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齐老师思贻——（续）

忆齐老师思贻——（续）
　　记一位专默精诚的佛学者并及我的留学生涯
　　唐龙
　　语言学及古文选读都在图书馆上课。图书馆是座十层楼的建筑，上面六层的外观只是个巨大密闭的长方形盒子，由玲珑剔透的下面四层撑举著。我们上课好像在六楼，整层楼的中央是书库，四周是教室及研究室。课堂上需要什么参考书可以马上到书库找；其间琳琅满目，都是东亚典籍，包括太正藏及诸多佛学著作。在书库查书时偶或见到齐老师进出他专用的研究室，刻划出一位学人孜孜屹纥做著学问的寂寞。
　　有一次我在齐老师办公室，电话铃响起而适逢他外出，我只好代为接听，是旅行社打来的，要我转告他去纽约的机票业已订妥；由此知道他有时去纽约，会见世界宗教研究院长沈先生家桢大约总包括在日程里。齐老师和我论学时，顿称许我反应比美国学生快，能触类旁通；我说也许是我勇于表现，而他们谦虚的关系，他说总得有东西才能表现呀。他也告诉我，比舍普教授说收我这中国学生对课堂很有贡献。出国以前，国内报章杂志在我脑海中造成一种印象，以为美国学生爱问爱说，不论得体与否：然而我在印大和哥大都觉得美国学生在课堂上深藏不露，只是规规矩矩写笔记，教授大抵也不太鼓励发言，反弄得我这中国学生要把话别在肚子里，也许这只是文科研究院特有情形，而我的见闻也有限；但至少这是美国学府的另一面。
　　随著时光的消逝，我渐为下学期的学费及生活费发愁，问齐老师奖学金的可能性，他说系里有很少的钱，但只限给本国学生；我也向比教授探过口风，问他哥大怎么样，他说：“哥大太贵啦，在印大你勒紧肚皮总还过得去。”但这显然不是办法，因为我那时剩下的钱交了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便没著落；留下生活费，便顾不了学费。布告栏上有工作机会，但外国学生不得申请。我不晃想到康德爱护他的学生却不肯晃除他们的学费，以训练他们的独立性的事。然而在经济来源枯竭的时候，怎能谈独立性呢?我不得不重行考虑哥大，哥大在纽约，机会或许多些。
　　半个学期过去了，齐老师问我读了些什么书：“我给你开了张书目，你也得给我开张书目来。”，我迟迟未能应命，因为我学期论文的题目还游移不定。后来齐老师和我谈到中观的本体和现象说，我灵机一动，本体与现象的分际，我向所留意，何不就以此作题目呢?这实际上就是讨论中观的二谛说。我在论文中引述“测不准原理”以说明现象世界之不可把捉；齐老师叫我多读休谟的著作，我发觉他的“无我说”直与佛家无别；我对默提批评中观“未明确描述本体为实质”之说不以为然，因为不以本体为实质，而以本体为空，正是中观的特色，所以中论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反以此为中观病，则是完全未得中观的精髓。这点很得齐老师的首肯，他指出默提实际上是印度教徒，以梵我为实体的观念根深柢固，不见抱那种成见来衡量中观。
　　我终于能如期交出“独立研究”这门课的学期论文；然而课程的结束也是我必须面对现实的开始。首先，除非我另行交钱，就得迁离宿舍；同时我接到校方通知，不久前我提出的任大学部宿舍管理员的申请未蒙批准。
