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祖父王恩洋先生

怀念祖父王恩洋先生
　　作者：王荣益
　　今年5月19日，是我的祖父王恩洋先生诞辰111周年纪念日。
　　祖父1897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集凤场水龟山，世代以耕读为业。其父思敏曾读私塾3年，除务农之外，还兼营一些贸易，自道守信，人共敬服。其母张氏，性情和顺，知书达理，对祖父人生观的形成影响很大。祖父7岁进私塾念书，10岁入国民学校，后入南充县立高小，在此期间即显露出非凡志向，“好闻英雄事迹，频引以自励，谓人下事不难为”。入县立高中后更是才华初显，“作文大进步，下笔千言不起稿，论议不与人同”。
　　1919年，受友人和老师秦树风先生的鼓励，祖父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后跟随梁漱溟先生研习印度哲学和佛学，其间曾因为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判入狱百余日。1921年，祖父赴宁沪考察教育，过济南时遇梁漱溟，经其介绍前往南京拜访欧阳竟无先生。他向欧阳先生提出了在研究唯识中五个久疑未解的问题，欧阳先生于早饭前立答，并称赞他“善发问，有研究，定可深入法海”。祖父遂深为膺服，留内院随欧阳先生学佛，精研法相唯识，与吕、陈真如、汤用彤等为同学。其间为欧阳先生整理和续成《佛法非宗教非析学而为今时所必需》讲稿，撰写《佛法真义》论文，校刊《唯识述记》、《唯识枢要》、《唯识学记》、《唯识了义灯》、《顺正理论》等要籍。1923年，祖父著成《大乘起信论料简》，本论综合相、性二宗，立论精当，论证精辟，引发了一场牵动整个中国佛教界的《大乘起信论》真伪之争。1925年，他担任了支那内学院创办的法相大学预科主任兼教授。1927年因病返回南充，继续精研唯识，通读《瑜伽师地论》全部。
　　祖父至仁至孝，为能长期孝敬于双亲，他于1929年在家乡创立了龟山书房，聚众讲学，儒学与佛学并重，现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惟贤法师和著名唯识学者唐仲容居士都曾在此求学。1942年，祖父赴内江创办东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学员，讲授儒学和佛学。1943年，被推为支那内学院理事，同年到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讲授《佛学概论》等。1944年起，先后到成都、重庆、自贡、泸州等地讲学和写作，主要侧重于儒学的研究。1947年为谋更大发展，文教研究院迁入成都罗家碾。
　　1951年文教研究院停办后，祖父应川北行署邀请，担任了政协委员与行署顾问，此期应川北行署之请作《佛教概观》。内容为佛教的起源与流派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一本既全面又具内涵的通俗读物，颇引人入胜。1953年，川北行署合并到四川省，祖父被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四川省参事、省政协委员。1957年，他应中国佛学院之邀前往任课，重返阔别30多年的北京，在旅途中他愉快地写了《浪淘沙·下三峡》：“何事不凭栏，如此江山，时清蜀道永无难。日朗长空花吐焰，春满人间。”1961年，祖父因病返川继续在参事室工作，1962、1963年又先后入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多次与陈真如以及
　　梁漱溟先生相晤，交谈极洽。临别时，真如先生作《赠王化中同窗》云：“重托兄家代送行，并参梁苑接清声。语言灯定光新席，分我离言向化城。”足见其情谊。此间祖父还为湖南人民出版社撰写了《相宗络索评介》，并于1964年初完成，这是他的辞世之作。
　　1964年2月5日，祖父因病去世于成都四川省医院。其时，四川省人大、政协等表示哀挽，他的老友、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张安钦先生送的挽词是“哲人其萎”，概括了他一生。
　　祖父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对于祖父的学风，当代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欧阳先生两大弟子中，吕思想冷隽，治学精严；恩洋情深信笃，践履踏实。韩孟钧在为祖父《五十自述》所作之《序》中认为：吕先生“以智独超于法苑”，而恩洋先生“以悲普浃于宗邦”。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吕先生智刃光游、权实深密，具文殊之智；而恩洋先生至性扬发，阐佛胜义，备普贤之行。祖父之追求不仅在智，更在行也。纵观近代中国佛教界，能践履菩萨道的高僧大德不乏其人；而白衣中祖父当为其中的佼佼者。
