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迦叶如来寺探秘

故迦叶如来寺探秘
　　(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734000)
　　来源：大佛禅院办公室发布者：吴正科
　　摘要：张掖大佛寺初名迦叶如来寺，创建于四世纪初，魏晋时期张掖“元石”的出现是该寺名称的原由。五凉时期张掖在佛经翻译、佛理探研、僧侣培养、传法受戒、石窟开凿等方面综合发展，全面繁荣，迦叶如来寺发挥了“佛学院”和“驿站”的作用，并成为中国初演菩萨戒法的道场和涅槃宗的发祥地。
　　河西走廊的中部，有一座矗立了1700年之久的佛教寺院——张掖大佛寺。至今，这里保存着中国最大的佛教殿堂、最大的木胎泥塑室内卧佛和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北藏》佛经，法宝敷传，琳琅满目，令世人惊叹。在古代，这里曾与8个皇帝和3个皇后有过曲幽迷离的关系，曾经两次从地下出土佛宝秘藏，1970年，又一次出土了包括佛牙骨髓等舍利宝物2000余件……许多史实表明：这是一座在佛教东渐历史上尤为重要的寺院。诸家史志对这座寺院在西夏以后的名称记载比较清晰：西夏崇宗敕建“卧佛寺”，元世祖忽必烈母亲埋葬于此，建有庙祀，称“十字寺”，明永乐敕赐“弘仁寺”，宣德敕赐曰“宝觉”，康熙敕改“宏仁寺”①。这里，就西夏以前张掖大佛寺若干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帮助同仁了解早期大佛寺不平凡的经历，品味她昔日的辉煌和沧桑，更觊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促进学界对大佛寺之研究。
　　一、最初名称
　　关于西夏以前张掖大佛寺名称，有三个“古记”说明：一是万寿金塔地宫出土的明正统六年石碑刊载“旧名迦叶如来寺”②；二是明宣德《敕赐宝觉寺碑记》中提到，西夏燕丹国师去天竺至跋提所睹一碑载如来昔记云：甘泉有“迦叶遗迹”③；三是出自卧佛塑像腹内的明成化、万历、清康熙时期三块记事牌均有“古记云，流沙河地界张掖郡有迦叶遗迹”④。“迦叶如来寺”是张掖大佛寺最古老的名称，自西夏崇宗敕建“卧佛寺”之后，该名称不再使用，明清先辈根据流传或地下出土的“古记”而知此名，随之刊于碑牌，再次藏入地宫或佛像之内，故鲜为世人所知，亦不被方志所载。
　　二、创建时间
　　关于迦叶如来寺创建的时间，卧佛腹内几块铜牌将西夏帝号与西晋年号混淆，记为“崇宗皇帝永康元年”，卧佛腹内出土乾隆十二年重修卧佛殿碑记云：“甘肃张掖郡弘仁古刹有古卧佛遗迹始自晋代永康元年”⑤，而碑文中亦将西夏事件谈为晋代事件。究其原因，“张掖郡”、“流沙河”、“永康元年”、“迦叶遗迹”均为西魏以前名称，与后来西夏的记录混杂出土，明清先辈对诸多流传及出土的“古记”缺乏考证与甄别，以致记载混杂错乱。“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⑥正值张轨据河西之初，中天竺高僧佛图澄至河西，《高僧传》说他“所历州郡，兴立佛寺有八百九十三所”⑦，《重刊甘镇志·仙释》中独有传略，足见与张掖有密切关系。因此说，迦叶如来寺肇建于晋永康元年（300年）是可信的。
　　三、名称原由
　　以佛名号为寺院命名，这在古代极为罕见。据佛经记载，迦叶佛为“七佛”之第六位，出世于此贤劫，亦称“饮光佛”、“龟佛”，他曾举行过一次法会，弟子参加者有二万人。又说他是释迦牟尼前世之师，曾预言释迦牟尼必能成佛⑧。本人观点：以迦叶佛名为寺院命名，与魏晋时张掖郡出现“元石”有关。
　　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张掖郡山丹县金山元川溢涌宝石负图。《魏氏春秋》曰：“状象灵龟，广一丈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马七……”《世语》曰：“又有一鸡象”，《搜神记》曰：“张掖之柳谷有石开焉，始见于建安（196~219年），形成于黄初（220~226年），文备于太和（227~232年），苍质素章，龙、马、鹿、凤凰、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汉晋春秋》曰：“氐池县大柳谷，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白石画之为十三马，一牛、一鸟……”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夏四月，“张掖太守焦胜上元石图，胜上言：氐池大柳谷元石以留郡，本图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二……诏以制币，告于太庙，藏之天府。”