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鉴与元代云南禅宗

　　玄鉴与元代云南禅宗
　　纪华传
　　一、前 言
　　关于元代云南禅宗的研究，经过陈垣、方国瑜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在资料整理、史实考辨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些年来，云南的侯冲等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虽然如此，但在禅法思想方面，特别是元代云南禅宗在整个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对元代云南禅宗影响巨大的玄鉴为重点，对云南禅宗的传播与影响及其禅法思想进行了探讨，着重指出了元代的云南佛教与江南禅宗的密切关系。
　　二、元代云南佛教概况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佛教得以从中国汉地、藏地及印度、缅甸等处传人，佛教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特点，世界三大宗教体系佛教当中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南传上座部佛教都有流传，此外，在大理等地区还有独特的佛教形式阿咤力教。”云南佛教的传播与普及虽然由来已久，传说在汉晋之时已有佛法的流传，然而早期云南佛教情况由于文献不足，且多附会传说与神话，所以难以详考。据现存资料看，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在唐宋时期已经传人云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梵像卷》画卷，是大理国张胜温在公元1180年(相当于宋孝宗淳熙七年)绘制的，有禅宗西土祖师迦叶和阿难，以及东土的祖师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和神会等禅师，可见禅宗在南诏大理时期应该已经传人。明代周理《曹溪一滴》以及清初圆鼎的《滇释纪》等著作广事搜罗，如后者记载的元代以前的云南僧人中，仅禅师就列举益州无相禅师、荆州惟忠禅师、保唐寺无住禅师、益州南印禅师等共二十余位。不过，在上述文献中，元代以前禅宗僧人在云南的事迹多语焉不详，而且在云南的法系传承也大多不明，这反映出当时禅宗的影响并不广。
　　元代是云南汉传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汉传佛教主流的禅宗在云南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与元代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有关。忽必烈于宪宗三年(即宋宝祜元年，1253)平定大理，又于至元十三年(1276)建立云南行省，结束云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割据局面。云南第一次真正成为隶属中央政权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加强了云南与内地文化的交流，由此促进了云南佛教与内地佛教的联系。其次，元代云南佛教的兴盛，还与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有关。元室兴起于朔漠，其固有的信仰是泛神的萨满教，崇拜最高的神“长生天”，蒙古贵族们以铁骑占领欧亚的广大地域，逐渐接受佛教信仰。在成吉思汗时代，基本上是平等地尊重每一种宗教，利用当地的宗教习俗而加以治理。从忽必烈开始，形成极端崇奉佛教的政策。《多桑蒙古史》中说：“成吉思汗后人之首先偏重某一宗教者，盖为忽必烈也。时忽必烈业已归依佛教，而佛教已开始传布于蒙古人中。”在元代，从总体来说，佛教最受尊崇，佛教之中又以藏传佛教为最，《元史·释老传》中说：“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也说：“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由于元室崇尚佛教，广建寺院，促进佛教在元朝的广大地域迅速发展，云南佛教更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关于此时云南佛法之兴盛，民众信仰佛教之虔诚，多见于元朝与明代人的著作之中。例如郭松年的《大理行记》成书于13世纪末，其中记载他所亲睹的云南佛教盛况：“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其中的僧人，既有蓄养妻子被称之为阿叱力的师僧，也有“戒行精严”、“所诵经律一如中国”的得道者。夏光南在《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中也说：“大抵元代滇之宗教，实集有史以来极盛之大观，而传播普遍者，首推佛教。”
