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相融现象的透析

三教相融现象的透析
　　兴安厚之
　　唐代诗人姚合官金州刺史时，曾有一首诗赠给寺中的小和尚，诗中说：“我师文宣王(孔子)，立教垂书诗。但全仁义心，自然便慈悲。两教大体同，无处辨是非。”从而成为安康最早提出“儒”与“释”大体相同观点的人。迨至北宋，后山居士陈师道寓居金州时也说：“圣有去来，维缘与时；法无高下，悟则同归。人而有争，弃理用情；知者不言，道则自明。孔(子)李(老子)二氏，与释而三；一人之传，或说或参。人有利否，教则多门；何以二之，白云晴天。时移俗变，昔法今禅；孰为予夺，同业而然。”将三教同业合一的道理，说的明明白白。故清代兴安知州王希舜云：“黄老浮图之教，原与吾儒并立。一主乎实；一主乎虚。”嘉庆间，兴安知府叶世倬更是一语中的，他说：“三圣哲之教，古古今今，功无不著于社稷，泽无不被于苍生，故得神人洽合。”
　　从以上可知，聚儒释道三教于一堂之风，在安康由来已久，佛教界称为“侧道傍附”，亦称“儒释道合宗。”溯其起源，当在五代期间，北宋以后即已发展成熟。流传于安康凤凰山之吕洞宾被黄龙机禅机点化的故事，就是仙道傍附禅教的典型事例。据《紫阳县志》到《传灯录》载：
　　“凤凰山西擂鼓台，昔黄龙机禅师坐定黄龙洞中，相传常现说其上，。吕祖云游时，倚崖听之。师知其仙，诘曰：‘座下何人’？曰：‘云水道人。’复诘曰：‘无云无水奈何？’吕无以答。曰：‘有黄龙出。’吕顿悟，改号纯阳，取乾九之数。遂入真。留诗云：‘弃却瓢囊捽琴，如今不峦汞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悔从前错用心’。又曰：‘台名擂鼓与天齐，四顾群山座座低。隔断往来南飞雁，只留日月过东西。’”
　　由此不难看出，吕洞宾见黄龙机后，已弃仙入禅，从而倡首性命双修之说，开始傍附释教。在平利县南水坪白云寺遗址上，有一处摩崖刻石，传说是吕洞宾礼拜观音留下来的诗：“古木丛林号白云，高岩更去谒观音。路登青嶂上头上，寺隐白云深处深。法鼓震开天地眼，飞轮推出圣凡心。时人到此如中悟，何必南崖海上寻。”他取禅宗为修性以作修长生的基础，亦犹儒者取禅悟以为求功名之资本，故有“时人到此如中悟，何必南崖海上寻”的感悟。即身成佛，亦就是即身成仙。因此道家说：“佛经详性功而略命功；道书详命功而略性功。修性功可以得漏尽通；修命功可以得天眼、天耳等五通。惟性命双修才可以成大道。北宋时，在紫阳瓮儿山仙人洞修炼的张紫阳说：“世人根性迟纯，执其有身，恶死悦生，卒难了结。黄老悲其贪著，乃以修生之术，顺其所俗，渐资导之。”也认识到仙非究竟，禅宗乃为究竟。这种思想影响到普通老百姓中，便有了仙即佛、佛即仙的认识，仙佛一堂，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重续兴安府志》云：“陕南密迩周至(县)，李二曲学说早浸淫于吾兴(安)，其主‘敬存’，皆以圣贤为归宿，固已家朱程而户陆王矣。李二曲即李顒，是继陕西张载之后，清初著名理学家，是当时的大儒。他于宋代朱熹、程颢、程頣兄弟，以及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主张各取所长，重社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主张各取所长，重视实学。