孝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临松山石字见，石有金马，字磨灭……⑨唐释道宣撰《道宣律师感通录》中多有此类记载，估计属于奇石、化石或文物之类，再糅杂以“玄谈”，而佛学人士对此解释很明确：这是“迦叶佛时”所造，并且认为早在迦叶佛时期，已有“多宝隶书”⑩。张掖“元石”的出现，是迦叶如来寺创建的先兆，也是迦叶如来寺名称的根源。
　　张掖“元石”从出现到“文备”这段时间，正好是汉张掖郡故城（黑水国城）废弃、张掖新城形成及郡城迁址的时期，全新的张掖郡城诞生后，全新的“迦叶如来寺”随即诞生，公元四世纪初，新筑的张掖郡城南北长约1490米，东西宽约1250米⑾，南垣正中辟门，称“南景门”，迦叶如来寺居南景门之内，根据金塔古台位置分析，该寺坐北朝南，雄居郡城要衢，足见当时佛教被重视的程度。据考证，新张掖郡城内在五凉时期仅此一座寺院，直到北周之际，城区内才有了第二座寺院⑿。可以肯定：我们探讨东晋五凉时期佛教在张掖郡城出现的人物与事件，无不与迦叶如来寺息息相关。
　　四、传播佛学之贡献
　　在五凉时期，自张掖诞生了好几位硕学古德，后来，他们或西行求道，或东游弘法，为佛学之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智严，弱冠出家，公元399年于张掖随法显西去天竺⒀，公元427年后在枳园寺与宝云共译出《菩萨璎珞本业经》、《毗罗三昧经》、《阿那含经》、《四天王经》等14部，36卷⒁。
　　宝云，同于399年随法显、智严西行，“后还长安复至江左，晚出诸经多云刊定，华戎兼通，言音允正，众咸信皈。”当时人对他的评价是：“江左翻传梵为宋莫逾于云”。宝云最初与智严合作译经，智严仙化后，他独自宣译，于六合山寺、道场寺等处译《佛所行赞经》、《新无量寿经》、《付法藏经》、《净度三昧经》等4部15卷⒂。
　　沮渠京声，北凉王沮渠蒙逊从弟，北魏灭北凉后，南奔建康，在公元455年前后，于竹园寺、钟山定林上寺等处译出《治禅病秘要法经》、《佛母般泥洹经》、《净饭王般涅槃经》等35部36卷⒃。
　　道猛，公元449年东游至宋京师，止于东安寺，续开讲席，太始之初，宋太宗创寺于建阳门外，“敕猛为纲领，帝曰：‘夫人能弘道……可目寺为兴皇”，因此名寺为“兴皇寺”⒄。
　　法进，或曰道进，或曰法迎，姓唐。最初驻锡迦叶如来寺，幼而精苦习诵，有超迈之德，被当时在张掖的北凉王沮渠蒙逊所器重。从敦煌请回昙无谶后，自誓而受菩萨戒，随后他给3000多人传授此戒。后随北凉王至姑臧，北凉灭后，随沮渠安周越沙漠，至高昌。在遭遇饥荒中，舍身以施饿人，“饿者悲悼，莫能取者，举国奔赴，号叫相属……”高昌人“于其处起塔三层，树碑于右”⒅。
　　僧侯，俗姓龚，十八岁便蔬食礼谶，“及具戒之后，游方观化，宋孝建初来至京师，诵法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余年”⒆。
　　公元399—412年，北凉初在张掖建都，沙门道龚、法众、僧伽陀等在张掖为沮渠蒙逊译出《悲华经》、《宝梁经》、《方等檀特陀罗尼经》、《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等4部18卷佛经⒇。
　　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交通以及交通主干线上的重要城市格外引人瞩目，梁启超先生曾形象地概括道：“要之，佛教东渐历程，中置亭堠，发轫天竺，以迦湿弥罗为第二驿，由是而犍陀罗，而于阗，而龟兹等，驿驿递进。每经一驿，恒加增其辎重”(21)。进入河西走廊后，敦煌、酒泉、张掖、姑臧（武威）这四座城市逐一排列，敦煌和姑臧成为中国两座著名的译经中心，而走廊中部的张掖在佛经翻译、佛理探研、僧侣培养、传法授戒、石窟开凿等方面综合发展，全面鼎盛。张掖城内的迦叶如来寺，则无可厚非地发挥“佛学院”和“驿站”的作用。
　　五、初演菩萨戒
