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教育之宗旨、目标与施实原则

僧教育之宗旨、目标与施实原则
　　前　言
　　在上一期（一九九二年元月二十出版）《略谈未来佛教僧伽人才之分类与规划》一文中，我们以僧伽“人才结构”的观点，揭橥了僧教育必须有“计划”与“量化”的理念。本文则暂时搁置这样的理念，重新回到“如何办好现代所需的僧教育”之原始问题上进行思考，从而就一般性的“共同观点”，来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既要把握原始的佛教精神，又要立足在传统汉传佛教的基础之上，办好能顺应现代及未来教团及世间需求的基本僧教育理念是什么？
　　我们的想法是︰办僧教育的人对此类问题的理解是不可以模糊、混淆和摆动不定的，尤其僧教育工作者更不可以不去思考过此类问题就办起学来了。因为，如果只凭著现实的需求或一时的热忱，及一些尚未经过筛选、整理的粗糙“经验”，就兴冲冲地办起学来。效果，凭良心说，不是没有；不过不是过度崎形偏极，就是效果不彰，了无发展性，再不就是各家学院功能重覆、或者乍起乍落后续无力……等等。不但不能得到教内普遍认同，甚至还深度垢病！劳民伤财又劳心劳力，最后落得草草收场的例子，民初以来屡见不鲜。佛教是讲求智慧的，可是办起教育来却常常如此狼狈，实在有违佛法精神！
　　所谓“谋定而动”，像僧教育如此牵涉重大的事业，若事先能有一番慎密的理念方案，则可避免长久以来土法炼钢，过度随缘缺乏整体计划的弊病，而让僧教育的效果达到最大，这也正是本文最重要的目的。另外必须澄清的是，僧教育广义的说，一切师徒间私下的授受乃至道场中大众共住的薰修等，都可以包括在内。然而本文（及将来诸篇）所要讨论的，则是专指狭义的“学院式”僧教育而言。
　　当然，所谓的“办学理念”，其实还是很含混抽象的，为了更具体清楚地说明理念的内容，本文将就僧教育的“宗旨”、“目标”与具体的“施教原则”等三部分来说明。
　　正　文
　　壹、僧教育不彰的弊害
　　曾在教界中听到两则正确性尚待评估的说法——一则是︰想要害谁，就教谁去办“佛学院”；另一则是︰（好像是慈航法师说的）能把佛学院办上两届（一届大概是三年吧！）就是菩萨了。听来不禁令人莞尔，可是莞尔之外，我们也不禁要反省︰佛学院真的这么难办吗？还是它不值得办？
　　教界由于长久以来的人才不继，各道场似乎已到了求才若渴的程度。然而教育毕竟是百年树人的事，在缓不济急的窘境下，往往一个初发心的佛弟子，在一换上僧服后，就被迅速地要求投入常住工作当中（名之为发心修福报、消业障？）。如果寺院的组织及教育功能还健全，像古来的丛林一般，具有固定的教授僧职，以教授各类的新进人员的话，倒也无妨。甚至具有清净海众，新加入的出家人能在大众中薰陶历炼，自然而能潜移默化也是可以的。然而实际上呢？今日的台湾佛教寺院（大陆寺院也差不多），连有“海众”的地方都找不到几处，何况还要“清净”！而清净已是难以觅得了（基本上，依戒律的最低标准而言，男女共住的道场是排除在外的），何况还要具有“如法教育功能”的道场。台湾佛寺大部分人数稀少，如果住众中都是些未受过如法僧教育的人，我们能期望一个以好心出家，而且又已经很快地投入常住工作中（无论是否出于自愿）的初出家之僧人，能受到良好而完整的僧教育吗？台湾佛教的僧伽形象一直不彰，无法令高知识份子信服的原因，即或在此！一个初出家，凡事不知，世俗习气仍很重但却具有高度学习渴望的青年僧，在最需要被栽培，被教育的时候，往往被他的出家常住单纯地以“常住需要人”为由，而投入了常住工作中【注一】，阻碍了他最宝贵的学习机会及阶段，教界也因此失去了很多可造就的人才，殊为可惜！可痛！
　　即使最后实在有不得已的因素，必须让部分未受完足够僧教育的僧众立即投入常住工作，我们仍必须在良心上认知︰既然都是出家人，应该都想往自、他二利的了生脱死之目标迈进的。能力、根性与发心虽有不同，但真为生死，厌离五欲与上求下化的心态，基本上却是一致的。如果说这群都已经“辞亲割爱”，脱离世俗社会互动关系的人，却还要聚成一个团体，再去从事一些分工与合作的社会（或类似社会）行为，那么这样的行为必须是对自利、利他的修道目标具有正面价值的行为才有意义。否则，他又何必出家？与在家又有何差别？
　　再者，佛门中的各种职事，从世俗的差别立场上看，或许有身份与资历的不同，所担任之工作有轻、重、广、狭，甚至尊卑的差异，但他们修道的心愿与实践，也必须同等地被适的当栽培与安排。单方面的迫于道场的现实，而将尚未完成教育的出家人，推向一个不太适合他的工作场域（例如：刚出家就担任弘法师、负责建筑工程、担任教职、从事公关，乃至一受完戒就去担任住持或道场领导职等等），往往会在繁忙的事务工作中，渐渐的将彼等修道的清净愿心，与初发心时的那一念纯粹的出离意志给抹杀掉，这无宁说是教界的一大损失！
　　总而言之，即使是立刻下了常住工作的初出家者，无论他的工作是什么，都必须同时施与相应于修道最基本需要，及其个人根性所适合的僧教育。以使之能逐渐学习并具备实践佛法的知见与能力，并且也让他们渐次学习，从自身的工作中（无论那一种工作）去完成佛法的实践。忽略了最起码的僧教育，是一种近乎杀鸡取卵的行为，那会造成教界人才缺乏的恶性循环。孟子曰︰“以不教之兵驱之战，是谓残！”在人才尚未训练完成之前，就令他从事过多俗务性的工作，而未能施予同等甚至更多时间的僧伽解、行教育，最后他将会因为认不清出家的原意、身心的疲惫躁动以及戒律与修持的缺少，而渐渐的产生对修行的茫然感！。好的，就一直在那里挣扎、疑惑，对出家的价值与未来，不能有踏实的收获与方向；中等的，就在一些与三学不相应的庶务工作中，增长了世间习气，退失了原有的道心；较差的，就接受并合理化了这个事实，认为这就是出家人唯一该做的，而忘失了出家人尚有更重要的、不共于世间价值的修行解脱，甚至还反过来以此为出家之价值，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这些世俗“成就”。长此以往，受害最深的还是教界及各个常住！所以，无论教界或常住多么需要人，以僧格不具，僧教不足的出家僧众投入繁杂的庶务性工作而不能同时给予足够的教育，不但对佛教本身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损害，而且也可能违反佛教的解脱精神。
　　贰、僧教育的宗旨
　　纵观佛陀一生的行化事迹，及原始僧团律仪生活的精神，再再都显示其所从事及运作的“僧教育”内涵，是有其特定之教导方式的，并非单纯的只是投入法务或寺务工作而已。固然投入寺务与法务工作，也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但那终究不是基础性、教理性、计画性及具有一贯性、时效性的僧教育内涵，而且也缺乏严谨的僧教育目标与宗旨之导入。因为，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身份？要教导什么样的僧教育内容？而各个不同阶段的僧教育内容，要如何或依什么样的佛法标准与宗旨，来安排其教育内容及其先后顺序（也就是传统所说的“道次第”）？再者，这些不同阶段的僧教育内容，又分别要达到怎样明确的僧教育目标？在受教者的身心上要分别达到怎样的成长效果（身心应有的、可明确检验的表现或觉受等）？凡此之类，都是我们在考虑僧教育的施设之时，应当要事先确立清楚的。
　　换言之，以广义的角度说，完整的僧教育其实就是一个出家人一生修行的道次第！为了不使一生的修道次第杂乱失序，甚至因此而修行落空难阶道果，所以，一个“完整的僧教育规划”，无论是对自己或对下一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绝不同于，一出了家就毫无次第的，只是随著自己的想像或常住的需要，或一头栽入寺务工作，人前人后地忙碌；或读著终究与解行不甚相应的佛学院，尽学一些增长分别心与我执习气的佛学知识；或不知天高地厚的，就要参禅、修密去了……等等的。这些修福、学教、参禅、修密等等，当然都是修行，问题是，初出家的人，适合立即从事这些所谓的“修行”吗？这与佛陀对于僧教育的教学次第与僧教育的基本要求相符合吗？在从事这类“进阶的”修行之前，是否应该先建立更重要的僧教育基础呢？如果略过了更基础的僧教育内容，而直接进行上来所说的进阶之修学，或许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也可能稍有“可观的效果”出现，但这些表面的效果，确实能达到真实的自利、利他与长久佛法住持的功能吗？还是只如古德所说的“狂花无果”而已？
