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南方为什么不灭佛“

试析南方为什么不灭佛“
　　张 箭
　　提 要：三武一宗灭佛有三次都发生在南北分裂时期，而且都在北方。这就促使人们思考南方为什么不灭佛。本文从与北方灭佛皇帝对峙的南方政权的皇帝对儒佛道的态度入手，论述他们三教并用并重的态度和政策。然后与北方政权灭佛的原因对比，研究剖析南方不灭佛的原因。最后拉通考察，从宏观上阐述南方不灭佛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的政治重心从来都在北方而不在南方，南方缺乏上演灭佛这类大型历史剧的历史舞台和条件。
　　张箭，1955年生，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主题词：灭佛和礼佛 南方和北方 各自的原因 重心和舞台
　　一、研究的缘起及思路
　　中国古代政教史上有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又称之厄，佛教界称“法难”)事件，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废佛，唐武宗会昌禁佛和后周世宗大举限佛。四厄事件中除唐朝武宗禁佛是在统一王朝时期，其他三厄都出现在国家分裂、南北对峙时期。而灭佛行动又都发生在北方，由北方王朝施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这就促使人们思索考虑，南方为什么不灭佛?
　　不过，要探讨回答这个问题又是很难的。第一、俗话讲“说有容易说无难”。落脚在灭佛问题上，探讨北方为什么有灭佛相对易，分析南方为什么无灭佛就很难。第二、李达先生曾说：“人的认识的正常秩序，总是首先认识许多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也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说很难是因为封建帝王统治者一般要利用或信奉宗教、佛教。灭佛反佛仅是个别的特殊的情况。学者们自然要研究探讨它们发生的原因。这符合一般的认识常理和学术发展的常规。现在我们要在对灭佛反佛的原因已有所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南方为什么不灭佛反佛，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和发展常理常规，披荆斩棘、另辟蹊径地去推进研究。
　　限于篇幅、主旨、精力和造诣，本文不能去探讨自佛教传人以来中国封建王朝史上近两千年间(两汉之际至清末，1—20世纪初)，南方为什么不灭佛反佛；或者在四次灭佛的延续期五个多世纪里(5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南方为什么不灭佛排佛；而只能主要探讨研究在三(四)次灭佛排佛事件的同时，南方为什么不灭佛反佛，其原因何在。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清末。四次灭佛反佛都是由最高统治者皇帝决策的，都是自上而下的。所以探讨南方不灭佛的原因，似应首先主要探讨，与北方三位灭佛的皇帝同时的对峙的南方政权的君主对儒佛道特别是对佛教的态度。另外，可与北方灭佛的原因对比，寻觅分析南方不反佛的原因。这似乎是可行的方法。
　　二、刘宋(文帝)为什么不灭佛
　　第一次灭佛的最高统治者决策者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他在位的年代是424--452年。与之对峙的定都于建康(南京)的南方政权为刘宋，其最高统治者是宋文帝刘义隆。他在位的年代是424--454年，刚好与魏太武帝对应。帝、齐高帝、齐东昏侯等”。但他们没举例，是故我举一例。当时有位高道叫马枢，撰有《道觉论》行于世，隐居于茅山。元嘉元年，宋文帝曾请他出山任度支尚书，但他辞不受命。所以，宋文帝是三教并重并用的(儒学还不完全等同于宗教)。