　　法进授菩萨戒一事及与此相关的人物、事件和时间、地点在《高僧传》之《法进传》、《昙无谶传》，《涅槃经序》、《法苑珠林》、《菩萨戒疏》中均有涉及，但因所站角度和史料来源不同，似有相舛，这里省去繁琐的论述，仅依诸家史料作如下贯穿：
　　释法进，很小就出家，驻迦叶如来寺。当时，北凉国的国都仍在张掖，由于法进“精苦习诵，有超迈之德”，深受北凉王沮渠蒙逊的器重。公元411年(22)，他得知中天竺名德昙无谶赍《菩萨戒本》于敦煌，“乃驰往敦煌，躬身迎接”(23)。将昙无谶请到了迦叶如来寺。法进请来昙无谶后就急于请求他传授菩萨戒，而昙无谶却别有用意地讲道：“此国人等，性多狡猾，又无刚节，岂有堪为菩萨道器？”(24)法进苦求不获，就在佛像前“谨以经文自誓而受”(25)戒，当时，另有一个玄妙的记述是法进在佛像前谒诚七日七夜后，“梦见弥勒，亲与受戒……”昙无谶喟然感叹道：“汉土亦有人矣！”(26)当时，独步河西的道朗“屈其年腊，降为法弟”，也跟从法进受戒，先后随法进受戒的名德僧尼、清信士女有三千多人(27)。后来，法进协助昙无谶译出《菩萨戒本》一卷(28)。
　　菩萨戒法最初由昙无谶带到张掖，再由张掖迦叶如来寺沙门法进传授弘扬，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迦叶如来寺即是中国初演菩萨戒的道场。
　　五、昙无谶及涅槃宗
　　昙无谶，中天竺名德，翻译家，中国涅槃宗宗师。公元411年被张掖僧人法进延请至迦叶如来寺后，北凉王沮渠蒙逊听到他的名声，“呼与相见，接待甚厚”(29)，由此，他与沮渠蒙逊结下了终生之缘，成为沮渠蒙逊的高级顾问，堪称北凉国国师。
　　沮渠蒙逊，张掖临松人，公元401年夺取北凉王位，仍定都张掖，他“素信大法，志在弘通”，先是延揽道龚、法众、僧伽陀等在张掖翻译佛经。当昙无谶初到张掖时，他就急于请昙无谶加入译经行列，为他翻译《涅槃经》，昙无谶因不熟悉中国语言，又无传译，怕言舛于理，没有立即答应。北凉永安十二年（412年）十月，迁都姑臧，同年十一月改元玄始。昙无谶、法进等随之到姑臧。昙无谶学习中国语言三年，至玄始三年（414年）初开始翻译《大般涅槃经》，至玄始十年（421年）十月二十三日全部译出(30)。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的划时代意义，“是解决了当时中国佛教界一场有关‘佛性’问题的大辩论，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般涅槃〉经占据了当时佛教的重要地位”(31)。涅槃学由此广为流传，兴盛一时。从《高僧传》中可以看到，至五世纪中叶，“善涅槃”、“谘受涅槃”、“唱涅槃”者在佛学界甚为普遍。起初在河西走廊传抄、弘扬《涅槃经》最积极者，理当属昙无谶及法进在迦叶如来寺所授菩萨戒的众姓弟子，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通过迦叶如来寺出土涅槃佛像一事来映证。
　　西夏崇宗永安初，西夏国师嵬咩（法名思能）驻锡故迦叶如来寺。有一天晚上，当他敛神静居时，“遂感异瑞，慧光烨煜，梵呗清和，起而求之，循至崇丘之侧，其声弥近，若在潜翳之下者。发地尺余，有翠瓦罩焉，复下三尺，有金甓覆焉，得古涅槃佛像……”(32)所谓“崇丘”就是大土堆，是庙宇基台遗址，五凉时期河西的庙宇均建在在大土台之上，属于一种地方做法。那么，当时掘得几尊涅槃佛像呢？乾隆十二年（1747年）《重修卧佛殿碑记》说“掘得一碧玉卧佛圣像”(33)，而《西夏书事》却说甘州僧法净“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卧像也，献于乾顺，乾顺令建寺供之，赐额‘卧佛’”(34)。从以上资料分析，很可能掘得4尊，其中3尊献给了崇宗皇帝，嬴得了敕建“卧佛寺”的资金，但没有接回供奉的迹象，另一尊碧玉卧佛可能作为镇寺佛宝，被秘藏于本寺。