　　我在宿舍认识的一位基督徒同学带我往访学校附近的一所路德教会，承牧师慨允让我这“异教徒”住教堂的地下室，总算有个地方可以栖身寄行李。有一天我们闲步到一家中国餐馆用餐，跟老板谈天，得知他是读物理什么改行的，夫妻档；问他有什么事可作，他叫我试试打杂。作了不过两天，倒听他说了好几次“你看，没啥可作的”；生意实在清淡得可以，我只得识相点，自动走路。我也曾冒暑沿着公路走去应征所谓“旅舍经理”，结果不过徒劳往返。齐老师打电话到教堂，殷切致问，并说有人到纽约工作一个暑假，使可以生活一学期而有余；但我对自己有没有那种本领不敢自信。我在教堂住了十来天，收到台湾转来哥大重发的入学许可函：“文理研究院很高兴邀请你到东亚语言文化系作博士研究。因为名额有限，务请在两周内给我们接受抑谢绝的回音。”
　　我在几乎走头无路的情况下，只好一面回信接受这项“邀请”，一面请已退休的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教授戴博士秉衡一我曾将他的一篇论文“禅与心理分析”中译，谬蒙称赏）为我写推荐信给沈先生家桢，希望他能资助我到哥大攻读佛学，沈先生知道我在台湾和慧炬的渊源，读过我在意炬的文章，欣允与我会面，于是我匆匆去了纽约。从此竞不得多承齐老师的教诲—殊非吾愿，吾不得已也。我写信给齐老师说明我不能重回印地安那的苦衷，并告以他所要的印顺法师的著作行将由台湾寄达他手中。我回信贺我能在纽约就近得沈先生之助人哥大，又问我书款多少，另附一介绍函令我持见一位任职世界宗教研究院的梵文学者。我不要他付书款，他说“如此客气，却之不恭”，寄来两本精美的英文原版著作为谢，其中一本就是默提的“佛家中心哲学”（他对此书虽有徽词，基本上相当推崇；我写论文时用的是台湾的廉价翻版书），书的扉页题有上下款；可惜我求学期间住处动荡不定，两本书是什么情况下失踪的都弄不清楚。我是书痴书迷，又兼书乃吾师所遗赠，丢了真堪痛心。
　　那年暑假的剩余部分就在沈先生占地五十英亩（后又扩大为百亩）的长岛菩提精舍和相距十分钟车程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图书馆（设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一度过。在图书馆里看到齐老师的英文著作“佛家形式逻辑”，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见著那些逻辑符号叹为天书：只依稀记得他在序言里说：“我的英文未曾先请英美人土过目，或者未免可哂；而我的见解也未臻成熟……—谦谦君子之风，溢于言表。
　　开学后，我搬到哥大所在的曼哈坦区北边，周末到菩提精舍工作。我在哥大创立佛学研究社，请我的指导教授羽毛田义人为社务顾问，在沈先生支持下，租了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作为活动场所，为期一年有余。我曾向齐老师要了一张选他佛学课的学生名单，似乎长达二十来人，但因地理的阻隔，这张名单不曾发生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哥大时对系里的每”课程于获取学位方面所占的分量缺乏了解，以致必须放弃某些课程，重选另一些课程；走许多冤枉路，湏费许多谋生筹学费之余本已捉襟见肘的时间。我初到哥大，想选一位客座副教授的课，他问我那里来，我说印大来，他马上说：“你该回印大去。”他在哥大同系毕业，这本是过来人的话；言下之慧，这个系进去了就难以出来。可是我偏想在哥大一试，同时重回印大的经济问题也实在令我里足不前。
