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都释道》 (一)

第一章 释道传略 第一节 高僧（一）
　　　赵荣珦 著
　　（洛阳市第一高中高级教师，洛阳老庄研究院院务委员）
　　首入白马寺的天竺僧——摄摩腾
　　汉明帝“永平求法”时，随汉使者返回洛阳的有两面位天竺高僧，一为摄摩腾，一为竺法兰。相传摄摩腾译出了《四十二章经》。后来二高僧在洛阳城西白马寺弘法传教，最后二僧图寂于此寺。现今，白马寺山门内中轴甬路两侧有二高僧墓，东为摄摩腾墓，右为竺法兰墓。寺后院清凉台上有摄、兰二僧殿。
　　摄摩腾，本籍中天竺人。有美好的风度和仪表。能解大、小乘经典。平时，以游行宣教作为自己的任务。
　　摄摩腾在游经天竺的一些附庸小国时，宣讲《金光明经》。当时，正遇上敌人来侵犯边境，摄摩腾看到这种情况思考着：“经里说‘能够宣讲这种经法，就会被地神所保护，使所有人居平安快乐。’现在战争刚刚开始，这次战争竟然对国家有益吗？”于是，他发誓以忘掉自身的得失，亲自对前方去作劝和的工作。结果，敌我两国交相友好，因此，摄摩腾的声名流传到各地。
　　东汉永平年间，明帝夜里梦见一们金人，从空中飞来。第二天，明帝就召集群臣来占断梦中见到的事。博古通今的大臣傅毅，奉命回答：“臣听说西域有神，他的名子叫‘佛’，陛下梦见的，会一定是他。”明帝认为傅毅说的很正确，于是就派遣郎中蔡忄音、博士弟子秦景等人，以使节的身份前往天竺国，寻找访求佛法。蔡忄音等人在天竺国遇见了摄摩腾，便邀请他一同返回汉地。
　　摄摩腾，矢志不移，弘教扬法，不惧一切疲劳和痛苦，竟然长途拔涉，经过西域 大沙漠，到达东汉京都洛阳。汉明帝很欣赏他的伟传教风范，特意迎接，在洛阳西域门外建立寺院，让他住在寺内，这是汉地有西域僧人之始。
　　但是，佛教大法开始东传，还同没有归一的信教人，所以，佛教蕴含着的深奥妙解，还没有来得及扩大宣扬，后不久，摄摩腾在洛阳去世。
　　有文字记载说：摄摩腾译出《四十二章经》一卷，开始封藏在兰召石室第十四间里边。摄摩腾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今天洛阳城西雍门外的白马寺。
　　相传说，外国国王曾经下令要毁坏天下寺庙，只有招提寺没有来得及毁坏。这天夜里，有一匹白马环绕寺塔发出悲哀的鸣叫声。这马的悲鸣声，启发了国王，国王立即停止了毁坏寺庙的行动。于是改“招提”而为“白马”。所以，天下很多寺大多取了这个名子，这就是白马寺的由来。
　　首入白马寺的天竺僧——竺法兰
　　竺法兰，亦是中天竺人，他自己说过能诵“经”、“论”数万章，成为天竺佛教学者的老师。
　　当时，蔡愔己经到了天竺国，竺法兰和摄摩腾，共同相伴着游行宣教，这一天，他俩一同前去蔡愔等人的住地时，恰巧被当地的学徒们所拦阻求教，他俩只好停止前行。竺法兰于是就抄近路赶到了蔡愔们的住所。
　　竺法兰、摄摩腾同汉人求法者一起，跋涉万里，风尘仆仆到了洛阳，不多久，竺法兰就纯熟地学会了汉语。
　　蔡愔在西域获得了不少佛教典籍，竺法兰根据情况翻译了其中的《十地断经》、《佛本经》、《法海藏》、《佛本经》和《四十二章经》等五部。后来都城洛阳，贼寇作乱。竺法兰所译的五部佛经，有四部失掉了大半，没有传到江南。只有《四十二章经》现今仍存在，总共有二千多字。汉地被存下来的佛教经典，只有这一部算是最早的了。
　　蔡愔又在西域得到了一副画释迦牟尼的站像。这是优田王檀香木像师的第四件名作。蔡愔带回洛阳后，明帝亲眼过目全像，十分高兴，就命画工临摩下来，放置在清凉台里边，和显节陵上。那幅从西域带回的旧像己经不存在了。
　　相传西汉武帝时，在长安开掘昆明池，挖到湖底纯是黑灰，而人们见了甚是惊异，就有人去问东方朔。东方朔说：“我不确知这是什么东西，可以问问西域人。”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解。后来，竺法兰到洛阳，众人又回忆起这件事，便问竺法兰。竺法兰说：“世界终结完了，遭劫之火在地洞中燃烧，昆明池底的黑灰就是啊！”到这时，西汉东方朔的话，算是有了验证，相信竺法兰说法的人很多。
　　竺法兰，最后在洛阳去世，享年六十余岁。
　　佛经翻译家——安世高
　　“永平求法”，佛教始传洛阳。传教经典只有唯一的从天竺取回的《四十二章经》。此后，百年之间，佛教信仰依附于道教，与道教并存、传布。即无教团组织，也无汉族僧人。自汉桓帝时，安世高来洛阳传教，通过翻译佛教经典，佛教经义，将佛教作了系统介绍，汉人对佛教有多面的了解，信仰佛教的人，也才有少转多，小乘禅法，由汉到魏盛行两代，安世高收的汉人佛学弟子，曾一传再传，史有载籍，其禅法流传至今达1800余年，佛教东传，安世高可谓天下第一僧人。
　　一 立志入佛
　　安清，字世高，汉西域安息国的王子。自幼谦虚好学，孝顺父母，就获得了一个孝子名声。安世高天生聪明，好学不倦。少年时，就通晓各门学问，如天文、地理、医术等。他善于观察天象变化，从中推测吉凶祸福；他还精通医术，能够观察病人气色，判断病情对症下药，妙手回春。他热爱大自然，常到山林中与鸟兽作伴，注意倾听它们的叫声观察它们的活动，慢慢地就理解了这些动物的语言。这些鸟兽见他来了就围绕在他的周围，有的蹦蹦跳跳，有的唧喳鸣叫，好象表示欢迎。有一天，他邀请几个同伴出外施游，半路上，有一群燕子呢呢喃喃迎面飞来，擦顶而过，他当即对同伴笑着说：“这群燕子是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前边有人给我们准备好了饭菜，可让大家饱餐一顿，快走吧！”大家不解的走着，不一会儿，就发现了路边摆着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待大家饱餐之后，都十分赞赏安世高的神异的才能，这个奇特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安息国，世高一时名声大震。
　　安世高虽出身王子，荣华富贵，声色犬马，可极尽所用，但他视如粪土，不屑一顾，一心一意崇信佛教，恪守佛教戒律，从不涣慢自己。王廷对他也不另外要求。正在他入定修持之时，突然传来父王驾崩的噩耗，登时，如晴天霹雳，世高不知所措。对这一个孝顺王子来说，理所当然地要继承王位。在文武大臣的护拥下，世高强忍悲痛，登上了国王宝座成为一代国王，宣告大赦天下。世高随后给父王举行了国葬，全国举哀。随着时间的推移，世高怀着对父王的敬爱之情，开始料理国务工作。慢慢地，世高对日理万机的繁文缛节，开始讨厌起来，因为这直接影响他的修持。他本来不热爱政事，再加上父王的去世，使他感到世事无常、人生皆苦。他经过一番痛苦地抉择，毅然决定抛弃皇家一切，让位给叔父。就这样，世高告别王廷，孤身一人到寺庙修行，开始了佛徒生涯。
