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卢寺与民国佛教始终

毗卢寺与民国佛教始终
　　邓子美 丁露
　　毗卢寺，古时尊为“金陵首刹”，因供有毗卢遮那佛而得名。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而毗卢寺挟其邻近南京中心地区的优势，无形中也成为民国佛教中心。古老的中华佛教几次重大的现代化革新或组织活动都以毗卢寺为其发端。换句话说，毗卢寺的兴衰，实际上见证了民国佛教的兴衰。通过毗卢寺看民国佛教始终，有着人们所料未及的意义与启示。
　　一、中国第一个现代形态的佛教组织诞生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几经兴衰。清末民初，传统佛教命运多舛，困境重重。先是历经太平天国之乱，大量寺院、经书被毁，佛教备受摧残；接而又是清政府掀起庙产兴学的风潮，1寺院被占用，田产被充公，寺院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打击。这种状况与传统政教关系是分不开的。在传统中国，宗教被迫依附于王权。当帝王蓄意扶持某种宗教时，它就会由上而下地广传；反之，就任人宰割。当然，传统佛教之所以沦入如此处境，不仅由于外部时局的动荡，更在于佛教自身内部诸多病端。其首要原因便是真信仰的缺失，居于佛教主体地位的僧尼中，大部分人出家都是为了在乱世中能找个栖身之所，而非出自对佛法的真知。加上这些出家人文化素养很低，难以领会精深的佛学。虽然清末至民国初年，佛学先后得到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与革命派领军人物章太炎等人的大力提倡发扬，并使之为维新变法或民主革命服务，但这些内容，在佛门中只有青年太虚等少数精英能接受。其次，佛教传法体制受传统宗法制度同化，至清末大都演为子孙制，论资排辈，争名夺利，腐败之风尤甚，优秀的僧才难以脱颖而出。再次，历来传统佛教正如传统的小农一样一盘散沙，除了有僧官的掌控联系外，各寺院都各据一方。当然朝廷任命的僧官也不可能反对朝廷的意图。这内外的困境，使传统佛教到了不革新就要灭亡的紧要关头，但这也为佛教僧伽中少数佼佼者提供了一个革新的舞台。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宣告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的结束。政制的转变，为立志复兴中国佛教的佛门才俊提供了契机，太虚法师正是其杰出代表之一。他生于清末（1890年）一清贫人家，父母早逝，自小与虔信佛教的外婆在寺庙成长，感受世间人情淡薄，对佛教有很深的情感。15岁（1904年）在吴县小九华寺出家。因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又得高僧栽培，使其年纪轻轻就才智超群。又涉猎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子书》、严复《天演论》等译作，谭嗣同《仁学》等书，同时又受吴稚晖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的影响，乃有志于革新佛教，决心以佛化救国、救天下为己任。21909年，太虚就读于杨文会主持的南京祗洹精舍期间，结识了仁山等同学。1912年1月，他们在毗卢寺相遇。
　　于是，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始，毗卢寺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形态的佛教组织的发祥地。那时太虚先到南京，与释宏模、观月等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就在毗卢寺，设立了筹备处。在毗卢寺，太虚等还起草好了会章、宣言等提交临时政府备案。3同时在一好友的帮助下，太虚顺利见到了孙中山，并与其秘书马君武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佛教革命的理念，得到马的支持。回到毗卢寺后，太虚巧遇仁山。两人谈到佛教界的诸多弊端都十分愤慨，于是佛教协进会作为以革新为己任的现代佛教组织就更明确了。在仁山的建议下，太虚等人离开南京，在金山寺组织召开了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受到金山寺主持等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使佛教协进会的工作不得不被迫暂停，这说明当时佛教革新的主客观因素还不成熟。从主体来说，金山寺的长老们因循守旧，只顾私利，而他们的势力又很强大。相对而言，有新知识的青年僧人则屈指可数。其他大部分的僧尼，都是浑浑噩噩，事不关己。从社会力量来看，革新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另外，改革的领导者太虚，仁山等人还都年轻气盛，经验不足，难以独立担当起大任。尽管如此，这次由几个青年僧人发动的佛教改革试验却震动了整个佛教界，青年太虚的名声也广为流传。
　　组织佛教协进会的失败，并未动摇太虚佛教革新的信念。其后，他又协助恩师敬安组织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现代形态的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中华佛教总会无疑是协进会的后继者，在敬安的要求下，太虚正式终止了佛教协进会会务，原协进会的成员全部并入总会。中华佛教总会是当时十七省僧众的联合组织，各省县原有自发建立的僧教育会被改设为分部或支部，使其成为一全国性组织。 中华佛教总会为了维护全国佛教徒的权益，推举太虚恩师敬安为首任会长，敬安不负众望，为保全佛教各地寺产拼死一搏，含恨离世。太虚也曾任该会会刊《佛教月报》总编辑。敬安圆寂后，中华佛教总会还艰难维持了七年，直到1918年，被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内务部以《中华佛教总会登记案》与《管理寺庙条令》相抵触为由，公然宣布取缔。但肇始于毗卢寺，由佛教协进会开启的中国佛教徒建立现代形式的联合组织的潮流终究任何人也遏制不了。
　　二、中国佛学会、中国佛教会的建立
