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阿吒力经典的发现与认识

云南阿吒力经典的发现与认识
　　侯冲
　　云南阿吒力教是云南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少人对之都有论述，并有数位学者对其经典作了探讨。但究竟什么是阿吒力教经典，很多学者都未有清楚的认知。可以说，真正的阿吒力教经典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阿吒力教经典的再发现与认识才开始的。阿吒力教经典研究尽管起步晚，但研究成果对阿吒力教研究来说，意义至关重大。
　　一、阿吒力教经典的初步发现与误识
　　1956年8月，凤仪北汤天“金銮宝刹”大殿中发现的两大橱古本经卷，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57年5月，云南省图书馆的周泳先先生奉命前往大理州，对这批经卷进行系统的整理。
　　经过整理，周泳先先生将全部经卷分作五类：
　　1．南诏晚期和大理国时代的写本经卷，共20余卷册。
　　2．明初传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阿吒梨教经卷，约10册。
　　3．元代和明初云南白族人民刊刻的佛经，共280余册。
　　4．元代先后流传到云南来的藏经，有南宋初年湖州刻本的思溪圆觉藏，宋末元初平江刻本的碛砂藏，和元代初年杭州刻本的普宁藏，三种共约2460余册，中间最多的是普宁藏，约2200余册，最少是思溪藏，仅30余册，其余是碛砂藏。
　　5．宋、元间刻印的其他经卷，明代初年刊刻的南藏和明清两代云南白族人民写刻的各种佛经约130余册。
　　按照这批经卷的年代，周泳先先生编撰了《大理国写经目》和《元明及清初云南刻本及写本重要佛经目录清册》，并依据经典上题记编有《凤仪经卷辑抄》。而《凤仪县北汤天南诏大理国以来古本经卷整理记》则综合了他对这批经典的一些初步的鉴定、考证和分析。从相关材料可以看出，这批经典除杨延福先生曾作过初步整理外，周先生是唯一一位对凤仪出土经典作过系统整理的人，此后由于各种原因，无人能睹这批经典的全貌，故他的看法成了人们介绍和认识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的直接依据。时至今日，尽管不少人都谈到大理写经，但对阿吒力教经典的看法，仍宥于周先生的观点，并未见实质性的突破。
　　正像周泳先先生所说，在凤仪发现的这批古本经卷中，有阿吒力教经典。哪一些是阿吒力教经典呢?
　　周泳先先生说：
　　“‘阿吒力’系梵语的对音，‘阿吒力’教是佛教瑜
　　伽秘密宗的一派。根据南诏以来的金石刻文，云南
　　元、明时期的火葬墓和云南志乘等的记载，知从南诏
　　晚期到明代中叶阿吒力教在白族地区都很盛行，尤
　　其是大理国时代的三百多年间。”
　　在他看来，凤仪出土的这批经典中，阿吒力教经卷约有10余册。如何鉴别出来的呢?他说：
　　“在大理国写本经卷的七、八卷册里，并有很多
　　用朱墨夹写的梵文或梵丈旁注，也有用朱笔画的符
　　咒，或在一些字上飞有赤金。据云南佛教会弘伞法
　　师说，这些都是阿吒力教的经典或咒语。”
　　就周泳先先生所列名目来说，它们是“佛说灌顶药师经疏”、“通用启请仪轨”、“大灌顶仪卷第七”、“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金刚大灌顶道场仪”、“受金刚大灌顶洁静坛内守护圣上”、“金刚萨捶火甕坛受灌顶仪式”、“大黑天神道场仪”等数种。
　　但事实上，“据云南佛教会弘伞法师说”，周泳先先生称为阿吒力教经典的典籍，并不是真正的阿吒力教经典。这是因为：
　　第一、周泳先先生对阿吒力及阿吒力教的解释不正确。我们认为，阿吒力不是梵语的对音，阿吒力教不是佛教瑜伽秘密宗的一派，阿吒力教也没有从南诏晚期到明代中叶在白族地区很盛行。将阿吒力视为梵语的对音，将阿吒力教视为佛教瑜伽秘密宗的一派，既没有语言学上的依据，也没有宗教学上的依据。而认为阿吒力教从南诏晚期到明代中叶在白族地区盛行，则缺乏历史学上的依据。因为现存明代以前云南地方典籍及文献资料中，并无“阿吒力”一词。所见只有“阿左梨”、“阿阇梨”等词。“阿吒力”一词，并不见于元代及其以前的云南地方文献资料，它是明代才在云南地方史志中零星出现的。
