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与闽南佛教

圆瑛法师与闽南佛教
　　田思思 王荣国
　　圆瑛法师(1878、1953年)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闽南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变革复兴的重要区域之一，圆瑛法师在闽南的活动频繁，他的活动对闽南佛教的复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重兴与住持名刹
　　重兴古刹泉州开元寺，是圆瑛法师在闽南的重要作为。泉州开元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在历史上长期是福建乃至全国的名刹，但至民国初年”寺宇损坏”，东西二塔塔刹上铁绳”失去大半，以致其势摇摇欲坠”，寺中僧侣散去，“禅房空寂，钟鼓无声”。民国12年(1923年)，圆瑛法师在南洋弘法期间，获知泉州开元寺年久失修，乃与转道、转物和尚共同发愿重兴。转道和尚捐献。薛资”作为修建开元寺与创办慈儿院的经费。1924年9月12日，圆瑛法师与转物法师同至开元寺竭力建设。然而，仅凭转道所捐之。砗资”尚不敷用。圆瑛法师认为“以重兴之工程既钜，不得不仰慕檀施’。鉴于以前修复开元寺多仰赖黄守恭的后裔，圆瑛法师乃约黄姓族人”同赴鼓浪屿，谒见黄仲训、黄奕注、黄秀娘三檀越，劝请捐资援助”。因黄仲训性嗜诗文，与圆瑛法师素来有文字之交， ’即首允同其弟仲训，独建法堂而为之倡，次奕注先生独修东塔，秀娘先生独修西塔。三种殊特工程，三檀越毅然担荷”。黄仲训早年与其父到越南经商致富，1918年，挟资回厦门，创办“黄荣远堂”地产公司，在鼓浪屿兴建了50余座别墅出租给外国人与华侨富商，是当时厦门有实力的房地产商；黄奕注是印尼华侨，于1921年在厦门投资创办自来水公司和电灯公司；黄秀娘早年随兄往菲律宾经商致富，于光绪末年回国，居住厦门鼓浪屿，开设“炳记，行郊，又发大财。这3位黄守恭的后裔都是富有者，因他们3人“毅然担荷’修复经费，使泉州开元寺的修复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在修建期间，浙江天童寺僧众致函礼请圆瑛法师任天童寺住持，遭到圆瑛法师谢绝。太虚法师函请圆瑛法师赴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圆瑛法师亦以全力修建寺宇而婉言谢绝。经过圆瑛法师等人的努力，泉州开元寺终于1925年8月修复， “法界一新’。1926年，圆瑛法师往南洋一带弘法、募捐，在马来西亚极乐寺获得佛舍利，同年12月奉请舍利回国，供奉于泉州开元寺。
　　圆瑛法师于1924驻锡泉州开元寺，任都监。在此期间，除了负责修复寺院事宜外，因转道和尚远在南洋弘法，实际上负责主持一切寺务。抗战胜利后，泉州开元寺重兴首任住持转道和尚、第二任住持转物和尚在南洋相继去世，众推圆瑛法师继任泉州开元寺住持(因圆瑛法师在上海，具体寺务由都监广义代理)。圆瑛法师在任都监主持开元寺寺务期间，与转道和尚一同变革寺制。据(福建厦门道道尹公署布告)称：’开元寺住持转道、都监圆瑛、监院转物等佥呈称：窃敝寺建自唐代，由匡护开山始祖乞黄守恭长者桑园为寺……道风所被，纳子云臻，高僧辈出，代不乏人，为闽南第一丛林……自前清末叶，破败日深，绀宇化作丘墟……转道等来寺中兴，乃将开元寺所有产业果树悉数献出，以开十方选贤丛林。’这一变革寺制的举动紧随厦门南普陀寺改制之后，使开元寺跻身当时闽南佛教复兴与变革的潮流中。
　　晋江安海龙山寺是闻名八闽的古刹，在民国13年(1924年)前后，因主持失德，寺迹荒废……各界群起共伸驱逐。”“方丈”一席空缺。圆瑛法师在主持修复泉州开元寺期间，”顺道莅安演讲，其言论透澈，道行高超”，深受信徒的敬佩。安海”各界洵谋签同敦请法师一视同仁，驻锡龙山寺。”圆瑛法师接受了安海各界的请求，住持龙山寺。
　　此外，圆瑛法师也以各种形式支持闽南其他寺院的佛教事业。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妙莲和尚在重兴漳州南山寺后请回(龙藏)供于寺内。圆瑛法师曾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他对南山寺颇为关心，特作(漳州南山寺请藏经记)以记其事，以扩大其影响。圆瑛法师对泉州承天寺、崇福寺，厦门妙释寺、日光岩寺等寺院也都予以不同形式的支持。
　　二、讲经弘法
　　弘法利生是僧人的家务事。早在驻锡泉州开元寺之前，圆瑛法师就来闽南弘法。他与会泉法师是浙江天童寺同参。应会泉法师的延请，圆瑛法师于1922年7月移锡厦门，开讲其精研有年的《楞严经)，至10月圆满结束。其间，他以诗文结缘。据记载：暇日游鼓浪屿，登瞰青别墅，与黄铁夷先生酬和，竟成文字交，嘱{题石岩)一律。””铁夷’即鼓浪屿瞰青别墅主人黄仲训的“别字’。正是此次与黄仲训诗文。“酬和”，为黄仲训认捐出资修建泉州开元寺法堂结下善缘。