　　世高在寺庙，凭自己的天性和勤奋，很快就通晓了存世的佛教经典，对经义和戒律了如指撑，其中对阿毗昙学特别精通，深得书中三昧。世高经过这段艰苦的学经和修持，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经师，便开始游历西域各国，并了解到各国的佛教传布情况，还通晓各国语言，名振西域各国。
　　二 洛阳传教
　　世高为了传经弘佛，便决定东渡中国。他于汉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东汉国都洛阳。
　　世高来洛阳之前，安息国和汉国己有使节往来，其中在汉章帝章和元年、二年（公元87年、88年）和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国特派使者团，向汉国贡献珍奇瑰宝，两国关系十分友好。也许因此激发了世高来中国传法的兴趣和决心。
　　汉朝通西域各国，有南北二条路线：南线从敦煌向西出玉门关、阳关、经楼兰穿过沙漠，经过鄯善，绕道今天的塔克拉马干沙漠南、沿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再折向西北到莎车。再向西越过葱岭，经巴达克山，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安息；向南翻过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就是天竺国西北部的佛教圣地迦湿弥罗（即克什米尔）。
　　北线是由敦煌向西，出玉门关、阳关，再北上到伊吾庐（今哈密），由此西进到车师前王庭，然后沿天山南麓，溯塔里木河西行，经由吐鲁番到龟兹，然后到达疏勒（今喀什市）。再向西越过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再向西是安息。这南北二线都在天山南侧，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两边，统称天山南路。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从哈密出发向北穿天山，折西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到达康居再向西即到安息。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就是通过这两条“丝绸之路”。汉朝先进的生产技术、丝绸和科学文化，由此传到葱岭以西，直到遥远的欧洲；西域的物产如汗血马等家畜和苜蓿、葡萄、胡桃、蚕豆等植物，以及西域的文化艺术，也由此传到中国来。就是在这个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佛教开始从印度向西北邻国传播，并且，越过葱岭传入西域各国，最后传入汉朝内地。
　　安息国通过和汉国的几次使节来往，十分赞赏大汉帝国发达的丝绸文化，这大概就是世高来中国的主要原因。世高可能是从天山南路的南线“丝绸之路”来中国的。
　　世高来中国之前，佛教从永平求法、楚王英崇信黄老与佛教，一直到汉桓帝尊崇佛道二教，算来己有百年之久。但是，中国的佛教信仰一直和道教连在一起，不可分离。信仰人只知道有道教经典，而不知道有佛教经典，什么经义、戒律都按道教行事。世高来中国之后，认识到这种情况，他认为佛教不能独立传播，就是因为缺少佛教经典的宣传，当时洛阳只流传着《四十二章经》，人们把这部经典和《道德经》一样看待，不能突出佛教的经义特点，所以，对佛教的发展极为不利。翻译佛教经典，让佛徒明了佛教经义和戒律，是当务之急。于是，在都城洛阳白马寺，世高专心致志地翻译起佛经来。在译经活动中，为了满足佛徒修行方面的急需，决定先翻译佛教止观一类的经典。他首先翻译出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及其许多单品小经，还有一切有关解释《阿含经》的著作。
　　安世高在洛阳白马寺除译经之外，还有讲经。世高到洛阳后，很快通晓汉语，不仅笔译顺畅，而且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汉语，所以，当世高讲经时，听者云集。无论达官贵显，或是市商小民，有的看热闹，有的听门道。很快地，“安侯”之名，誉满洛阳。因为安世高为王子，所以，时人称他为“安侯”这就和中国人对地位高的人称呼为“王公贵人”一样。
　　佛教虽然己传入洛阳百年之久，但有种种原因尚未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它的一整套独特的教义和组织形式，还都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仅能根据当时流传的《四十二章经》中佛教的一般教义如“断爱去欲”、“行大仁慈”以及戒“杀、盗、淫”等，来与黄老之教相比附，认为二者相同，甚至认为老子晚年西入夷狄化作浮屠，创立佛教。后来，西晋道士王浮就据此创作出《老子化胡经》。
　　安世高为了尽快让汉人了解佛教基本教义和戒律，抓紧时间翻译了小乘佛教的经典，如《安般守义经》、一卷、《阳持入经》一卷。《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各一卷，百六十品经》一卷等，这属于佛教对汉人的启蒙教化，所以世高所译的经文，都“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开佛经汉译通俗易懂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前后二十年间，世高共译经典三十四部四十卷，对佛教在东汉的传播和佛教逐渐脱离道教、独立传教奠定了基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安世高在东汉灵帝末年，关中、洛阳一带发生动乱时，离开洛阳，到江南游方传道。他曾到过广州、豫章、浔阳、会稽等地传教，最后在会稽去世。他为了弘佛传法，进行中西文化交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中国的佛教事业。
　　三 现身说法