　　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同时，反宗教反迷信的呼声大为高涨。军队、迁移的学校，民众团体都肆意占据寺院，驱赶僧人。在危难之际，各地寺院又纷纷要求建立佛教组织，维护自身利益。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然提出庙产兴学，新一轮狂潮向佛教寺院袭来。同年5月，太虚、圆瑛在上海发起“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号召佛教内部消除成见，成立佛教统一机构，维护佛教利益。但执政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张静江等认为，国民政府不宜出面提倡某一宗教，而提倡佛学则无妨，故只能设立中国佛学会。
　　在这一背景下。太虚等即于7月28日成立了中国佛学会筹备处，会址就在南京毗卢寺。中国佛学会在毗卢寺召开了预备会议。会议决议：推选释观同等为筹备主任，于翌年在南京正式召开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设立“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编印《中国佛教》旬刊。这又是毗卢寺的光荣，因为从此，中国佛学会便定址于此，除抗战中撤往大后方外，大体与民国相始终。
　　1929年1月，南京政府内务部《管理寺庙条例》21条正式颁布。内容苛刻。使庙产风潮有了政府法令依据，佛教界形势严峻。此时太虚正远在欧美访问，在太虚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常务会议议决，另组中国佛教会，会址设在上海。1929年4月12日，由十七省代表参加的中国佛教徒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决议成立中国佛教会，以保护佛教界权益。圆瑛当选为主席。拟定会章，宗旨为“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宏宣佛教，利益群众。要求政府修正《管理寺庙条例》。6月，中佛会第一次执、监委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太虚被选为九常委之一。在太虚等联名要求下，南京政府内务部终于准予中国佛教会备案，使之成为了合法团体。其后，中国佛教会会址曾一度迁至毗卢寺。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中佛会召开紧急理监事会议，号召佛教徒投入抗日救国。圆瑛留上海，领导中佛会灾区救护团及僧伽救护队，从事战地救护和赈济灾民。太虚等赴重庆。1938年4月，圆瑛宣布中佛会在上海英法租界恢复办公。会址迁移重庆的双方前议废止。5月，太虚在重庆主持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区的中佛会机构。1941年，太虚申请设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没料国民政府内政部对相关事项不予置理，社会事务部也拒绝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41943年11月，内政部正式颁布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该办法与太虚意见南辕北辙。佛教公益事业居然不由佛教兴办，也没有过问之权。这完全是庙产兴学的变种。1944年1月2日，太虚致信蒋介石，以死相逼，内政部的办法才搁置了起来。
　　抗战期间，中国佛教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呼吁僧人抗日，组织战地救护，赈济灾民等。但由于时局的动荡，加上中佛会内部保守派和革新派持续不断的矛盾纠纷，使中国佛教会没有发挥其预期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维系时间最长的全国性的现代形式的佛教组织。
　　三、由上而下革新佛教的试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内政部和社会部一起发布训令：依法组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并任命太虚和圆瑛等人为委员会委员。这一次，太虚与代表革新派的委员占了大多数，5革新派终于掌握了实权。随后，整委会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聘定设计、财务委员及驻各省市分会指导员，指令各地在半年之内成立相应的各级整理委员会。整委会还派人接收了伪日华佛教协会、伪南京佛教会。
　　1946年1月，整委会迁居南京毗卢寺。毗卢寺会址又一次发挥了太虚利用整委会，进行由上而下革新佛教的司令部作用。太虚派释又信作为代表，建立了指导、文书、登记、事务等各办事机构。4月，太虚亲抵南京，指导创立会务人员训练班，起草新会章及各种规则，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和盘托出了他的整理佛教设想：在政府方面，应平等对待各宗教，保障信仰自由，保护寺院财产。僧尼一要兴办农场、工厂自养，并通过教育，普遍提高文化和佛学知识水平；二要兴办社会教育、慈善等事业；三要弘扬佛法，化导人心，改良社会，促进和平。佛教会将推动所有寺院及佛教徒进行登记，把他们系统地组织起来。6
　　但是，中佛会指导下的各个分会的运作却困难重重。以湖南为例，太虚派往当地的指导员“工作是那样忙，经费毫无着落，诸山不肯布施，吃饭都成问题。”只是凭着宗教热诚与对太虚的忠诚在支撑着，把自己个人极有限的钱“补助公家（佛教会）用光”。7太虚领导的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及其各分会，在艰难地维持着这一革新的实践。
