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与佛教之关系

戊戌维新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与佛教之关系
　　萧成
　　大概是苦于中国现代化步履困顿、举步维艰的状况，自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被译介到中国之后，影响所及，使知识界的相当一部分人遂有了从宗教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精神动力的各种议论。其实，早在本世纪初，面对变化激烈的世界，为了寻觅使中国富强独立的社会文化缘由，近代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同时，也曾把眼光投向宗教，特别是在中国已传播了一千多年的佛教，他们努力在传统佛教中寻找经国济世的方法，希望籍此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因此，本世纪初叶，中国近代社会渐渐形成的各种文化思潮中，也曾出现过一股佛教复兴思潮。
　　近代中国的这股佛教复兴思潮，始自于安徽石棣的杨文会。杨文会曾赴西欧进行社会考察，他认为西方世界各国振兴之法，主要在于“通商以损盖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 {与夏穗卿书》)。将西方各国的富强之道，归因于通商与传教两大方面，因为通商能促使经济繁荣，传教则使经济繁荣能不断获取精神与文化上的动力。．因此，杨文会积极主张宗教的振兴，以作为中国强盛的精神文化动力。盖因“近代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太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以图治也”(《与夏穗卿书》)。而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也有与此相似的看法，他曾在清华大学做{信仰自由》的演讲，指出： ”吾人赴外国后，见其人不但学术政事优于我，即品行风俗亦优于我，求其故而不得，则日是宗教为之。反观国内，黑暗腐败，不可疗救，则日是无宗教为之。”当时，持有与杨文会、蔡元培相似观点的近代知识分子是相当多的。这也就成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底蕴。
　　从中国社会必当有宗教信仰而获进的思想观念方面来看，一批社会改革者、政治家们曾认为佛教是其宣传变法维新，建设新社会“大同理想”的哲学工具与精神依托。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救世价值趋向，很容易为政治家们引为同调，因为它呈现了直接面对现实苦难的拯救，便于形成吸引芸芸众生的救世学说。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即依佛教”四圣谛”、入世界观众苦，来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苦难成因，以及解救众生于苦海的种种途径。谭嗣同所著的(仁学》，就直接以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作为实践目标，极力鼓吹以心挽劫这一源自佛家信仰的大无佛教可以通行无悖，远胜于其他各种宗教，将成为全球第一等宗教，所以他积极提倡佛教、佛学；期以佛学能与改革旧世界的经世之学交相辉映。至于粱启超更是深受杨文会、康有为的影响，不仅竭力推崇“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而且积极主张“佛教有益于群治”，并在1902年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批评那些盲目倡言基督教： ”主醉西风者流，睹欧美人之信仰景教而致强也，欲舍而从之以自代，此尤不达体要之言也。无论景教与我民族之感情，枘凿已久，与因势利导之义相反背也”。这些文字与言论，与杨文会、康有为、谭嗣同诸议异曲同工，构成了本世纪初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依托佛教以宣传变法维新和抵制西方基督教文化大举入侵，借重佛学以与经世之学交相“体用”的佛教复兴思潮的中心内容。
　　从文化道德的层面来看，佛教思想在维护中华文化信仰、重建国民道德，鼓铸爱国热肠方面，都对于近代中国的知识界具有得天独厚的亲和力。它在自觉不自觉中起到了抵制外来文化入侵，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入侵，以及强国、救国诸言论的作用，并能够发挥其他传统学说所难以发挥的作用。众所周知，佛教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神为本的，故而其人生观是人本的人生观，是缘起性空的人生字宙观。单从这个角度而言，佛教就有可能再次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的一种精神文化选择。特别是大乘佛教中的慈悲救世、众生平等、自责其心、内证自由等思想，一向就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所交口称颂，并于其著述、言论中多所引用。梁启超就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说道：佛教立教的目的，即在于使人人与佛平等，人人可以成佛。佛陀的本义即人人可以觉悟，成佛就是人的最后超越，及其生命的觉悟。