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对安康地区的儒学曾产生深远影响，嘉庆以后出现的安康大儒 董诏、王玉澍、张补山等，皆以躬行实践为先务，自人伦、日用、语默、动静，无一不轨于圣贤中正之说，而又无一不尊崇佛释之教，认为人的一切德行，非禅不深；一切觉智，非禅不发。儒家静固定，动亦定之说，即旁通佛教禅学。因此，双溪寺海珠和尚讲：“儒之立教，至正之大，譬如‘孝悌’二字，自生民以来，无有出其右者。如来立法教人，原未尝离却‘孝悌’，也与圣人之道相合。”明末，安康进士刘宇尝说：“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对此，海珠和尚亦说：“遇境即过，毫不染我，此心虚灵不昧，自无外物混淆。圣人教人虚心应物，即释氏教人削除妄念。妄念不除，则触事不空；心若不虚，则物来不应。两教固同，原无不合。正是这种儒与佛并立，原无不合的思想影响，儒之圣人与释之圣人，就没有轩轾。”
　　道光十八年(1838年)，汉阴《重修龙冈古庙碑》中，汉阴通判张其翰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仙佛者流，皆以清静为宗，而其心归于拯救众生，解释烦恼。论者谓：儒之道兼善天下；仙佛之道独善其身。是殆不然，古今来无不悲悯之圣贤，即无不慈悲之仙佛，其心一也。儒自尊儒，释自尊释、道自尊道，则亦门户之见耳。聚孔子、释迦、老子于一堂，吾知其必有合也。天下未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者之可以成佛作祖也。”而旬阳县水磨乡所立之《修建三圣庙碑》说的更明白的：“三圣之生也不同，而时亦不同，而心则同也。不同而同，同属于善而复其初也。春秋无孔子，则乱臣贼子何以惧？天下无佛法，则世间滆洞之恶 徒，阴司何以得解脱？天下无道敬，则水火旱潦之灾何以清除？此正三圣之所以天地同德也。”
　　安康人从佛教传入之日起，就把儒家的纲常名教，道家的鬼神学说与佛家的出世观念结合起来。据《南山采藢》一书中《巴公崖记》载：“两晋时，释慧远在庐山结白莲社，倡导弥陀净土法门，以老庄学说来宣传佛教。这里出土的东晋画像砖上，就是安康最早的佛释造像；最漂亮的莲花纹(即宝相花纹)装饰图案；最神秘的羽人飞升造型；最能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迁徒场面。在这里我们还看到神情肃穆的儒土，飘带绕身的供养人以及‘尾大如斗’的狮子，在魏晋玄学和老庄思想影响下，儒释道和谐地聚在一起。”从而使佛教思想兼收并蓄，成为中国封建上层的一部分，和官方支持的哲学发挥着同样的职能。明嘉靖间，安康禀膳生员汪腾鲲在《光复莲花寺碑》文中说：“佛谓福善祸灾之说，轮回转报之应，自吾儒详之先王之道，彼固渺冥怪诞，狂妄不经。然其说曰：‘某为善，某王福之；某为不善，某王祸之。’见像者惧，闻谈者惊，亦足以动深山穷谷至愚至顽之夫，俾明心见性，敛除凶气，消除邪气，栗栗然禁其欲而不敢自放，亦少有补其未闻道之人，不其仅可容哉。”汪腾鲲在此把儒家容纳佛教的原因铨释地明明白白，是以儒家经典《易经》中的“观卦”有言：“圣人以神道设教，天下服矣。”