　　在太虚逝世后的两个多月，“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于1947年5月26日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十位代表表决通过了一份预先由内政部批准认可的章程，8并且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国佛教会”。但其所发挥的职能却与太虚提出的整理佛教的设想相差甚远。就在南京毗卢寺，中佛会再次设立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常设机构。这个机构对三十一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十一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负责，执行章程的各项条款。各个省都设立了分会，分会下设支会。各分支会负责向下面传达总办事处的指令，同时承担将下面的报告和要求上交总办事处。佛教会成为了政府和僧人之间的主要中介。如果政府的法令触犯了寺庙或者僧人的利益，引起不满，僧人所在的支会就提醒政府注意。它首要的职责是命令佛教会成员“不要抗拒已经生效的章程，不要违反政府法令”。9当然，也不可否认，佛教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说进行一些慈善活动等等。对当时政局不稳的中国来说，无疑为劳苦大众带来了些许的温暖，同时也使佛教得以维持。
　　中国佛教会的成立，以及它的章程等的制定，为统一管理佛教提供了一个具有组织化的实体。但是，这个实体的运行效果如何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实际上，佛教会当时的运行资金都常常处于欠缺的境况，“总是遇到财政困难，只得向各省的分会催讨钱款”。10在当时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下，各地的分会和支会的会款也不能及时上交，总会常常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另外，当时也不是所有的僧尼、居士等都加入了佛教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僧尼、居士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加入佛教会，他们的活动就游离于佛教会之外，当然，佛教会也不会对他们提供帮助和保护。从总体上看，由于失去了其真正领袖，也就失去了革新的重要推动力，1947年战乱中重组的中国佛教会基本上属于空架子。太虚设想的由上而下推动的革新试验陷于失败。
　　四、民国佛教的终结
　　1947年3月12日，太虚大师圆寂于上海玉佛寺。5月25日，又是在毗卢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中国佛学会暨南京市佛教会举行了太虚大师追悼大会，各地各界到会代表千余人，规模之大，座不能容。会场挂满挽联哀辞，共达五千余件。随后，各佛教团体在全国各地召开追悼会纪念太虚。在海外，如南洋、香港等太虚曾经弘法之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连当时印度新德里正在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也临时举行太虚追悼仪式，可见太虚影响之大。11
　　毗卢寺与太虚的几次重大活动，跟民国佛教紧密相连。从1912年佛教协进会的创建到1946年中国佛教会的重整，太虚都是领导者，毗卢寺则是见证者。随着太虚大师的去世，民国的佛教革新实际上也走向了终结。坚持到1949年的中国佛教会，只是个残留的象征。
　　中华民国之“民”，本应是现代市民；但实际上那时的中国民众如严复所说却是“宗法之民”。12这也是孙中山的民国之梦历经37年终于破灭的原因之一。太虚建立的佛教协进会也一样。“协进会”的名称，本源自西方现代宗教组织，“协进”的目的为克服各教派间的分歧。如1844年，基督教成立了第一个跨教派的青年会。1855年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进会成立。故协进会的原义为协调彼此行动的组织，但除了太虚等极少数人外，中国佛教徒根本不了解西方教派斗争的长期历史与联合必要，这也注定了这一组织及其名称都是短命的。太虚曾经设想，“现代佛教也随着现代国家社会而涌现。”13自然当现代国家社会之梦被内战的隆隆炮声粉碎后，所谓“现代佛教”也终成画饼。民国佛教随之终结。
　　虽然太虚在其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佛教现代化的显著进展。但他当年在南京也曾经宣扬过人间佛教思想，这一思想实为佛教现代转型的先导。相隔四十多年后，即198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第四届理事会议上，赵朴初居士做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终于把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提升到“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高度。在中国台湾，人间佛教思想在太虚弟子慈航、印顺等高僧大德的积极倡导和实践下，结出累累硕果。同样，南京毗卢寺于1998年恢复，十年来已修整一新，本次在毗卢寺召开的由海峡两岸佛教界参与的中国近现代佛教研讨会，也将成为当代佛教兴盛的见证。注释：1 邓子美 《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106页。2 麻天祥 《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3 邓子美 《太虚大师全传》，慧明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79页。
　　4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英文版第488页。
　　5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英文版第518页，委员会委员包括：太虚、章嘉、虚云、圆瑛、昌圆、全朗、李子宽、屈纹六、黄应澜。6 《一月佛教纪要》，《海潮音》第27卷6期，1946年6月。
　　7 参见《茗山文集》，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8 [美]霍姆斯·维茨 著 王雷泉 包胜勇 林倩等译，《中国佛教的复兴》，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9 《中国佛教的复兴》第40页。
　　10 《中国佛教的复兴》第40页。
　　11 邓子美《太虚大师全传》第319页。
　　12 严复《社会通诠·序》。
　　13 太虚《知识青年僧的出路》，载《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