　　根据发掘的情景和所得卧佛像的数量分析，迦叶如来寺在古代某个时期曾大力弘扬过涅槃学，由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众多卧佛像不得不秘藏于地下，这种压力，似非战争莫能为之，只有“法难”。唐武宗“会昌灭佛”时，甘州属吐蕃领地。北周灭佛时，没有滥杀僧尼、梵毁寺院，并允许州郡保留一定数量的代表性寺院，迦叶如来寺的僧人不至于惊慌到掩埋佛像的程度。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法难”中，曾有：“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35)之禁令，并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36)。拓拔焘如此做主要是给反对者一个明确的态度和立场，诏令却迟迟发布，有意让远近僧界提前知道，得以各自以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37)显然，深埋迦叶如来寺地下的那批卧佛像是北魏灭佛时所藏，此时，北凉刚被北魏所灭，《大般涅槃经》自河西译出后不久，涅槃学思想的弘扬方兴未艾。因此，可以断定：这批涅槃佛像属公元421至444年迦叶如来寺制造的佛像。
　　再说昙无谶。北凉义和三年（433年），北魏武帝执意延请北凉国师昙无谶，沮渠蒙逊“既恪谶不遣，又迫魏之强”(38)，非常矛盾。昙无谶已预感到不测之灾，以寻找《涅槃》后分为借口，固请西行，蒙逊忿其欲去，“遣刺客于路害之”。438年，北魏攻陷姑臧，翌年攻张掖。张掖迦叶如来寺制造涅槃佛像，一方面是弘扬涅槃学思想，另一方面也有对涅槃宗师昙无谶表示纪念之意。至北魏太武帝下令焚破佛像时，不得不秘藏于本寺的地下，迦叶如来寺僧人四处逃散，其中有一位僧人逃至今巴达哈商一带，大概在临终前，刊碑贻与后世：“甘泉有迦叶遗迹，当于来世释迦法中遇八地菩萨，显迦叶之真仪，益恢弘于慧业。自兹以往，如复有善信，能以一花一香致瞻礼之诚者，必证佛果，复生天界。”660年之后，迦叶如来寺地下的佛宝与国外的“古记”分别被西夏的两位国师几乎同时发现(39)。
　　古代佛教历史中，多见有佛宝出土的记载，唯独没有涅槃佛像之出土，为什么在迦叶如来寺遗址中出土了那么多的早期涅槃佛像？为什么后来又在这里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室内泥塑涅槃佛？通过以上阐述而断言：这座寺院是涅槃学最初弘传的重要基地，是涅槃宗的发祥地，同时，也应该说是涅槃宗师昙无谶的纪念寺院。
　　七、佛牙骨髓之谜
　　西夏在原迦叶如来寺的基础上，建成了坐东面西的“卧佛寺”，规模更为宏大。但在卧佛殿上却刻有“七佛”名号，并绘有“七佛”图像，留传至今，这是迦叶如来寺文化的传承。今张掖大佛寺还保留着一座迦叶如来寺初期的古台——万寿金塔古台，这是原坐北朝南的迦叶如来寺最后一座建筑遗址，台基下出土遗留中多见有魏晋和唐代砖瓦。明正统六年（1441年）三月，僧人们自此台中挖出金塔地宫，出土佛像和镇塔舍利宝物508件（块），五月，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王贵督建万寿金塔殿，置原金塔于殿顶，铸三世铜佛供于殿中，并添舍利宝物2058件（块）入石函，镇于殿基地宫中(40)。
　　所谓万寿金塔，即封建皇帝敕建之塔。该塔铸于何时？明代早期的先辈也说不清。1970年11月20日，金塔殿地宫被挖出，其中有碑文中所记的“佛牙骨髓”数块，颜色质地均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佛骨舍利的描述：“击之不坏，焚亦不焦”，这是何代所遗留的呢？迦叶如来寺还有许多历史疑问有待我们逐步研讨。
　　八、结语
　　汉武帝元狩中，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张掖焉支山支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41)。汉武帝以为大神，供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42)。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咽喉之地的张掖，是佛像及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所以明宣宗朱瞻基说：“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43)故迦叶如来寺是传播佛教的重要驿站，北凉之际，该寺院曾经成为初演菩萨戒法的道场和涅槃宗的发祥地，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西北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国家的安定统一曾发挥过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注释：
