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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竟无的佛学方法论(李广良)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李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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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竟无的佛学方法论(李广良)
  内容摘要:佛学方法论是欧阳静无佛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欧阳认为,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佛法研究乃结论后之研究,非研究而后得结论。他指出,佛法研究须明递嬗之理,须知正期之事,以期成一整体之佛教。他还提出了佛学研究主体应该具备的素质及其他条件。欧阳的有关思想对佛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佛法、佛学、方法论
  欧阳竟无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佛学大师之一,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热忱和孤愤气质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是“能转时代潮流而不为时俗所转的大思想家”[1]。在万花筒般的动荡剧变中,他以特立独行的人格操守,艰苦卓绝的求道弘法,深邃精到的佛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佛教思想界和世俗思想界。全面研究他的思想非本文所及,这里只就欧阳大师的佛学方法论做一简单的述评。
  所谓“佛学方法论”一词,是我们对欧阳关于佛学研究方法的有关论述的概括。事实上,在欧阳的著述中,并没有这样一个词。欧阳的治学方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传统的佛教诠释学的方法,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所用的语汇和文体是古老的,但其精神则是和近代社会相通的,他所竭力弘扬的唯识思想从品格上更接近西方思想而不是中国传统思想,而他对方法论的自觉更证明了他的思想和学术的近代性。不过对欧阳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我们不能夸大。事实上,他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的高贵意识,以及最能体现大乘佛教精神的菩提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阳的佛学方法论实际上既不同于传统经学的方法论,也跟近代的纯粹学术的方法论有重大的区别。
  一、佛法非宗教非哲学
  欧阳竟无的佛学方法论建基于他的佛法主体性意识,这种佛法主体性意识的典型表述就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这种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神来之笔,而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刺激下必然形成的。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想是用西方的学术分类标准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重新构造和重新评价,体现在佛学研究上,就是把佛教纳入西方的宗教或哲学的概念框架之中。这也许有助于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但也从深层瓦解了中国佛教信仰的基础。欧阳对此深恶痛绝。在欧阳竟无看来,任何把佛法消融于近代西方学术分类中的企图,都是无效而有害的。所以他提出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命题,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的论证。