　　窥诸今日的汉传佛教生态，虽然隐隐轰轰地，有著许多光鲜而多元的发展，但学无次第各行其是、教理分张各立其宗、以说为证、以福为德乃至少修寡证甚至虽修而闇证居多等等现象，也一直是今日汉传佛教的重要隐忧！而这些隐忧的发生，正是由于一开始的僧伽养成教育，即缺乏严谨的次第性与扎实而完整的僧格陶练所致。
　　这里所谓的“完整的僧教育规划”，乃是指：要有一个完整而一贯的、依于佛法知见所建立的“教育理念”；依于这个理念，而建立出具体的“僧教育宗旨与目标”；为了达成这样的宗旨与目标，将会有一些实施的“原则”给予确立；之后则依于这些实施原则，而研拟出包括解门与行门等内容在内的“具体教育重点项目”与“实际操作的方法”（广说请参考＜僧团共住理念＞），而实际进行僧教育的操作；最后，则是检验教育成果的诸多明确标准之安立（主要是“菩提心”与“菩提行”的表现，广说请参考＜菩提心修要＞）。唯有透过这样严谨、有计画、有理论的僧教育过程，我们才能保证让初发心出家的僧人，能确切地把握并完成其出家的初衷，令自、他皆得解脱；同时也才能令其在将来，成为佛门中各类有用的人才。
　　有鉴于所谓的“僧教育理念”，往往过于抽象，其实它就具体的表现为“僧教育的宗旨”，因此本节将试著依于大乘佛法所共许的见解，提出僧教育由最初到究竟的五点僧教育之宗旨如下︰
　　（一）令新出家者彻底舍离世俗习气。令彼能将世俗习性与出家道念生熟互转，从而顺适僧团之如法生活与运作（主要是戒律的止、作二持），而不致于退失道心，甚而破戒、恼他等。（以大小乘戒行之学习与实践为主）。
　　（二）令彼能认清出家人之责任与应有之形象。从而更进一步的陶养其高尚之大乘佛教情操与僧仪、僧格等，使成为人天敬仰之模范，成就名、实相符之大乘僧宝。（以大乘知见之慧解与大乘道心、僧格等的陶练为主）
　　（三）成就其修持与实证佛法之能力。有次第的教导一切出家僧伽所必须具备的，修学大乘佛法之知见及修行能力（前项宗旨重在大乘理论，此则重在实修方法的理解，当依于道场的宗派传承或修行宗旨而建立）。令彼能独立实践大乘佛法的自我修行，从而完成一个大乘出家人所应完成的最基本责任——自利，即便投入佛教工作中亦不忘失道行，或令道心变质。（依于前二项之基础，而起如实之大乘实修与实证）
　　（四）进一步陶炼其住持佛法，乃至弘扬佛法的愿心与能力。如何在自利已逐渐坚固的前提下，复不以自利为足，亦不耽于自利自了的安乐自在，更勇猛的发起投入僧团事务、成就道场住持与大众修行增上的大乘菩提心。（前三项重在自利，此则向于利他的发心与实践）
　　（五）以教育成功之力，建立大乘六和敬之僧团，并使僧团得以和合、强固及常住在世。如何发心与如何实践大众的和合共住（广如＜僧团共住理念＞所说），以建立具有清净幢相及自利利他功能的大乘清净僧团，乃是一切佛法得以常久自利、利他的共同基础。因此，完整僧教育的目标，并非以个人的成就为足，它的成就是以如法大乘僧团的完整建立与住持为最终目标的。（然亦须依于前四项宗旨为基础，方能如实而无有过失及障碍的，完成此项宗旨）
　　由于政治的影响、人才的凋零与传承的失落等因素，造成了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的僧教育机能，萎缩到一个非常大的的程度，再加上清初以来出家考核制度的废除，使得汉传佛教僧伽除了“受戒”一事算是具体（却非常短暂）的僧教育过程外，几乎终其一生就不再受任何“正式而有计划的”僧教育了。好一点的，还懂得找道场、寻知识，参访求教，如果幸运还可以学到修行相应的法门。差一点的，也就安安份份地在丛林、常住中老实发心，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僧伽的威仪、修学的次第、道心的涵养等，也就很难有计划地增上和要求了，一切都只有看各人的因缘和造化。幸运的，在经过几年摸索之后还能够成就僧伽的威仪，在修道上相应；不幸的，也就这样在大众中平平庸庸地，道业若有似无地过了一辈子，除了薰陶一些出家生活的气息外，恐怕还是浪费了宝贵的出家生命居多。最糟的，则是那些本来就道心淡薄，习气垢重的狮子虫，剃了头换上僧伽服装后就东飘西荡，再加上僧教育本来就不彰。于是他也就乐得对出家事一切不知、一切不学，出卖佛法而讨五欲活计，甚至以摧残佛门形象，败坏法门规矩做为他的“毕生志业”。近两、三百年来汉传佛教凋零迅速，究其原因大抵如此。
　　今日汉传佛教之所以衰败不振，可以说就是由于长期以来僧教育的过度松散、放任，缺乏完整的、符合佛教解脱及大乘利他等精神的僧教育思想、理论及实践体系，从而也不能发挥有效而完整的“全僧格”之僧教育功能所致。今后若欲中兴佛法，重建法门形象，则“完整的全僧格僧教育规划与实施”当是最根本之道！今日办佛学院或其他僧教育的大德，如果能深切地体认这一点，了解“教育”乃是百年大计，是一切住持佛法工作中最根本、最切要的行动，就必会静下心来仔细深思熟虑其内涵，而小心谨慎地从事了。同时，办僧教育虽然备极辛苦，但因为知道它的重要性与关键性，因此必能难行能行、坚忍为教地长期坚持经营，不但不会中途而废，而且更会思考如何令其能完整且长期的传承下去的。
　　参、现代全僧格僧教育之目标
　　上一节提出了五项僧教育的“宗旨”，依此宗旨之确立，为成就此一宗旨，我们必须先拟定具体、完整的僧教育目标。这些“目标”或开或合，或为根本，或为时代因缘之特别需要而别开，我们归纳今日的完整僧教育之目标，大致有以下八项︰（待续）
　　【注解】
　　注一：为常住工作、劳役服务等，具有消除业障、培积福报、调柔身心、圆满人际、增长知能、成熟僧格等等的好处，其本身即是僧教育的一种方法，当然不可偏废。这里所说的，乃是指不以教育为目的，纯粹只是道场人力的运用（有些道场的职务或工作是不适合初学者担任的），而未能有相关的教育配套施设而言。如此，固然也使得新学者修了一些福报、学了一些知能，但最重要的心性调练、道心道格与佛法基本知见等教育，却反而在工作的投入当中被忽略掉了。
　　（一）依于大、小乘戒律的精神与实践，建立佛教中之标准僧伽形象，使成威仪庄严、戒行清净之僧众【注二】。这是针对个人之“戒行”（止持为主，作持为辅）及“威仪”（种种细行）而做的要求。要确实认清的是︰无论我们所办的是那一级或那一宗、那一类的佛学院，甚至是一个综合式的佛学院，我们决对不是在办一般的学校。这里的学生，尤其是出家众，也不是普通为学问而学问的学生（如果是这样那他应该去念一般大学的宗教科系）。对出家众而言，如果僧教育连最基本的“出家人行仪、气质与情操”都培养不出来，那这样的僧教育将要以何为基而名之为“僧”教育？那怕它传授的知识再高深，连为“僧”的形象都没有了，那里还会有僧的情操？连僧的情操都没有了，那里能成就僧才？既然不能成就其为“僧才”，那僧教育又为何要办？
　　我们看到不少以追赶日本或欧美“佛教学术研究”为目标的佛学研究研（虽然不如此说，但骨子里有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所聘的师资、所开的课程，大多与世俗的所谓“学术研究”有关，但与佛教中所说的，以信心为基础的“解门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一般人常混同这两件事情）【注三】，这类僧教育机构所极力要培养的人，事实上与一般的世俗“学者”并无差别。因此往往教育出来的，只是世智辩聪、疑心病重、我慢心高、道念羸弱、难以发心、以说为行的“俗人”，而不是具有虔诚信仰、清静离欲、谦敬自处、无我发心、意志坚强、解行合一的“僧人”。即使学僧中也有具足僧伽形象与情操的，试想：天天在和那些以排除“信仰因素”为基本态度的学者和同学在一起，他们所关心、注重和讨论的会是什么？而他汲汲营营所从事与追求的，也都是世俗学术上的“创见”（少修未证的凡夫佛法创见，常常正是以盲引盲的媒介！）与“成就”（世俗的名位与名利不正是出家人所当远离的？），以这些作为努力的目标，不正是与修道背道而驰吗？久久，他的佛教情操必然就要大大减低、消损！更何况这当中还有很多是僧格尚未确立、信心尚未坚定、解行尚未成熟的青年僧，在这种名利心强过修道心、疑心胜过信心的环境中，而仍能维持出家身份者，恐怕已是非常难得了，如何还能奢望这样的学僧，能有多高操的僧格及多坚固的道行呢？