　　安康佛教徒，自唐宋以降，信奉禅宗和净土宗。禅宗的著名人物怀让大师是安康人，因此唐以后，安康禅宗独盛。万春寺、金堂寺、天圣寺以及旬阳的清凉禅寺、千佛洞等，都是禅宗临济宗的传人。清嘉庆间，双溪寺日杲禅师，湛深佛理，深得郡人信仰。发展百丈戒律，制定双溪寺禅林规约。安康知县马允刚欲为置产，作为寺中僧人的膳食。他谢绝说：“出家人当以募化焚修为本，若有恒产，则坐而食，殊昧佛氏托钵乞食之旨。居士若有意惠僧，可布告各檀赿，于作餐饭时，为僧人积一撮粮，以施众僧足矣。”于是始有募化盆米之缘，事为他处所无。遂开期传戒，迨至海珠和尚，已传戒6次。每逢期前数月，自远方来的僧人络绎不绝，加上本地僧徒 檀赿，不下二百余僧、二千余人。供应学习，毫无所吝。清光绪初，海内大德印光法师礼双溪寺海定律师受戒，开端净土。据《重续兴安府志》载：“印光法师持双溪寺度牒及日杲禅师所辟之宗派，布遍全国”，自是净土宗遂极倡盛。但是，到了清末，佛学深湛的高僧先后圆寂，安康各寺院的僧人于经、律、论三藏中，只注重诵经念佛。浩繁的佛教经典演绎、注疏、乃至禅宗公案、偈语、议论、传戒等逻辑推理和活动，自此已不再见。
　　由于佛学的衰落，这一时期民间的宗教信仰出现了泛化，开始追逐功利性目的。正如严如煜所说：“信教之人，其初念皆怀成佛成仙之心。而惑之者，则亦曰持斋念咒，戒淫戒贪，以善报德，遂相信从，实袭释氏之唾余，以因果动人”而已。反映在修建庙宇上，不仅是“三圣一堂”、而且“鬼神一堂”，宁陕县老姆台，本名石佛台，清光绪二十七年重修时，就成了“上殿释迦佛祖，廿四诸天；中殿十八尊罗汉、瑶池金母、无极太上、文武圣人、列圣众仙；下殿五位娘娘。”一堂而聚众多的仙佛，尊卑凌躐，不伦不类。更甚者，如汉滨区白鱼乡“七圣宫”，本樵子上山砍柴偶然发现陷于泥涂之观音造像，乡民因垒石作墙，迁像居之，而名“观音堂”。但是由于兵火和时疫，便增设了关帝和药王像，以为伏魔济众。后又将龙王像纳入庙中，遂扩大庙貌，再增文昌、祖师、天仙，而更名“七圣”。这里的圣人就超越了“孔子、释迦、老子”三圣范围，凡神祇都成了圣。小寺如此，大寺也不例外，据《重修月池寺碑》载：“汉江之滨有古寺焉，名月池寺。历祀如来佛祖、无量祖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韦驮菩萨、财神菩萨、药王真人、观音佛母、送子娘娘诸神。”月池寺碑中所奉祀之神就是典型的释道兼祀，从中反映出安康一地民俗宗教信仰的功利性。汉族寺院所供菩萨，一般都是文殊、普贤、观世音、地藏四位，月池寺竟把护法的韦驮也升格成菩萨，把观世音菩萨变马了佛母，更有甚者，还把财神升格成菩萨。很显然，这种情况，深深烙印着汉代以前“敬鬼神、重淫祀”的信仰习俗，它不仅反映出安康一地对民俗宗教功利性根深蒂固的认识，也反映出对佛教文化的浅薄理解。兴安知府叶世倬在《重修雷神殿碑》中，就对此作了严厉的批判：“山中乡村寺观，多奉祀神鬼于一堂，特僧、道藉以诱无知之民，焚香许愿，施舍金帛，其渎实甚，非祀也。”他希望仙道傍附，“各如其位，庶几降祥布泽，大庇一方，有以佐圣治之休和而慰群黎之仰望也。”而宗教信仰泛化之现象，却是有增无减。曾任旬阳知县的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披露：“教之名称不一，曰清香、曰圆顿、曰太阳、曰天主、曰白莲教，皆山内所有。清香、圆顿、太阳，不过斋公居士藉此引诱善男信女持斋念佛，作会安坛，敛取香钞作糊口之资而已。天主亦各自为教，高者谈性说天，低者袭释氏之唾余，以因果动人。清香各教多老翁老妮；天主教则人多文弱；白莲教托弥勒降世，既持斋咒，兼用符箓。”
