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寺印公碑并非元碑

南山寺印公碑并非元碑
高明和
　　五台山南山寺的天王殿前立着一通青绿色石碑，碑额上雕龙戏珠，下有龟趺，石碑通高4．65米。碑身阴面镌刻：故荣禄大夫、大司徒、大承天护圣寺主持，前五台大万圣佑国寺主持、宝云、普门宗主、广慧妙树德宗弘教大师印公碑铭。额题：光前裕后。碑文内容是记述弘教大师的生平和业绩。勒石时间为大元至元五年八月吉日，大万圣佑国寺主持智安立石。因此，人们认为此碑是元代石碑，距今已有656年的历史。人云纷纷，说此碑是五台山现存最早的一块元碑。
　　近日，我受省文物局古建研究所的委托，调查五台山的有关文物，就此碑作了重点调查核实。在抄录此碑的正、背两面的碑文时，发现正面碑文题为“钦差敕建五台山大万圣佑国南山极乐寺重建万人碑记”。值得注意的是额题系重建万人碑记，时间为“大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年孟秋月朔日立”(即公元1883年)。与背面勒石时间晚544年。
　　为什么一通碑，前后勒石时间不同?为什么背面勒石时间早，而正面勒石时间迟?对此问题，我心存疑惑，便在前后碑文上查找原因。我发现碑阴面的撰文者是荣禄大夫、大司徒，寿安山大昭孝弘圣寺主持释源宗法洪。书丹人有两人：一人是大承天护圣寺开演经律论三学法主法贤旧题书丹；另一人是直隶正定县恒山郡西北乡居士晏候李官印自蹊拙笔抄录新题书丹。碑阴面的撰文者是五台山大显通寺比丘僧善慧，书丹者是正定府常山郡西北乡居士晏候书。碑文后尾记有管帐李白蹊，石匠刘汉荣等。碑的正、背两面均是正定县恒山郡西北乡晏候书丹。恒山、宋称常山。这样，碑阴的碑文也是在光绪九年孟秋月由晏候李白蹊抄录元代碑文而书丹的。
　　李自蹊是何许人?我从寺内其它碑文中查找。在天王殿前后，走廊的内墙下，镶嵌着十九块青兰色功德板，高1．3米，宽0．6米，上面刻着万人捐资修建大万圣极乐寺的名字。功德板开头撰文及书丹者是李自蹊，石匠是刘汉荣。刘汉荣在万人碑记中也以石匠载名。从上述情况看，李自蹊这个名字在印公碑正、背面出现两次，在功德板上出现一次，说明李自蹊于大清光绪年间在大万圣极乐寺当居士，兼管帐，由于本人善书法．于是在印公碑的正面书丹了敕建五台山大万圣极乐寺重建万人碑记，又抄录了元代印公碑的碑文．在碑的阴面，同时还书丹了功德板上的序言。我认为这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也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书写碑迹。
　　据上述材料看，天王殿前的这通碑不是元代的碑，是清代的碑，立于大清光绪九年孟秋。
　　为了进一步说明印公碑不是元碑，我还从碑文的字体、碑的质地进行了研究。
　　在字体上，碑文前后字体皆为楷书，字体大小、笔法一样，为一人所书。
　　从碑的石料上看，印公碑看起来古朴、高大，碑身已风化，个别字迹难以辨认，其原因是石料不好，经不住风吹、日晒、雨淋。这块碑与寺内光绪二十二年普济和尚立的两块碑石料一样，那两块碑虽复以碑楼，也经风吹、日晒、遭到风化，这就说明印公碑不是古老，而是石料不好。
　　印公碑既然是清光绪九年立的碑，那么碑阴元代撰写的碑文从何而来的呢?我想有两种可能：
　　第一、可能是弘教大师在大元至元三年在京承天寺圆寂后，时任大万圣佑国寺的住持智安在北京大承天护圣寺立了一通碑，此碑撰文者是法洪．‘书丹者是法贤。南山寺现存的印公碑碑文是李自蹊从大护圣承天寺智安所立的碑上抄回来，新题书丹于碑的背面，以介绍南山寺创建及开山第一代主持的情况。
　　第二、可能是弘教大师圆寂后，时任大万圣佑国寺主持智安为弘教大师在寺内立了一通碑，以资纪念。而后这块碑可能受到风雨侵蚀而风化，字迹不清，也可能是人为损坏，不易保存。在这两种可能的情况下，时大万圣极乐寺主持教化和尚于光绪九年万人重修极乐寺工程告竣之时，立碑记述了万人重建大万圣极乐寺的情况，背面重新抄录了已将风化或损坏了的元代智安立的印公碑碑文，由李自蹊书丹、刘汉荣等石匠刻于新碑之上，故使弘教大师的业绩流传后世。
　　我与熟悉五台山文物的学者谈论印公碑的疑质时，有的说．这通碑是元代的，可能是光绪九年洗去了碑阴内容，或者是利用了碑阴的空白，新刻了万人重建极乐寺的情况，并倒换位置，即阴面变为阳面，阳面变为阴面之故。我觉得不妥，如果是元碑，碑文中就不会出现晏候李白蹊新题书丹等字了。
　　印公碑并非元碑，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待文物专家与学者继续研究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