　　当然，我们不是不能培养做学术研究的僧才，而是必须先认清僧教育的本末与缓急次第！应先将一个僧伽的根本道心、情操、戒仪及修行建立稳固了，再让他依个人的发心（如果有缘的话），投入所谓的“学术”研究中。如此不但不会与佛教传统的义理研究相违背（以修行解脱及利他为目的），同时在菩提心的引导下，也可以转化成一种真实的自利利他之修持，这样的次第与效果，才合乎上来所说的僧教育之宗旨。因此，我们可以说，“建立佛教中之标准僧伽形象，使成威仪庄严、戒行清净之僧众”正是一切僧教育最为首要与重要的基本目标，有了这样的基础，一切后续的僧教育功德，才有可能真实的生起与确实的坚固起来。
　　（二）培养其适应群体僧团生活之能力。此又分两部分说︰
　　１、依律安住的团体生活。这是指“作持”及“羯磨法”为主，“止持”为辅的群体戒律生活而言（不同于前项以个人戒仪为主的目标）【注四】。基本上我们确信：唯有一个人能不逃避大众，能担当自己在僧团当中的责任，具有与大众和合共处的能力，才能具备自我修行、解脱的资粮及能力。毕竟，佛法是在“面对”中求，而不是在“逃避”中得的。此外依照律典中所表现的佛陀本意看，佛陀虽没有明文规定比丘们一定要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却在在地指示，并在律中规定了，出家众必须“结界”以过一种“具有团体约束力”的生活方式。以凡夫的立场说，在僧格尚未成熟之前，就过度地离群索居及离远众生，既显示了人格上可能存在的某种偏失（太孤僻、孤傲或与人应对有障碍），而且也失去了修道的助缘及教化众生的愿行。
　　因此，在戒行、道念、佛法知见、出家知能与修行经验等尚未坚固之前，在如法僧团中学习与历练，是僧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环！而佛陀亦因此为僧伽的群居生活，制定了很多个己和共住中共同事务的行为标准与六和敬的共住法则（主要是羯磨法），做为实践“以法摄僧”之僧团理想的基本依据。当在个人行为上，或教团公共事务上，有了共同事务或纷争时，透过一定的开会（羯磨）形式及戒律规定（法），都可经由大众清净的摄受力而予以澄清及解决。而且既使是个人的戒律行持，也常常需要其他出家人，甚至是一整个僧团的羯磨法之配合，才能持守得圆满（例如出罪或受戒等等的成就）。换言之，也唯有在僧团中，才比较容易将个人的戒行持守得如法如律。因此无论从个人的佛法学习、道业增上或戒行清净等立场上说，如法僧团的共住共修，都是非常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然而，佛法传入了“法治”观念一向不彰的中国，再加上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佛陀所制的戒律生活，一直无法在汉传佛教的化区当中，全面而如法地展开与实践。又因为历代的战乱，以致戒律的研究文件大量地焚毁丧失，从而使得戒律的研究与弘扬更加的困难。随著戒律的长期没落，佛陀在世时所建立“以法摄僧”的僧团佛教，也就一转而变成汉传佛教“以德摄众”的祖师佛教了。在传统的汉传佛教中，维系僧团运作于不坠的，与其说是具有绝对权威的“法”与“律”，倒不如说是具有相对权威的“人”与“名”。如果说还有“律法”，那也大都是指依于“止持”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揉合，而改变与创生出来的所谓“丛林清规”。但所谓的“清规”，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固然也具有其摄僧与助道的功能，可是一方面它失去了“作持”或“羯磨法”的内容及精神，另一方面毕竟它仍是人为所订定的，所以也失去了在解脱上绝对的权威性与必然性（戒律乃唯佛能制之故）。
　　所以，当汉传佛教中还有“公认”的“祖师”时，教团或寺院的自清与六和敬功能大抵还得以运作，但当汉传佛教中没有了祖师（或者说“祖师”太多？）时，则教团乃至单一寺院，就难以发挥其自清与六和敬功能了。这正是传统汉传佛教依人不依法的最大缺点与危机之所在，传统汉传佛教丛林，常常给人一种“有家法却无佛法”的映象，原因也正是在此。（每每当佛教生态自己不能自清时，恐怕就得靠外力来清除佛门中的病毒了，历史以来的几次灭佛事件，甚至包括近代文革的毁佛在内，或者就是这种共业因果累积的结果吧！）
　　如今，为了汉传佛教能多少回归佛世时代“以法（戒）摄僧”的本怀，令汉传佛教教团得以如法而强固地安住与弘扬在世。则让今后年轻的汉传佛教僧伽，皆能够而且乐于依法、依律，和合共住一处，并以“依法（戒）摄僧”的羯磨精神，重新再建立起清净的六和敬之僧团幢相，再依此大乘僧团为基础，共同实践内修与外弘的大乘菩萨道之修行（而不是个别出家人的单打独斗），才是真正令佛法常住的一劳永逸之计。
　　２、培养传统汉传佛教僧人的基本能力，如敲、打、唱、念及寺务、法务工作等，一切汉传佛教僧伽所当具备的基本知能，并使之皆能依此知能，发好心投入常住的工作中而不惧、不厌、不迷失。　 太虚大师在检讨其僧教育之缺失时，曾痛切而明确的指出︰
　　“（佛学院）学出来的人，除去讲经、做教员、或办刊物等以外，亦几以回不入原来的寺院僧团而作僧事。……而后今各处仿办的学院，亦几于为“寺僧社会”添造出不切实际、不符宗旨的游僧了”【注五】
　　窥诸今日许多佛学院的毕业僧，又何尝不正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常常我们看到的学院学生，总是以“不做寺务”、“不会唱念”、“不知应对”为清高，学得满腹教理、经论（还不知道学得对不对、完不完整呢），却总是执理废事、固执己见、我慢矜高、孤僻成性，眼高手低难以与人共事，认为常住很多事情都是不如法、低俗而令人不屑为的。如果有机会，常住或许还可以（也只能）让他讲讲经、教教书、办办杂志什么的，可是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教书及讲经的人啊！常住更需要的，是能上恭下和、谦敬处事、随缘尽份、耐心耐烦、任劳任怨，具有正知正见，肯脚踏实地办事的修行人，而不是知见一堆、光说不练，趾高气昂、坐享其成的怨恼书生。　太虚大师自己所办的佛学院即已经如此，今后我们办的佛学院如果还不思有所修正与预防，则必然将更加的如此“游僧化”了。
　　通常是，佛学院的毕业生回到常住后，视繁杂的寺务与法会为畏途，总认为那是与修行无关的，而且要他去做那些事，也是埋没他的所学。自无德行又受用现成，既不知惭愧感恩，又理所当然的认为凡事都应该配合他的需要，至于大众共住中的权利与义务，他若不是完全不加措怀，就是漫不经心地虚应了事。对于自所不知的僧伽知能，既不知惭愧也不愿意虚心学习，镇日自怨怀才不遇，书空咄咄又心胸狭隘，埋怨师长、埋怨道友、更埋怨道场，总是在那里若有似无地散布一些负面的情绪或思维。结果，岂止是不能为常住训练出有用的人才而已？甚至是为常住制造出有问题的人来，这才是僧教育中最冤枉的事！
　　如前所述，僧教育的宗旨之一就是要教（僧）团坚强，可是教团的坚强，必须先求各寺院常住的坚强；而常住的坚强，则必须要有各类学有专长的僧才投入方能致之。因此，我们培养出来的僧才必须具有传统僧人的各种知能，方能为教团乃至各常住所用；这些僧伽必须能真诚、欢喜而又随缘地担任起常住的各类工作（当然亦有一部份是替教团而非单一常住工作的），才算是成功。否则，人才偏极化的结果（都只能当教员、办杂志），造成了僧才供需的不平衡，正是前面　太虚大师所说的僧教育之主要缺失。
　　这当中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常住中刚好需要教师从事教学工作，那么这类缺乏传统僧伽知能训练的知解僧，就会急著在还没毕业之前，就忙著回常住“卡位”，因为这样刚好可以有个职位，好让他躲过繁琐的传统知能学习与寺务运作，也不必再如其他师兄弟或道友一般的“由基层干起”。问题是，这样的心态，以修道的立场说，本来就极为不当，有的甚至一回到常住就身居“要职”而睥睨一切（这多少也与身为道场主的人之观念及警觉性有关）。这样不但造成了常住日后，纯以世间学位取才的怪风气（从来佛法就是以“德”取才的，而今却反其道而行），而且，一个心态不恰当及缺乏实际寺务经验与传统出家知能训练的知解僧，其所学习与强记而来的佛法概念，往往只是纯理论而未经实修生命历练过的佛法“知识”。以这样修学背景的人，作为道场的干部或思想传布者，可想而知，道场将因此渐渐的导向以“知见的讲说”为主，从而也极可能使得道场的实修风气与僧伽之道格逐渐的削弱。这样的僧教育所造成的问题，就不只是上文所说的“游僧化”所能涵盖的了。