　　安世高抛弃王位，出家修持佛法，本己超出了世人习念。他不远万里来汉朝传教，更带有神奇色彩。世高在白马寺给前来听经的佛徒、听众讲经之后，有时穿插一切佛教故事，使人听了更加有味。有一次他却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听者无不聚精会神。他说，我的前身是一个出家和尚。有一个和尚和我同行，外出乞讨时，施主所施舍的饭食，稍不合他的口味，他就怒气顿生，怀恨在心，总想法予以报复。我想，他这样作，肯定会再次堕入轮回的恶道，很难转世，所以我就耐心劝导，总希望有一天他会改恶从善，为弘扬佛法出一点力。谁知他屡教不改，仍一如既往。但我还是一直等待他，有灰心转意之日。就这样，前后等了他二十年。后来，我想去南方广州传教，决定离开他，就好心好意地给他说：
　　“你天生聪明，最适宜于学佛法，只可惜你的性格暴躁，不能安心学道，长此以往，待来世你会堕入恶形，受苦受难，我是为心不忍的。假如我能成佛得道，一定会帮助你解脱。”
　　就这样，我离开了他，前往广州去。
　　这时，听说广州一带社会混乱，盗贼横行。有一天，我正在赶路前行，突然出现一个少年，手持大刀，怒目当道，高声嚷嚷道：
　　“我可等着你了。”
　　我心平气和地回答他：
　　“你说的对呀！我前世欠你太多，所以特意远道而来偿命。但是，我也希望你从今日起，痛改前非，回头是岸。”
　　说完，我就引颈受死。
　　就这样，后来我即转生为安息国太子了。
　　转世后，来中国传教。这次南行，总想着救度我那同伴修行人，就是因为他己堕入了恶形。
　　后来，我走到一个叫郑亭湖庙的地方，据当地传说，庙神很灵。凡过往行人都要给庙神供献祭品，才能保证旅行安全，一切顺利，否则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这时我和我的同路人，各自供上各自的祭物，口里念念有词地祈祷着，请求神灵保佑，顺利通过此地。
　　正在大家祈祷的时侯，庙神在人们的前头降旨了：
　　“你们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出家人，让他单独出来和我通话。”
　　我知道自己是唯一的僧人，便一人走进殿内。正在踌躇，那庙神发话了：
　　“我就是那个和你一同修行的人，只因我生性暴烈，听不进劝告，反而怀恨报复，所以落得个转了世的庙神，还负责管辖这周围千里之地。今天也是缘份，又见到了你，真是悲喜交集啊！悲的是，我己身堕恶形，而喜的是，老修行前来救度。今天把我庙中的所有供品和贵重宝物，统统献给你，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来造塔布施，以便使我摆脱恶形，重生善地，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听完他这一番悔悟的话，便说：
　　“千里迢迢，就是来救度你，你为何还不现出本形。”
　　庙神说：
　　“我形体太丑陋了，显出本形，众人一定会害怕，我更无地自容了。”
　　我说：
　　“不要紧，现形吧，大家不会害怕。”
　　于是，一阵闷声过后，庙神现出了本形，原是一条大蟒蛇，蜷曲着卧在殿中。这时我用安息语说着，大蟒蛇伸头洗耳恭听，泪流满面，不断地点着头，一会儿，便隐形遁去。
　　后来，我便用这些物品，在豫章这个地方，建造了一座东寺。那个庙神后来再次转世，成为一个有志少年。
　　四 小乘显世
　　安世高以自己的天才和颖悟，和对佛教的虔诚与信心，在洛阳译经，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对佛教小乘禅法经书的翻译，为迎合当时洛阳的信仰和语言文化，他译文的语言词汇直接来自道教著作。如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说：
　　“安为清，安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
　　又如世高译的《分别善恶所起经》有偈言说：
　　“笃信守一，戒于壅蔽”。
　　还有把“禅波罗密”（即禅度）译为“守一得度”。
　　这此经译词语，直接来自道教经典《道德经》和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道教讲清净无为，讲净心养气，以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称为“抱一”、“守一”，这就是东汉朝野外上下宗教信仰的社会风气。无怪乎当时人们把《四十二章经》与《道德经》等同看待。安世高当然了解这一点，他更了解一种外来宗教文化，要想被异国人民所接受，必需符合异国人民的生活习俗。所以，世高的译经、解经和笔译、口译，都本着这一目的来进行。佛教小乘禅数学派，在洛阳以及全国的流行传播，全靠安世高的译经行为来实现。
　　东汉佛经翻译有两个系统，除了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数学派外，还有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派。
　　所谓“乘”，是梵文的意译。有“乘载”或“道路”之意。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在印度佛教内形成了一些具有新的学说教义思想的派别。这些派自称他们能“普渡众生”，似一支大船，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成就佛果，他们自称“大乘”，把原来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都贬称为“小乘”。但所为谓的“小乘”佛教派别本身就不承认，如现在的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国的佛教，一直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
　　大、小乘的区别，首先，在对释迦牟尼的看法上，“小乘”把释迦牟尼看作一个教主、导师，是一个完全达到觉悟的人；“大乘”则看释迦牟尼是威力广大、法力无边、全智全能的神，并且认为除释迦牟尼外，在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四方、四隅、上下）有无数的佛。其次，在修持方法上，“小乘”主张修“三学”（戒、定、慧）、“八正道”；“大乘”主张修习“六度”、“四摄”的“菩萨行”。菩萨思想是大乘的特色。