　　众所周知，基本术语是学术研究的理论建构的出发点。不同时代出现的专有名词，其含义当有不同。概念不清楚或无明确的界定，那就很难指望研究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就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所得结论也就不可能在学术和理论建设上有什么贡献。阿吒力一词既然不在元代及其以前出现，它怎么会是梵语的对音呢?怎么与瑜伽秘密宗联系的呢?又怎么会从南诏后期就流行的呢?根据阿吒力一词在史料中晚出我们认为，凤仪出土经典中的大理国写本，充其量我们可以称其为阿左梨经典，而不应叫作阿吒力教经典。
　　第二、周泳先先生对凤仪写经的认识普遍存在错误。由于凤仪出土写经种类较多且大都残缺不全，很不容易短时间内就有一个准确的判定，更不可能看一遍就对经典内容一目了然，故周泳先先生对这批佛教经典的鉴定、考证和分析，都存在不少失误。哪些经典是大理国时期的，哪些是元代的，哪些是明清时期的，他并未全部弄清楚。从他的论文我们看出，他不仅对重要经卷的研究有不少错误，就是对一些很容易就断定年代的，他也断错了年代。如周泳先先生未看到《护国司南抄》原本，依他人的误识，将其卷首“内供奉僧崇圣寺主义学教主赐紫沙门玄鉴集”一句题识中的“义学教主”误识为“密学教主”，并以之为南诏时期抄本。不知道现存残本为大理国保安八年抄本。又如《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中有“大理国弘福律院下月泉房内抄写，帝师堂下住持辣麻贡葛巴”、“大成就师发思巴辣麻传，持咒沙门达宗著，思吉玲禅译”等题记，只要弄清所谓“发思巴”就是习知的元僧“巴思巴”，就可认定是元代时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但周泳先先生却以之为传抄大理国本。
　　第三、周泳先先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阿吒力教经典。他对阿吒力教经典认定的依据，是“云南佛教会的弘伞法师说”。而所说弘伞法师，是一近代出家的十方僧，而不是精于科仪的应赴僧，对阿吒力教的了解并不比周泳先先生多。不知道什么是阿吒力教，他当然不会说那些经典就是阿吒力教经典，但可能会说是密宗经典或咒语。所以笔者以为周泳先先生文中称出自弘伞法师的话，是经周泳先先生改编加工过的。并不是弘伞法师的原话。
　　在凤仪出土写经中，阿吒力教经典占相当的数量，共三十余册。周泳先先生未能将其从大理写经中区分出来，仅称其为“秘教经仪”、“秘教瑜伽经仪”。从《大理国写经目》还可以看出，大部分阿吒力教经典的名称由于原本残缺，周泳先先生未能据内容恢复其本名。事实上，如果真正对阿吒力教经典有所了解，完全可以据残本内容恢复这些经籍的名称。
　　正是由于周先生对凤仪出土经典的研究存在错误和欠缺，我们在对他所编《大理国写经目》进行分析后，认为尽管凤仪北汤天发现经典中有阿吒力教经典，但却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介绍。
　　二、重新认识凤仪北汤天写经
　　由于周泳先先生对凤仪北汤天写经的成书年代并未全弄清楚，对重要经典的研究及对这批经典内容的认识也有不少错误，故后来不少学者以为这批经典“绝大部分涉及阿吒力教，是研究佛教中这一古老教派的唯一实物资料”“；“大理县风仪公社北汤天‘师僧府’董家，……藏有数百种唐、宋、元、明各代手抄和木刻的阿叱力经卷，现在云南省图书馆”；“阿阇梨教拥有自己的经藏，目前在云南省图书馆保存有大理‘国师府’唐、宋、元、明四代的手抄或未刻的阿阇梨经藏约3000册”，并以此作为阿吒力教从印度传来的证据。
　　事实上，凤仪所发现经典中，真正的阿吒力教经典并不多。为便于一般人对这批经典有所认识，依所见及有关资料，我们将这批经典中藏经以外的经典列目并作简单考述如下：