　　我们在剖析研究同时期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时，提出了有四大直接原因四大间接原因；我们以此观之和衡量宋朝和宋文帝，则要么没有，要么不明显。所以刘宋朝和文帝不灭佛。四大间接原因是：北魏灭佛有佛道之争的因素和道士寇谦之的灭佛撺掇；北魏有名列文臣之首的崔浩的灭佛主张，并起了不小的作用；北魏太武帝灭佛有争正统去僭伪的心理。因佛教是传来的胡教，鲜卑是胡族。他斥责佛教是“西戎虚诞”，外来的“妖孽”，“邪伪”。灭佛可避嫌疑；北方灭佛有儒释矛盾与误会的因素。刘宋虽然也不可避免地有佛道之争的因素，但不明显。更没有寇谦之这样受皇帝宠幸的道士的撺掇；南方虽不敢说没有反佛主张，但没有像崔浩这样的大臣、重臣、幸臣、权臣的灭佛主张；南方是汉族王朝政权，华夏正统所在，自然无灭佛以避嫌疑的心理和因素；南方当然也有儒释的矛盾与误会，但只有这个因素不可能诉诸灭佛。
　　较之于导致北魏灭佛的四个间接原因，四大直接原因重要得多。在长安一佛寺中发现搜出了大量兵器、酿酒具、财物、淫室，这些是刺激太武帝、崔浩等决心完全消灭佛教的四大刺激物，也是使得灭佛理由充分的四大罪证。由于当时盖吴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声势浩大，严重威胁到北魏的统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发现佛寺私藏有大量兵器，自然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饮酒酿酒、蓄财窝赃、淫乱好色，这些行径即违反了佛教戒律，又严重触犯了北魏法令。而北魏一贯严刑峻法。加之敛财还扰乱了吏治。淫乱还玷污了鲜卑人的尊严，亵渎了世家大族的高贵，有民族矛盾和士庶冲突的成分。因而它们构成最后灭佛的四大直接原因和理由。其中怀疑沙门谋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魏太武帝个人的性格秉赋只能决定是肉体消灭还是完全取缔废除，不能决定是否废佛。
　　而南方当时没有这些事，没有这些重要的原因和理由，自然不会灭佛。
　　三、陈朝(宣帝)为什么不废佛
　　第二次废佛的最高统治者决策者是北周武帝，他在位的年代是5协椿578年。与之对峙的定都于建康(南京)的南方政权是陈朝。其最高统治者是陈宣帝，他在位的年代是568-582年，基本上与周武帝对应。
　　《陈书·宣帝本纪》中，很少关于他对儒释道的态度和政策的记载。但细读仍可看出陈宜帝第一是尊儒的。例如太建三年(571年)秋八月辛丑，他让“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二傅、祭酒以下赉帛各有差”。另外，他在位时经常“亲祠太庙”，“亲耕籍田”，言谈诏文中不时提到尧舜禹汤等先贤。陈宣帝第二是尊佛的。《陈书·宜帝本纪》中有两条资料与佛教有关。一是太建九年秋七月“庚辰，大雨， (地)震万安陵华表；己丑，地震慧时寺刹及瓦官寺重门，一女子于门下震死” (91页)。太建十年“六月丁卯，大雨，(地)震大皇寺刹、庄严寺露盘、重阳阁东楼、千秋门内槐树、鸿胪府门” (92页)。这两条记载说明陈朝京师建康(南京)佛寺比较多。朝廷对佛教比较尊重保护。所以震坏佛寺才与震坏帝陵华表、政府机关鸿胪府门等并提，并被载人正史中最重要的篇章本纪。《南史》比《陈书》简略得多，但也收入了那两条记载e。这更加说明震坏佛寺的重要性和朝廷对佛教的态度。当然，尊重保护佛教不等于崇佛更不等于佞佛。
　　佛教典籍文献中有陈宣帝礼佛的一些记载。《广弘明集》卷28有一篇陈宣帝写的《胜天王般若忏文》。文中自称“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诸佛无量尊法一切贤圣”。．自诩“我皇帝承家建业，光前绝后。道格天地，德被幽微。大启慈悲，广开智慧。施造化以仁寿，济苍生于解脱。异世界而承风，殊刹士而响应”。未了还号召“弟子纂承洪绪，思弘大业，愿此法门遍诸幽微。……见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如来，礼般若波罗密，礼胜天王。愿一切众生勤求般若不避寒暑””。陈宣帝不光说，也做了一些，据唐释法琳总结，他在位期间，一共“造(镀)金铜(佛)像等二万躯，修理故像一百三十万躯，写一切经十二藏，修补故寺五十所，度僧尼(一)万人”。据唐释道世总结，其中宏大者“扬州禁中造太皇寺七级木塔，又造崇皇寺刹，高十五丈”。在译经方面，陈朝有僧俗(缁素)译家三人，译佛经共40部，133卷。《开元释教录》没注明大多数译经译出的年代，但陈朝五帝，共享国祚32年(557--589年)。陈宣帝在位的时间最长，达14年(568--582年)。几近一半。所以可以认为近一半的佛经是陈宣帝时译成的。