又因为佛教主张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经过改造后的佛教思想可以为政治改革所用。而斥除了一切可能妨碍平等的存在，才能实现民族平等和独立。佛教还主张三界惟心、万法唯识，虽天地之大可由心造之、成之、毁之，无不如意，从而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呈现独立和自由，实现个性的解放，鼓铸国民的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明确主张， “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家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按照章太炎的道德考虑，华严佛学乃是增进国民道德、重建社会信心的最方便工具，他认为：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诸如章太炎最为厌恶的怯懦心、浮华心、猥贱心、诈伪心等等，皆可以大乘佛教中的勇猛无畏、头陀；争行、惟我独尊、力戒逛语诸伦理精神进行对治。而从近代知识分子鼓铸国民爱国热肠与抵制基督教文化入侵的需要来看，蔡元培在1900年著述的《佛教护国论》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蔡元培指出： “然而耶氏之徒，能摄取社会之文物以为食，体魄甚恶，如猛兽也……浸寻而欲占我国孔教之虚矣。” “呜呼!儒佛之中，有能食文物而强大于体质以抵制之者手?儒之中，盖有知之者矣。然而儒者扼于世法者也，集网甚密也，资本无出也。……学者而有志护国焉者，舍佛教而何籍手。”
　　此外，从佛教非常强调的“破对待”。学说的内容来看，它也易为社会改革者和政治家们引述为对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出离，便于成为进行社会批判的价值超越基础。谭嗣同就非常赞赏这一学说，他认为“无对待，然后平等”，只有通过“无人相”、 “无我相”，才能实现“人我通”的人人平等；只有以佛家的“破对待”学说猛烈抨击传统儒家所设计、规定的“三纲五常”的封建学说，才能论证和施行源自西方文明体系中平等、自由、博爱诸种思想观念。而早年曾经“无意于释氏”的章太炎也对佛教的“破对待”之说情有独衷。1903年他因“苏报案”而与邹容一道入狱。狱中，章太炎开始悉心研读佛教大乘有宗的《瑜伽师地论》、 《成唯识论》等经典。1906年出狱后，他东渡日本，遂即以佛教的“破对待”之说为基础，开始大力鼓吹以佛教来发起国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摧毁封建旧秩序，并宣传革命，推翻满清腐朽统治，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他说： “今之世，非周、秦、汉、魏之世也，彼时纯朴未分，则虽以孔老常言，亦足化民成俗。今则不然，六道轮回，地狱变相之说，犹不足以取济，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淡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建立宗教论》)因此，章太炎认为，由孔子之学而经儒神化的孔教，由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而至基督教，必与近代中国的重建无关，亦无益，而“继丰起之宗教，必释教无疑也”({建立宗教论》)。
　　这一切均说明，传统佛教在近代知识分子的手里，成了他们重建国民道德、救治世道人心的文化资源和精神食粮。经与他们的时代性诠释，佛教传统中所蕴的哲学、伦理学等有益的营养成分，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创造、道德建设中的有机构成部分。诸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著名学者，也都或以己意进退佛说，或是以佛证儒，或借重于佛学哲学以自筑思想体系，但作为文化共识的，那就是对于佛教及其哲学的共同重视，从而使中国的佛教传统与东浙的西学、清末的革新运动，共同形成了推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进步的三大动力。
　　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宗教的存在与变革也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显然，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新的道德理论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宗教，因为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超验问题，也无法触及人类的意识本源的最深处。它们不仅替代不了宗教的作用，反而使对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复杂。我们今天重新回顾本世纪初那场由近代知识分子发起并促成的佛教复兴思潮的情况，不仅是为了对我们近一个世纪现代化进程做一次追源溯流性的反观，同时也是为了给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化的重建，提供一种多元的、多层面的、人类学性质的价值秩序和精神关怀。
　　(作者工作单位为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