北平去筹备世界佛学苑(华英文系)的柏林教理院（设于北平柏林寺内）。9月，柏林教理院成立，世苑筹备处也由武昌迁到北平柏林寺。武院的研究部也停办了。柏林教理院由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常惺任院长，胡子笏主财务，法舫任书记兼教理院监学。柏林教理院办了一年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局紧张，就宣告停办，法舫又奉太虚大师之命，回到武昌，恢复武院的工作。
　　1932年初春，武院董事长王森甫、董事罗奉僧和法舫3人，聘请军方人士徐克成督办和夏炳灵司令为院护，托情向军方收回院舍。到了夏天，军队撤出，法舫重加整理修缮。6月底，太虚大师回武院，指示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9月25日，世苑图书馆开幕，院董会改推方本仁（耀庭）任董事长，法舫主持馆务。图书馆设立研究部，下分编辑、考校二室，芝峰任编辑室主任，会觉为考校室主任。研究员有谈玄、尘空、苇舫、本光等。以后陆续来馆者，有力定、守志、印顺、竺摩、止安、月耀等，人才济济，这可以说是武院的中兴时期。
　　在图书馆筹备期间，除佛学院原有有图书外，太虚大师委托谈玄到上海，把他自己的藏书全运到武院。这时馆中有大正藏，卍字续藏、频伽藏、巴利文藏经。先后又添购了四部备要、四库全书增本、万有文库等。王新基居士捐赠了二十四史及志书，刘觉生居士捐赠了图书集成。此时图书馆共计有图书22428种，24230册，11万1000余卷，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有此数量藏书，甚属不易。
　　法舫主持馆务6年，在馆中开办了预备班，授课一、二年，成绩优良者升为研究员，1933年及1935年各招生一次，学员有福善、明性、道屏、智定、雨昙、敏智、觉民、雨堃、茗山、杨星森等。授课的教师先后有芝峰、印顺、会觉、张化声等。
　　1935年秋季，预备班因经费困难而停办。1936年9月，宽道法师发起募捐，他首先月捐百元为倡，在馆中成立高级研究部，分别研究6个学科：阿含俱舍系、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法界显密系、教乘次第系、宗教历史系。研究员有茗山、福善等。1946年8月中旬，太虚大师抵武汉，23日图书馆为研究员讲“新与融贯”，由福善笔记。大师释“新”义曰：
　　佛教中心的新，却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
　　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的中国新佛教。
　　这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八年抗战开始，未几大师应缁素之请入川，直到1946年3月，胜利后，才重到武昌一次。
　　未几，武汉时局紧张，图书馆的高级研究班解散。法舫于1938年元月赴重庆，谒太虚大师于长安寺的佛学社。大师命他到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任教，而武昌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则由苇舫接任管理。
　　1938年10月，日寇侵入武汉，佛学院旧址房屋大半毁于炮火，世苑图书馆被迫停办。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太虚大师命苇舫回武汉，设法修整武院，恢复图书馆，惟此时武院又为军队驻用，工作无法进行。到了1946年8月，驻在武院的军队离去，苇舫得佛教正信会之助，修葺房舍。9月间又招了几名研究员，恢复上课。正值太虚大师欲重整武院，实现他整理中国佛教的计划，不意化缘已尽，1947年3月17日在上海圆寂。
　　1948年年底，大师在家弟子李子宽居士来到台北，与张清扬居士二人捐资取得台北善导寺的使用权，原计划将武院的世苑图书馆迁到台北来，惟以时局变化太快而未果。只有大醒法师于1949年，将大师1920年创刊的《海潮音》杂志迁到台湾印行，这是唯一迁到台湾的大师弘法事业。
　　六
　　1949年，位于武昌通湘门内的武昌佛学院结束，前后维持了近30年。虽然20多年中屡有变革，历经沧桑，但是它对后代却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带动佛教举办僧学的风气：民国初年，佛教所办的僧侣学堂，先后有上海华严大学、观宗学社、法界学院、天台学院等，但都规模小，寿命短。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为佛教现代化教育开创了新局面。武院之后，各地继起的佛学院，有1923年开学的支那内学院，1925年创办的闽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1928年创办的竹林佛学院，1929年创办的九华佛学院，以至于后来的柏林教理院、鼓山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焦山佛学院、栖霞佛学院、玉佛寺佛学院等，但在规模与造就人才上，仍不能与武院相比。
　　二、开创近代佛学研究风气：武昌佛学院教学方针，是八宗平等、应化多方，打破了历来的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成见与旧习。此外，复加授哲学课程，吸收他家学说思想，开拓学者的思想空间与胸襟。这种新的教学与研究方式，是以往佛教学堂中所没有的。
　　此外，1921年至1931年间，武昌佛学院与支那内学院屡有法义之争，当时佛教界及学术界多人都卷入了这一场笔战。双方为了辩论法义，无形中带动佛学研究的风气。这是笔战附带产生的作用，关于两院间的法义之争，见本书欧阳竟无传，此处不赘。
　　三、造就人才，促进佛教复兴：中国佛教，至清季末年，义学不彰，衰微已极。1912年，释仁山在金山寺开会，曾说：“金山寺内僧众(不下三、四百人)，倘有人能写出300字通达的书信的话，我仁山愿把头剁掉。”金山寺为国内名刹，尚且如此，其他寺院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僧侣文学素质之低落。
　　武昌佛学院兴起，为佛教造就了大批德学兼优的人才，这些出身于武院的学僧，或在社会上讲经弘法，或在学院中传道授业，对后代产生了绝大的影响。即以今日台湾佛教而言，1949年，大陆僧侣相继来台，改变了日治时代的陋规，重兴中国佛教的遗范。这些大陆来台高僧中，直接出身于武院者，如大醒法师、印顺导师；间接而与武院有关者，如出身于闽南佛学院的慈航法师，出身于汉藏教理院的续明法师，以至于在星马弘化的演培法师(汉藏教理院)，都对台湾佛教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自《海潮音》第74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