　　陈宣帝对道教也优礼。北宋张君房编辑成书的《云笈七签》说“(陈宣)帝好道术，及命太平周法师讳智响往取此经(指《太平经》)，……请还台邑。帝乃具礼迎接，安于至(玄)真馆供养。……帝命法师于至(玄)真馆开敷讲说，利安天下，时称太平。……帝因法师得此经，故号法师为太平法师”。元代张天雨著《玄品录》又说，道士徐则隐居缙云山，太建中曾应陈宣帝之召，去至(玄)真观修道。自然，礼道也不等于崇道、佞道。所以，总体看来陈宣帝对宗教的态度和政策是儒释道三教并用三教一致以儒为首的传统态度和政策。
　　我们在论述促使北周武帝废佛的原因和背景时，总结出了五条。一、是反佛思想理论的影响。北朝的反佛言论不仅影响较大，而且是对佛教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要求废禁e。二、是尖锐的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这是最主要最重要最直接的动因。废佛前北周旧境有人口近千万，却有僧尼约百万，寺庵约一万所(含少量道士道观)。北周新境叫匕齐旧境有人口约两千万，却有僧尼二百万有余，寺庵三万所多点。僧尼基本上占北方总人口的约10％(300万／3000万)。僧尼一般不纳税服役贡赋，寺院一般广占田产。这就严重阻碍妨害了周武帝在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陶冶下要富国裕民强兵统一天下、驱逐戎狄(突厥)的战略，促使周武帝要一举废除取缔佛教(并波及道教)。三、北周武帝废佛与他个人的英明、贤良、雄才大略、有为豪迈有关。北周武帝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废佛便是他的重大作为之一。在历史上是个英君。四、北周废佛的原因还有还俗僧卫元嵩、道土张宾的进言、献计、推波，并起了一定的作用。五、北周废佛也有争儒家正统、行夷夏之辨的心理。北周武帝和统治集团是正在汉化或基本汉化的鲜卑族贵族。而佛教是西方西域印度传来的外来宗教，是戎狄之教。不信这个教、废除这个教更能显示我已汉化，是华夏正统，儒学正宗；更有利于我统一天下，横扫六合，号召四方；更能避讳。所以周武帝批评“佛生西域，……殊乖中国”，声明“朕非五胡，……所以废之”。
　　以此观之衡量南朝的陈宣帝，则要么没有，要么不明显昭著，是故南朝陈宜帝不灭佛废佛。第一、反佛言论南朝虽也有，但只是主张对佛教稍加限制，教权对王权做些让步，而不是废除佛教。特别是南朝“孔释兼弘”，主张三教一致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因而南方排佛的言论影响不大。第二、南方的陈朝，世俗皇权与佛教神权在经济方面的矛盾冲突不尖锐突出，非常缓和。据唐代法琳和道世的记载，陈朝全国仅有寺院1232所，僧尼3．2万人。寺庵只及周武帝时北朝寺庵的3．08％(1232／40，000)，僧尼只及北方的1．06％(3．22万／300万)。更重要的是看它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比重。陈朝全国的人口， 《北史》说：589年“陈国平。合州四十，郡一百，县四百，户五十万，口二百万”。这样一户才四口，似乎少了点。而且也不大可能刚好五十万户，二百万口。故此数偏小。王仲荦先生认为，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得户五十万，以一户五口计，约250万口左右*。以战国李悝唐代杜佑言论著述观之，一户五口比较合适。西晋统一后全国编户2，459，804，人口16，163，863~，平均每户6．57人。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全境户906，870，口4，685，5106，平均每户5．16人。“陈宣帝勤恤人(仁)隐，时称今主。阅其本史，户六十万”。杜佑未说宣帝时有多少人口。按每户五人，陈宣帝时全境有三百万人口；按5．5人，全境有330万人口。僧尼3．2万，只占全国300万人口的1．06％；或者只占全国330万人口的0．97％，概括地说即只占全国人口的1％左右。由于僧尼的数量少，所以佛教界与封建王朝的经济利益矛盾不深刻不尖锐。北周武帝时北方僧尼数占了总人口的10％。