　　可见，传统汉传佛教僧伽所当具备的基本知能之学习与运用，不但关系著传统道场的继续维持而已，其实它也是一种修道的训练方式！透过这样的学习与实际运用，一方面能调熟修道人的心性，同时也能使学僧将所学的佛学“知识”，透过传统知能的日常实践，而将之熟化与内化为个人真实的修道体验，而不再只是纯知解的佛法学问而已。这样的修道体验，不但可以澈底改变道人的心性与习气，同时也能增上他的道心与道格。如此一来，不但可以避免　太虚大师所说的“游僧”问题，同时也才不会使得道场渐渐因为这些学僧的毕业回到常住，而造成道场修道气氛的薄弱与消损，反之甚至还能更加增上道场的修行气氛！这应该就是僧教育最为重要的价值了。
　　以上所提两项目标，主要是指“戒律生活”、“以法摄僧”及“传统技能”上的训练与要求而言。
　　（三）培养其自我解脱的基本佛法解、行能力。此一目标的重要性是很明显而本然的，固然大乘佛法所最先注重的是发菩提心，及行菩萨行，其所欲施与众生的，虽有种种应机方便不同，但最后却仍然是以生死烦恼的“究竟解脱”为依归。经云︰“自未断烦恼而欲令他断烦恼者无有是处”，大乘行者固然可以将个人的生死解脱置之度外，但为了如实度化众生，教导众生解脱自己的烦恼，则自己必先具备解脱的知见与行持则是必要的。因此，培养学僧具备自我解脱的基本佛法解、行能力，正是僧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
　　然而，有些兴办僧教育的大德，却认为：佛学院只是负责教导“佛学知识”而已，修行的事得毕业后回到各人的常住再去进行云云。这种在佛学院的教育中，将佛法知识与现前生活甚至佛法修行断然切割【注六】的错误教育观点，正是今日僧教育效果不彰的主要原因所在！显而易见的，佛法的学习与正确体解，是永远无法抽离佛法的亲身实践而独立存在的，光只是知识的累积与思维，永远只是与妄想分别及个人经验相应的纯“知识”而已，古德所谓“说食数宝、入海算沙”，指的正是这种徒解不行的佛法修学方式。佛学的知识如果未能透过修道体验，及时转化为与佛法解脱相应的直观之“智慧”，则知识所罗织出来的“所知障”，恰好是我执与烦恼的最佳触媒与来源！上节　太虚大师所说，陷入眼高手低、以说为行窘境中的佛学院“游僧化”，有一大部分内在的原因正是在此，看看今日的佛学院毕业僧，不也有不少是如此的？
　　再就另一个角度说，出家修道，无论发心大小，能力高低，毕竟“渐渐增加智慧、降伏自身烦恼”也是所有出家人必须努力达成的基本共同目标。在修学佛法及为教服务的过程中，如果连自身所面临的烦恼考验都无法有效降伏或突破，那他又如何能继续安心修学或发心为教投入呢？因此，如何在僧教育中，安排实际可行的解脱知见课程（而不是过度庞大却又难以实践的解脱理论），并令学僧透过实际的禅观修持，在自己的生活上实际运用所学，而得到真实的受用，乃是继“戒律生活”之后的第三个僧教育目标。（待续）
　　【注解】
　　注二：此下各项目标主要都是以“比丘身份”为对象的通泛说明，但事实上这当中?依出家身份之有无，及所受戒律的浅深，而有教育内容的差别。若是沙弥或净人、白衣阶段，其理想之基础教育，尚有专属的沙弥及净人之教育宗旨、目标及原则等，详见＜沙弥教育的精神与要点＞（原题＜建兴佛教从完备的沙弥教育做起＞）一文之讨论。
　　注三︰关于“佛门解门”与“佛学学术研究”之间的差异性，将另以专文讨论之。
　　注四：由此可见，完备的僧教育环境，是不适合以近代的“纯学院”型态来进行的，因为这种隔离式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院教育，固然有专注不受外在人、事影响及按计画学习的优点。但也恰好如此，而与日后学僧所要投入的僧社会完全隔离了，从而使得学僧失去了学习如何在真实的僧社会中，过一种依于戒律要求而又能与大众合和生活的，具体实习与学习之机会，这其实也会间接地造成佛学院毕业僧“游僧化”的现象（见下小节引? 太虚大师的说明）。然而如果又以纯常住型态的方式进行僧教育，则又会有无法专精教学或所学过于狭隘，乃至教学缺乏计画性等等的缺点出现。因此为了互相取长补短起见，应该适当的将传统常住道场的生活及戒律内涵，与近代隔离式的纯学院教育做一适当的整合，才是适当的、足以提供较完备教育功能的僧教育场所！有关这方面的说明，请详见＜常住学院化、学院常住化之改良刍议＞一文之讨论。
　　注五︰太虚大师《从中国的一般教育说到僧教育》，《全书》第二三册页一四三二。
　　注六：有些佛学院或佛研所，若不是把出家人每日基本的早、晚二课给缩短精简，就是干脆把二课省略了（或名存实亡），其所持的理由，也正是此处所说的“解与行断然分离”的僧教育理念。
　　（四）协助其在本宗的修持上，真实地解、行相应，而得到当下乃至未来的解脱亲证。这是进一步地培养学僧由闻解到实修，由实修而实证的教育目标。一些藏传佛教的“佛学院”到了高级部，亦有所谓的“闭关专修”之过程，他们的寺院也都设有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关房”，以供给学僧或长期或短期的专精修持，以求克期取证【注七】。虚大师在＜僧教育之宗旨＞一文中也指出︰
　　僧教育在造就能修学……的现代住持僧宝。……须知，僧是住持佛法的，故称为僧宝，其价值重在有真实的修学，高尚的道德，……其在求学之时，必尊依经律，如法修行，以取得本分上的相应。【注八】
　　可见，取得“本分上的相应”乃是僧宝之所为“宝”，并得以住持乃至弘扬佛法的最根本源头活水！今日的汉传佛教，其最大的危机不在人才凋零、不在山头主义、不在教徒分散、不在白衣上座、不在弘法不彰、不在外道混珠、更不在学术不振，而是在教内普遍缺乏“刻苦真修”、“如法实证”的僧伽大德。我们坚信，唯有在身心上得到与佛法如理、如量的相应证量，才是住持佛法的最大保证！不然，则一切的三藏十二部经教，都将只沦落为言说的工具，一切的弘法布教也都只是第三者的从旁“介绍佛教”、而不是亲证佛法者的“体现佛法”。这就是为什么，当面对著具有禅定力、神通力、鬼通力的外道徒众，或邪修闇证的狂妄居士，或博学强记、世智辩聪的慢心学者时，缺乏实修定慧力的“知解僧”总是三缄其口的原因了。而众生毕竟是著相的，当外道有了那么多可以看得到的邪曲“证量”时，如何能叫以著相为性的凡夫信众们不“趋之若骛”呢？何况，若只论讲经说法，则白衣或外道都可能不比僧宝差，如果又缺了真修和实证，那僧宝又将以何为“宝”？
　　再者，今日凡办僧教育的人，几乎都会以虚大师的追随者或信仰者自居，然而又有多少人曾深切地去了解大师在僧教育上的经验之谈与剀切指示？往往只是看到虚大师为了因应当时代的客观因缘，而提倡“人生佛教”，就一头热地把佛学院的教育也往世俗的方向办理。短短佛学院的三年或六年，就安排了许多插花、语文、俗艺等等课程，如果再扣除寒暑假，则连佛法知见恐怕都薰不完整，何况还要实修？这就无怪乎许多佛学院毕业僧，除了办世俗活动特别热衷、拿手之外，其道心、道格总是在虚无飘渺间。若有缘与彼等论及修行，其下焉者，充耳不闻甚至不屑一顾；中焉者，双目失焦、手足无措，尚知惭愧；上焉者，亦会附庸风雅引经据典一番，可惜总是修无次第、难能得力亦不持久。而且由以上的引文，吾人更可以确信，上节所说的某些僧教育机构，将佛法知识的传授与佛法的实际修行断然切割，乃是一种错误的僧教育作法！总之，如果从事僧教育工作的人，其所教育出来的出家人，都如上面所说的，连最起码的“本分相应”之行持都了无经验，就自以为是在实践太虚大师所提倡的僧教育了，恐怕正应了虚大师所说的︰“仿效我的人，决定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注九】。这是有心从事僧教育工作的大德所应该深引为诫的。
　　因此，在一片沉迷于佛教兴盛外表，满足于所谓“佛教黄金时代”的今日佛教气息中，我们更要提出：协助学僧得到佛法本分上的修行相应，是我们今后僧教育的重要课题。
　　（五）深培菩提心，令彼回小向大，回真向俗，发广大清净愿，行菩萨行永不退转。前四个目标，侧重自利之成就，同时也兼顾了教团的和合及发展（如第二项目标）。然而就佛法的本怀看，“自利”，与其说是为了自己，倒不如说是为了“利他”做准备。因此紧接著我们提出了菩提心行的薰陶与涵养做为目标，让我们培养出来的僧才，是一个具有自我解脱实力，而又能悲悯众生疾若之悲愿行持的菩萨僧。（详请参考＜菩提心修要＞讲座）