　　我在哥大的第一一年，恰值羽毛田教授的休假年，他回了日本；而我只忙于应付这门课、邪门课，这语文、那语文，写学位论文的日子，不知端倪。听同学说，在柬亚系耗个十年八载稀松平常。从我自己的进度判断，这话不假；午间或傍晚回到分组而来的斗室里，往往闭门独坐，有时绕室旁徨，瞻望前程，不知将何去何从。穷则思归，于是我要回印大，写信给齐老师；他回信说对此“闻之甚欣。若能就中观方面作论文，甚有前途也。”然而我坐在纽约中央车站，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想起纽约的种种，又想起千辛万苦才得到哥大，说自己就要舍此而去了，却未免油然而生伤离之感，不忍远行。
　　光阴荏苒，我的经济状况日益窘拮；不得不到曼哈坦南端的一座公寓大楼协助维修，以换取住处。后来大楼因为欠税被市府接收；积雪盈尺的日子里，也没有暖气热水。所有的住客都接受政府补助搬走了；但补助不到我，我也没处搬，独自住了下去。从学校回来，三番两次发现宵小穿堂入室，遍地狼藉；甚至登门行劫殴人的事件都发生了。耶诞新年，家家户户灯火辉煌，而我所求只是电力公司不要剪断电源，灭了我赖以读书的一盏孤灯；水管结冰，用水来自楼前的消防栓；寒风贯窗而入，冻指裂肤。幸得仁俊法师看出我的困境，不仅自行帮助我，还请洗尘法师慨作财施，勉为撑持—我不断告诉自己，我在哥大修学位乃创造一项奇迹；当然这只是不让自己半途而废的夸大之词。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眼看着课业都打发将毕，而学位论文却始终不能和指导教授取得一致的见解，“创造奇迹”的锐志不免受挫；想起初到印大就可以跟齐老师写中观，何其感慨。于是在一天晚上打电话给齐老师，也问候，也诉苦：他一接电话才说了“等一下”，便放下听筒，原来是要去把正播放着的什么的昔量降低。庄子说：“逃空谷者，闻人足昔，蛩然而喜矣。”可想而知，在万籁俱寂的为学的历程中，如果没有些声响（梵唱也罢，音乐也罢）来敲碎那孤寂，将是何等难耐——在我们还不能效圣人之弃耳而不听的时候。在电话中我再度提起想回印大跟他写论文的话，他要我把几年来所写的学期论文让他看看。
　　我的假期通常没有处去，唯有读书。但那年的感恩节假期（始于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心想与其独坐愁城，一筹莫展，不如作次远行，亲自见齐老师，安排回印大的事。星期二下午，我把那座空楼交给铁将军把守，默祷佛力加被，使其无事；带了几篇齐老师要看的论文和几件衣物，便去赶搭越州巴士。第二天车抵位于印州中心的首府印地安那波里斯，在那里等侯一两小时，才得转车到印大所在的布鲁明顿城；首府和布城间的车程约一小时，沿途看到乳牛成群，原野广袤，眼界为之一新，唤回了久已尘封的对印州的记亿。在布城下车，又蒙同车抵布城的人让我搭个顺风车，总算到了印大，时间约摸是下午三点。走到古德巴匠楼才发觉各办公室都只有一两位“留守内阁”的人员，猛然悟及感恩节假期那里是办事的时候。打电话到齐老师和北教授家都没有人接听，想是和我取了不同的方向，远行外埠了。漫步到学生活动中心，勾起和齐老师同坐吃午餐的情景，连带又想起坐在他的车子过邮局寄信，到银行提款……太多太多“当时已惘然”的追忆。听说这里也供住宿，便去问问价钱。“廿五元一晚，没有折扣，也没有更便宜的。”柜枱的人说。我听了连忙打退堂鼓。走着走着，经过学生浸信会的办公室，抱着姑妄一试的心理，走进去问有没有学生宿舍可以借宿，轮值的学生找来牧师；我向牧师自我介绍曾是印大理查齐教授的弟子，牧师答应为我设法，叫我稍等，便走到另一室去，我瞥见他在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出来说：“宿舍在假期都关闭了，没有办法。”顿了一下，又说：“不过假如你不介薏睡客厅的话，你可以住在我家。”哦，真的吗?这真令我意外地感动，我上了他的车。