僧尼总数是南方陈朝的九倍，百分比是南方的十倍。所以北方要废佛，南方不废佛。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所在。当然，《辩正论》、《法苑珠林》只说了陈朝的僧尼数、寺庵数，没说明那些数是哪一年的数字。但陈朝存在的时间比较短，仅32年(557--589)。在没有别的更细致的数字、年代的情况下，我们把它们姑且理解为整个陈朝时期的数字——谅不为过吧。第三、陈宣帝已是陈亡前的倒数第二个皇帝(陈朝在其子陈叔宝在位时期灭亡)。陈宣帝虽非昏庸无能，但也仅是守成而已，没有什么开拓与作为。自然也未去废佛(也无必要)。第四、南方没有像卫元嵩、张宾那样有影响的人的废佛呼吁。第五、陈朝本来就是汉族政权，居民也主要是汉人。本来就是华夏正统，儒学正宗所在。所以用不着去废夷教佛教以显示自已是正统正宗。
　　以上便是南方陈朝为什么不废佛的原因。它们综合起作用便构成了南朝不废佛。
　　唐朝是统一性的全国性的王朝，唐武宗禁佛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南方为什么不禁佛的问题。
　　四、南唐(元宗)为什么不限佛
　　最后一次反佛的最高决策者推行者是后周世宗。这次大举限佛也发生分裂割据时期，即五代十国时期。但这次又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是南北分裂、对峙；这个时期是全国性的分裂、割据、对峙。后周政权是个北方一中原政权，但它还没有统一北方。当然它是北方一中原一黄河流域最大的国家一王朝。与它对峙的南方政权也不止一个。限于篇幅和主旨，我们不能探讨同时期的多个南方政权为什么不反佛，而只能在南方政权中挑一个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政权作为麻雀来解剖分析——它为什么不反佛。综合各种考虑我们选择了南唐。这是因为，南唐在同时期的南方政权一国家中最大。“其地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南方当时后蜀、楚地盘上与南唐大致相当，但弱得多。同期大理国地盘虽大于南唐，但大理不算是一个汉族政权，居民也不以汉族为主体。甚至不完全是一个中国政权。其地且有相当大的部分在今天的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境内。南唐的地理位置也是传统的江南，以南方传统的最大最重要的城市、南方政权传统的京师江宁府(南京)为首都。南唐国主称帝，建元有年号(显德五年战败才去帝号年号，称国主，奉周正朔)。而有的南方政权的国主未称帝建元。南唐也是同时期南方政权中最强的，它最坚决地与后周抗争，抵抗后周。周世宗在位时期为954--959年。与之对峙的南唐中主李璟(景)，在位时期为941—960年(当国王到死)，覆盖了周世宗的在位期。我们就以此为例探讨南唐中主为什么不大举限佛。
　　李璟首先是尊孔读经礼儒的。保大十年(952年)二月， “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此后凡十七榜”。保大十一年， “复行贡举”。在五代十国那个分裂割据战乱动荡的时代，南唐还坚持科举，难能可贵。科举考试的内容，自然是儒家经典，时务策论、诗词文赋。因为唐代的科举学校制度便是这样考的学的，南唐又以大唐的继承者自居。
　　北宋马令著有《南唐书》三十卷，其中第十三、十四卷名为《儒者传》，内收大儒高德十四人的传记。可见南唐儒学孔孟之道兴盛。马令在《儒者传·序》中说： “呜呼。……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南唐(三主)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唐宪宗年号)之风，岂虚言乎”。《儒者传》中的传主多是科举人仕的大官员或半官半学者。其中，“元宗以(韩)熙载知礼，遂兼太常博士” (90页)。韩熙载广纳儒生，官至兵部尚书。“元宗以(江)文蔚知礼，宜董治山陵事。除(江)文蔚工部员外郎，判太常寺”。韩熙载和江文蔚都因学儒“知礼”而被元宗赏识提升。这里的“礼”便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儒家的礼义廉耻礼崩乐坏；孔子的克已复礼、非礼不定；是儒家重要经典《《L记》；是封建的礼教礼治。据《儒者传·中》，直接得到元宗赏识、提拔、恩幸的还有儒者江为、史虚白、伍乔、周彬等人。