　　西域各国开始流传的佛教都是小乘。安世高从出家起，就一直修持小乘佛法。精通小乘佛教的经典和修持方法，堪称小乘佛法的大师，所以，名振西域。安世高到洛阳后，所译的佛教经典，都属于小乘禅法。在中国一直流行。安世高在洛阳的汉人佛学弟子有韩林、皮业、陈慧、等，而陈慧还注解了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经》，陈慧还收了佛学弟子康僧会，为安世高的再传弟子，安世高传播小乘佛教的功绩，永不可磨灭。
　　大乘般若翻译家——支娄迦谶
　　在东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西域发达的佛学文化，沿“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东传汉地。传播者根据他们的佛学传承派别而流传于世。汉桓之世，来汉传译佛经的有两位西域高僧，前有安世高，后有支娄迦谶。安为佛学小乘派，支为佛学大乘派。小乘为旧学，大乘为新学。小乘主张人空法有，大乘主张人法两空。小乘求个人解脱，大乘求普渡终生。总之，两派都持乐善好施精神，丰富了汉文化的内涵，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 东渡洛阳 弘法译经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西域大月支国人。生卒不详。东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从月支国东渡洛阳。在灵帝光和、中平（公元178——189年）间，住洛阳翻译讲经。他比安世高稍晚些。
　　支谶的操行淳厚深沉，性格开朗敏捷，出家后，在学佛过程中，严禀法度戒律，以精勤著于世。他博闻强记，讽诵群经，志在宣扬佛法，不辞万里来到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洛阳。
　　支谶在洛阳译经十分勤奋，前后共译经十四部、二十七卷。这些佛经中，最主要的有二部，《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在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一年中译出的。原本都是由竺朔佛从西域传来。这两部佛经由支谶口译，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张莲（字少安）笔受。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于佛寺中校定。
　　支谶通晓汉语，在译经中，他主张朴实中肯，不加修饰。但有些梵文不能用汉语对译时，他就用原音译起来。所以，诵读时，佛徒们深感难懂真意；而佛学者研究这些佛经时，认为文字的表达和内容的真实性，都有问题，错误严重，当时，从译经的发展眼光来说，不无正确，但在当时能够将经译出，并得以传播和学习，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了。
　　支娄迦谶所译佛经，与安世高所译佛经恰恰相反，几乎全是属于大乘佛经。支谶是大乘佛经翻译、传播的先驱者。他的译经，反映了印度一个时期（龙树以前）大乘佛教流传的一些情况。按照佛教经典的分类，最早出现的大乘经类，分别都作出了翻译。在二十七卷译经中，“般若”类有：《道行品经》；“宝积”类有：《摩尼宝经》；“华严”类有《兜沙经》；“方等”类有《问署经》、《内藏百宝经》等。在支谶的全部译经中，对以后佛教发生重大影响的、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这般若类经典。它对此后四百年间佛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并与魏晋玄学相互助长，风磨靡一时，以致后来跻足于最高统治阶层的理论思想中。对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哲学，宗教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上述佛经内容，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了“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它从另一方面喑示出文殊菩萨对于大乘佛教传播的情况。
　　支娄迦谶在洛阳所译经典中，对以后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般若道行经》。因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本无假有）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向于大乘的途径。同时，又因当时思想界早有了道家（道教）的“无名为天地始”等经文，恰好做了接受般若学思想的准备，通过它使般若学很快传播开来。我们根据文献知道，安世高在洛阳的译经，就己注意到用道家（道教）经典流行语来翻译，那么支娄迦谶既通晓汉语，当然也用这个办法。在《道行经》中，支谶把“波罗密行”译为“道行”；把“如性”译为“本无”等。这样，汉人通过早己熟悉的道家经文，而对新近接受的“似曾相识”的经文，读起来，不感陌生，在阅读，持诵的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就是宣传家的功力与技巧，支娄迦谶也不离其外。
　　二 首倡大乘 宣扬般若
　　《般若道行经》是汉地佛学者和参佛者，进入大乘般若的第一道门槛，一旦当这些人了解到〈道行经〉的无限作用时，据此不能再满足了，他们就会广生继续深入，溯源求根的希望和行动，再加上译文过于简略，内容简陋难懂，就更有彻底追寻的愿望。后来，朱士行终于找到了支娄迦谶所译〈道行〉的母本〈大品般若〉。化了二十年功夫，抄写完毕，让十位弟子奉回洛阳。后来，全部译出，流传于世。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成为令后人堪羡的一段佳话。这丰富了般若学的内容，但支译〈道行〉仍然盛传不衰。