　　圆瑛法师驻锡泉州开元寺期间，更是经常在闽南一带弘法。时人说：圆瑛“以重兴开元之故，时常往来厦泉地方，为各方人士仰慕。”经常受请在这一带进行弘法利生的活动。1926年5月5日，圆瑛法师应厦门磐石炮台陈毓嵩营长之请到营中弘法，作长篇讲演。至于厦门的日光岩寺、妙释寺等，泉州的承天寺、崇福寺、朵莲寺乃至温陵男女二养老院都是他弘法之处。当时有人如是说：承天寺初三，崇福寺十五，开元寺廿六，乃至朵莲寺、厦门日光寺、妙释寺诸丛刹庵堂等，”每次聚会，成百成千，佛声充耳，法雨缤纷……此等功德，实令人难忘。”
　　圆瑛法师离开泉州后也经常来闽南弘法。1929年2月，圆瑛法师至厦门鼓浪屿讲经。1930年5月，他又“受厦门鼓浪屿了闲社的邀请，讲(金刚经)”。了闲社是鼓浪屿一个道佛双修的民间宗教社团，除崇拜娄真人等8位真人外，还供奉观音与地藏二菩萨。因此，佛教的四众弟子与其他佛教信众也常至该社礼拜观音。了闲社主人与厦门妙释寺及鼓浪屿日光岩寺僧众关系密切，经常邀请法师讲经、做佛事。了闲社应是通过上述寺院的关系邀请圆瑛法师开讲(金刚经)的。1934年6月，应厦门常惺、瑞今、会泉、觉斌、转岸、本妙众法师联名致信恭请，圆瑛法师于6月8日移锡厦门，先是在佛教会开讲(圆觉经)，继而则于妙释寺讲(金刚经L
　　必须指出，圆瑛法师在闽南弘法期间注重弘传的是净土法门。叶青眼居士说，圆瑛法师“以法门无量，求其契理契机，适合现代社会需要，莫过于净土法门，是以到处讲演，虽头头是道，唯以劝人念佛为归根结蒂妙法，诸有信解者亦多成就，风声所树，响应纷纷”。
　　圆瑛法师还在闽南弘传佛教戒律。民国37年(1948年)，性愿法师六十大寿，厦门南普陀寺为其举办“三坛万佛传戒大法会”，圆瑛与虚云二法师受请任传戒阿阁黎。当时，十方求戒的佛门四众子弟达千余人，感受其律仪教导而欢喜信受。
　　为推动佛化，闽南佛教四众组织”闽南佛化新青年会”。民国14年(1925年)1月，圆瑛法师驻锡泉州开元寺，也列名会员并按时交纳会费，支持“闽南佛化新青年会”弘法事业的发展。圆瑛法师还在该会会刊(佛音》月刊上，发表《理学演讲》，这是一篇阐述佛儒会通的讲演词。他还以连载的形式在(佛音》上发表《(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义)，借以弘扬佛法。’ 三、兴办慈善事业
　　兴办慈善事业是近代佛教变革运动的重要一环。圆瑛法师重视创办佛教慈善事业，在驻锡泉州开元寺期间也不例外，创办慈儿院是其主要者。慈儿院的创办是泉州开元寺复兴的重要构成部分。1924年，圆瑛法师撰写{泉州开元慈儿院缘起文》、拟订(泉州开元慈儿院简章》在报刊上发表，向社会各界广为宣传。次年，开元寺慈儿院正式开学(设在开元寺内)，圆瑛法师任院长。慈儿院的主要事务基本上都由圆瑛法师一手操办。据叶青眼说：慈儿院的名额初定120人，后增至240人，全盛时，达到280人。抗战爆发后逐年紧缩，至1947年还有60人，另有120人为‘免其学米学费，并给以书册文具”的‘通学生”。
　　为了保证慈儿院的经费，圆瑛法师多方奔走募化。如1926年4月，圆瑛法师为筹募泉州开元慈儿院基金，第四次重渡南洋。 “所得之款，于马六甲组织基金董事会，保管本息。将所得之息金，分期汇交慈儿院，冀垂永久。”1927年10月，圆瑛法师作了(泉州开元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此序道出了开办慈儿院的艰辛及其“不是求名，专为利生”的目的。由于圆瑛法师等人的努力，使得泉州开元慈儿院的经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十分充足。后来，慈儿院虽由圆瑛法师的弟子叶青眼居士掌管，作为院长的圆瑛法师仍关心慈儿院。直至解放后，慈儿院才改名为‘东风小学”，维持了20多年之久，先后毕业学生18届。
　　圆瑛法师创办开元慈儿院教育在全国佛教界开风气之先。它既是教育事业、社会慈善事业，也是圆瑛法师”弘法利生”的事业。在慈儿院的孤儿学到了文化知识，也学会了一技之长，他们多数人走上社会能自食其力，服务于社会各行各业。还培养出曾任厦门市市长李文陵这样优秀的人才。慈儿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有的出家修行，从事“弘法利生”的事业。
　　总之，圆瑛法师在闽南的弘法活动，对闽南佛教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重兴泉州大开元寺，使即将破败的寺院再度兴盛，成为当时闽南佛教变革复兴中的重要寺庙；他在闽南各地讲经弘法，支持创办僧伽教育，兴办慈善事业，这些不仅是圆瑛法师“弘法利生”的实践，同时也扩大了佛教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闽南佛教的复兴与变革。
　　(作者工作单位为厦门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