　　1、《护国司南抄》，一卷。现断裂为三段，卷首、卷尾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卷中一段藏云南省图书馆。卷首题“内供奉僧、崇圣寺主、义学教主、赐紫沙门玄鉴集”。隋唐佛教撰述，注疏名目各殊，“其疏之注释常曰疏抄”。《护国司南抄》，即是玄鉴对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的注释。注释的时间为大长和国安国六年(908)。卷末署“保安八年佛弟子比丘释道常奉举七代先亡写疏一卷”，保安八年即公元1052年，则现存写本已经是大理国抄本而非南诏原本。据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载，唐代朝廷多赐紫、赐师号，并于宫中设内道场、置内供奉僧，玄鉴为内供奉僧、赐紫沙门，说明南诏时期云南佛教多仿唐制，与汉地佛教的关系至为密切。最初看到《护国司南抄》的学者，不辨其内容，将“义学教主”误为“密学教主”或“密宗教主”，殊不知《护国司南抄》正是通篇“唯从文字、名相学解佛法义理。”与密学、密宗的关系，实在隔得太远。
　　2、《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仪轨》，一卷。现藏云南省博物馆。卷未有题记为“爰有佛弟子持明沙门释照明，俗讳杨义隆，为幼男杨隆俊，为己为人，敬写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叶一百张壹卷，聊申愿曰：行得祖道，学契如源。消烦恼之罪山，秀菩提之觉树。腾声是绩，立德齐贤，同生来生。虽不师以自觉，行海愿海，通二轮之纵横，洎乎情封，等超悉地。时保天八年岁御丙辰九月十五日谨记。咒师杨灵殊。”保天八年相当于南宋绍兴六年，即公元1136年。见者称“此经卷为(宋)照明辑录(唐)不空等所译有关千手观音、青颈观音、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金刚药叉诸佛之念诵法为一编。”则此卷传自汉地显然。
　　3、《通用启请仪轨》，末附《海会八明四种化现歌赞》，一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有“大阿左梨周梵彰述”的题记。通篇汉文，仅在咒旁有朱笔所书梵文。这种情况在《大藏经》所收密典中并不少见。换句话说，汉文旁书梵文，在汉地佛教中是很普遍的，并不是云南的特色。文中提及《方广经》。据隋唐间经目可知，《方广经》三卷，又名《方广灭罪成佛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大通方广经》，在唐代尚存全本。因被视为伪经而未收人大藏。今仅存卷上，收入《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乙第二十三套第四册。因此，《通用启请仪轨》的编撰与汉地佛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4、《大黑天神道场仪》，一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本科仪与《广遮无施道场仪》一样，都为残卷，都与大理国写本宗密撰《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分抄于同一蝴蝶装纸册的两面。周泳先、杨延福等先生在五十年代整理时以为前者是明代抄写，后者是大理国写本。事实并不如此。因为在这一纸册亡，宗密撰《圆觉疏》除残缺一页而缺160余字外，内容前后一贯。而抄在另一面的不是一个完整的经卷，而是两个内容不相衔接的断卷。这两个断卷尽管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但前一部分为《大黑天神道场仪》，有朱笔批点；后一部分为《广遮无施道场仪》，无批点。如果说宗密《圆觉疏》是大理国写本的话，《大黑天神道场仪》和《广遮无施道场仪》的时间应较之更早。由于宋代云南与内地交往不多，故估计它们的成书时间当在宋以前。本残卷无题名，现名为笔者根据其内容所拟。残存文字对七种大黑天神和白姐圣妃的形貌有翔实的记述。大理国张胜温绘《梵像卷》上有大黑天神、安乐迦罗神”、金钵迦罗神及白姐圣妃像，其形貌在本科仪中均有记述。就行文来看，现存为该科仪的《提纲》部分，因与宋代成书并流行于明代的佛教科仪相近，从而被误为明代写本。
　　5、《广遮无施道场仪》，一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本卷与《大黑天神仪》一样，背面为大理国写本宗密撰《圆觉疏》，成书年代当在宋或其以前。本残卷无批点，无题名，现名为笔者根据内容所拟。就内容来看，现存文字也为该科仪的《提纲》部分，与宋代成书并流行于明代的佛教科仪相近。