　　受此影响，在元代云南出现大批入内地求法的僧人，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雄辩法师(1229—1301)。据杨载《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圆鼎《滇释纪》等记载，雄辩法师一开始师从于国师杨子云，为“上足弟子”，忽必烈攻陷大理的第二年(1254)，他离开了云南，到中国内地求法。在25年的时间中，先后跟随四人学习佛法，大约在至元15年(1278)回到云南，用当地的语言宣讲《华严经》、《维摩诘经》等经典，大弘佛法。明朝人郭文《重修玉案山筇竹禅寺记》中说：“滇人所奉皆为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南诏之有僧宗，师(雄辩)实启之也。”有人据此把雄辩法师所传的中原佛法称之为禅宗，实际上从雄辩法师致力于宣讲经论看，他只是一位讲经的义学僧，而不属于禅师。在他的弟子中，筇竹寺玄坚、华亭寺玄通、大德寺玄妙等均继承其衣钵，重视讲经说法。虽然雄辩只是义学僧人，但他并不排斥禅宗，他的另外两位弟子玄鉴(1276—1313)和定林后来都曾问法于天目山的中峰明本禅师，并将江南的禅宗传至云南。元代在云南参学求法的禅师中，跟随明本禅师学习禅法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除了玄鉴和定林之外，还有圆护、普通、普福、道元等人，都对禅宗在云南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详见下文的论述。
　　此外，在元代的云南还有两个人物值得一提。一是元代来华的印度僧人指空，杨兴贤撰《狮山建正续寺碑记》中说：“西南禅学，实惟滥觞。”不少学者因此把指空看作是云南禅宗的初传者，但他所传播的禅学实际上只是一般的禅定之禅。侯冲认为：“指空在云南传法，主要不是通过宣传禅法来获得影响，更多的是靠他能深入禅定所具有的神通。”从指空的相关记载来看，未见有禅宗的师资传承，且其行迹多有印度的密教色彩，而与直指人心、不落修行次第的禅宗之禅迥异，故与禅宗无涉。第二位是大休禅师，在《滇释纪》卷一、《新续高僧传》卷五十中均有他的传记。据侯冲考证，大休是玄鉴之后人云南传播禅法的禅师，对于元代的云南禅宗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弟子，也是云峰之徒崇照(1299—1364)，是元代后期著名的禅师，《曹溪一滴》、《滇释纪》、《五灯全书》等著作均把崇照归于明本的法嗣，说他云游参学，“见空庵等一十八员善知识，最后见中峰本和尚印可，回滇建盘龙寺居焉。””然崇照29岁时，才投云峰禅师出家，而此时明本已去世几年，二人根本不可能会面，所以《曹溪一滴》等书所记有误，不过这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本对云南禅宗影响之深。
　　三、玄鉴禅师与元代云南禅宗的再传
　　禅宗在唐宋时期传人云南之后，中峰明本(1263—1323)的弟子们再次将禅宗传至云南，其中玄鉴为元代最早在云南弘扬禅宗的禅师。方国瑜先生在《新纂云南通志》中认为云南禅宗始自雄辩、大休，尽管他在后来的著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已修正了这一说法，指出自唐宋以来禅宗已于云南传播。然而《新纂云南通志》的说法颇有影响，至今仍有学者沿用，故有必要略加辨析。如上文所述，第一，元以前云南已有禅宗的传播；第二，雄辩所传并非禅宗，而大休禅师到云南传播禅宗的时间要晚于玄鉴，因此玄鉴为元代云南禅宗的最初再传者。
　　元代云南的求法僧人多问法受学于明本禅师，所以明本对于元代云南禅宗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袁嘉谷将禅宗也就是临济宗传人云南分为了三个时期，他说：