　　（1）见拙作《大佛寺史探》，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名称的演变》。
　　（2）同（1），第60页，《正统六年兴建金塔殿碑记》。
　　（3）（32）（39）（43）见清顺治十四年杨茂春撰《重刊甘镇志﹣建置志﹣祠祀》之“宝觉寺”条宣德二年御制碑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93～196页。
　　（4）同（1），第64、66、100页。
　　（5）同（1），第112页。
　　（6）（35）（36）（37）（42）《二十五史》第三册，《魏书﹣释老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36～337页。
　　（7）释慧皎《高僧传》卷九，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第356页。
　　（8）《佛教文化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70页。
　　（9）本段记载见清乾隆四十三年钟赓起撰《甘州府志﹣世纪》，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41～42页。
　　（10）《大正藏》史传类，唐释道宣撰《三宝感通录》之《道宣律师感通录》。
　　（11）见拙作《黑水国古城》，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12）《甘州府志﹣营建﹣坛庙》，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万寿寺”条云：“前五代后周时已有之”。
　　（13）《大正藏》史传类，法显自撰《法显传》。
　　（14）（15）（16）《大正藏》史传类，唐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卷十。
　　（17）释慧皎《高僧传》卷七，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第296页《宋京师兴黄寺释道猛》。
　　（18）同（17），卷十二，《宋高昌释法进》，第447页。
　　（19）同（17），卷十二，《齐京师后冈释僧侯》，第447页。
　　（20）《大正藏》目录部，唐释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卷三，北凉。
　　（21）梁起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22）释慧皎《高僧传》之《晋河西昙无谶》中说昙无谶“学语三年，于玄始三年初就翻译。”另，唐法藏《菩萨戒疏》云：“昙无谶三藏于西凉州”受菩萨戒，由此推断：法进自敦煌请来昙无谶的时间应在公元410～411年。
　　（23）（25）（27）《法苑珠林》卷八十五《三聚部﹣述意》。
　　（24）唐法藏《菩萨戒疏》卷一。
　　（29）（30）（38）释慧皎《高僧传》卷二，《晋河西昙无谶》，
　　中华书局出版，1992年。
　　（31）杜斗城《北凉译经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５年，第183页。
　　（34）吴广成《西夏书事》，道光四年刻本，卷三十一。
　　（40）同（1），第60页。
　　（41）《二十五史》第一册，《史记﹣匈奴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作者简介：吴正科（1966—），男，甘肃庆阳人，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张掖大佛寺）副馆长，主要从事张掖地方史研究，有《黑水国古城》、《大佛寺史探》两本专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