　　6、《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一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据缩微胶片可见有“大成就师发思巴辣麻传，持咒沙门达宗著，思吉玲禅译”的题记，说明是元代以后传人大理地区的汉译藏传佛教经典。周泳先先生和杨延福先生都误以为明初传抄的南诏大理国阿吒力教或密秘宗经书。
　　7、《大灌顶仪卷第七》，残存一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首有善财板画并“圣上灌顶愿文”，题“大理摩伽国三藏赞那屈多译”。从字体来看，当与《金刚大灌顶道场仪轨》及《圣上受金刚大灌顶道场五坛仪注次第》一样为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写本。“大理摩伽国三藏赞那屈多”一行文字难解。周泳先先生和杨延福先生都认为赞那屈多就是赞陀崛多，此书是明初传抄的南诏大理国经书，但不见具体证据。由于文献记载赞陀崛多来云南的时间是南诏保和年间，当时尚无“大理”这一名词，故笔者怀疑卷首这一题记是明人在抄写时杜撰出来加进去的。
　　8、《金刚大灌顶道场仪轨》(或作《圣上受金刚大灌顶五坛仪注次第》)，残存三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卷未有“大明建文三年(辛)巳岁三月十一日大理赵州五峰寺僧比丘释妙真为法界有情造”、“习密阿左梨口口口书”等题记。周泳先先生和杨延福先生以为是明人传抄南诏大理国写本，不见明确证据。
　　9、《佛说灌顶药师经疏》残卷、《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残卷、《华严疏》残卷、《楞严经》残卷、《根本说一切有部毗柰耶杂事》残卷、《华严经》残卷、《妙法莲华经》残卷、《金刚经》残卷等。现藏云南省图书馆。均为汉译佛教经典。因大都见于藏经，兹不赘述。值得强调的是这批大理国写经保存了隋唐时期佛经的抄写惯例，即经论用正楷书写，注疏用草书，注疏的注疏，则用更加简便的草书。“经论则真书，而注疏则草书，”这是佛教东传汉地后出现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故这批经典保留了汉地佛经较早的抄写形式。但由于更加简便的草书往往是以某个偏旁部首即代表某字，使用中有较大的随意性，阅读时如不联系上下文就不能读断，故一直被人们误以为是大理国时期的“白文”。
　　10、不识经名梵文写本残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无题识。在凤仪北汤天发现的《华严经》卷第八有题识称：“造经习密左梨董贤、助人何氏观音联、男华严宝、观音明、女药师好 {等，敬造华严大经八十一轴、刻檀五方佛等三部真仪二十余躯、绘秘密圣像三十余幅，缮写显教大小乘三藏教文许百部，密教大乘三百余部，华、梵、西番、畏兀儿字等真实名经各一部。将兹片善，普施有情。”则此梵文写本或即明初董贤等人所写本。
　　11、阿吒力教科仪，三十五册。现藏云南省图书馆。周泳先先生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整理凤仪这批经典时，由于其中已无全本，看不出所以，故仅称为“秘教(瑜伽)经仪”。事实上，这三十五册是明清云南阿吒力教经典而不能称为密教经典。它们大部分是明代写本或刻本。其中年代最早的是《重广水陆法施道场仪》，为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刻本。最晚的则有康熙、乾隆时年月题记。大部分都已经残缺不全，但从题名上看，与笔者所见成于宋代而流行于明清时期的阿吒力教科仪显然为同一性质的科仪，都是明初传人云南的阿吒力教经典。
　　总之，就上述凤仪发现的元代及其以前古本写经来看，有半数是密教经轨，但也有半数是显宗经典。这些经典大都是从内地传来的汉地佛教经典。其中的阿吒力教经典，事实上只有周泳先先生称为“秘教(瑜伽)经仪”的这三十五册。另与阿吒力教经典有关的，是《大黑天神道场仪》和《广遮无施道场仪》，但它们只能算是前阿吒力教经典——阿左梨经典。