　　南唐中主李璟又是礼敬佛教的。《，日五代史》收《五代史补》载：“佛僧谦光，素有才辨，江南国主(李璟)以国师礼之”。《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传》没有宗教方面的记载。由于战败、割地、岁贡、去帝号年号，建隆二年(961年)，中主李景(时已改名为景)迁都于南都(南昌)，以避周一宋锋芒(960年宋代周)。李景曾在江西“次于庐山，从臣游山中寺、观，遍览胜景，赋诗谈宴。旬日而行”。。《十国春秋》卷33《南唐十九·列传》实际上是南唐的“高僧传”。其中记载了许多中主李璟与僧人交往、礼敬高僧的事情。如僧休复在保大元年十月致书元宗，说他将于三日后子时入灭。中主令本院到时击钟，届时元宗闻钟声登高台遥礼，深加哀慕，收休复之舍利为塔(465页)。又如元宗曾诏僧无殷居东都(扬州)禅光院(466页)。又如木平和尚善预言，中主为他置寺于宫侧，名木瓶寺(467页)。又如僧应之，是进士出身的书法家。李景曾赐紫衣，命他写《楞严经》，让他居奉先禅院(467页)。元宗延请僧文益住报恩院，赐号净慧法师。文益生病时，元宗亲加礼问(468页)。又有僧深，居金陵说法。元宗尝置彩一箧，剑一柄，请他与僧文益问答。
　　南唐中主李景与传统的封建帝王一样，基本上是儒释道三教并用。他对道教道士也比较器重。《十国春秋》卷34《南唐二十·列传》便全是南唐的“高道传”。李景特别宠幸耿先生、杨保宗这两位女道士。耿先生“少而明慧，有姿色。颇好书，稍为诗句，往往有嘉旨(佳句)。而明于道术，能拘制鬼魅，通于黄白之术，奇伟恍惚。莫知何从得也”e。保大中被元宗纳入宫。此女道士能炼水银为白银，炼雪为银，谓之雪银；能炼粪便为银，称粪壤银。“元宗处之别院，号曰先生”。另一位女道士杨保宗自幼爽秀。长大后忽有感悟，遂乞为女道士。人庐山，栖于上霄峰崇善观。时以丹药符篆救人疾苦。“元宗闻之，特召赴阙，延入禁中，命嫔妃乐道者见之。舍金钱千万，今新其宇，仍赐观额。敕尚书郎韩熙载撰记。又赐保宗紫衣，诏臣下作诗送之”。以上反映了中主李景对道教方术的爱好和兴趣。所以，南唐中主李景是个三教并用、一体尊重的君主，对儒释道三教抱着传统的态度和政策。
　　政治上，南唐中主不反佛限佛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不是一个英明果敢、雄才大略的帝王。南唐元宗虽非昏君庸君。但也只是一个守成之君(当然他有文学才能，是个有才华的诗人，作的诗有名句流传。如“竹间时有鹧鸪啼，此情惟有落花知”；“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他不是一个改革家。他做不出反佛这样的大举动。而周世宗则是。周世宗是五代十国时期众多帝王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反佛限佛是周世宗众多重要的作为、改革、创新之一。
　　军事上，南唐中主李景是一个在府中出生、宫中长大的公子、王子、皇子，一贯养尊处优。继而是文人皇帝，有诗人气质。而从不是个军人、军官，更不是个将领、军事家。他在位时南唐也多次与邻居打仗、开战，如攻闽、伐楚；镇压起义暴动，如岭南张遇贤起事，有众十余万e。他在位的初年，保大三年(945年)还曾攻灭闽政权，擒闽主王延政归金陵o。南唐又曾于保大九年(951年)攻灭楚政权，迁楚主马希萼父子归金陵。至此，南唐的国力实力丝毫不亚于后周。就以军力而论，保大十一年(952年)南唐中主便曾说：“吾国兵数十万，安能不食捍边”。 “数”意(义)为“几”，三和三以上才能说几。这说明南唐军起码有三十万，与后周持平。经济上还比后周富庶。所以南唐也具备统一中国的基础和条件。但他在位十九年间从未御驾亲征，从未领兵打仗，更从未横刀立马冲锋陷阵。
　　955年至958年，后周发动征南唐战争，这是决定双方由谁来统一中国，南唐盛衰独附生死存亡的大战。战争期间，南唐中主竟长住宫中，没有一次亲征，直接指挥作战。有一次，李璟“欲亲拒周师，中书舍人乔匡舜极谏”。虽然李璟“贬匡舜临州”，但“亲行之议亦寝”，不了了之。反而屡屡遣使求和，示弱，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又数次向契丹求援，丧失民族立场(也没求得策应)。在这场战争中，唐军连连败北，败的败、逃的逃、降的降、叛的叛，像寿州刘仁赡、楚州张彦卿那样拼死抵抗的没几个。最后唐军完全失败，南唐被迫称臣纳贡，削帝号去年号，奉周正朔，丧失割让江北十四州之地。从此处于从属地位，开始了亡国的转折(其子李煜时亡于宋)。在这场战争中周世宗则三次亲征，指挥巡视督战，甚至领兵打仗，冲锋陷阵直接厮杀。