　　支娄迦谶之所以译出大乘佛学，是因为支娄迦谶祖国大月支己流传大乘学，这也是他当时所学所弘扬的经典。和安世高之所以译小乘佛经的道理一样。尽管后来，佛教般若学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译文的文字和内容上比支娄迦谶的译本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还有种种的非议，但支娄迦谶的译本功绩不能抹杀，顺因为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说明佛教经典在师承关系的不同。支娄迦谶是中国大乘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先驱者，奠基人。
　　“般若”意为“智慧”，“般若波罗蜜多”意为“智度”，就是说通过般若，可以达到佛的境界。立志成佛并修持大乘的人，称为“菩萨”；尚未成佛仍在修炼的人，称为“菩萨行”。“菩萨”是梵文的音译，意为“觉有情”，或“自觉觉他”。支娄迦谶所译的〈般若道行经〉说，通过佛所主持的一个大会，委托须菩提向众天神龙说法，来说明菩萨的学习方法和基本作法以及思惟方法，才能完成修炼钢的任务，获得佛的成就而最终成佛的圆满程序。〈般若道行经〉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出般若波罗蜜的具体内容。全经共分三十品，反复说明修炼这个圆满程序的道理，并描绘了从佛到帝释的神通变化境地，让人很容易接受。如〈道行经〉的〈功德品〉中说：
　　佛问帝释：如来般泥洹后，善男子善女人取佛舍利起七宝塔，以名花捣香，缯‘纟采’
　　华盖旗幡等，尽形寿，自归作礼，承事供奉，其福多不？
　　帝释答：甚多，甚多。佛说，不如书般若、持经卷归礼供奉养得福多也。
　　佛又问：百倍恒沙佛国中所有众生皆起七宝塔，累劫供奉，其福佑功德宁多不了？
　　帝释答：甚多，甚多。佛言，不如讽诵般若波罗蜜所得功德百千倍，万亿倍，无数倍。因为：尽管建造佛塔，尽礼尽寿地供奉佛的舍利，有很大的功德，但比起诵 读般若经来，那还差得远。
　　可见《般若道行经》突出表现了大乘般若佛学对于智慧的特殊重视。佛教有各种修持方法，而大乘归结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波罗蜜，也就是让人解脱的六种方法。其中，以般若的智慧为核心，其它五种波罗蜜都是般若的从属，都是在般若的指导下才能生起和发挥其恰当的功能。这样强调般若，是指导佛徒修持走“终南捷径”，不至于迷惘，或者没有重点的乱学。《般若道行经》是用理性去呼唤人们来诵读它的经典加以神化。使所有的诵持者都能得到诸天神和诸佛的保佑，而般若自身的威力，可以躯走所有魔的伤害。无怪乎它己深入到了无力无助的劳动者中，即是没有文化的人，也能诵持佛经，奉佛经为圣典；而历代上层统治者和文化人，也不断学习研究佛经，并尽一切力量来抄写，印刷佛经，进行流通，作为他们成佛证果的功德。
　　支娄迦谶反译弘扬的般若学，在历史上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巨大变化。正因为它在信仰上尊重智慧，尊重理性，从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的文化思潮，完全可以用当时流传的玄学相匹配，互表里；也由于它所宣扬的智慧必须服从宗教信仰，所以，佛教信仰 便迅速的普及到社会基层，成为广大群众的生活与精神支柱。可以说，道教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而佛教虽是外来而最终却也成为“完全彻底”汉化了的中国宗教。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同为中国佛教的开山祖。
　　洛阳第一汉僧——严佛调
　　佛教东传洛阳史载译经之始，起自汉桓帝。首达洛阳的当属安世高，安息国王子，高僧，汉称“安侯”。继承者也亦为安息人、优婆塞（佛教居士）安玄。“二安”精通梵语，在洛阳译经，颇有影响，时汉人严佛调，热心学佛，从安世高为师，出家为僧。佛调助“二安”译经，为译经高手，开佛经助译之始。佛调在学佛、助译过程中心领神悟，发师所未发，悟经中深昧，手自撰述，开汉人佛学者著书立说之始。严佛调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相当主要的地位。
　　一 少年颖悟 出家修道
　　严佛调，又名严浮调，简名严调。严调可能为原名，入佛后，名子中间加以“佛”字，叫严佛调，以示其身份与佛有关。
　　严佛调，东汉末下邳（今安徽宿迁）人，后入居洛阳，下邳也叫临淮，汉明帝永平年间改为下邳国，为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的封国，一时盛传佛图、黄老。东汉末，下邳相笮融拥有众势，占据一方，崇信佛教，建立佛寺，佛教在这个地方成为主要传播地区之一。而洛阳当然是传佛译经重镇，严佛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富有文化教养的人。史载他“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后来，他在著作中就直接写作“严阿祗梨浮调”。说明他对佛教的驾信程度。“阿祗梨”是梵文译音，意译为“轨范师”、“正行”。意思是教授弟子、纠正弟子行为、为其轨范，所以亦称为“导师”。“严阿祗梨佛调”通用汉译应为“严导师浮调”。这表明了严佛调的身份，现在看是个入佛后很笼统的称谓，但在当时可能很明确，因为根据佛典《四分律行事钞》卷上有五种阿祗梨：1、出家阿祗梨（出家得度之际，授十戒之师）；2、受戒阿祗梨（受具足戒之际作羯磨之师）3、教授阿梨（受具足戒时教授威仪之师）；4、授经阿祗梨（教读经之师）；5、依止阿祗梨（同起居，而从受教之师）。就东汉当时的情况看，“严阿祗梨”应属于第1、4种，因为汉地佛徒受戒是以后的事。两晋之际的后赵国的著作郎王度曾给后赵的第二代皇帝石虎上疏说：“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色，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这个说法不正确，因为东汉时除了严佛调为安世高的弟子外，还有韩林、皮业、陈慧等三人亦为安世高的从学弟子，史载明严佛调为“出家修道”严本人亦自称“严阿祗梨浮调”。其他三人，未明言“出家”，只能看作是佛教学者了。