　　三、阿吒力教经典的再发现
　　近年来，我们在民间先后看到一批阿吒力教经典。这可谓是阿吒力教经典的再发现，而且其意义并不逊于凤仪写经的发现。因为没有这批经典，我们可能至今还弄不清风仪所发现经典中哪些是真正的阿吒力教经典，弄不清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大致包括哪些科仪，更不能清楚地知道这批经典是明代才定型并传人云南的中原内地早已失传的明代教僧所用科仪，对于阿吒力教的研究也还只处在从文献到文献的文字游戏中。但这批经典的发现实属机缘的巧合。
　　1992年12月1日至5日，云南省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在昆明召开。云南民族学院老干处刘岩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鉴于这是一个通过僧人调查了解傣族地区佛教的好时机，刘老让当时正从事云南上座部佛教资料搜集的我有时间也去参加开会。知道我对阿吒力教研究也有兴趣，刘老又介绍我认识了云南佛教协会的赵文焕先生。据刘老讲，赵先生是白族，本身又是阿吒力，对阿吒力教相当熟悉，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请教。为此，笔者向赵先生询问了阿吒力教的一些情况。
　　现在已记不清当时问了哪些问题，但笔者清楚记得当时的第一个印象是，赵先生对阿吒力教的介绍，只是强调阿吒力教在行持法事时念佛比禅宗僧人好听，有200多个腔调。对阿吒力教与禅宗的区别则未加说明。还在1991年，通过对云南地方史志及文献资料的分析，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阿吒力“在古代云南泛指密教僧侣。阿叱(吒)力教，其实也就是云南密教。”所以笔者对赵先生的介绍有些不以为然：云南地方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中，阿吒力教是云南密教。如果阿吒力教与禅宗如此相近，就没有什么再值得研究的东西了。笔者心里暗想，赵先生所说的阿吒力教，大概是张旭等先生所说“成了禅宗和尚的附庸”，受禅宗影响过的阿吒力教了。这样的阿吒力教，不是笔者所想了解的地地道道的阿吒力。由于有了先人为主的关于阿吒力教的概念，赵先生的介绍没有引起笔者的兴趣，所以尽管在1993年6月再次向赵先生请教过阿吒力教的有关问题，但除了知道阿吒力教扬幡、挂榜，法事分祈祷和超荐，法事安排按规模大小及法师视具体情况决定等外，笔者感觉并没有进一步的收获。
　　1994年夏天，经云南省图书馆古籍部萧霁虹女士介绍，笔者认识了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的苏青先生。苏青先生当时对阿吒力教研究很用心，多方搜集资料，因此在所撰《云南阿吒力教——对‘滇密’的文化浅释》一文中，首先提到了阿吒力教经典。他说：
　　“在大理地区，阿吒力教的经典与内地稍不同。
　　每一部所用的经，都配有一部科仪，如《金刚经》分三
　　十二品，各品之下配有一科。科仪是用诗词歌赋的
　　形式来表示，把经中的内容变成颂体，用唱腔形式表
　　现出来，像是对经的浅解。做法事时经和科同时使
　　用，经是诵，像是道白一样，而科则是配之乐器唱腔
　　热热闹闹地演奏出来；先经后科，先诵后唱，紧密结
　　合。科仪的创作，始于道安和尚，是将经中文义事
　　理，结合三教语言为一体。云南的科仪本疑为南诏
　　后期由四川等地传来，也可能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由
　　人专写，现已无考。如今所存手抄本居多，年代不超
　　过明朝。现在大型科仪如水陆科、香山科已不再举
　　行。现存并举行的还有地藏科，全称‘地藏菩萨慈悲
　　救苦荐福利生道场’，唱念《忏悔礼》、《教诫三时秘
　　密》(咒)等科仪文；楞严科，全称‘楞严解冤释结
　　道场’，在有一部文本下题有“眉阳慧觉寺长讲沙门
　　祖照集”；另外还有药师科、冥王科、报恩科。其中报
　　恩科、地藏科和楞严科还传至外地，只是其唱念有所
　　改变。小型科仪有一些，如金刚般若科、瑜伽焰口施