　　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主要是安康一地固有的“敬鬼神、重淫祀”的民风习俗，再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老百姓的生活总是穷因潦倒，总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逆来顺受，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而宗教所提倡及实践的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使弱者解脱的哲学，当正宗的佛教文化走向衰落，其它各教趁机渗入，这就产生了取而代之之势，而这些教派教义，又都是藉佛教名义宣传因果报应之说，劝老百姓或统治者行善为来世积功德。对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人们来说，从中可以得到某种精神安慰和对“来世”幸福的虚幻许诺，因此它一经出现，就在本地得到了比较广泛传播的机会。安康一地即有“圣谕坛”和“素门”教派，是诸杂教中最活跃的教派之一。圣谕坛：原来是地方讲解皇帝诏令的地方。但是到了清代晚期，除朔望宣讲圣谕，宣讲法戒录外，还宣讲各种善书，从而衍变出一种宗教仪式，在平时活动中，开始“奉七圣夫子。以关圣为主，及以文昌、桓候、吕祖、三丰、济佛、钟离等神。”据《重续兴安府志说》说：“兴安城(圣谕坛)有化一文社，四乡亦各有坛，紫阳尤盛。主其事者曰主科，并择坛内有资望一人为副科。入坛者须向坛前宣誓：遵守戒律。年纳香资，名曰‘担子金’。曾向其问取名之义？据云：担经赴各乡宣讲，或为人超亡祈福，均须人力，故各出资财共撑义举之义。”圣谕坛，源于四川，道光间从四川传入安康。其相习已久，故糁以冥鸾乩像，假神道以化民，实为修行捷径，故信从者颇众。素门：据《重续兴安府志》云：“以守戒、茹素、诵经、放生为旨。内又分东正、西乾、大道、普度等门。入其教者，先立香，须历若干日，方传以坐静方法。其教徒以妇女为多，未及入圣谕坛之普遍也。”以上两种是载入地方志的，可说是“正史”。而未入志乘的正不知还有多少？故严如煜云：“教之名称不一。”
　　主持这些五花八门教派的人，并没有湛深的佛学理论。况且佛理深微，这班人何由知觉，只是借了“佛圣”的名头，邀名誉，使势利，诳骗钱财而已。严氏说：“所煽惑者，皆系有田产之人，假托持斋念咒、戒贪戒妄、可以成佛成仙。地方有传教之人，久之引诱渐广，村落中则乡约客头吃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吃教，而习教之徒，其初念皆怀成佛成仙之心，是以惑之不悟。遂相信从。”光绪间，安康凌济澜居士就尖锐指出：“今各教大盛，溯其由，皆因百姓愚民易惑难晓，传教者生出许多杜撰‘佛法’来蛊惑群众，有等缙绅士夫，或为公事牵涉遭贬斥的；或因战阵败北，逃出性命的；或为欲除豪滑，力薄计疏，反遭播弄的；或因上司不明，滥用职权，而被冷落的；或老年有累，欲求解脱的；或因仇家侧目，早避波及的；或因有才不售，郁郁不得志的，往往投入教派，图个相互帮衬，藉势壮胆，自家安宁。有这班人在内，其教焉得不盛。”
　　面对儒学不振，佛学衰落，许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呼吁改变这种现象，光绪三十年(1904年)，安康廩贡董铭竹居士，写了一篇《正教》的文章，以儒学思想阐述振兴佛学的必要。文章说：“儒兴则礼义化成；佛兴则人心向善；邪教兴则风俗浇漓。孔孟尝言：‘人性皆善’，实为至当不易。儒学不振，是世风所致；佛学衰落，是禅林无大德卓锡。故措绅士夫杜门默念，独善其身，致邪教肆行，其习教之徒，皆城郭乡曲颛愚耳。目不睹《诗》《礼》之书，未闻忠信之言，亦未闻佛法佛理。有为善之心，而不知为善之道，误入迷途。这等人，以圣人之教为高远难臻，惑溺邪教捷径，以为佞教持斋，便可得到来世富贵，成佛成仙。