　　（六）透过闻解及实修之相应，以把握佛法之根本核心精神、体现佛法的真实受用，再配合时代思想之了解及世间五明（社会知识）之习学，而成就其弘法利生、改造世界乃至导引十方众生同入佛智之智能。前项目标重在菩提“愿心”之陶成，而此处则侧重在实际“利生能力”之训练与培养。盖佛法随著时代、地区、风俗文化及思想潮流之变化，其“修三学、息三毒、了生死”的核心目标和根本原则虽然不变，但在顺应众生之根性上，却有著「不变随缘”与“随缘不变”的智慧运作。时代毕竟不同了，修行固然仍要用最古老的心态和方法；然而度众生，可就不宜死守成规不知变通了。至于要如何变通，才是如法、如律，而又不失佛教之根本精神，这就是需要大乘佛法的智慧来加以抉择的地方。因此，一个菩萨行者一方面如前所述，既不能失去传统的“三学增上”之实修相应训练，同时他也要能基于自身的实修受用，发起菩萨的大愿与大行，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明确而善巧地把握瞬息万变的社会情态，依佛法之核心智慧，做出导引众生趋向现世与来世解脱的适当教化工作。
　　再者，个人的修持与证量毕竟仍有限，而众生的需求与状态却是无限的，为了弥补自己修持经验、见解和利生智慧的不足。因此透过大乘文字般若的闻、思，再依循此闻思所得而进一步实修验证，正是一个菩萨行者在实行菩萨道，建立利生规范与导引善巧时，所不可或缺的自我再成长过程！否则，过度地以自己的意思施行所谓“度众的方便”，后人效之，恐怕就会有“度生于眼前，灭法于未来”的缺失发生了。
　　总之，我们对于一个菩萨行者，不但要求他要能广学世间法，更要求他必须“先有”传统菩萨内明的实学与实修，甚至实证。如此内修与外弘互相支应、增上，才不会本末倒置、因小失大，结果众生既未真实利益到，而自己一生的道业也荒废了。
　　（七）培养办理僧教育之特殊人才。前六项目标，在自利与利他方面皆得以圆满，此后二项，则是针对时代的特别需要而别开之目标。
　　教育既是百年大计，则它需要细心规划，耐心投注自是必然。因此，僧教育本身，即是一重专门之知识，需要有专门发心的专才予以统筹进行，并长期坚持努力，才能够真正成功作育出解行兼备、德学出众，既能自利更能发广大清净弘法利生之大愿的菩萨比丘。今日僧教育之所以失败或功能不彰，其原因固然很多，然而缺乏僧教育理念清楚的僧伽教育专才发心，长期而坚持理想的从事僧教育工作，才是主要的因素。教育是一种提携后进的艺术，它需要特别的智慧、经验与发心，能修行、能讲经的人不一定能办教育，然而办僧教育的人，却必须能修行、能发心、能以身作则，而又有从事僧教育的专长与因缘。这是办教育的人却必能修行、能发心、能以身作责又有专长，这在任何一个时代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绝对需要在僧教育的施行过程中，给予特别找寻与培养的。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尤其是在身教特别重于言教的佛门，一个教育者的知见如果偏差或不圆满，修行如果缺乏或错误，则教育的结果可能就非常令人担忧了。职是之故，我们也必须对于拟从事僧教育工作的人才，给予较严格的要求及挑选，唯有如此方能保证我们僧教育的品质。
　　（八）培养具备改革及中兴汉传佛教，甚至整合世界佛教之愿心与能力之现代僧伽。前七项目标乃是由自利而利他，由常住之服务进而服务于僧伽教育，此处则在“世界村”时代已然来临的情况下，更扩展其领域，开发其心量，令彼再以更广大的眼光与愿心，去实践其更为广大的菩萨心行，从而一步步地更向究竟圆满的佛果前进。
　　关于以上八项“僧教育目标”，尚有两点必须补充说明︰
　　首先，此八大目标除后二项相平行外，前七项是具有次第性的，不可躐等而行，后一项皆以前一项为基础，略过基础的功夫而要求急进，是欲速反不达的。
　　其次，此八项目标并非必须全数达到才算僧教育成功，尤有进者，亦不必每一个道场或学院都要完成此八项目标，事实上最恰当也最符合现实的可能作法是采取分工的方法（然整体学制必须做通盘而全面性的考量），以合力完成如上八项僧教育目标。而且，既使只是完成了最初一项的目标，则它所教育出来的僧伽，也堪称为是佛教的人才了，何况能完成多项目标，当然也都是佛门中的优良人才了。毕竟并非每一个人都具有那样的根性，都能而且也愿意受完以上八项目标的薰习与教育，这其中是有应机与否，及道场因缘具足与否的差别因素在的。
　　上来僧教育之目标说竟。
　　肆、现代僧教育之施教原则
　　在上一节（第三节）中，我们提出八项僧教育目标，作为日后兴办僧教育的重要努力方向。本节中，则为了更明确地轨范僧教育的施行，我们依著原始的佛教精神、汉传佛教的传统、时代的因缘需要以及太虚大师的基本提示等四项标准，再归纳出欲达到以上八项目标，所必须注意的十项基本僧教育原则，以为后来有心兴办僧教育者之参考。【注十】（待续）
　　【注解】
　　注七：虚大师在很多地方谈及“学制”问题时都有提到“观行参学”、“结茅、闭关”及“丛林参学”等，或三年或五年乃至十年不等之实修学程（见佛光山出版，《普门杂志》第一二八期，慈怡《太虚大师的僧教育理想（下）》页三二表），想亦与此西藏教学之精神相呼应。
　　注八︰《全书》第二八册页三一三。
　　注九：太虚大师《中国的僧教育应怎样》，《全书》第十七册页四九七。
　　注十︰目标与原则不同，目标是具体的标的，是有次第性的；而原则则是抽象的理念，非次第性的，是共存而必须由始至终予以贯彻的。
　　（一）以从事原始僧团之戒律、威仪要求，再配合汉传佛教传统丛林生活管理，作为一切教学管理之基础。很明显地，这是培养一个如法僧伽行仪与情操的根本核心所在，它必须由初入学的学僧一直贯彻到最后的学习阶段，唯有如此才能建立清净海众的僧团基础。以汉传佛教的出家人来说，传统的丛林佛教生活，正是最能与汉传佛教接轨的生活方式，它同时也是汉传佛教各种传统修持法门与利生方便的依止之处。同时，透过这种集体分工、相互砥砺又能共修增上的共住方式，一方面非常有助于寺院经营管理经验的传承，二方面则能提供无我共修的环境，三方面更可集众多僧伽菁英之力，而进行计画型、有次第的僧伽教育，四方面则能确实的提供少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终的完整自利利他之僧社会环境。
　　以此立场来看，虽然传统丛林生活的建立，并非属于僧教育本身的工作，但建立一个完善的，既具有传统汉传佛教优良传统与修行功能，且能遵循原始佛教所揭橥的戒律要求，又能更进一步的符合时代应机教化因缘的现代佛教丛林，却是僧教育得以成功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如何在进行僧教育的同时，同步进行建设具有传统汉传佛教丛林优点，与原始佛教戒律精神的，现代化佛教丛林，就成为僧教育工作者所不得不面对与投入的重要工作了。【注十一】
　　必须注意的是，这项原则中虽以“传统丛林”为骨干，但并非以复制传统丛林为目的，我们同时加入了原始佛教中的“戒律要求”，以及现代化的因应。如此，我们一方面既不失佛世时代“以法摄僧”之原始佛教精神的把握，另一面又能顺应汉传佛教传统丛林的现代化重生。也唯有以这样“修正式的”继承方式，才能使得汉传佛教在时代潮流的推演中，一方面不失佛法出世的根本价值，另一方面亦能与时具进地，继续保持著善巧摄化众生的功能。
　　（二）以“信仰”、“习律”、“学教”、“服务”、“专修”、“实证”、“住持”、“弘扬”等八个步骤做为培养人才及学程设计的根本顺序要求。此一学程顺序，正是太虚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之后所常提及的僧教育学程原则【注十二、十三】，只是没有很细致地分成如今的八项罢了。由此一顺序之确立，则我们僧教育的学制与考核也就相对地有了理论上的依据，而不致于像今日一般，办佛学院办了几年，连自己学院该“定位”在那里都不清楚，更何况知道要训练出什么程度的学生？
