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鉴真和大明寺

欧阳修、鉴真和大明寺
　　大明寺位于扬州西北郊蜀冈中峰，清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说“诸山皆以为是寺为郡中八大刹之首”。寺院殿宇雄伟，古色古香，其中以平山堂最为有名。
　　平山堂由欧阳修初建于宋庆历八年（1048）。时任扬州太守的欧阳修极为欣赏这里的清幽古朴，于此筑堂。坐此堂上，江南诸山，历历在目，似与堂平，平山堂因而得名。宋秦观在《次韵子由题平山堂》中说：“栋宇高开古寺间，尽数佳处入雕栏。山浮海上青螺远，天转江南碧玉宽。雨槛幽花滋浅泪，风卮清酒涨微澜。游人若论登临美，须作淮东第一观。”平山堂素来被称为“淮东第一观”。
　　欧阳修在大明寺侧建平山堂，成为文坛佳话，更是儒佛文化的交汇点。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他识字。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因为天资聪颖，刻苦勤奋，往往书还没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他的叔父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后来，欧阳修成为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时，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在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
　　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失败，被贬河南邓州。积极参与新政的欧阳修，“慨言上书”，一度下狱，后被贬为滁州知州。在滁州任上的第二年（1046），他在《晚泊岳阳》中这样写到：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
　　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
　　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
　　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日暮钟声，岳阳城里应是灯火辉煌，美丽无比，而自己却漂泊城下，闲卧舟中。只见一轮皓月，悬于空江之上，可是江面云水茫茫，前路又在何方呢？夜深月亮洒下清辉，又传来舟子晚归时的歌声。这歌声引起多少思绪，其中感情体味不尽，只感觉轻舟短楫，疾去如飞。诗文中充满惆怅之意，对前途茫茫无知。
　　因为时常闲游山水，便与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滁州知府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文字生动，语言精美。眼前的山水，把他引入了一个恬静的境界，他陶醉于优美的景色，身心愉快，舒适安闲，安住在详和的生活。这里，禽鸟因山林而乐，人们因太守游而乐，而太守则是因百姓乐而乐。欧阳修苍颜白发，颓然坐于众之间，眼睛微闭，眼前的景物是优美的，人是欢欣的，欧阳修也被这和谐的气氛所笼罩，陶醉了。 欧阳修以“醉翁”自称，旷达自放，摆脱宦海浮沉，人世纷扰，在这远离都市的山水之间，把自己的心灵沉浸到闲适、恬淡的情境里，获得了一种平衡、和谐的感受。
　　欧阳修的感情能从新政失败的阴影中很快调适过来，应该说与智仙和尚的交往分不开的。尤其智仙和尚建的亭子（醉翁亭），成为滁州太守疗伤的地方。
　　1048年，欧阳修转任扬州知府。上任后不久，在蜀冈大明寺建平山堂。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六云：
　　平山堂在蜀冈上，《寰宇记》曰：邗沟城在蜀冈上。宋庆历八年二月，庐陵欧阳文忠公继韩魏公后守扬州，构厅事于寺之坤隅。江南诸山，拱揖槛前，若可攀跻，名曰平山堂。寄魏公书有云：“平山堂占胜蜀冈，一目千里。”谓此。其时公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湖折荷叶，遣妓取花传客，事载诸家说部中。
　　据《避暑录话》记载，此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均能隐约可见；并记述：“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去邵伯湖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浸夜，载月而归。”《避暑录话》的作者叶梦得在哲宗绍圣初，中进士后曾在六、七月之间到平山堂。他看到环堂四周“老木参天”，并有竹子千余竿，大如椽，将阳光都遮掩了。当时大明寺有一位八十余岁的老僧，当年曾经见到欧阳修，他对欧阳修筑建平山堂，与寺僧交往等等往事，历历在目。另据《墨庄漫录》记载，欧阳修在大明寺平山堂还亲自种植柳树一株，人谓之欧柳。欧阳修还为此作词一首《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文中有“手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再据《艺苑雌黄》记载，一日，欧阳修送刘贡父守淮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长江南岸诸山较近，有人认为这是欧阳修“短视”。此事被苏东坡引为笑料，因赋《快哉亭》，及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可见，欧阳修当时在大明寺内筑建平山堂，乃为时人所注目；而与佛教高僧的结交往来，也成就了一段儒释文化交相辉映的佳话。