  首先,佛法不是宗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具有四种性质:第一,所有宗教都以一种或多种神灵以及本教的创始人为崇拜对象,此崇拜对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二,所有的宗教都必然具有自己的神圣经典,对此只能信从,而不容许讨论。第三,所有的宗教家都必然有其必须遵守的信条和戒律,信条戒约是其立教的根本。第四,所有的宗教家都必然具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此种信仰只是建立在盲目的宗教感情之上,排斥任何理性的批评。佛法与此完全相反:第一,与宗教的崇拜性相反,佛法不崇拜任何神祗,即使诸佛也只能当作导师、善友看待。信奉佛法者仅应依持正法,如果与正法不合,则即使是佛也不应遵从。这是佛法“依法不依人”的根本原则的体现。第二,与宗教对经典的盲从性相反,佛法主张“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所以不必把佛所说法皆执着为究极的真理,对于佛说也可以自由讨论,不必迷信盲从。第三,与宗教对戒律的执着相反,佛法从渡诸众生共登正觉的根本目的出发,视戒律不过方便中的方便而已,所以持戒者应以菩提心为根本,而不必拘泥于绳墨尺寸之中。第四,与宗教对他力的完全依靠相反,佛法的信仰是必须由自证得来无上圣智,所以依自力而不纯仗他力。正因为有着上述四点根本差异,所以宗教与佛法比较起来,“一者崇卑而不平,一者平等而无二致;一者思想极其锢陋,一者理性极其自由;一者拘苦而昧原,一者宏阔而证真;一者屈懦以从人,一者勇往以从己;二者之辨,皎若白黑,而乌可以区区之宗教与佛法相提并论哉?”[2]
  其次,佛法也不是哲学。欧阳认为,哲学的内容大约有三个方面,佛法一一与之相反,所以佛法不是哲学。第一,哲学家的唯一要求在求真理,“所谓真理者,执定必有一个什么东西为一切事物之究竟本质,及一切事物之所从来者是也。”[3]这样的真理只是哲学家们的虚构,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佛法的则不说真理,则但求破执,一无所执便是佛法,故佛之说法,不说真理而说真如。佛法的最高要求不在于求真理,而在息妄破执;能够破除我执、我法,则真如本体自现。第二,哲学所探讨的知识问题,包括知识的起源、知识的效力、知识的本质等认识论中种种主张,皆不出计度分别。佛法则坚持“依智不依识”的原则。识是虚妄的分别,是与之俱起的认识作用。智则不同,它是在智慧的直觉中,直接地把握外物的本质。第三,哲学家对于宇宙之说明,或主唯物论,或主唯心论,或主现象论。此又与佛法有别。佛家唯识学但说唯识,不言宇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故宇宙离识非是实有。”[4]总而言之,“哲学者,无结果之学也!”[5]哲学家的聪慧实际上结出了虚无主义的果实。
  二、一切佛法皆是结论后之研究
  欧阳竟无的佛学又称内学。内学之所谓内,有三义:一、无漏为内,有漏为外也。二、现证为内,推度为外也。三、究竟为内,不究竟为外也。佛学的智慧是现证所得的究竟无漏智慧。用欧阳的话说,“佛法镜智但是现量,一刹那间如物而量,不用比证;一刹那间现前明了,不藉先天,现成即是,不用经验,以是佛法能得究竟” [6]。它不是平常的日用行习思想逻辑所能范围与体悟的。它能“当体即是,何待外求”。[7]就其深层结构而言,是主体心性体证的结果,是一片寂静圆明之境。这种内证的经验,并不是任何纯粹哲理思考所能规范的。
  欧阳认为,对佛法研究来说,“因寂静圆明之境,非世间众生所知,必无漏人乃见得到。此境既非世智所知,即不可以世智相求,于是研究上有两种困难:一、苦无出世现量。二、苦世智不足范围。”[8]就第一点而说,现量是不含藏有思考分别,与知性无关的认识能力,一般人并无可以直接照见真如的出世现量。就第二点说,世俗的凡夫的智慧,是知解的智慧,有漏的智慧,无法范围广大的佛法。
  所以,在正面无路的情况下,佛法研究不得不采取假借之途。第一,假借他人,即假圣言量为比量。在佛学中,圣言量指的是由圣人、佛等的教诲而来的知识。古因明以圣言量为三量之一,为知识的一种来源。新因明则不承认至言量。欧阳一反新因明以来的传统,极力为圣言量辩护,且以之为推论的前提。欧里:“圣言量者,非宗教之教条,但有服从而无探讨;实若因明之因喻,几何之公理也。”[9]他曾 “六十年来阅人多矣,愈聪明者愈逞才智,愈弃道远,过犹不及,贤者昧之。而过之至于减弃圣言量,于真为尤,衡如驳之甚是,应降心猛省以相从。”[10]第二,假借他日。这是相信在阿赖耶识中本来具有,经过久远的时期必成正果,凡发心学佛者,于此最应注意。