　　食科、禳星科、圣僧科、往生灯科、蒙山科和系念科等
　　常用。表文科仪有释迦表、炽盛药师孔雀表、诸天
　　表、地藏表、迎銮接驾表、安镇五方表、二佛表，有一
　　些传至外地，如弥陀表、弥勒表、观音表和释迦浴
　　佛。其它科仪类有：开坛启白科、开坛抽魂科、迎灵
　　召亡科、扬幡挂榜科、酬谢功曹科、冥王解结科、六类
　　解结科、破地狱科、安龙奠土科、谢恩表科。”
　　笔者看到这篇文章时，文章尚未发表，但笔者知道苏青先生对阿吒力教经典的论述，是当时关于阿吒力教经典的最新阐释，于是问他：大作有关阿吒力教经典阐述的依据何在?哪里见得到这些经典?苏青先生回答：有很多科仪书。在赵老师赵文焕先生那里。
　　于是，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笔者频繁访问赵文焕先生，在他那里看到并借阅了苏青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大部分科仪，从而第一次对阿吒力教经典有了初步的认识。而赵先生向笔者提供的大作《大理白族自治州佛(宗)教活动今昔与文物古迹概述(初稿)》，则对他手边这批阿吒力教经典的来历作了清楚的解释：自剑川民间收集而来。
　　就在重新发现阿吒力教经典之后，即199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康奈尔大学联合课题《云南白族佛教历史资料及民间信仰研究》正式启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子课题组承担南诏大理写本佛经的输入计算机工作，具体工作由笔者负责。由于凤仪北汤天写经藏云南省图书馆，馆方以未装裱为由不让看原件，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据原卷拍照并提供给云南省图书馆及其他单位的缩微胶片不全，故南诏大理写经的输入一开始就没有可输的内容。为了完成课题任务，笔者遂将在赵文焕先生处借到的《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四册，缺密教部分)、《地藏慈悲救苦荐福利生道场仪》、《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销释金刚科》及笔者据云南省图书馆藏缩微胶片抄录的大理写经《大黑天神仪》、《护国司南抄》(中间一段藏云南省图书馆，第一、二段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间一段据缩微抄录)标点后一并录入计算机，作为这个课题的成果。按美方要求，录入计算机的材料都是未经研究整理的材料。课题结题报告对这些只是标点过的材料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是我省在本世纪宗教研究中所取得的一项历史性的重要成果”。就材料价值来说，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只是这份美国人所需要的未经整理研究的材料对大多人并不实用①，因为没有阿吒力僧的指点，学者们不可能知道如何应用它们，也就弄不懂它们。要弄清楚这批经典的操作程序，需要阿吒力僧的帮助。而且这些抄本错字太多，不经整理研究，很多地方读不通，甚至会出现歧义的解释。以笔者为例，在看到这批经典后很长一段时间，即使边录边校对边标点，但对阿吒力教经典的认识也没有什么进展。因为这毕竟不是一般人习见的佛经。后在剑川阿吒力赵沛霖先生的指点下，才算明白了赵文焕先生处这批阿吒力教经典的组合搭配结构，对阿吒力教经典才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对大理风仪出土经典中阿吒力教经典的真实面目有了新的认识。但对小科仪如何使用，对阿吒力教经典中词表文书的使用，仍未有任何认知。所以，按美国人要求录入计算机的这批经典，只是原始资料的记录，并非研究整理的成果，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看后都不能弄清楚是如何使用的。