　　清初吴任臣评论李景：“音容闲雅，眉目若画。好读书，能诗，多才艺”。司马光评他“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南唐大臣徐铉评论中主只是“初立有经营四方之志”。这样一个后来无经营四方之志的、没由一统天下抱负的文人一诗人皇帝，自然不重视治军练兵扩军备战，也自然不会大举限佛，像周世宗那样，把遁入佛门的逃兵、犯罪军人清理出来，把栖身佛门有文韬武略的少壮骁勇之人网罗到军队中来。经济上，由于现当代学者的论著从来都说后周世宗限佛废止的寺庵有三万多所，强制还俗的僧尼有六十多万人，故僧尼北多南少、经济利益矛盾冲突似乎是后周限佛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已研究出，后周显德二年大举限佛前夕，后周境内一共有约六千所寺庵；近十四万僧尼。被强制废去了三千三百多所寺庵，强制还俗了七万五千多僧尼e。后周限佛前夕有约188万户(这个数字限于篇幅需另文考证)，平均约13．5户负担一个僧人(1，880，000÷138，927：13．5)。故后周限佛经济利益冲突只是众多原因之一，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南唐的情况又如何呢?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军三，县一百八，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五”。此前显德五年(958年)， “淮南平，凡得州十四，县六十，户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e。这就是说在南唐中主在位执政的绝大部分时段里(941—958--960)，南唐有户88万多(655，065+226，574：881，639)。据《宋会要》，宋“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零)三人”。即后周全境111／门254万户(限于篇幅这个数字将同上个数字同文讨论)，限佛后有僧尼六万多人。宋代周后对佛教实行保护尊重利用只稍加限制的政策。至天禧五年(1021年)，全宋有僧39．76万人，尼6．12万人。其中淮南僧尼15，859人，江南54，316人9，合计七万人(70，175人)。江南淮南属南唐故地，因为未曾大举限佛，也没佞佛，所以可以设想此地的佛教僧尼在这段时期内无大的变化。由此可知南唐在淮南战役前平均12．56户负担一个僧人(881，634÷70，175：12．56)。所以在后周南唐时期，南北佛教僧侣的密度差不多。文献记载有户无口。不过这对于我们所论的问题不算紧要。设平均一户五人，则约63人负担一个僧尼；若设一户为六人，则约75人负担一个僧尼(今日西藏只有250多万人口，却有4．6万僧尼，平均55．5人有一僧人)。经济负担不算重，这也是南唐中主不限佛的一个原因。
　　不过，后周世宗志在统一，荡平天下，扫清六合、驱逐契丹、收复燕云。他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潜力，来为这个总目标服务。大举限佛便是他增强国力、军力、增加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举措。周世宗不仅是个大政治家，还是个大军事家，勇敢的军人、将领。限佛以增强军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以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的因素促成了后周大举限佛而南唐不限佛。
　　五、政治重心、历史舞台、军人魂魄、文人气质