  欧阳指出:“一切佛法研究,皆是结论后之研究,非研究而得结论。”[11]对欧阳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观点。他多次重复过这一说法,可见他自己非常重视这一思想。欧阳曾举例说明之。 “如以佛说诸行无常为结论,而研究得其因于生灭。又以有漏皆苦为结论,而研究得其因于无常。又以诸法无我为结论,而研究得其因于苦。如是展转相比,道理尽出,即是研究。否则但知言苦,不详因缘,他人何不可无因而言乐?故学佛者全须用心思维,径路绝而风云通,佛学有之。然不先有结论,专凭世智思量,则亦漫无归宿而已。”[12]
  这一思想非常独特,完全出自欧阳的孤明独发,可说与近代以来的一般学术规范大相径庭。但这与欧阳“佛法非宗教非哲学” 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说:“宗教有结论无研究,哲学者有研究无结论,佛法则于结论后而大加研究以极其趣,非待研究而希得其结论,是故佛法于宗教、哲学外而别为一学也。”[13]这一论断很有意思,但问题在于结论后之研究如何避免出现欧阳所反对的独断论倾向。在他看来,佛法的结论来自于圣言量,来自于现证,是直接体证的结果,不必经由媒介,亦不必经由思考。那么研究的必要何在呢?欧阳以“理”对“学”论之。他认为,学虽是由人建立的方便,但由学可证理,可以发生观量,故学属必要之事。在《孔佛概论之概论》中,欧阳提出佛学研究的四原则,可说与上述思想一脉相承。第一,不可以凡夫思想为基,而必以等流无漏为基也。第二,不必主观,而必客观也。三、不可囿于世间见,而必超于不思议也。四、不可以结论处置怀疑,而必以学问思辨解决怀疑也。
  在“一切佛法研究皆是结论后之研究”这一思想基础上,欧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多闻熏习,如理作意。”[14]“多闻熏习”是他力,即不断学习,接受佛法的熏陶,以引生无漏种子。“如理作意”是自力,即明辨精析,以期思想之大发达。他要求人们精研佛理,以挽救近世以来衰颓的学风。他说:“中国人之思想,非常笼统,对于各种学问,皆欠精密之观察;谈及佛法,更多疏漏,在教理上,既未曾用过苦功,即凭一己私见妄事创作,极其究也,著述愈多,错误愈大,比之西方佛菩萨所说立法,其真伪相去,诚不可以道里计也!”[15]又说:“佛法之晦,一晦于望风下拜之佛徒,有精理而不研,妄自蹈于一般迷信之臼。二晦于迷信科、哲之学者,有精理而不研,妄自屏之门墙之外。”[16]欧阳自己“悲愤而后有学”,精研唯识法相之学,为近代佛学研究树立了严谨治学的典范。
  三、明递嬗之理,知正期之事
  欧阳认为,佛学研究的范围应宽,范围不宽则易衰歇。历史上曾有过各家各派的佛学,而佛法仍然衰歇了,前车之鉴应该吸取。他把佛学分成西方(印度)和东方(中国)两部分。西方佛学先有三藏,后有小大、空有、显密等别,而其学悉汇于那烂陀寺,盖自佛灭之后,讲学范围之宽,无能逾此地者,西方佛学亦以此为终。至东方佛学,如关中之空,慈恩之有,匡庐之净,曹溪之禅,南山之律等,皆本诸西土。其中禅宗虽杂有我国思想,然理与空宗相合之处,仍出西方也。欧阳认为,佛教范围虽大,内容仍是一贯,仍有条理充实。今之研究亦将由分而合,以期成一整体之佛教。他的抱负就是建立一“支那之那烂陀”。这是一种宏大的近代学术理想。
  欧阳的近代学术眼光还体现在他所开的“现科学之科目”上。其中包括:(1)唯识学;(2)法相学;(3)因明学;(4)印度哲学;(5)印度历史学;(6)佛法律学;(7)佛法心学;(8)佛法美术学;(9)梵藏英日文学;(10)中国古文学。[17]这完全超出了传统佛教教育的狭隘范围,透露出新的时代精神。
  欧阳提出,对佛学研究来说,有两件大事须要承担。第一,须明递增之理。即是弄清佛法历史递变的理路,把握佛学史上最重要的几个阶段。(一)佛在世时。此时佛随机说法,虽在当时未即记载,但大小空有的义理皆具。后来菩萨详细发挥,总不外其范围。(二)佛灭度后,二十部小乘兴净,都是切实可资研究的。“其间说理精粗颇有等差,其最精处且有接近大乘性相两宗而开其先路者。”[18](三)龙树破小。这是大、小转移的一个关系,“所云一切皆空者,空其可空,乃最得我佛之意。”[19](四)无著详大。这是继龙标之说而圆满之,故二家缺一不可。(五)唐人荟萃。唐人于无著以来的各家学说皆得会通,然其后绝响及千余载,须大家担当,一起继承唐人的佛学研究事业。欧阳提出一重要的原则:“对于旧说,须抱发明义,不可抱违反主义。”[20]第二,须知正期之事。这是关于佛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应用问题。可分两点。(一)整理旧存。包拯鉴别真伪和考订散乱。真伪之鉴别在不轻置信,在读书细心。又旧存之书多有散乱,必考较异译论其短长,为之勘定,而后可读。对于经典著作,亦须加以抉择。在《精刻大藏经缘起》中,欧阳提出了“刻藏整至教以永慧命”的三事,即 “删芜、严部、考订”。在求佛法之真的精神指导下,欧阳一派对近代佛学的资料之搜集、整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二)发展新资。也包括两点:借助梵、藏文,一也;广采时贤论,二也。梵、藏文中重要典籍末翻译者极多,如能参阅其书,多所依据,立论乃确。时贤议论不必尽当,但读书可以由反面以见正面。欧阳以自己的治学经历来说明之,他说:“如法相要义散漫难寻,吾昔年读《掌珍论》中驳相应论师数行,而得相宗大概;又如因大乘非佛说而得研究途径,证明大乘实有演绎佛说而成之义;皆其例也。”[21]