　　1997年12月，笔者随赵文焕先生、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昕的吴学源先生到剑川、洱源进行调查，拜访了杨云轩、张宗艾、赵沛霖、杨崇文、张龙光、李如柏、曾家富等阿吒力，搜集到大批阿吒力教经典，充实完善了阿吒力教经典的内容，对阿吒力教经典的总体结构才算真正明白。因为这次我们收集到的云南阿吒力教经典，有明代以来不同时期的抄本，其中不乏明抄本。一些科仪典籍甚至还收集到几个不同的本子。原云南省博物馆馆长李家瑞先生曾说：“现在剑川县内，还有四家阿叱力，一在城西门，一在朱卷场，都是从明代传下来的；其余二家在甸尾街，是清代由城内传出的。”李家瑞先生还说：“现在剑川还存在阿叱尼三家，他们的经典，已全是汉文的了。”笔者在剑川所调查的阿吒力赵沛霖先生秉承张旭、杨适夫等先生调查过的杨炳烈，张宗义先生阿吒力教法事科仪及其他必需物什，就放在李家瑞先生提到的朱卷场这家阿吒力的后人张建封先生家中。在剑川、洱源进一步搜集到的这批经典，证明了笔者在赵文焕先生处所见的，与李家瑞先生曾见到的全是汉文的阿吒力经典是同一类型的经典。
　　可以说，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的搜集、鉴别、研究，至1998年初才算真正开始，因为当笔者通过玉溪市延光居士和印加居士收集到几部大型科仪开始对阿吒力教经典进行点校整理时，已是这一年的春天，而这以前笔者还一个校本也未找到。在整理这批经典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所谓阿吒力教，既不属于印度密教系统，也不属于藏传佛教系统，更不是本土化的印度密教即所谓“滇密”或“白密”，而是明初佛教禅、讲、教分离政策下出现并传人到云南的“教”。
　　明代与“禅”、“讲”二宗并称的“教”，“指专门诵念真言密咒，演行瑜伽显密法事仪式者”。而教僧，就是“应世俗之请求而进行法事的”僧人，也有学者认为是“专门被规定来应赴佛事需要的应赴僧”，但由于缺乏资料，迄今为止未有人对教及教僧所用科仪作过系统的研究。一些学者虽曾提及，也都因受资料的限制而未能如实把握。事实上，阿吒力为应赴僧或应佛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前人对这一实际存在未作认真调查研究而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我们依据新发现资料对阿吒力经典的研究，探讨的不是什么新问题，故既非时代的新潮流，又不是得预流，至多可称得上做了点考据工作。值得欣然的是，考据之学虽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但于学术进步的贡献，却是不可或缺的。读姜伯勤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引论》，这种感受尤明显。我们相信，通过对这批阿吒力经典的探讨，我们对阿吒力教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认知，对明代中国汉地佛教中与“禅”、“讲”并称的“教”，已有了一个接近真实的认识。而这批经典在中国民俗佛教研究、大足宝顶山佛教劝孝石刻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宝卷的研究、对敦煌典籍中俗讲文研究等方面的贡献，更是值得大加称颂的。中国佛教的研究，从此注入一批新资料。唐宋以后中国古代佛教尤其是明代的“教”的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云南佛教研究，将不再是地方性佛教研究，而是整个汉地佛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佛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是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的发现与认识对学术界的贡献。
　　(原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西南文化研究》4，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