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国文学之缘

佛教的中国文学之缘
　　[作者：张 燕]
　　佛教起源于印度，于汉朝传入中国，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得到广泛的传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震动所波及的领域和阶层十分广泛，从思想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学，从绘画到建筑，从音乐到风俗，从帝王到平民……从此，佛教与儒教、道教并行，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研究中国文化史，离不开研究佛教。在作为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的文学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佛教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先，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佛教词语大量进入汉语，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我们现在使用得很频繁的“世界”、“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本文标题中的“缘”字本身，也是其中之一。文学评论中常用的“境界”一词，也从佛教中得来。这些词语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与学术中的不可少的部分。
　　佛教很讲究缘分。对于有慧根的人，我们通常说这个人很有佛缘。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佛又教我们随缘。随缘就是不刻意去追求，随之自然，这是一种平和澹泊的心态，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随缘，佛还教我们随时、随性、随喜、随遇。随，是一种安然、定慧。佛意和禅心，也对文学中空灵澄静安宁意境的创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佛教尤其给失意文人提供了一个心灵的憩息地，使他们在“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的两难境地中，可以有一个精神的依靠。
　　佛教丰富了我们的想象世界。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中，是没有前世和来生的。而佛教认为，人今生的遭遇是前世种下的果，而现在所做的一切，又为来世埋下了因。这事实上是许多对人世的种种现象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人的苦难从何而来，又当如何解脱。这一切能被接受，实际上是由于现实中有着诸多的不平等，尤其是处于下层的民众。于是，在希望与苦闷中，在追求与无奈中，度一切苦厄的佛陀以其慈悲拯救众人的形象进入人们视野，并教人行善赎恶，以希求来世的彼岸的幸福与美好，尽管这还是显得很遥远，但毕竟给人指出了方向。宗教的劝善，尽管是建立在宿命论的基础上，对社会的协调发展仍然不无禆益。
　　纵观中国文学史，佛教的印迹随处可见。
　　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兴盛，体现在文学方面，是出现了用因果报应解释人生的《幽明录》、《冥祥记》、《冤魂志》等笔记小说。这些小说搜奇记异，记载了很多佛法灵异的故事，带有自神其教的目的，适应了宗教宣传的需要，同时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到了唐朝，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唐代诗僧很多，王梵志和寒山是较重要的两位。《全唐诗》中僧诗和士人与僧人的交游诗占了总数的十分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大。著名的诗论著《诗品》，亦是渗透了禅思和“神机妙悟”。佛教对士人的影响，主要在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上，并反映在他们的诗中。“诗佛”王维很早就归心于佛法，精研佛理，禅机禅趣在其诗作中屡有表现。如《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等。由于佛法的潜移默化，王维心境空明，观察极为细致敏锐，能使自然之美与心境之美相融，从而产生了一种于不知不觉中渗入人的灵魂的宁静与安定，可以让人心不再浮躁，而能静观天地与人生，写出来的诗禅意盎然，诗中有画。即使是没有像王维那样皈依佛法的诗人，也有不少诗作涉及与佛教相关的事物。如张继的千古绝唱《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在冷寂的夜里，又是在孤独的客中，寺钟声在静夜里更显得悠远，思乡之情很容易地被唤起。寺庙是佛教的主要建筑，寺庙本身、寺中及其周围的山水等景色，在诗里不断地被提及，同时很多名诗也是在寺庙中写出来的。如李白的《夜宿山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等等。
　　佛教也拓展了文学的体裁。俗讲就是应佛教的宣传需要而出现的新文体。俗讲主要来源于六朝以来佛家的“转读”（指讲经时抑扬其声，讽诵经文）和唱导（指宣唱法理，开导众心），加上偈颂歌赞的梵呗，融讲说、咏唱为一体。变文也受佛教文学的影响。佛教传入，改梵为华，保存了相当多的原典语汇、文法和风格。“十二部经”又通过唱导、转读、赞呗等深入民间，这一切对正在形成中的变文起了催生的作用。
　　到晚唐五代，由于社会的动荡，经济的衰退，儒家正统代言人在政治上攻击佛教败坏礼教、乱人伦，是六朝朝代短促、国祚不久的原因；经济上攻击僧尼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避役免租，兼之造寺立像，枉费财帛；学术上则攻击佛法虚妄无证，又好作危言险语，迷惑百姓，兴起了灭佛运动，佛教遭到了破坏。但这一时期佛教仍然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诗僧群体仍然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晚唐五代是一个诗僧辈出的时代，人数众多，诗作也极多，《全唐诗》所编僧诗四十六卷，二千八百余首，晚唐五代的僧诗就达二千首，而且此时僧诗的质量较以前也有很大的提高。
　　到了宋代，由于统治者的保护和鼓励，佛教重新兴盛起来，尤其是禅宗和净土宗。禅宗主动吸取儒道两家的思想，因此士人接受起来比较容易，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士人把禅学与儒教道教结合在一起，从注重外部事物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并反映到文学中来。一代文豪苏轼即深受影响。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对苏轼超然旷达的人生观的形成是有着重要作用的。苏轼的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一个“烟雨任平生”，好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何等的超迈，何等的洒脱！以这样一颗平常心去观照万物，也就难怪苏轼能做到荣辱不惊，在屡遭不幸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住自己的诗人之心，乐观地对待一切，并因此而创造出更为卓越的文学成就了。他把佛教的精义融入到自己的精神之中，参禅而不泥于禅，在他身上体现了儒释道三者的高度统一。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佛教的影响，我们很难相信苏轼的文学与人生会有如此大的魅力。
　　至元、明、清乃至近现代，佛教一直保持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元代有说经话本。明代的四大奇书、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以其生动的形象、奇幻的境界、诙谐的笔调叙述了极具传奇色彩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想象丰富，引人入胜，自问世以来，流传不衰，并流播海外，实在不愧为中国文学的瑰宝。清代亦如唐朝，诗僧辈出，留下了众多的诗集，如释函昰的《瞎堂诗集》、释纯谦的《片云行草》、释成鹫的《咸陟堂集》等等。
　　至于近代，有两个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一是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是情僧苏曼殊。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超人的文学天赋，使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着感伤的意味。他们留下的诗文，今天读来，依然使我们感动。现在的很多小品文都是禅思哲理的生发，于一个个小故事和一句句使人如醍醐灌顶的话语中，让人领悟到人生的哲理。众多的学者文人，即使不是佛教徒，也从佛教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学养料。如席慕蓉的名诗《一棵开花的树》，就借用佛教的背景，写了一个女子虔诚的祈祷。仅仅为了在最美丽的时刻遇见“你”，而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慈悲的佛答应了她的请求，“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开花的铁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然而最终，“你”还是无视地走过，于是，女子的心颤抖了，凋零了。这个小小的期盼，还是没有能够实现。
　　其实，正因为苦难无法完全超越，因为现实永远不会完美，人们才更加向往达到彼岸的幸福，一直保持着追求。佛教与中国文学的不解之缘，也将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