  欧阳又提出了他的读书立法。凡读佛学书者,首先应习文字般苦。“文字般若能娴,而后观照般若不谬;观照般若既习,而后实相般若相应,故文字之功斯为至大。”[22]次应学习因明,以资论议。而要登堂入室,还须注意四人、四忌。四入是:(1)猛入。即勇猛精进,“如数百卷书之一气连读,又如任何种类之取裁,不分昼夜之思,又如空宗之般舟三昧,教中盖有如此猛晋之事,本可忽视也。”[23](2)徐入。徐徐进入,融贯浸润,凑泊之时,自然生发。(3)巧入。有反证法、借径法等。“三藏十二部皆反覆申请之言,而能入之法不一。如佛法本甚庄严,宗门之悟道乃向青楼浪语中得之。”[24](4)平入。这是指循序渐进以至纯熟。四忌是:(1)忌望文生义;(2)忌裂古刻新;(3)忌蛮强会违(泥古不化);(4)忌模糊尊伪(如华严学者之尊《起信论》)。概言之,佛法研究乃积累的功夫,创新的事业,既须明理,又要善学,把信仰者的虔敬与学者的严谨和创造性结合起来。如此方可期望接续佛法的慧命。
  四、因力、可能、缘助、兴趣
  欧阳的佛学方法论还包含了对佛学研究者的系统论述。欧阳及其师杨文会苦心孤诣,非常重视佛学人才的培养,一大批现代英才皆沐其恩泽。欧阳在其论著中,详细地阐明了佛学研究主体应具备的素质及各项主客观条件。
  研究之因力。此即从事佛学研究的目的因、动力因。一般但言学佛是为求离生死,此因犹非真实。欧阳另提出二语:“亲证法尔,大往大来。”[25]亲证法尔即发菩提心,所谓以菩提心为因;大往来即大悲,所谓以大悲为根本。“因须通盘打算,而后有力。因谓依,是人依我,非我依人;因又谓自,仗自不仗人。所谓法尔,即自也;万法皆由法尔缘起,故有力能生。”[26]这里强调的是“依自不依他”的自由精神,自证超越的理性精神。如陆象山所说:“六经皆我注脚”,佛学亦然,从亲证法尔下手,则十二分教皆我注脚。
  欧阳提出,“大往大来由于信得因果”[27]。必须相信因果报应的法则。一般世俗学者以因果报应之说为老生常谈,多不于此致意。真学佛者则须以信因果心为根本,以大雄无畏的精神,悲天悯人的怀抱,树立济度众生的悲愿。这才是根本的因力。
  其次是研究之可能。欧阳以大乘佛教的六度作为佛学研究的六种可能途径,即“自凭藉者”,其实质是要求以六度自律,像大乘菩萨一样全身心投入佛学研究之中。应该指出的是,欧阳对六度的解释相当自由,并不完全符合六度的传统含义。(I)布施。无我归命为布施,不留一毫私用,将此身心奉献才有力量,孟子所云:“能尽其才者也”,佛希望人皆尽其才,皆以出世法为目标而归命。(2)持戒。持戒是为了自我约束,以免放逸。戒如马捋,马受捋则力强而行速;学亦以戒为方便,而后有可能。我们的经验中,也有此证明,如作事不废时光,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但乱念极耗岁月,去乱念即是戒。(3)忍辱。忍辱本分三种: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谛察法忍。欧阳刚只说谛察法忍,“济察法忍之为忍辱,谛察则有味。”[28]其意是要求对甚深难解的佛法义理,能以坚韧的意志观察思索,穷研彻究。(4)精进。这是能力的根本,佛力充足,全在精进。“精进为因,般若为果;股若为相为体,精进为可能为功用。又般苦为总相,精尽为条理,故佛智骨髓在此,空宗贯六度以般若,相宗贯六度以精进,即是意矣。”[29]欧阳举例说:“如世亲治小乘,则由有部而经部,而俱舍,继而舍小入大,则又先法相,而后唯识,健行不息,此最能精进者也。”[30](5)禅定。毕生定向无他志,是为定。(6)智慧。欧阳着重强调了无师智、自然智。所谓无师智是不必经由别人的指导而自家即能显露的智慧。自然智则是不依赖人为的努力与造作,自然地生起的觉悟的智慧。这些虽非当下可能,但应随顺自然的倾向,读书多闻,尤须于此致意。