　　在此一贯的学程理念共识之下，各类佛学院或僧伽教育道场的相互“整合”、“支援”与互相“认证”，也就有了原则性的可能。常常教界各处所办的佛学院或僧教育机构，总是在初级、中级、高级、研究级，或者有没有政府承认、立案【注十四】之类的概念上打转。然考其所教导出来的学僧，要不是所学雷同一家毕业家家毕业，就是所学差别甚大完全没有交集、根本无法沟通，徒然制造汉传僧伽的分裂与对立！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许多是观念偏差、学而无用或适应不良的“闲游僧”。如今若各个僧教育单位，能依上述的学程标准，各自依其因缘而专注于一、二学程的教育，则学僧亦能约其自身之因缘与意愿，选择适当的学习环境薰学。如此一来，整体佛教僧才的培养，必能渐渐趋于整合与一贯，同时也能发挥各个教育单位的特色而不至于使佛教的教育资源过渡的重复，可以说是一举而数得。
　　常常传统丛林派的长老，或讲寺派的老法师，都会若有若无地诟病：民国以来的佛学院“培养不出几个人才”来。或许，他们所谓的“人才”是专指“住持僧”、“修持僧”或“讲经法师”之类较传统的标准，不一定能反应今日的事实。然而，民国以来的佛学院出来的学僧，除了少数的例外以外，就比例上说，专长过于偏极化，游走四方不能安住道场，而又难以发挥所学，甚至退失道心的实例也确实不在少数。尤其一直以来，佛教所最需要的人才，不正是“住持僧”、“修持僧”与“弘法僧”吗？因此，传统长老的垢病也决非毫无理由，只是这也决不应该是佛学院的必然结果。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把握住本节所说的，培养僧才及僧教育学程设计的八项根本顺序及要求？在今日的时代因缘下，或许“佛学院”可以不办，但僧教育却决不能不做！试问，今日的汉传佛教区域，有几个常住本身是具备完整僧教育功能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面对现实之计，就是好好的把握本节所说的八项僧教育学程原则，努力去加以实践，则老法师们（其实也包括太虚大师自己）所垢病的佛学院问题，应该就会自然地消失了。
　　要附带说明的是，此八项步骤，并非断然分割，而是“阶段性”的“各有偏重”。例如，并非“习律”之时就不能“学教”或“专修”，或者“专修”之时就不必注意“戒律”或“弘扬”佛法，或者在“住持”佛法时就不再注重“专修”与“实证”。事实上这些步骤，在初期或有明显的分别，到了后期，则是互相资助前进的。为了更加强化这个理念，因此我们有了以下第三个相续的原则︰
　　（三）以解行并进，福慧双修为各阶段教学的基本精神及要求。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似乎认为在闻思上下功夫的人就不必有每日个人的行持了，这种以闻、思二慧等同于修慧的心态，也正是“入海算沙”之类文句所呵责的对象。不少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光在文字上打转、排比和思维分别，就能得到“真实的佛法智慧”，然后藉此智慧而得到“真实的解脱”。事实上这完全是以说为行，以解为证的错觉！要知佛教固然不舍“藉教悟宗”的手段，但其本质毕竟是“由宗出教”的，一切的教理言说，并非文字概念的推理结果，而是实修经验的文字描述。因此，要真正的契入实相般若，必须透过相应的修行（当列入具体的课程安排）过程才能获得，对僧教育来说，在僧伽人才的培育过程中，将理解佛法与法门实修脱节，是完全行不通也完全错误的！
　　再者，也有一些人认为：读佛学院就是要“专心求学”不要“打闲岔”，因此一些日常劳作，乃至常住的法会服务等，都不应由学生负担。这种将修福的功课完全排除在教育的体系之外，其实也是很不妥当的。佛陀是“百劫修相好”福慧两足尊的，而古人也有所谓的“福至心灵（开智慧）”之说，可见修行是要福慧双修的。当然，闻、思的功夫需要有清净的生活和环境以为资助是确定的，但是在教育的善巧上，动静互调却也是必须的训练，何况，没有福报之水的滋润，其智慧之果是无法开显的，一个没有“福报”的人，在清净的学院或道场环境中长期安住修学的福份都没有了，又如何能消受得了十方的信施，安稳地修持以开“智慧”呢？姑不论“修慧不修福，罗汉托空钵”的公案启示，纯就教育完整僧才的立场上说，所谓“欲作佛门龙象，先为众生马牛”，至尊如佛陀，都有修福的懿行以为典范，做为一个出家佛弟子，如何可以舍修福而专修慧呢？因此，我们必须在僧教育之中时时培育学僧福、慧双修的观念和习惯，其道理是至为明显的。
　　（四）以出离心之坚固为始，以菩提心之发起及任持为终。出离心乃是一切入道与修行之基础，一个学习菩萨道的行者虽然“不舍世间”，但这是指他不独取涅槃而言，如果说一个学习菩萨道的行者还对世间充满贪恋和执著，那是决不可能也不可行的。反之，一个“出离心”不坚固的行者，无论是自了或利他，在自修或弘化的过程中，都会很容易就造成行为懈怠乃至发心变质的危机。盖一个人的出离心还未稳固之前，他可能尚无法完全认清“解脱生死”的重要性，因此对于自己无始劫来的习气，也就不太能意识到它的危害性。既缺乏“一定要改变习气以出离生死”的坚定危机意识，那他就可能对于修道所要面临的辛苦与挫折，会渐渐感到不耐与没有必要，届时他的一切道行与修学，都可能是无根而虚应事故的，或者以名利欲望为导向的。此时，要求一个对世间仍充满贪爱倾向的人，要具有高尚的宗教情操，无疑是缘木求鱼的事，本章第（二）节中所说，的“佛学院培养不出几个人才”来，有不少原因也正是出于此。
　　然而，大乘的僧伽教育如前所述，固然以“真为生死”的出离心为基础，但并不以个人的出离及解脱为满足。《华严经》云︰“不以菩提心而修诸佛法，一切法皆是魔法”（大意），诚然，菩提心者乃是诸佛的本源，成佛唯有靠菩提心之抒发与任运行持方能成就，故大乘的教学乃是以菩提心行之发起与任持为终的【注十五】。因此在僧教育中，当学僧渐渐具足出离心时，也正是他们逐渐懂得真心修道的时候，此时为了避免他们以自利为足，更应导入菩提心的认识与发起之课程，以使学僧的心量住于中道且趋于广大。
　　以上四点，是就生活、道业等教育理念与教学立场上的需要，而提出的原则。以下六点，则是就教学的方法、学制的设施和课程的安排等，所提出的指导性之原则。
　　（五）计划性与自由性并存；制度化与弹性化互用。所谓“事预立则不劳”，唯有透过“计划性”的安排规划，我们才能将人的资源与教育运用到最恰当，在最少的时间、物质和人力消耗下，达到最大、最准确的教学效果。而且也才有办法做阶段性的教育成果评估，以确实改善教学方式与人才培育动向，同时也才有办法确保人才培养的效果，相信这些，都是符合“善巧度生”之菩萨道运作原则的。对于某些亦注重教育的道场而言，虽然也有教育课程的安排，但往往过于随性或松散，或因为人数不足而无法分众教育，常常又因为道场突发的需要，而改变学习的步骤，而且常常由于要求的松散，而无法达到专心学习的效果等。相对的学院式的计画型教育，就比较有专精修学及教育效率上的优点。
　　当然，僧教育毕竟是心行的教育，由于学僧根性上的差异与修行时机的不同，若一味地要求统一性、规划性，而不考虑个别的差异，这也是会扼杀人才的。因此在规律与统一之外，另外给予教育单位（师长与制度等）及受教的学僧，都有适当的自由调整空间，也有其必要性。如此不但能给教育者，较多因材施教的教育机会，同时也较能让学僧们，学习如何单独地对自己的修行负责，并独立地增上自己。
　　此外，为了落实计划的实施，则“制度化”是很需要的方便，尤其当考虑到让计划能常期而有效的推行时，则制度化几乎是必然的考虑。毕竟，存在于人脑中的“计划”，总不比落实为制度化来得明确而固定。只是我们也不得不认识道：过于常规的、制度化的教育体制，有时候也会扼杀一个极具天份的学生，古今中外这种例子不少。因此，当僧教育过度地走向制度化（僵硬化）时，这种事情也可能会发生，结果，它只能培养一批又一批规格化的中质之材，而不出世的天才却培养不出来（或者说被我们人为的僵硬制度所扼杀了）。因此，我们在建立制度化教育机制的同时，仍必须保留部分传统僧教育极具弹性化内涵的特色，以中和学院式教学所可能发生的缺点。
　　为了更圆满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了下一个原则的提出︰（待续）
　　【注解】
　　注十一：当然在根本没有丛林道场的台湾，再加上时代因缘的改变，以及有能力、有意愿就读佛学院之出家众的短缺等等原因，这样的工作并不简单（或者说很艰苦）。然而为了僧教育的完整，它仍然是值得努力尝试去建立的。有关如何建立如法丛林僧团方面的具体讨论，可参考＜僧团共住理念＞之讲座。
