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子到禅宗对中国人生哲学的建构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这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名言，可译作“生死事大”。对于个体而言，人生就意味着选择。古今中西无不对生死问题予以关注。有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生死感怀，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不仅是思古的幽情，也是对生命意义的追索。正像斯宾诺沙所说，自由人的智慧，不是对死的默念，而是对生的沉思。

但中西毕竟也有不同：比如西方重语言、解析、物；中国重玄思、感悟、情。中国是精英文化；美国是平民文化，突出对生命的尊重，与道、佛相类。通常认为佛教在宋以下是衰落，实际上是同儒、道的结合，在高层次上的渗透。它重铸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丰富了理性思维、陶冶了审美观念。

有人说：道教是贪生的哲学，佛教是怕死的哲学。其实不然。儒家重死，道家重生，佛家力图超越生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解释不同，一是避免谈死；二是说死是比生更高深的学问，生尚且不知，何以知死？儒家最具代表性的话是鱼与熊掌的譬喻——舍生取义。庄子重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自本观之，生者，喑噫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正因为如此，故能坦然面对生死，而有鼓盆而歌的故事。他认为：生者，始也，无始则无形，无形则无气，有气则有生，生命犹如四时之变化。其实谈的就是有限和无限。

中西文化的本质是相同的，犹如Sandwich和陕西的肉夹馍。当然也有不同，比如谈到具有无限意义的本体，中国人说，“道不可说”，西方人说In the beginning was word。对于生命的认识，也有千差万别。核心是在选择中如何实现自我的价值。概括起来说：西方重人权、平等，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儒家追求“内圣外王”，重视道德和操守，故能舍生取义，蹈死如饴。道家以“齐物”的观念，视“生死一如”，故要求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享受生命赐予的欢乐。佛家显然把生命看作苦的流程，因此说“觉悟”，而实现自我不在于对“我”的执着，而在于超越生死、超越利害得失。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人类社会的和平、进步靠的还是爱、互助，否则就会导致以己之自由奴役他人之自由，以己之权利剥夺别人的权利，如是相斗，天下则永无宁日。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即使做不到公，最起码要做到爱。所以老子讲，“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当今西方文化也一变对个体（self, person）的尊重，而以Identity突出人际关系的一致性，即我们说的“和而不同”。

一 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吕氏春秋》说：“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荆可矣。老聃闻之曰：去人可矣。故老聃为至公。”充分表现了人生境界的差异。前者是地域的、政治的；孔子可以说是伦理的；后者显然是终极的、艺术审美的，或者说是宗教的。

因此可以把人生的追求分为五个层面：终极的、生理和心理的、伦理道德的、政治法律的，以及物质经济的。人的价值不单体现在物质创造和物质进步，更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根本的还在于对终极追求的精神（讲述海涅关于机器人要求give me a soul的故事）。若无精神，即灵魂，那是行尸走肉，人类则无以进步，科学则无以发展，也就谈不上生命的价值。

论及价值，总是要说有用还是无用，以“有用”衡量一切的价值。其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当用”不当用，这就是价值判断。包括科学一切在内的事物，都有其多方面的作用，即“有用”。比如火药，既可用于开采矿山，或者作烟花供人欣赏，亦可作大面积的杀戮武器，对人类构成生命的威胁；高科技既可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亦可被犯罪分子用作贪污盗窃杀人的技术手段。这是社会生活的二律悖反。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法令滋彰，盗贼愈多”，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是这个意思。章太炎先生早就提出俱分进化的观点，明确指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作恶的本领也随之增强。所以，正确的价值观念的确立和价值判断，对于保障社会和谐与进步，是比任何物质创造尤其重要的。

庄子讲逍遥、齐物，以此实现重生、全性保真的人生哲学。章太炎评论说：“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有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乃合齐物之义。”也就是说，庄子说的平等，非世俗的平等，要求破除名相的执着，便可与天地、万物平等。其义有三：一是顺应自然。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于有间”，就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其二是与万物平等。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说，天地是我的棺椁，日月、星辰、万物为我赉送，何必另有厚葬？弟子说防备蝼蚁。庄子讲：“在天为鸟鸢，在地为蝼蚁，夺此予彼，何其偏也！”于是提出“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意思是说，用不公正，没有得到验证的的事物作衡量事物的标准，其结果还是不平、不公、不正。其三是忘我。即佛家说的破执。不计个人得失。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意思就是说，不追逐名利，更不能触犯刑律和道德规范，要超越得失，保持良好的稳定心态，便可全生尽年。就可以做到“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并生”。邱处机见成吉思汗，回答其长生的要求说：只有“卫生之术”，而“无长生之药”，应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这是从政治上讲的。

庄子、禅宗则是从心性学说谈生命哲学和生命价值的。所谓“放下即是”就是放下烦恼，放下杂念、放下名缰利锁。我们河南的大哲二程谈“座中有妓，心中无妓”的故事，显然是受了庄、禅的影响。云门文偃解释“十五以后道将一句”是“日日是好日”，于是有“春有百华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烦恼在心头，日日都是好时节”流传甚广的诗句。能如此方能做到生不足恋，死不足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勇往直前，实现自我，成就功业。尤其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由于紧张的工作、生活，而造成的精神失落，更有矫治的作用。否则便是“贪看天上月，反失掌上珠”。