在车上，我猜想他对不能为我安排宿舍一事，早就心里有数；但作为神的使者，他不肯拒绝我，只是要先打电话到东亚系查查齐老师门下是不是有我这名学生。第二天和他们夫妇子女一家四口经历我到美国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美国家庭共度的感恩节，也算不虞之喜。星期六晚间，我试打电话到齐老师家，他已回来了。他说适逢他假期出外旅行，要不然我倒可以住他家；问明了牧师家的地址，约定次日午间来。师生久别之后可以见面，分外高兴。第二天我们在一家餐馆吃中式自助餐；齐老师约略看一下我的论文，叫我星期一到系里见他，然后往访系主任。
　　那时担任系主任的是罗教授郁正（系名也改为东亚语言文化系一。齐老师叮咛嘱咐，要我诚恳地和罗教授谈一下。罗教授非常亲切，指令我和研究生指导商讨转学的细节。研究生指导已不复是我初到印大的柳教授，换了人；他要我填申请表，呈推荐函，然后等待系里的考虑。我说研究院当局告诉我，一日为印大学生，就永久是印大学生；他说当我向研究院索取申请表格时，不妨跟他们说系夷的研究生指导有自订的单行法规，这话于我有如兜头一盆水沿脊背而下；那么我只好把这次回印大当作旧念之行了，能见到齐老师是很快慰的一件事；也遇着前主任郅教授，可惜没有看到比教授和柳教授。牧师夫妇对我终究要放弃重回印大之想的快快之情正不下于齐老师和我自己；那晚恰好他们要去首府赴一个餐会，特别绕道巴士站送我回纽约。我迄今保有他们所迭的一本时代周刊，上面贴的姓名地址签条犹在：“Mr，R．P.hesman……”，不知再有机会回布城，犹能重逢故人否?
　　阿弥陀佛，在我离开纽约的一周之中，空楼没有发生事故，真是暗捏一把冶汗。辞别齐老师之前，他曾说不久将有纽约之行，要我为他代订旅舍。但凡我的住处像样些，我必定会邀请齐老师住我的地方；然而几年以来，这座楼每下愈况⑩，实在已经见不得人，所以我只能如嘱为他跑了几个地方，最后在时报广场附近一家尚称洁净的旅馆订了一间套房，每天廿五元（正是印大学生活动中心客舍的价钱）。他来纽约以前一八二年一月），打电话问我旅馆的地址，我也问了他到达的确切时日。那天我带本书悠然坐在旅馆登记室前的长廊等他；看见他提着两只箱子出现在门口，正待放下箱子推门进来，我急急迎上前去拉开大门。“哎呀，你何必在这里等着呢?”他带着那特有的谦挹的笑容说。我们一起去看房间，他觉得相当满意，忙着打开箱子，理出衣物。在齐老师逗留纽约的几天里，我陪着他逛街、办事，挤地下火车、等公共汽车。他听说中国城某家素饺好，又听说“四五六，”的菜好；我们不惜穿街越巷找这两家馆子。他的评语：素饺似乎名过其实，不过走些冤枉路（我对认路十分没有本领）吃“四五六—倒很值得。一天经过某灯饰公司，齐老师叫住我，折回去参观，表现很浓厚的兴趣，那里灯灯相映，几疑置身华严世界：又去看些艺品、古董、书画公司，从一楼下地下室，又从地下室上楼上，特别留心鉴赏佛教艺术。齐老师带来一些佛像与花鸟的刺绣，说是朋友所托，要让骚瑟此Sotheby公司估价。骚瑟比是世界最大的古董、艺品等的拍卖公司，但我孤陋寡闻，从齐老师那里才首次听到该公司的名字一后来我也曾拿幅罗汉图请他们估价”。我们从该公司门市部—位于举世闻名的第五大道乘他们特备的免费专车到该公司办事处；公司人员收下剌绣，然后看看我们的神情，问齐老师是我父亲否，齐老师连说：“朋友、朋友。”我忙道：“是师生。—我想我年幼失估，视齐老师为父亲，有何不可?然而我始终没有表达过这种意思，而齐老师忽已作古。庄子说：—吾终身与女交一臂而失之。—注庄子的人说：“夫变化不可执而留也；故虽执臂相守，而不能令停。”何况齐老师与我数年以来几乎是天各一方，终于相失，怨海何及?