　　注十二︰见《狮子吼》杂志第二九卷第一期，昭慧＜从太虚大师对僧教育之改革，评现代中国僧教育之发展趋向＞页二五，上部。
　　注十三：或见太虚大师＜现在需要的僧教＞，《全书》第十七册页四九八。
　　注十四：今日有不少人，热衷于让基本上属于宗教内部事务的僧伽“出世教育”，取得政府的所谓立案或认证。我们知道这样做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被认为的好处或方便发生，但相对的，如此一来将使得宗教的出世性与独立自主性，受到了很大的混淆于介入！出家在本质上应该是离于世间名利的，但现在训练出世道人的场所，却频频以政府立案的有无作为其价值（不是应该用佛法的有无吗？），那来此就学的佛子，其居心与目的也就变得更加无法确定了。所谓“因地不真果召迂曲”，这不正是佛法所最讲究的吗？为了稍稍的好处，而失去了教育的根本，这恐怕不是整体佛教容易担当的损失吧。
　　注十五︰此中道理甚广，若欲广明可参考＜菩提心修要＞之讲座。
　　（六）学院制与师徒制并存、互用。当学僧尚属初学，还需“共同科”之训练时，可采集体教学的方式；当学僧渐渐成熟，僧伽的基础课程基本已修学完毕，而且已逐渐找到自己的修行方向时，则可让他找寻相应的指导师长【注十六】，予以个别而深入的指导。在其与师长朝夕相处中，可以随时学习师长的一切教法，透过极为密切的日常生活之薰陶，可以考验学僧对三宝的信心与恭敬心，以及学习佛法的好乐心与决定心，同时师长也可以透过仔细的观察和了解，随时随地的给予学徒最适切的磨炼与教导。如此经过一段必要的学习和磨炼，学僧即可完全得到师父所要传授的心法，这种教育方式乃是东方式教育的特色，也是学院式教学所无法取代的，早期汉传佛教以及现在的藏传佛教僧教育也都有如此的特色。考诸今日西方的高等学府之研究所教育，乃至欧洲的工艺职校，大体上也有类似的教学风格（他们的研究生也必须找寻指导教授），只是此处的师徒关系，比起西方纯粹为学问或技术而结合的师徒关系而言，要求得深刻与全面化罢了。
　　学院式集体教学，可以省去很多人力上的浪费，并藉著同学的互动，增上学习的效果；而师徒制则可以满足个别的修学差异，并透过身教的默化达到道业的如实增长，这两者可说各有特长，各有时机运用上的需要，应该不可偏废。
　　（七）正科与专科并行，通才与专才兼顾。这是针对根性的差异及实际的需求，而对课程及学制所提出的基本安排原则。“通才”的教育其成就之年限毕竟较长，在人才需求甚殷的今日，可能有缓不济急的遗憾；况且，教内也不需那么多的通才职僧（属于行政僧之类）。因之，为了实际的需求，及根性上的差异，则分别由正科教育部门统筹训练各级通才职僧，而由专科教育部门统筹训练各类专业职僧才，乃不失为今后适应时代需要的僧教育方式。
　　（八）考核必须灵活而不失明确，传统的直觉考核方式与现代的文字考核方式并用。为了确保学制运作能够顺利，并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时也为了检验并检讨教育的成果与方法，明确的考核手续是不可缺少的。即使是不立文字的禅宗，其师徒之间的机锋对答，也都具有“考核”的意义【注十七】。事实上当师父欲给徒弟下一步的增上时，事先的考核也是必然存在的，由此观之，僧教育的施为仍不会缺少“考核”的过程是很明显的。只是，传统的考核，都是在师徒制之下，由师父在日常的修行点滴中，或专精的修持之后，藉由各类的互动因缘，以施教者的修持经验为基础，而自由心证的。只是，这种传统的考核方式，在直觉度与灵活度上很强，可是在客观性上就显得弱些了。在心性修持上，我们的确可以保留这种以心灵直感为主的考核方式，而不必要求统一化、规格化。然而在闻、思的知见修学上，以及某些技术性的能力培养（如法器、梵呗），一种文字性、口试性的现代考核方式也有使用的价值和必要性，毕竟它仍可以考核出直觉法所无法考核的部分。
　　当然，文字式的考核也必然有其限制性和缺点，毕竟佛法是心性之教学，文字的解读及记诵能力，并不一定与修行能力成绝对的关系。往往，一个饱读佛法经书的毕业僧，满脑的佛法知见，解、说能力皆很强，可是在实际心性修持上的信心、愿力和能力却可能比不上一个佛法名相了解不多的苦行僧也是常有的事。因此，为了更落实解行并进与真学实修的传统道人风范，这两种考核方式事实上是必须互相支援运用的。
　　（九）学院与常住相依而互容；教学与寺务独立而不悖。首先，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就物质上说，学院是一个纯消耗，而不具有生产营生机能的“纯教育”构机，它对于来受学的学僧，不但不能像一般的社会学校一样收费以求收支平衡，甚至还要无条件地供给学僧大部份的生活、求学所需（至少台湾的情况是如此）。它除了需要教学师资之人力支援外，更需要其他日常生活所需（食、衣、住、行，四事供给等）的人力、物力之长期支持。在缺乏财团长期而稳定的支持之下（事实上也很难如此，毕竟它并非是对外接众弘化的寺院组织），由具有生产能力，及人力资源的寺院常住支持，可说是最直接可行的方法。考太虚大师一生僧教育改革之所以未遂所愿，时机因缘、众生共业固为重要原因，然而“限于无道场根据”及“无经费来源”也是大师之所以在教育改革上功亏一篑的重要原因【注十八】。再检视民国以来到今日的所有佛学院，几乎少有例外，都是依附于某一寺院常住之中的，无论两者间的关系如何，常住支持了学院极大部份的人力及金钱，使学院得以在没有物质匮乏困扰的情况下安心办学，乃是大部份的事实。
　　这个事实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那就是：无论以上一章第二节所示的“培养其适应群体僧团生活之能力”的僧教目标而言，或就免于物质匮乏困扰的现实考虑而言，佛学院都不太适合独立于常住之外！只是长久以来，寺院本身的不如法形象（如：赶经忏、办法会太频繁，或者人员素质及年龄差异太大等等）就一直为办教育者所戒，另一方面也为了怕寺务的介入，会干扰了学院计划性的严谨教学内涵，因此，既使是学院附属在常住中办学，也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学院与常住决然划清界限的局面。如果常住方面具有为教育牺牲、奉献的共识，学院也能以教育成功的功德力回向常住；一方能无私地支持培育，另一方能感恩地努力修学和兴办，常住若真有事需要帮忙，学院也能以学习及培福的健康心态（而不是不得以）来加以回应，则问题还算可以化解于无形。反之，如果常住没有为教育、为教团奉献的眼光，而学院又不能以感恩心或实际行动来回馈常住。甚至教育失败，培养出轻视常住，自以为了不起的学僧来，不但不能投入常住工作，反而成了愤世嫉俗的游僧。从就一般的人情的利益立场说，常住不但毫无利益可言，甚至还有反效果(被学僧轻视之类的)，那常住寺院又有什么积极的理由要毫无条件的供给学院一切的人力与物力去运作呢？
　　由此观之，学院既然不能独立于寺院之外而存在，那么，为了长久的共和、共荣计，学院就不能再采用与寺院常住断然无涉的态度和做法（除了少数的例外）。学僧也不能如天之骄子般，一厢情愿地以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毫无惭愧地坐享一切的生活供应，而认为理所当然。学僧应该学习对自己在受教育过程中所得的一切受用与成长，产生感恩与回报的心态，从而将自己所学，试著就近实际运用（或者说回馈）在道场的现实僧社会之中。因此，我们认为，让学僧有限度的投入常住工作中，基本上是有必要的。它的理由，除了回馈外（其实这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点：
　　（１）让学僧养成凡事自我打算，自我承担的习惯，而不是凡事坐享其成。如此才能体会到教育机会的难得，而更加惜光阴，把握修学佛法的机会。
　　（２）正如上一章第二节所示“培养其适应群体僧团生活之能力”之僧教目标所揭示的一般，基本上投入人群中历炼，正是僧教育的重要理念之一。修学佛法，光靠离群专修及文字钻研 是决对不够的，必须透过实际的人、事运对，才能考验出真正的道心与道力，既使一个以“作佛法义学研究”为职志的学僧，就道格与道业训练的立场说，也同样不可缺乏这种基本训练。否则他日后的所谓佛法义理研究成果，都将因为心智缺乏实际的修道提升，不但无法真正利益自他，甚至还有堕入名利与邪见的可能，实在不可不慎！