　　当然这并不代表欧阳修崇信佛教，后来，反而做了不利于佛教的一些事。欧阳修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八月，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在编撰史料中，就删除掉有关佛教纪事二百余则。
　　南宋·志磐《佛祖统纪》中讲到这件事：
　　……（唐太宗建寺、斋僧、施僧之事，）事见《旧史》，欧阳《新书》并删去之。铠庵曰。君举必书，故曰史。史者，所以记当时失得之迹也。以故恶如弑君必书，丑如蒸母必书，岂以其丑恶而不之记耶？是知修史者，不没其当时善恶之事，斯可为信史也。昔范晔著《汉书·西域传》始论佛法，陈寿志《三国》，则忽而不录；唐太宗修《晋书》，于沙门高行时有所取；魏收于《北史》著《佛老志》；李延寿于《南史》作《顾欢传》，凡帝王公卿毁赞佛老者，莫不悉载。其于二教之偏正优劣，当年今日，未尝不明识所归。欧阳氏之修《唐书》《五代史》也，于佛老之事则删之。夫《唐书》，唐家之正史，非欧阳之私书也，借使不足法，论之可也，岂当以己所不好而悉删之耶？是知无通识者，不足以当修史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较系乎人之好恶。韩、欧、司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诋诃。及退之问道于大颠，永叔闻法于圆通，君实广文中子之言而作禅颂：“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禅颂六章》见《司马公文集》）是三贤者，始恶而终好之，惜乎，闻道之晚，而其先出之言莫可收也。吁，佛法之取舍，果在於人之好恶，可不审乎哉！”
　　志磐禅师说的有道理。“君举必书，故曰史”，皇上的一举一动都要记录下来，是非是由后人评说的，虽丑恶事亦必书之，虽贤者亦不为讳，这才能称得上是史官的作为。欧阳修怎么可以单凭一己之好恶为进退，心鲠夷夏之辩而治史乎！故欧阳虽得号为文坛大家，而治史终当远逊于班迁！
　　欧阳修对佛教的态度可见一斑。另据宋笔记《道山清话》（无名氏）载：
　　一长老在欧阳公（修）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
　　另，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也说：“公（欧阳修）幼子小名和尚。”
　　看来，欧阳修对佛教不屑一顾，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僧”（和尚），含有轻贱之义。但他与另一位禅师契嵩相识相交，似乎对佛教有所觉悟了。
　　契嵩禅师七岁出家，十九岁悟道，深得仁宗赞叹，宠赐封号为“明教太师”。当时欧阳修以儒家的立场，毁谤佛法，并有多人响应。契嵩禅师著书立说，加以驳斥。当欧阳修看到禅师的文章时，被折服，说道：“不意僧中有此龙象。”于是前去拜望，见到明教禅师后，不觉肃然起敬，说道：“以前我不知道佛的奥妙，毁谤佛法，现在我完全醒悟了！”
　　志磐禅师《佛祖统纪》卷四五也记载了欧阳修与佛门的因缘事：大致在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游庐山谒祖印禅师之后，他对佛教禅宗的态度便有所改变。据《佛祖统纪》记载：谏议欧阳修为言事所中，诏狱穷治，左迁滁州。明年将归庐陵，舟次九江，因托意游庐山，入东林圆通，谒祖印禅师居讷，与之论道。师出入百家，而折衷于佛法。修肃然心服，耸听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时排佛为之内销，迟回逾旬不忍去。
　　以上记载事实的时间跨度有的较短，有的稍长。伴随着欧阳修的仕途之路，对佛教的态度，他排斥过，矛盾过，也同情过，尊重过，甚至赞叹过。欧阳修到了晚年，根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少作《本论》三篇，于二氏盖未尝有别，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夏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此时的欧阳修似乎对儒家佛家一视同仁了，再无分别。
　　平山堂在咸丰年间毁于兵火，现存建筑为同治九年（1870）方浚颐和重建。民国四年（1915），运使姚煜重建。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953年、1979年、1997年进行了大修。平山堂与大雄宝殿相毗邻，面南而建，五楹，七架梁，硬山屋顶，西南设卷棚，北有短廊与谷林堂相接。堂前古藤错节，芭蕉肥美，通堂式的敞厅之上。如今悬在堂上的“坐花载月”、“风流宛在”的匾额正是追怀欧阳公的轶事。堂前朱漆红柱上有清太守伊秉绶所作的楹联：“过江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与众宾欢。”上联以山喻人，显现当年高朋慕名而至，谈古论今的盛景；下联借《醉翁亭记》中句，表现欧阳修无法施展抱负的郁闷和乐观自适的落宕情怀。
　　几度风雨，几度沧桑。我们站在平山堂前，透过宋瓦清砖，婆娑的树影，看到平山堂里觥筹交错，一侧的大明寺却晨钟暮鼓，清静无为。江南的清风细雨冲洗着世间的凡尘俗情，却书不尽“文章太守”的情怀和佛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