　　元至正中，明本住天目山，世所称为中峰和尚者。滇僧照本、圆护、普通、无照，俱往受法归，教迤西东，是为临济宗入滇最初时代。明本十一传至圆悟，明万历中住天童山，称密云和尚。滇僧彻庸、洪如往参礼焉，是临济宗入滇极盛时代。圆悟传通贤，通贤传完壁。完壁崇祯中住荆南开圣禅院，称砖镜和尚。禅师实受其法，以命入滇，住蒙化之_竹林……时在清朝顺、康间，是为临济宗入滇中兴时代。
　　“至正”为顺帝年号(1341—1368)，而明本已于至治三年(1323)去世，所以这里的“至正”可能为“至元”(世祖年号，1264—1294)之误。明本所传的禅法法系是临济宗杨岐派，临济宗在南宋以后不仅成为禅宗的主流，而且代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在元代之前，未见有临济宗的僧人到过云南，袁嘉谷将明本的嗣法弟子在云南传播禅宗称为“临济宗人滇最初时代”，这一点很准确。从元代开始，临济宗盛传于云南，明本禅师实为关键性人物。
　　明本禅师，浙江钱塘人，俗姓孙，号中峰，又称智觉禅师、普应国师，是元代江南最著名的临济宗僧人，在当时被誉为“江南古佛”，对元代及明清时期的禅宗都有很大影响。在禅法思想上，明本继承宗呆的看话禅，并有新的发展，他对当时禅宗内部各种流弊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重视参禅做工夫。明本禅师的融合性思想非常突出，特别表现在对于净土、教门、密宗的融合，这也反映出元代禅宗的时代特征。明本禅师还承接他的老师高峰原妙的遗风，居无定所，随处结庵而住，从不住持官寺，始终与元朝政府保持着距离。仁宗曾诏请明本禅师人内殿，他却坚决拒绝，仅接受金裥袈裟及“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之号，元统二年(1334)，追谥“普应国师”，并下旨将《天日山中峰和尚广录》刊刻人《普宁藏》。明本虽愈隐名而名愈广，四方求法者络绎不绝。据《中峰广录》记载，翰林学士赵孟頫、高丽王子沈tSE璋、丞相达剌罕脱欢、吏部尚书郑云翼、两浙运使瞿霆发等，均曾问法于明本，或执弟子礼，过往甚密，为其重要的外护。《中峰和尚广录》卷三十附宋本《有元普应国师道行碑》(下简称《道行碑》)说：“四方学者，北殚笼漠，南极六昭，西连身毒，东倾搏桑，裹粮蹑履，万里奔走而辐辏赴师者逮无虚日。”由此可见明本禅师摄受弟子之众，影响之广。
　　在这些四方求法的学者中，玄鉴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佼佼者。玄鉴的资料主要可见于明本的《中峰广录》中，其中卷二十六《祭玄鉴首座文》、卷二十九《示玄鉴讲主》、卷三十《寄玄鉴首座》四首、卷三十附《道行碑》、祖顺《中峰和尚行录》等都有玄鉴求法之事。又卷七《为诸僧人秉烛人塔》，其中也有“鉴首座”，并注曰：“玄鉴，云南人。”除《中峰广录》外，永超《五灯全书》卷五十八、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彻庸《曹溪一滴》、纪阴《宗统编年》卷二十七、圆鼎《滇释纪》卷一、虚云《增订佛祖道影》卷二等著作中均有《玄鉴传》。此外，延祜二年(1315)立碑的《太华山佛严寺无照玄鉴禅师行业记》(参见本文所附的录文)详细记载了玄鉴回云南传播禅法的事。不过，据方国瑜先生考证，此碑为后人伪作，但所记玄鉴开山倡教之事则基本可信。如果将《玄鉴行业记》与《中峰广录》及其他禅宗文献相参照，可以看出其中所记玄鉴生平活动的时间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可补现存禅宗文献之阙，故本文将此碑文重新点校附于文后。下面依据这些资料对于玄鉴的生平略作考辨。
　　玄鉴字无照，元至元十三年(1276)生，曲靖普鲁吉人，普鲁吉即不鲁吉，在曲靖府以北五十里处。六岁时，玄鉴依虎邱云岩净公出家，又随雄辩法师学习教观。此后离开云南，历经荆楚、吴越，到处参访善知识，于中峰明本处得契心印，为“第一座”(即首座)。后返回云南，于太华山开法，大弘禅宗，据说“门弟子数百，得其心印者五人”。
　　宋本《道行碑》记载：
　　南诏僧玄鉴……由其国来，一闻师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图归以倡道，而殁于中吴。鉴之徒画师(按：明本禅师)像归国，像出神光烛天，南诏遂易教为禅，奉师为禅宗第一祖。
　　这里明确说玄鉴于中吴(江苏苏州)去世，然而在云南的方志、碑刻中则说玄鉴在云南曾经传播禅法，后来在太华山佛严寺去世，《玄鉴行业记》还说：“茶毗得舍利百余粒，合诸不坏，奉于本寺之左。”按说，《玄鉴行业记》撰述于《中峰广录》之后，如果按方国瑜先生的考证，此碑撰于至正年间之后，那么，此时《中峰广录》已经被敕赐人《大藏经》，碑文中又有多处直接引用《中峰广录》的文字，所以撰者应当知道《中峰广录》中的说法，但碑文的说法却与之相左，或许另有所据。所以陈垣先生曾推测，玄鉴初访中峰明本禅师后曾经返滇，后又重访中峰，以至于死。此推测是有道理的。在《中峰广录》卷二十九《示玄鉴讲主》记载了明本在玄鉴临别之时赠送二偈，并有引语说：