正不知‘大节有亏，小行不录’。若能参透这八个字，自无事不由道理，无事不善。何谓圣贤？即此便是为圣贤的根基；何谓成佛成仙？即此便登仙佛境界。孟子曰：君子反经而矣，经正则庶民兴，民兴则斯无邪思矣。嘉庆间，叶世倬、董朴园先贤，特重儒教，博士弟子，教在闾里，弦诵数十年间；日杲大师，倡明佛法，善男信女，扳依座下，传戒授徒，动辄数千之人。此所谓海众安和，大地清吉，无所谓邪教者也。溆浦严君如煜说：天地之道，阴阳消长而已。有阳不能无阴，有正不能无邪，《易·泰》象曰‘交泰’，泰运方隆，则小往大来。君子道长而小人道消，君子之道、之长，亦惟聚君子于朝。正教之兴，则必使城镇村落间，多读书之正人。读书人多，则持教之愚昧民少，此即援本塞乱源之至计也。”
　　在城中缙绅们呼吁倡导下，光绪二十七年前后，安康儒释二教，曾出现了中兴之势，兴安郡之关南书院，安康县之兴贤学舍，重视人才培育，作成了一批儒学之士，其登巍科、赝显仕；或乐道家居，均能崇实黜华以廉主义著。乡镇之中亦纷纷设立小学堂，教子北读书明理。双溪寺主持方丈海珠和尚，顺应僧众和檀越愿望，开期传戒，宣讲佛法，重申禅林戒律。关南书院山长凌济澜在《海珠和尚五传大戒碑》中称赞说：“和尚纵无治世之功，不诚有度世之德哉！”进而又说：“是举也，历代国家所遵崇者。何也？盖凡民生齿日繁，良莠不一，与其多一顽民，不如多一善士。清静戒律，诚为济六道之慈航；济四生之法药。我和尚既本佛圣相传之妙旨，复遵皇帝特重之玄经，不辞险阻艰难，培植古寺，普度群生，俾大地化作莲池，使中原融成净土。谓和尚有度世之德也，可谓和尚有治世之功也，亦未尝不可。”
　　安康佛教这种中兴之势是短暂的，随着海珠和尚圆寂，其徒古禅接充方丈，惜僧腊不永，仅传戒一次，即行示寂。后继乏英才大德，于佛学毫无建树，振兴佛教成了一句空话。民国初，天圣寺达寿和尚充任方丈，锐意图治，振兴宗风，效日杲禅师之德行，制定戒律，整顿丛林，开单接众。并遣其徒古成、古莲、古训、古鼎、古原、古今、古醒等，先后四出求戒，安康佛教似乎出现一线曙光，但仍未能扭转逆向。这是因为民国新政权刚刚成立，社会还不安定，出陬间盗匪横行，城镇中豪强肆眼下虐，人民叫苦不迭。因而，打着佛教因果报应说辞，却又以道教组织为要基的清香、 圆顿、太阳等教趁机又活跃起来，甚至波及到各大寺院，竟出现了所谓“十方寺”和“子孙寺”。于是以双溪寺为代表的十方寺，仍然勉为其难地坚持斋戒，早晚诵经念佛：而天圣寺等子孙寺僧人则动五荤、作吹、打、唱、念等非戒律许可的事。正是这些子孙寺的僧徒，置佛法于不顾，与民间清香、圆顿、太阳等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也做水陆放焰口，拜忏设斋，应世俗一般人的要求，因而成稿于1941年的《重续兴安府志》谓：“可云是(安康佛教)最衰期。”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复，主要是由于安康独特的地理环境，邻楚 界蜀，山大林密，交通阻塞，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就象《陕南文化概览》一书分析的那样：对这里的老百姓来说，任何宗教都是一样的。他们不需要明辨各门教义的细枝末节的差异，教主的来源及其身世，只要某种宗教能让痛苦的灵魂暂时得到休息，他们就皈依,就献身。这就是这些教派总是把佛、道相融为一的原因，也是安康宗教走向泛化的原因。
　　(作者单位：安康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