　　齐老师要回印大那天好像又是个农历除夕，我着意穿得整齐，送他到机场；离他所搭晚班飞机上机的时间还有一个多钟头。齐老师要我先回去，但我坚持要等他上飞机。这事实上是一种异乡游子“心怯空房不忍归”的心理：我不顾面对那座空楼，我要多延长一分和齐老师一同“过年”的感受。于是我们坐到二楼餐厅的平台上，平台升于匠楼的磨石子地之上，围有栏杆，可以伏观底下的人行色匆匆，而我们在台上却自得一份悠闲与宁静。齐老师说他初出校门时，印大和耶鲁都聘他，但因为知道耶鲁当时的系主任不好相处，所以选了印大，和外界接触未免稍感不便；但对我来说，他的选择却造就了他和印大与我的一种“缘”；我在印大虽仅一学期，顿得页师益友之乐，令人怀想无己。齐老师兴味盎然地提到“美国名人录”，以为他们做事很周到，成功并不偶然。原来他以书法著作而列名其中，该刊特别遗人登门造访并致赠奖状及纪念品。“他们消息怎么这样灵通呢?”他说。“这是声名不陉而走呀!—我说。他告诉我新人谋职之难，印大一名助理教授出缺，竟收到数百件申请函。我们谈到研究生指导为系里所订的“单行法规”，他很不以为然；我问他有没有对此表示过意见，他说他从不过问这类事。我一面和齐老师梶娓交谈，一面缓缓嚼着盘里的乳酪，有如得尝醍醐至味。齐老师最后说：“研究生指导去日本进修了，你要不要再试试回印大的事?”我不曾作肯定的答覆。事后想来，齐老师是个含蓄内敛的人，他那句话的意义必不仅止于随意的一问；可是我竟因循迁延而终究无所行动。
　　我偕同齐老师走到旅客登机前受检的关口，我不能再前进了；目送他孤单地一步步在长长的走廊里渐行渐远。他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他的正面，满是笑容；他走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他的背影，惟留怅惘。几个年头过去了，那景象还是一样不可磨灭。“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的滋味可谓一时偏尝。
　　一九八二年春，我在哥大通过博士前的口试，暂时离开学校，栏口于四方。不久羽毛田教授因癌症逝世，我的博士论文更几乎陷入停摆的状态。在齐老师去后，我对此事尤觉介介于怀，当凭自力求其完成，以报答所有于我有启导和资助之恩的诸长者。
　　大约是一九八四年年中，我从洛杉矶回纽约。夏老师志清请我在哥大附近的月宫饭店午餐，谈起羽毛田教授之死，不胜唏嘘感叹。羽毛田教授自称是今之维摩诘居士，有其心而无其财；他念念要把华严经译成英文，奈何天不假年。齐老师和他一样都只有教授的待遇：可想而知若稍有薄产，也是由省吃俭用而来，独能为佛教图书馆损出一万五千元，这是何等的眼光和器识。夏老师在最近的一篇长文中提及杜甫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我对齐老师生平所知极鲜，至谢世前后的种种更一无所知，只有“寂寞身后事”可以断言。但是我决定像他这样一位有佛学素养的学人身后不当这样寂寞。我要出本杂志纪念他，成立思贻佛学社纪念他；他不应遭人遗忘。在佛学社中拟先成立图书室（见另文一；重视图书，可以说是我和齐老师的“英雄所见略同”。
　　荀子说过两句了不起的话：“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可以藉以论定我所认识的齐老师。注者说：“冥冥惛惛，皆专默精诚之谓也。”事实上，冥冥惛惛和昭昭赫赫并列所产生的强烈对比，已使这两句话不待解释而自头。齐老师既作了“冥冥惛惛”的功夫，我们愿在佛学社会里看到“昭昭赫赫”的结果。
　　摘自《内明》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