二 丰富了理性思维

鲁迅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手里都有三件小玩意：《论语》、《庄子》和《坛经》，说明了庄子、禅宗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同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的契合。

汉以下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知识分子以《论语》治天下，讲三纲八条目；《庄子》迎合文士的风雅、洒脱，表现大智慧；《坛经》以“实相非相”的辨证思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理性思维。有人说，宋代以来，儒门收拾不住，而尽归释氏，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禅学风靡的事实。其实正是在这个时期，儒家汲纳了佛教哲学，才促使儒家思想精致化而成为博大精深的理学。

庄子的齐物论讲有始无始，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无穷，彼亦一无穷，故从根本上看，凡物无成与毁，道通为一，生死一如。

禅家讲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方法论，就是离言、离相，主张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谓中道，即非无、非有、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从逻辑学上讲就是多值逻辑：非A不包含B，非非A不包含A，是彻底的否定性思维，如斯宾诺莎所言： To call anything finite is denial in part.野狐禅的公案，强调“不昧因果”，“不昧”二字，突出表现了禅门超二元对立的思维。

理论固然晦涩，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俯拾皆是的。《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及其注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正叹他人命不常，哪知自己归来丧”等等，显然是庄、禅思维方式的积淀，还有“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也都是对世人的警戒。虽然有点悲凉，但毕竟也是对人生的一番悟解。

还有“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钗引“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曲词婉妙，铿锵有力，不仅道出了英雄末路的苍凉，尤其表现出洒脱自在，超然物外的情怀。而后宝玉感怀，有“斯可云证，是立足境”之说，黛玉说其未能尽善，并改之曰：“无立足境，方是干净”，颇似慧能在五祖寺的故事，难怪宝钗以慧能说偈的故事附和，充分看出庄、禅思想召感人心的魅力以及对思维方式的渗透。

禅宗还有许多故事采用浅近的方式阐释对待生活的态度。比如“蛤蟆与老茄”，说的是一个僧人夜里踩到一物，以为蛤蟆，终夜不眠，翌晨出视，见为茄子，始放下心来。还说一个老奶奶有两个女儿，长女卖鞋，小女卖伞，终日心焦如焚，担心晴日伞不能卖，雨天鞋无销路，一旦改换了思维，雨天可卖伞，晴天能售鞋，便觉得心境开朗起来。告诉人们破除我执，改变思维方式，不要自寻烦恼，便可勘破利害，也才能像曾经充满恨的孩子对着大山，高喊“我恨你”，改变为高喊“我爱你”，而得到爱的回报。也就是说，要用爱去拥抱世界，社会才能得到和谐的发展。

三 陶冶审美观念

庄子、禅宗的超越观念本身就是一种美。君不见大雄宝殿的庄严、祥和，思想深处的清浅、幽隐、洒脱，无疑是一种脱俗的美感，在那种庄严圣洁，超然物外的美感中，思想自然会在无形中净化。中国的佛——布袋和尚，“大肚能容，慈颜常笑”，历代文人墨客赞颂不绝，我也凑成一联“坦腹乃容大自在，慈颜尽显热心肠”，那种慈、祥的美，对人生尤其能产生潜移默化的渗透。我们龙门的卢舍那佛，那端庄、永恒的微笑，美不胜收，应当说也在蒙那莉莎神秘的微笑之上。至于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更是数不胜数。比如苏轼有口皆碑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仅写出了庐山千变万化自然美景，而且讲述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情理交融，读之令人心旷神怡。 相传南宋有一书生行至焦山风月亭，月光中风摇青松，有感而有诗曰：

风来松顶清难立，月到波心淡欲沉。
会得风松元无外，始知江心是吾心。

此诗既得理学、心学的意蕴，也以禅家的空灵美感，写出了风月的情致。但是一位禅师说，虽是好诗，却无眼目，于是改为“会得风松非物外，始知江月即吾心” 。这一改动可以说是画龙点睛，多了一些超越的美感，少了一点蔬笋气，充分展现了个体与本体合一的审美意境，也展现了人生对终极的追求。至于说禅门突出“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涵盖乾坤”，以及意在言外的玄奥等等，无疑都给予中国文化美的熏染。还有苏曼殊的诗，如“禅心一任娥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烟蓑雨笠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除了说理部分，清浅、妙曼、秀媚，禅的诗化，也给人以美的享受。事实上禅学一直陶冶着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识，不再详述。

在《红楼梦》第91回中，宝、黛皆谈禅表述相互爱悦，倾吐心声，尤其表现了现实生活中超越的美感，它含蓄而富于诗意，把二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写得若隐若显、逼真流畅，把当时的文人风雅烘托得淋漓尽致，尽管他们还没有对禅家思想得意领宗，而无法实现自己的超越。（内容略）

总而言之，无论是庄子，还是禅宗，都要求以一种超越的意识，直面人生，少一点怨艾，少一点背叛，少一点怨天尤人，如此社会就会多一点爱，多一点关怀，不仅能使天下怀安、社会和谐，尤其能够使自己游行自在，健康向上。正像那个改变了思维和行为的孩子一样，用爱去拥抱世界，用美来装点社会！

夜幕降临，龙潭崇信点燃手中的灯，当德山宣鉴伸手去接的时候，龙潭一口将灯吹灭。德山大悟：“接过来的不是禅。”是我将手中的灯吹灭的时候了。美好的人生，光辉的前程，不单是靠这盏灯照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