　　以上我们分别论述了北方灭佛禁佛时期南方不反佛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微观分析。现在再总括性地拉通探讨南方不反佛没出现过“法难”的原因，进行一些宏观的概括。南方从不灭佛，北方有三次反佛，也与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北方中原黄河流域为主要政治重(中)心有关。这一地区既是中华文明、炎黄子孙的主要发祥地，又是中国地理圈、民族圈、文化圈的主要政治重(中)心和历史舞台。最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和历史剧目主要在这里发生上演。由于中国的主要江河山脉为东西走向，如长江、黄河、秦岭、大别山等，所以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只有南北分裂对峙而无东西分裂对峙。经济重(中)心虽从南北朝时开始南移，但要到南宋时才完成南移。而政治重：(中)心一直在北方，从未南移，直到现代。这表现在：一是分裂(割据的)局面都是由北方王朝来结束的，来重新统一的，如秦统一，晋统一，隋统一，宋统一，元统一。二是大一统的王朝均建都北方，如秦、两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南方只有偏安王朝的首都，如三国时的蜀汉、东吴，南北朝时的宋、齐、梁、陈，五代时的十国(一国在北方，即九国)，辽宋金元时的南宋。三是少数民族建国建号称帝执掌政权的情况也都出现在北方，如匈奴、北朝、突厥、辽、夏、金、元、清。南方的少数民族虽也有建国执政的，但几乎没有建号称帝的，更没有北上统一中国、君临天下的。三武一宗灭佛既是政治事件又是宗教文化事件，但归根结底仍是政治事件(在文化上有点类似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因为它们不是佛教本身的发展，创立宗派，唐僧取经，译经，喇嘛教传人蒙古等那样的宗教大事件，而是朝廷、皇帝对宗教(佛教)的镇压、废止、限制这类政治大事件。政教关系总体说来仍属于政治范畴。唐武宗时虽基本统一，但唐都、皇宫、皇帝仍在北方，唐武宗仍是北方人，所以唐武宗禁佛仍然是以北方为主要舞台的灭佛事件。因为南方从来不是主要的政治重(中)心和政治舞台，于是便从未上演过灭佛这类大型历史剧。南方缺乏上演这类大型历史剧的各种条件和历史舞台。就世界范围来看，黑格尔指出，“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就中国范围来看，历史的真正舞台便是温带地区，即主要是黄河流域一中原一北方。最重要最精彩的历史剧主要在北方上演，三武一宗灭佛便是其中的一幕。
　　从个人因素来着手，四位灭佛的皇帝都性格雄毅，有文治武功。分裂时期北方政权的三位灭佛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后周世宗都是带兵打仗、冲锋陷阵的马背皇帝，都是武将出身，性情刚烈。《军事百科全书》把他们仨都列为军事家。对他们仨的定义均为某朝皇帝，军事统帅e。但没有收入与之对应的南方政权的三位皇帝——宋文帝、陈宣帝、南唐元宗。因为他们仨基本上只是政治家、帝王，而不是军人、将领、军事家、军事统帅。虽然在战争时期，他们也要部署指挥战争，也要领导军队，但那基本上是政治行为。如同周恩来、刘少奇，他们虽然也算是军事家，但他们与朱德、彭德怀那类军事家是不同的。军人军事家，做事比较果断，敢于勇于做出灭佛这类大事情。与北方灭佛诸帝对立的南方诸帝都是出身帝王贵胄簪缨之家。从小养尊处优，贵为太子。他们受到最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更高。他们更欣赏、喜爱、赞美、崇敬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都很高的佛教。佛教有丰富的哲学、神学、礼仪、组织、活动场所等，很适合知识分子、文人信仰、崇奉、亲近。灭佛的三位皇帝中有两位都是少数民族，文化程度不高。最后一位后周世宗虽是汉族，但却生于穷人家，行伍出身，文化程度也不高。他们对佛教并不特别欣赏。这也是北方灭佛南方不灭佛的因素之一。
　　总之，南方不灭佛北方灭佛的因素很多。有些是必然的，有些是偶然的；有些是大的，有些是小的；有些是明显的，有些是隐晦的；有些是个人的，有些是社会的。……本人这篇文章只做了初步的探讨，权当抛砖引玉。期待有心有意有才者继续深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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