　　云南鉴讲主知有教外别传之旨，越一万八千里
　　而来西浙，自相见与相别，恰三载。一日，寻我客中
　　夜话湖山间，因举宗门下数段陈烂葛藤，不觉咬断拇
　　指。临别匆匆，不欲征其罪犯，且放过一着。异日抵
　　匡庐而之故乡，却不得出露丑恶，被人叫骂而累及我
　　也，就以二偈赠之。
　　从这段话的语气来看，明本似乎对玄鉴还不很满意，认为玄鉴此时于禅宗最上乘法尚未彻底通达，这与《中峰广录》卷二十六《祭玄鉴首座文》中对玄鉴的高度评价大不相同：
　　佛祖之道未易坠兮，吾无照远瑜一万八千里江
　　山以来兹。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无照负三十七春
　　秋而云归。生耶死耶果离合兮，非智眼而莫窥。祖
　　意教意果同异兮，惟神心其了知。谓无照于吾道有所悟兮，真机历掌，其谁敢欺?谓无照于吾道无所悟兮，大方极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钞》兮，何取舍之纷驰。鄙良遂之罢讲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无照总不然兮，即名言与实相互融交涉而无亏。出入两宗大匠之门兮，孰不叹美而称奇。屈指八载之相从兮，靡有间其毫厘。我阅人之既多兮，求如无照者，非惟今少，于古亦稀。我不哀无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坠，而今而后，孰与扶颠而持危。对炉熏于今夕兮，与山川草木同怀绝世之悲也。
　　明本的这一祭文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补续高僧传》中《无照传》说：“读此文酸鼻，苟其人非真有大过人者，不足致老子惜之至是也。”从明本对玄鉴前后不同的态度，可以印证玄鉴曾两次问法于明本是有可能的。
　　舷鉴行业记》说玄鉴于至正乙未年间参访高峰原妙(1238—1295)，据方国瑜先生考证，“至正当即至元之误”，也就是在1295年见过原妙。可能原妙去世后，玄鉴才去拜见明本，据清纪阴《宗统编年》卷二十七记载，“庚子四年(1300)，云南玄鉴来参”，这正可与《玄鉴行业记》相印证。《玄鉴行业记》又载，“大德癸卯春”(1303)，返回云南，后卓锡太华山，为佛严寺“开山第一祖”。期间得到了云南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此后玄鉴又到江南向明本问法，这一次真正“洞法源底”，在返回云南的归途中去世。《玄鉴行业记》说这一年是皇庆三年(1313)，正与《中峰广录》所说的玄鉴“负三十七春秋而云归”以及明本为之撰祭文的时间是一致的。玄鉴为了把江南的禅法传播至云南，为法忘躯，不惜身命，而一代英才中途夭逝，殊为可惜!
　　除玄鉴外，明本其他弟子的生平、确切的求法时间，因史料阙如，无法详考。定林也是参学过明本禅师的云南僧人之一。玄通撰《创建灵芝山慈胜兰若碑》称之为“慧公讲主”或“慧公讲师”，字定林，是雄辩法师的弟子，精通《圆觉经》，并专志净土。至大庚戌年(1310)时，为请藏经，至京师朝觐天子，得赐藏经，船至杭州时耽搁了三年，因此得以拜谒中峰明本，并从之受学。
　　圆护禅师是明本禅师另一个重要的弟子。在《曹溪一滴》、《五灯全书》卷五十八、《滇释纪》卷一、《新续高僧传》卷六十一等书中都有传载。《中峰广录》称之为“护藏主”，卷四之下有《示云南护上人求三聚净戒》、卷二十五有《无念字说》。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圆护禅师初无念，又号念庵，为大理人，最初从大休禅师剃发出家，因读《证道歌》契人，段氏称为弘辩大师。《曹溪一滴》还说他与玄鉴为友。圆护参中峰明本时，明本以罗什捧钵、永嘉无念无生之旨扣之，圆护说他的无念与此二人都不同，因为他们都还有念，明本大为赞赏，为作《无念字说》。圆护在明本门下受学禅法，得到了明本印可，后回到云南苍山传播禅法。圆护禅师善书法，世人称之为玉腕禅师，著有《磨镜法》，并手书《证道歌》行世。
　　此外，普通、智福(普福)、道元三人也是明本的重要的弟子，《中峰广录》中称他们为“云南福、元、通三讲主”。普通、智福(普福)、道元三人本来是玄鉴的弟子，因受玄鉴的影响，继玄鉴之后一起到江南求法，玄鉴圆寂时，三人画明本禅师的画像回到云南，临别时中峰书《即心庵》歌赠之。《中峰广录》有多处记录了明本给他们开示的法语，如卷四之上有《示云南通讲主》，同卷中还有《示云南福、元、通三讲主》，大致阐发禅教一致的思想。三人回到云南后，智福居太华山、道元居苍山、普通居鸡足山，遵照其师明本真参实修的教诲，隐山潜修，教化一方。