　　祖父重践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终生说法不倦。祖父追随欧阳先生，朝夕研究《唯识》不辍，于1923年夏在南京乌龙潭亲证佛法。由于用功过度，患上了吐血病。在杭州养病时，与大勇法师在杭州佛教会讲演佛法。当勇师讲时，祖父已吐血，但坚持入座说诸法缘生无自性之理。听众见他吐血说法，极为感动。这是祖父初次说法，可谓呕心沥血，为法忘躯。
　　祖父回川后，在授课著述之余，每年都要应请在四川各地（主要在川南、成、渝地区）讲经说法，每次开讲无不是新交故旧欢聚一堂，共沐佛光，同得法乐。祖父《五十自述》中对1936年一次法会的盛况有精彩描述：“成都佛学社恭函肃聘。于5月赴成都讲学……此次讲经听众踊跃，暑假期中，说法堂至不能容，多环立阶前侧听。暑假前后，座亦常满。听众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八十之翁，十岁之童，耆年硕学，走卒贩夫，莫不具足。”由此可见祖父在当时享有的盛名。
　　二是充满大悲之心。祖父自幼受慈母之教，加之天性使然，少年时便对贫困老幼之人有矜恤之情，对畜生也充满哀愍，到北京后即素食直至去世。1945年，他参加了由太虚大师等组织的世界素食会中国重庆分会。并建议：“素食会宗旨，在改变残杀之风，普及仁慈之化，以消弭战争、引导祥和，使人与禽兽虫鱼均享和平康乐之福……使仁慈之教、救世之行、素食之理，得以昌旺，身心两得快慰，而后素食会可以推行久远也。”祖父之恕道恻心事例甚多，兹举两例：
　　1944年，祖父自内江返家过年，“途中遇一跛脚乞丐，问之，乃远征军自缅甸以病归者。余深怜之，约与同行、同食、同寝，至遂宁境去其家不远，始分手。吾人既不能为国服役，对此壮士而病困者，能不寄与同情耶” ！
　　1941年正月，祖父赴四川江津看望欧阳先生，经潼梁县，遇江浙来四川的抚婴院难童。夜宿一场镇旅店时,遇该院事务员、工人及看护的重病男女童各一。他听到难童呻吟哀号，于是下楼抱其中一病童大解，又喂另一口渴病童桔子。半夜，男童死去，工人将死童活童一起裹放在滑竿中，欲离店回抚婴院，此时女童却哭闹不已。店主人却以人死在他店中为由阻止离开。祖父下楼见这情景，才明白女孩啼泣是因为不愿与死孩同被。当时大雾蒙笼，露下如雨，若出行女童可能丧命。于是祖父出钱让事务员另请滑杆并天明出发，并请人打扫店堂。由于祖父的出资及调解，双方和睦，女童平安。事后他叹息道：“嗟夫！疾病生死之际，非天性骨肉之爱，谁肯不避烦难，为之慈护；有父有母者，孰忍以子女付之他人哉！”虽然只是一场偶遇，但祖父并没有成为一个冷眼旁观的过客，而是以发自深心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情怀，践行了佛教的慈悲精神。
　　祖父的悲心得到欧阳先生的赏识。1932年2月，祖父得师函，命东下主办悲学。信中说：“……渐欲添办一悲学，即《思益》三十二悲之意。内学以精简研究为主，悲学以持正开导为的。悲学主人，非我恩洋其谁克哉……”欧阳先生情真意切，以重任委以祖父，但因要敬孝于双亲，祖父终未成行。
　　三是致力于佛学传播，并从中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如与黄肃方先生的交往提高了祖父的禅学修养；与学兄吕切磋相互增上；陈真如（铭枢）更为祖父之诤友；与任乃强、张鼎铭等先生的友谊扩大了祖父的学术视野；与川南众多居士的交往使祖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得以建立书院、出版著作，其弘法利生之志得以实现。其中尤以与黄连科居士的友谊最为感人。联科先生乃印尼侨商，因人生苦闷意欲自杀，后读祖父文章而获解救，故欲出资助祖父著书弘法，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30多年的友谊，祖父建立龟山书房、出版著作多赖联科居士之力。笔者有一封1936年联科居士与祖父函，足见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兹节录于下：
　　……年来体质日就衰弱，惟心志并不因而退转，觉于佛法颇有宿根，而犹好研《唯识》。近来除读人生学外，并及景昌极先生及韩清净居士著作。然真能了解者，十无一焉，不过并不敢因此而失望焉耳。
　　近汇归国币千元托内院代领，并拨助三时学会一百元、内院一百元、欧阳大师一百元。尚余七百元嘱内院汇川交师，即以二百元充龟山书房费用，余款敬请收存以备私人费用……
　　联科先生情真意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恩洋先生、欧阳先生及佛教的一片深情，笔者每展信读之，睹物思人、不禁潸然，他们不愧是现代的子期伯牙。
　　今年是祖父诞辰111周年，他的一生，体现了对文殊智慧的追求，更充满了普贤大行的色彩，这是他作为一位佛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殊胜特质。就像祖父在《龟山书房记》中所写：“诸佛菩萨,照临在上。有情饥溺,困苦在旁。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以一颗大悲之心发端，以践行“六度四行”为社会服务、为众生而存在，完成了时代赋予一位学者的神圣使命。
　　（作者单位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