　　（３）何况就经验上的比例说，我们所需的大部分的僧伽人才，毕业后都是要投入常住工作的。如果在求学阶段中，我们不能给他从事寺务工作、法会施行及道场住持等内容的学习，那将来毕业后又如何能如法且减少障碍地进入常住中工作？不就又都要成为如前述的“游僧”了？
　　（４）再者，所谓的“慧福双修”，乃是大乘佛法修行的重要理念之一，因此在不影响解门学习的情况下，将常住某些适当的工作，直接正式地纳入教育的课程之中，不但可以提供学僧对于福会双修的正确认知，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践的良好机会。总之，让学院与常住相依而互容，让学僧有限度地投入常住事务中，正是我们僧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持反对意见的人可能会认为，寺务工作根本与僧教育无关，而且会由于工作的介入而使学生分心，影响修学效果。对于前一个理由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僧教育是广义的“僧格养成教育”而不是狭义的“学者”教育，寺务的实习（故且名之）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既使是立志走“学术研究”路线的学僧，也应有适当的身体劳作已如前述，只不过在经由一段基础事务的实务训练之后，往后在时间比例上可以少一些罢了。
　　至于后一个理由，我们承认过度的寺务参与将会造成正常学习上的干扰，但为了完整的僧教育著眼，我们也不可因噎废食地完全抹杀寺务实习或出坡、法会服务等的需要。为了防止寺务工作介入所可能造成的缺点，所以我们同时提出了“寺务与教学独立而不悖”的原则来加以制衡。盖常住的工作基本上是决不能与学院的教学相混滥的，无论常住的工作、法会多或少，对学生有益或无益，毕竟，学僧是仍待训练的僧人，投入工作一方面是以回馈为立场，一方面是以训练为著眼，毕竟这寺务工作并不是“学僧”的本份工作（因为时机未到，树木尚未成材）。我们必须耐著性子，让学僧学到一个段落之后，入了“职僧”之阶段时，再要求他全心投入常住事务，否则就是揠苗助长，更是杀鸡取卵的行为。因此，寺务工作的分担应该有一明确的上限，不可让修福的工作超过了他们的负荷量，否则训练反成干扰了。
　　如此的学院和常住关系安排，一方面可以让常住在“办佛学院还是有价值的”心态下（当学院能多少为常住分担一些工作时，或者能呈现出教育成功或修行成就的成果时）继续支持办学，一方面常住也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僧伽社会”做为学院教学、实习与训练人才的场所和机会，以便让学院能真正训练出能为僧伽社会所用的僧伽人才，这可谓是“相得益彰”了。【注十九】
　　（十）必修与选修均设；由通识而专宗；由专宗而专修。每一个学程（无论初级部、高级部或专修部），皆有必修的课程以确保教学目标之达成，然而为了顾及人才与根性的多元性，并保存传统丛林教学的灵活色彩，同时也让学僧保有找寻自己相应法门的机会，一些选修课程的设置是有必要的（解、行二门皆可如此安排）。
　　再者，从自利的立场上说，欲在实修上得相应，则专修比杂修来得容易且直接，古来亦有“一门深入”的说法，故而基本上我们是提倡专修的【注二十】。但是佛法毕竟是全面性的，如果在一门深入之前，不能先广泛地了解佛教各宗的基本大意，厘清某些实修法门的重点与异同，依著由博而约的治学原则，从事教理的理解，则很可能由于知见的混淆，而导致了日后专修上的偏差。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同时也利用了必修课程的安排，来完成学僧们应有的佛法共通教育。
　　十项僧教育基本施教原则竟。
　　结　论
　　以上，我们已从宗旨（五点）、目标（八项）及施行原则（十条）等三个范畴，说明了笔者对（学院式）僧教育之兴办理念的看法。“宗旨”的提出，让我们澄清了兴办僧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而不至于若有若无地混入了世俗的“学术”取向，或盲目地依从世间的教育体制。次其“目标”的确立，则是为了达到宗旨而订定的，它们是保证宗旨不会变质或失去的内层要素。宗旨是僧教育的最高原则，它们只是抽象的理想概念，而目标则是僧教育具体的努力方向。至于“施行原则”，则是实际办学当中，为了目标之达成，所该把握的具体施教方针或制度等。依于最高宗旨的确立，则有办学目标的制订，为了达成目标，则必须把握实际推行工作的原则。基本上宗旨、目标与原则三者是具有连贯性而结为一体的，它们共同组成了明确的僧教育 之“办学理念”。
　　先有一个整体的办教育理念，再依此理念视现实环境与个别需求，而做适当的修正与调整，这是从《佛教人才之分类与规划》一文以来，一直到包括此篇文字在内，今后数篇相关的讨论文字，所一贯把握的用意。毕竟，办教育是一件长期而且非常具有决定性及前瞻性的事业，我们要办什么教育？要训练出什么样的人才？各有多少？各类僧才要如何训练？其方式如何？步骤如何？在变动的因缘中，根本不变的精神与原则是什么？……等等凡此之类的根本性问题（所谓的“办学理念”），如果不在办学之初先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分析与把握，就冒然地单凭热忱和愿心而办学。以前或许还勉强可以，今天如果还这个样子，不讲求事先的思索与规划，那么失败的后果可能就不止是浪费精神、虚耗信施而已了。最严重的，是浪费了佛门中宝贵而逐渐稀少的僧才资源，与失去了振兴法门的最佳时机这两项！笔者深深感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切传统的精神与做法，在时、空与政治、经济巨变的推动下，正在逐渐流失、崩解与转化当中。面对著与古人完全不同的，一切都快速变化，而传统道德几乎完全崩解的电脑网路化廿一世纪，福薄障重的我们，可做好准备去迎接它了？未来的佛教将在不变与不得不变之间，如何仍能不失其根本地，继续弘传下去？僧教育，将是最极关键的所系！大修行人稀少了，五浊更深了，道场凋零了，佛法据以传承的最后所系几乎只剩下学院式僧教育了，佛门实在没本钱还能在这一关上失败！这正是学人写此系列文字的迫切心情所在。
　　当然，本文只是针对办学理念的问题进行探讨，如何依于这样的理念，建立一个相应而确实可行的具体计划及学院制度，以实践这样的僧教育理念，笔者将在后续的文字中提出讨论。个人的经验与认识不足为训，如果这些讨论能够提给对僧教育有心的大德一些参考，或者在僧社会中引发一些讨论乃至批评，则本文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一九九○年季夏　初稿于　太平清凉寺　　九二年残冬 第一次修改于 昆仑山茅蓬　　○八年安居 第二次修改于 楠西万佛寺
　　附︰本系列文字初稿曾在第二届全国佛学院院务会议（一九九○年七月）中，提出讨论过，然以时间限制并未做仔细之探讨，亦未做正式之发表。一九九二年残冬，曾作第一次修改，并发表于《僧伽杂志》。
　　【注解】
　　注十六：有可能不只一位。
　　注十七︰今日禅宗道场在禅七结束时，也都会有“考功”的项目，参加者原则上都要经历“考功”的过程之后才正式解七，其“考核参禅功夫”的用意是至为明显的。
　　注十八：见《普门》杂志第一二八期，慈怡（太虚大师的僧教育理想）下页三三上部。
　　注十九：关于佛学院毕业生回常住后有不能适应等问题，可见注十八所引资料页二七上部后半。固然问题的造成不是佛学院单方面的责任，然而，与其要求常住方面的改进，就笔者个人的经验看，倒不如事先对学僧做好“心理准备或辅导”。让他们能以健康而又谅解的心情回到常住工作，而又不退失道心。当然，如果能事先致力于学院与寺院的衔接教育，如本项所提的原则一般，则问题将会降到最小，否则往往大量投资的僧教育都要功亏一篑了，实在冤枉、可惜！
　　注二十︰太虚大师几乎在他谈到有关僧教育问题的谈话中，虽然说法及修学年限略有出入，但都一致地曾在“学教”之后提到入“禅观林”或“专宗修持”的后期学程（见注十八所引资料，页三二之表即可明了）。可见大师自己虽然不是一宗一派的子孙而八宗共弘，然而在实修的教育方式上，仍是主张“一门深入”与“专精修持”的。
　　摘自《僧伽》第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