  第三是研究之缘助,即辅助条件。有三:(l)指导门径。欲学之省时省力,不可无师,不可我慢,然而有许多人自高自大,每每趋向无师。欧阳甚重师道,在其《支那内学院院训释·释师训》中,他不仅详细阐发了师道的哲理,而且驳斥了佛教界的一些传统谬说。欧阳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有情之所以为有情,莫不皆有作师之责者在。”“佛者第一义也,师者第一义也,今而欲作师,是之谓作佛”。[31]所以他发愿作师,实践作师。师以知见为体,师道是为人之学。他揭露一般为师者的缺乏师道说:“道之不明也,自私自利以为学,攘夺压迫以为政,而其所以为师者,解惑授业而已,有何道之能传?而其所以为业者,衣食住为业,发展维持强权为业,物质为业,人生日用支配为业。而其所以解惑者,解其业所不通而已。”[32]而佛教界一直“非僧不许为师”,限制师道于极小范围,心地又是何等狭隘!当务之急是弘扬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国理。盖自私自利之学兴,攘夺压迫之政行,而师道亡矣!”[33](2)问辩释疑。此乃朋友之事。朋友之间的辩论切磋,能委宛曲折地显示学问的奥义。(3)多接藉参考。这是指向古人学习,并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
  第四是研究之兴趣。研究须合众,离群索居则无生趣。所以研究佛学者,(1)须朝夕之过从;(2)须风物之怡快以畅天机;(3)须有暮鼓晨钟之深省。具此三事而后兴趣勃勃。
  欧阳竟无的佛学方法论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限于篇幅,恕不—一列举。总而言之,作为近代佛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欧阳竟无运用东西方理性共通的方法论指导佛学研究,且不厌其烦地论述方法问题,是极其罕见的,这其中的良苦用心值得深思。而欧阳自己的学术成就,除了激于自身生命的痛苦境遇外,就是得益于他那清晰而独到的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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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雷泉先生语,见《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浙文选》编选者序。
  [2] 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须》,《欧阳竟无集》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3] 同上。
  [4] 同上,第10页。
  [5] 同上。
  [6] 欧阳竟无《与章行严书》,《欧阳竟无集》第184页。
  [7] 欧阳竟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须》,《欧阳竟无集》第7页。
  [8] 欧阳竟无《今日之佛法研究》,《欧阳竟无集》第23—24页。
  [9] 欧阳竟无《与章行严书》,《欧阳竟无集》第184页。
  [10] 欧阳竟无《破新唯识论序》,《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四册,第510页。
  [11] 欧阳竟无《今日之佛法研究》,《欧阳竟无集》第24页。
  [12] 同上。
  [13] 欧阳竟无《与章行严书》,《欧阳竟无集》第184页。
  [14] 欧阳竟无《今日之佛法研究》,《欧阳竟无集》第24页。
  [15] 欧阳竟无《唯识抉择谈》,《欧阳竟无集》第90页。
  [16] 欧阳竟无《与章行严书》,《欧阳竟无集》第185页。
  [17] 欧阳竟无《与章行严书》,《欧阳竟无集》第185页。
  [18] 欧阳竟无《唯识抉择谈》,《欧阳竟无集》第105页。
  [19] 欧阳竟无《今日之佛法研究》,《欧阳竟无集》第25页。
  [20] 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研究会开会辞》,《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第103页。
  [21] 欧阳竟无《今日之佛法研究》,《欧阳竟无集》第25页。
  [22] 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院训释》,《欧阳竟无集》第72页。
  [23] 欧阳竟无《谈内学研究》,《欧阳竟无集》第33页。
  [24] 同上。
  [25] 同上。
  [26] 欧阳竟无《谈内学研究》,《欧阳竟无集》第33页。
  [27] 同上,第34页。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院训释》,《欧阳竟无集》第38页。
  [32] 同上,第43页。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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