　　二 弘佛养法 助译经典
　　严佛调在洛阳从师于安世高，学习佛法。因安世高所译为小乘禅数，所以，严佛调学的、译的无疑也是小乘经典。当时，协助安世高译经的，除了严佛调外还有安玄。
　　安玄，安息国人。少年时，志向坚定，性情贞白，深沉内向，善于思考，为佛教居士，秉守法戒，严格自律；博览并诵读群经，有很多的经典能通悟理解。汉灵帝末年，东渡经商，定居洛阳。因他对汉朝在经济贸易方面有所贡献，而建立功勋，被封为“骑都尉”。在洛阳，安玄表现得谦虚谨慎、温顺恭敬，平时把弘扬佛法当作自己的事业。安玄又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外国人，不久，他就通晓了汉语，于是信心实足，立志宣扬佛经。平时，他和僧人们讲论佛教义理，有很多高见，得到大家的赞赏，都称他为“都尉玄”。安玄热心于翻译佛经，但个人能力毕竟有限，于是他找到了僧友严佛调。
　　严佛调由于长期从师安世高，梵文胡语也相当通晓，严佛调既为佛门弟子，弘佛译经亦看作己任，所以，二人拍即合，就合译起经来。
　　严佛调与安玄合译佛经，采取的是“都尉口陈，严调笔受”的方法，就是安玄先拿原本，将经文用胡语念出来，严佛调用汉文直接写下来，然后，两人戡酌字句，修饰润色，便语意更加完整、显豁，便于阅读，这就算作定稿。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算是一件破天荒的创举。安世高的译经是个人独立完成的，此后，多数佛经的翻译都是这样，后之佛学译者对这些个人译的经典有不惬意之处，甚至还有重语指责的。从汉和西域文化交流来讲，这种助译合译形式，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一种外来文化比较准确地传播到这个国家，非语言高手，错误在所难免。如果无此能力，硬粗制滥造，敷衍成文，那么，贻害就无穷了。
　　自严、安二人合译佛经之后，使西域东渡僧人，在汉语还不太精通的情况下，通过助译合译，不但迅速提高了汉、胡语的表达能力，而且为佛经的汉译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严佛调和安玄合译的第一部佛教经典是《法镜经》，这部译经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很高的评价。三国吴的康居国高僧康僧会称赞其“言既稽古，义又微妙”。晋高僧释道安赞其“省而不烦，全本妙巧”。南朝梁高僧释僧佑赞其“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又赞“世称安侯、都尉、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佛调、安玄的合译，能与安侯的独译媲美国微软公司，这种评价是正确的。
　　三 独自撰著 开创先例
　　严佛调在佛学研究和助译中，不断提高了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和体会，其颖悟程度相当深邃，于是便想把自己的思想通过文字著述表达出来，这就是严佛调所著的《沙弥十慧章句》一卷，开汉僧传述佛经的先河，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严佛调为什么要创作这部经典，他在《沙弥十慧句 序》中讲得很明白，其《序》说：
　　“过去弘扬佛法，传经没有详细记载。都是老师说了，然后弟子诵读，经典文字简略而义理深远，很少人能透彻说明。这就像洛阳的谷水停留了天上的日月坠落了。于是大家共同请高僧阿难来演说佛经，他共作了十二部经。后来的僧人，依据个人的体会来往解其经文，分章分句解释，以十数为一单元，便于诵习。
　　有安息菩萨安世高，发愤弘扬佛教，考研来历，所有经典，都经过批阅，主要考虑到俗家弟子和刚入佛的人，便于学习。于是，在汉地所译出的数百万言佛经中，有的用口传解释，有的用文字说明，深得学者欢迎。但只有《沙弥十慧》一部经书，没有解说，甚为遗憾。“十”是数字循环的终点；“慧”是佛的根本。世上的事物，没有数就无法预计；有人如不信佛，就不能去救度他。这部经书，文字优美，文意深远，广通天地，近及本身。我佛调不明智，充当高才，学问浅陋，品行平平。早年不断遭遇凶险和忧愁，成年后，又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说来也十分惭愧。尽管如此，为了弘扬佛法，于是发愤忘食，昼夜思虑，作了这部《十慧章句》。我不敢说自书专作，只是用比喻来说明这些经典罢了。为此，对上来说对待起老师，对下来说，自己也受到了安慰。这部书，高贤大僧们不值得留意，只作为刚入门的人一部启蒙书吧。”
　　从这篇序文中可以得知，知识分子作学问，疑而不解，是最大的遗憾。严佛调从师安世高，研习佛法，听讲禅数，惟独“十慧”之义没有详细得到，悬疑于怀，无法畅述，实属大憾！这时安师己经作古，所以，只有自己发愤攻读，领悟先师遗数，撰述这部章句，布于当世，传至后代。也算是“上以达道德，下以慰己志”了。
　　严佛调从悟佛经而作“章句”却开创了中国佛徒撰著佛经的先例，对后世高僧著述影响极大。
　　大乘佛经编译家——支谦
　　东汉洛阳的译经和传经有小乘和大乘两派，小乘尊称释迦牟尼为教主，为佛，是神化的人；大乘尊称的佛除释迦牟尼外，而成了绝对万能的神。由此演绎出了关于佛身的说法，“佛身”成了大乘佛教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伟大的中国佛学工程，支娄迦谶开起先，支娄迦谶的再传弟子——支谦继其后，进一步树起了弘佛的重要内容：“佛身”。
　　一 离洛阳，南渡弘佛
　　支谦，又名越，字恭明，东汉末河南（洛阳）人，祖父法度，东汉灵帝时率本团（大月支）人数百归化汉朝，因功授“率善中郎将”。父随祖来，此后定居洛阳，实为汉籍月支人。
　　支谦自幼聪颖，十岁开始学习汉文，十三岁开始学习胡文，精通西域六国语。当时学者，无不惊叹其聪敏。
　　支谦学佛经时，大乘佛经翻译家支娄迦谶己经辞世，支娄迦谶的弟子支亮，字纪明，亦是河南（洛阳）人，闻名当世，所以，支谦从学于支亮，受大乘学。支谦为优婆塞（居士），未出家，是一位热爱佛学的学者。汉末己经著称于洛阳，时号称“洛阳三支”：支娄迦谶、支亮和支谦。支谦生相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精黄，当时人说他是“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