　　四、玄鉴及明本禅师诸弟子的禅法思想
　　元代云南虽然有不少僧人到江南参学求法，学成后又返回云南传播禅宗，但是在方志、史传、禅宗灯录中往往只有寥寥数语而已，这为研究他们的禅法思想带来了很多困难。幸而在明本《中峰广录》中保存了不少他们向明本问法的话语，其中包含着他们对禅法的理解；同时还有很多明本向他们开示佛法的法语，这为理解他们的禅法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下面主要依据《中峰广录》的记载，并参考了各种地方史书、佛教典籍中的记载，对他们的禅法思想做一初步的梳理。
　　第一，禅教一致。元代云南讲经说法之风盛行，所以玄鉴、智福等人到江南求法之前，都有研习经论、出入于教门的经历。在元代的汉传佛教中，常常将禅、教、律并称，其中的教门即是指天台、华严、唯识(贤首)三宗。不过云南所谓的教门、讲宗等，如上文所介绍的玄鉴之前的雄辩、指空等人所弘扬的佛法，并非像中原佛教中严格意义上的宗派，而只是一般的佛教经论义理和禅观之学。
　　很显然地，玄鉴等人的思想受到了明本的影响。玄鉴在师从明本学习禅法之前，已经跟随过云岩净公、雄辩法师学习过佛教义理，当他到江南之前，还对禅宗产生过怀疑。据《道行碑》记载：“南诏僧玄鉴，素明教观，辩博英发，每曰：吾闻大唐有禅宗，使审是也，吾将从其学；使或未当，吾将易其宗旨而俾趋教观。”因他有研习经教的经历，所以明本常称他为“玄鉴讲主”。智福、道元、普通三人也是如此，明本每次都是直接称他们为“讲主”。明本也因此因势利导，以禅教一致之语开示他们。
　　明本说：“岂佛法果有教、禅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即是禅；以存所知，禅即是教。”他的这一主张在他对玄鉴禅教并弘的赞扬最能体现出来。“祖意、教意果同异兮，惟神心其了知。……笑德山之焚《疏钞》兮，何取舍之纷驰。鄙良遂之罢讲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无照总不然兮，即名言与实相互融交涉而无亏。出入两宗大匠之门兮，孰不叹美而称奇。”
　　不过明本毕竟是一代禅门宗师，他讲禅教一致的目的还是引导他们由教人禅，所以他的禅教一致思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以禅摄教。《中峰广录》卷四上有他《示云南福、元、通三讲主》，当中明确区分了教中之禅与禅宗之禅：“此事不在经书义理中，不在一切修证里，至于《圆觉》之三观二十五轮、《楞严经》之二十五圆通之所证门，乃至教中所说顿渐阶级次第等，一涉见闻，皆堕情识，总不与达摩所指之禅相似。教中所言之禅，皆不离修证，惟达摩独指一心为禅，与经书文字所说迥别，宜思之。”在同卷《示云南通讲主》中讲到：“参玄上人须达巧方便”，那么什么是“巧方便”呢?明本又说：“三乘十二分教，应病与药，观根逗教是巧方便。”囚也就是说教法只是人道的善巧方便，而佛法的最根本处还是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
　　明本是继唐代的宗密、唐末五代间的延寿之后，提倡禅教一致思想影响最大的禅师。由于玄鉴等人都是淹贯禅教二宗，由教门而服膺禅宗，自然也接受了禅教一致的思想，这是明本的嗣法弟子们最重要的特征。
　　第二，看话禅与做工夫。《玄鉴行业记》记载，玄鉴的剃度恩师云岩净公去世以后，“师尽弃所学，单看狗子无佛性话，立愿不沾床凳，不入城郭，力究此宗以报师恩。”而在《中峰广录》中多处提到了明本以参话头、做工夫之语谆谆劝诱智福、道元、普通等人。在《中峰广录》卷四之上中，对他们三人谈到了他提倡看话头的原因：“近代宗师为人涉猎见闻太多，况是不纯一痛为生死，所以把个无义味话头抛在伊八识田中，如吞栗棘蓬，如中毒药相似，只贵拌舍形命，废忘寝食，大死一回，蓦忽鼓破，方有少分相应。”他们三人学成回云南后，智福居太华山、道元居苍山、普通居鸡足山，均结庵隐居，“誓不出山”，确实继承了明本的遗风。
　　明本禅师继承了大慧宗杲的看话禅思想，把看话禅与做工夫相结合，特别强调了真参实修。明本提倡看话禅，主要是针对当时禅门之流弊，“如今禅学者流，多是商量个话语，皆不肯回头拈己而参。”明本曾说他自己：“自年朝至岁暮，其忉忉不绝口，惟是说看话头，做工夫。”
　　明本认为，参话头也只是方便法，而非实法，也就是说，看话头只是为补偏救弊，乃不得已而为之。《中峰广录》说：“看话头做工夫，固是不契直指单传之旨，然亦不曾赚人落草，最是立脚稳当，悟处亲切。”卷四在开示通讲主时也说：“先圣以善巧方便智力，向你清净田中抛撒不净，指渐指顿，或偏或圆，说一念顿超，说历劫熏练。或可眼根人者，以色空作佛事；或可耳根入者，以音声作佛事；乃至六根门头，及与八万四千尘劳境内，咸作佛事，特不过控勒你一个人处，要你识个自己家珍，舍此初无实法。””话头是明本禅法中最常用的“善巧方便”，藉参究话头，于行住坐卧、担茶运水的日常生活中，触发机缘，明白禅宗所谓的本来面目。明本的这段开示，对于普通禅师影响很大，在《鸡足山志》卷6中说他回云南后，“结庵山中，一日，闻僧云：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遂开悟。”
　　第三，无念说。无念说是圆护禅师独具特色的思想，这也颇能体现明本禅师的禅法主张。《中峰广录》卷二十五中有明本为圆护写的《无念字说》，其中记载了师徒二人机锋问答和禅法授受的情况：“云南护藏主，自号无念，因以什师、永嘉所见扣之，乃曰：我之无念异乎其所闻，什师过在绝念之不起，永嘉过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无念也。”《五灯全书》也记载了这一段对话，并概括了圆护的这一主张说：“我无念者，体心灵之湛寂不动，如镜鉴像，如灯显物，未尝毫发隐也，惟彻法源者颇测，未易与缠情缚识者语也。本深肯之，为作《无念字说》。”
　　考察无念说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六祖慧能大师。慧能曾经把自己的禅法概括为“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关于无念法，慧能又说：“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遍一切处，不着一切处。……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至佛地位。””由此可见，无念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但这种境界又并非不可捉摸，它就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无念的禅法在慧能的弟子神会，以及后来很多禅师的语录中都曾具体地加以发挥。
　　圆护的无念思想以及明本所作的《无念字说》更加别具新意。明本所提到的鸠摩罗什和永嘉玄觉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罗什七岁时随母入寺，因将钵置于顶上而悟一切法皆从心念而生；《永嘉证道歌》中有：“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唤取机关木人间，求佛施功早晚成。”圆护认为此二人所悟的都不是真正的无念法，罗什禅师之错在于绝念不起，永嘉之过在于任念自起，圆护的无念说也正是明本所说的“语默动静，一一天真”的平常心。明本在《东语西话续集》上中说：
　　动静语默，一一天真，离此天真之外，拟涉念虑，早是不平常了。……张拙秀才谓随顺世缘无罣碍，涅槃生死等空华，是平常心；庞居士谓日用事无别，惟吾自偶谐，是平常心；三祖谓至道无难，惟嫌拣择，是平常心；马大师谓见色便见心，无色心不现，是平常心；又古德谓翠竹真如，黄华般若，是平常心。
　　……即今对物遇境，不起一念，是平常心；或谓虽举
　　念动情，而不住诸相，是平常心。
　　圆护的无念说，并非不要念头，而是说真正体悟了真如佛性，就会在日常生活之中随缘应物，任运处世，而心却无所贪着，这正与明本所重视的平常心是一致的。
　　五、结论
　　综上所述，元代由于国家加强了对云南的统治，客观上促进了云南佛教与内地的沟通与联系。由于云南求法禅僧的努力，使云南的汉传禅宗真正成为整个中国禅宗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明本禅师的嗣法弟子于云南传播临济禅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临济宗是宋元以后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其法系通过玄鉴等人及其弟子传承下来。据《玄鉴行业记》记载，玄鉴的嗣法弟子有宗屿、镜中、涌海、智福、道元、山月和戒融七人。《曹溪一滴》甚至说玄鉴“门弟子数百”，可见其影响之广。其次，玄鉴等人所传的禅教一致思想和看话禅等禅法，奠定了云南禅宗的基础，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清时期的云南禅宗，基本上延续了元代禅宗的禅法特质。总之，元代云南禅宗的兴盛是与内地的禅宗分不开的，特别是与明本一系的江南禅宗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