　　献帝时，天下 大乱，洛阳首当其冲。支谦为避战乱，便随族人南度奔向吴国。离开洛阳时，己届冬令。走的那一天，他只带了一条被子。有一位客人跟他一起走，什么也没带。一到晚上，寒气逼人。支谦看到那位客人冻得混身发抖，实不忍心，便叫那位客人共被而眠。夜半时分，支谦正熟睡时，那位客人忽地夺被而逃。支谦冻了半夜。天明时，同伴们问支谦：“你被子那里去了。”支谦回答：“昨夜被客人偷跑了。”同伴们说：“为什么不告发他？”支谦回答：“我如果告发他，你们一定要以抢劫罪来治罪他。难道因一条被子去杀一个人吗？”同行所有的人听说支谦这种高尚德行，没有一人不佩服。
　　支谦到东吴后，开始翻译佛经。从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到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前后三十三年支谦搜集到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充译完，己译的有误订正，尤其是对支娄迦谶的译本《般若道行经》、《首楞言经》等，进行重新翻译。同时，又帮助印度僧人维祗难和竺将炎翻译佛经。相传，支谦到东吴后，会见了孙权，孙权能赏识他的学文和德行，让他做东宫太子登的老师，授以博士位。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五月，太子登卒，遂离开吴廷，隐居穹隘山中，不交世务。后人竺法兰更练五戒。与支谦从学的，都是出家人，后卒于山中，年六十岁。吴主孙亮特书一道给僧众说：“支恭明不救所疾，其业履冲素，始修可高，为之恻怆，不能己巳。”意思是说，支恭明没有得到救治而亡，他的事业朴素归真，一生高尚，我特为他悲悼，不能自己。可见，支谦在东吴为朝廷尽心尽力，为佛教事业勤勤恳恳，虽死犹荣，东吴人永志不忘。
　　二 译佛经 自具特色
　　支谦在东吴的三十余年间，所译佛经达三十六部，四十八卷。现在经过考订认定支谦所译的佛经是二十九部四十七卷，重译的有《了本生死经》，又将原译的略本《法句经》（五百偈本），依中本进行增译、补订，作为定本，是支谦与竺将炎合译的。合译的还有《佛医经》。另外，，还有记载说，支谦重译过明帝时的《四十二章经》、《菩萨本缘经》和《撰集百缘经》。
　　支谦为了使翻译佛经准确，和便于阅读，人采取了会译和译注的办法，使译法灵活多样，便于查考和学习。他所译的《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是大乘般若修持的重要典籍，原有两种旧译本。《陀邻尼经》和《总持经》。他将这三个译本对勘，区别本（母）末（子），分章析句，上下排列，一目了然，开创了会译的体裁。
　　支谦重译《般若小品》（支谶初译的《道行经》），校改支谶所译的《首楞严经》和维祗难的《法句经》。他深感这些经典译文文字出入较大，为不磨灭前人译作之功，采取了这种会译的方法。会译是“原始于集引众经，比较其文”。此后，支敏度合《维摩》、《首楞严》二经，道安合《放光》、《光赞》二经，都采取了这种方法。译经之外，还有注经，使译文更加明确，如支谦所译的《大光明无极经》的卷首，就加上自注，特别醒目。这种方法，是以补充翻译文字的不足，使原本的经义更加突出。
　　支谦精通汉语音律，也深谙梵韵。为了普及佛经，他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作了《赞菩萨连句三呗》三契。梵呗与转读，三国时己流行，曹植曾作梵呗。所谓梵呗，是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的，统称为呗。至于中国，咏经则称为读转，歌赞则称为梵音。过去有很多赞呗，都能以韵入管弦。由此看来，读转只依经文加以歌颂，梵呗则是按佛经中的短偈来歌颂，并且用管弦来伴奏。前者有高下抑扬，后者则以美妙声音来咏唱新制作的歌词。这只有精通音律的人才能撑握的。支谦依《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实指支谦自译的《瑞应本起经》。其中有帝释天乐般遮下到石室弹琴之歌。支谦原来就是取此为梵呗。梵呗的制作与应用，对弘扬佛教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支谦除制作梵呗新声外，还注《了本生死经》，为自律自注，译者读者都很满意。支谦对前人的翻译，不太满意，认为文字太朴质，走了原意。而加以修改，使文从字顺，说明支谦善于驾驭汉文、梵文的能力和技巧。前人在译佛经时，遇到没有对应的汉语词时，就把梵文音直译过来，支谦主张一切名词，译时不得用胡音。实际上，他主张意译。东晋月支僧人支敏度也是位高明的佛经译者，他对支谦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越（谦）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而翻译家道安对支谦的意译又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支谦是追求雕斫技巧的人，技巧虽然达到了巧妙的程度，但恐怕这种诀窍己形成，最终反而是混沌的了。”这不过是一种看法而己。从翻译学的发展眼光看，从译文的质朴到文丽，是总赴势，谁也不能轻易否认。支谦开译经“文丽”的先河，而且成为佛教玄学化的先导，对后代影响很大。
　　支谦所译的《瑞应本起经》，叙述释迦文佛的本生。其中说：“如是上作天地，下为圣主，各三十六反，终而后始。及其变化，随时而现，或为圣帝，或为儒林之宗、国师道士、在所现化，不可称纪。”
　　这里道出了佛教初传汉地时，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佛教附庸于道教。双方结合的契机，就是老子化胡之说。《瑞应本起经》年述引文，即本于这种说法，而且有所增益。东汉桓帝时边韶《老子铭》中说“老子代为圣者作师”。支谦说佛生前为国师道士，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东汉的佛教、道教和魏晋时的道、玄、佛，其中的相通之处，是由老子人格与佛身观两相比拟而相合的。
　　三 继支谦 倡导“佛身”
　　“佛身”之说，是印度佛教由小乘教发展为大乘教时，佛祖释迦牟尼的看法。原指释迦牟尼的生身，后逐渐被神化。小乘只尊释迦牟尼为佛，大乘认为佛不限于释迦牟尼，而成了绝对万能的神。就是说，“佛”有无数，而“身”有“体”和“聚集”的意思，指有聚集功德和觉悟而成就的佛体。后发展为“二身”、“三身”以及“四身”“五身”“六身”之说，借以发挥教义。其中“佛具三身”为最基本说法，统称“法身”，即是“三佛（身）莫不依（佛）法以成，是故通得名为法身”。
　　支娄迦谶和支谦所译的般若经典中，把般若智慧招高到衡量一切、裁决一切的程度，这就是说，佛所以成佛，正因为有般若智慧作根据。般若就成了成佛的条件和衡量标志，成了远高于佛的象征。象般若波罗蜜这种佛所说法，也就成了与佛不能等到同、被称作的“佛法”，有时简称“法”，可以说成了佛教真理的代称。
　　支谦所译的《维摩诘结》中说“法生佛道，法出诸佛”。“法之供养，胜诸供养”。这里“法”“佛”区别得清清楚楚，“法”显然摆在“佛”的地位以上。“佛”只有合“法”，才能称“佛”。“佛”也只有屈从于“法”了。释迦牟尼也不例外。在佛法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什么人都要按佛法去作，自己修炼成佛。它为宣传佛教、普及佛教到社会基层，发挥巨大的作用。并不认为如此，而贬低信众崇拜释迦牟尼的信仰 ，相反，群众的信仰 力更为加强。
　　佛法，是大乘佛教把客观本体加以神化和人格化，具体叫做“佛身”，也叫做“性空”、“本无”、“真如”、“实相”。这种存在于客观事务中并构成事物本体中的上述称谓，就是“法身”，也叫“佛身”。它可分为“受用身”和“应化身”。支谦所译的《慧印经》，从神通变化开始，佛以“三昧力”使其身“耀然无色，不可见，不可得，如虚空，不可知”。《慧印经》说，“佛身”对于一般人来说不可知见，而通过修习“慧印三昧”禅定，就可获得佛的智慧，致使“慧冥佛理”，“心照凝寂”，不但能见到十方诸佛的佛身，而且自己也可以成佛。“佛身”是神化了的般若佛法，也可以说，佛身等于般若佛法，这就是《慧印经》的主要特色。
　　支谦所译的《私呵眯经》，更进一步说明如何由信仰佛理而达到“佛身”的修炼的全过程，也就是大乘所说的菩萨行。该经讲的修行分六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六次规定。《私呵昧经》是《慧印经》的继续和扩展，把修持具体化。
　　“佛身”之说，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中的产物，它是在佛徒弘扬佛教的过程中，最吸引人的高招，尤其是佛教普及教化时所必须的说教本本。支谦虽为居士，但对佛教“佛身”立说译经、弘扬，可以说是一位明智导师。
　　中华佛教传戒之祖——昙柯迦罗
　　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洛阳，直到三国魏时，汉人的信佛者，只不过以剃发来区别僧俗，佛事斋忏，同道教祠祀没有区别。严格意义上的僧人，除了以汉地的西域各国僧人外，“汉僧”名副其实的，几乎为无。
　　昙柯迦罗东渡洛阳时，随身带了本戒律经典，一到洛阳，就以此典来推行佛教戒律师，而朱世行就是按昙柯迦罗这本戒律履行出家手续的第一人。所以，野柯迦罗为中华佛教传戒的开山祖。
　　一 聪颖善学 出家弘佛
　　昙柯迦罗，汉译法云。中天竺人。世代为富豪之家，信仰婆罗门教。
　　昙柯迦罗，自幼聪明颖悟，天赋超人。所学内容，过目不忘，并能通晓其义。尤其是精通婆罗门教经典《四吠陀论》和天象星历、图谶运变的图书典籍。他很自信，自负才高，总认为天下事理，莫不运筹于胸。
　　昙柯迦罗，随着年令的增长，自然外出游历。有一天，他无意中到了一处精舍（僧房），见书桌上放着一部法胜作的《田比昙》。随手翻着，越看越觉得惊奇，字句认得，意义全然不知。于是，他又认真的阅读，更加困惑不解。而对这部经典，竟长叹一声说：
　　“我的学识够深的了，各种典籍，无不用心用力，学来也都游刃有余，所有过目的书籍，没有再过目的；也没有再行思考过的，都了然胸中。今天不知怎么，面对这部佛经典，实际上如童蒙未发一样。佛经之深奥，别是天地啊！”
　　昙柯迦罗带着渴求深知的愿望，请求这处精舍的主人，来给自己上这一部佛经课，经略略一讲，他就立即彻悟书中所说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的内容。这才得知佛经讲的是博大精深的道理，那是一般的书无与伦比的。经僧师这一点拔，他豁然开悟，立志抛弃人世间的豪华生活，决心出家为僧，要进行脱胎换骨地修行。
　　昙柯迦罗成为一名僧人后，虚心请教，认真钻研大小乘主要经典，弘法传经，成为闻名遐迩的高僧。
　　昙柯迦罗成名后，更认识到学无止境，于是他决心云游天下，用自己的学识，为弘扬佛教作出一番事业来。
　　二 东渡洛阳 首传戒律
　　昙柯迦罗立志云游天下后，他从各方面了解到天竺僧人东渡传教的不少，因此，他决定远游华夏。
　　昙柯迦罗离开天竺北上，从中西丝绸之路的天山南路南行经于阗、鄯善、敦煌，跋涉万里，于曹魏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来到魏都洛阳。
　　从汉明帝“永平求法”到魏嘉平中，佛教传入洛阳己将近二百年。这中间，以洛阳白马寺为中心，进行译经、弘教活动，除少数西域僧人外，大部分都是汉人参与。而参与的汉人，只是在发型上、服饰方面表示出信佛的标志，诵经、祠祀仍依附于华夏的传统信仰（主要是道教信仰），并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别，所以，这个时期的佛教，还不能算独立的宗教。
　　天竺佛教的经典有经、律、论三部分。在佛教中，只有佛所说的才能称之为“经”，其弟子所作，则最多只能称之为“论”。可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就有一部由中国僧人所说，而被称为“经”的著作。这就是禅宗六祖慧能所说，由弟子发海集录而成的《六祖坛经》。至于“律”，就是有关佛教戒律的经典。戒律原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为其弟子制定的日常生活和修行实践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则。僧院僧众所遵照执行的规制，就是依照这些律典，再结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
　　汉魏以来，西域僧人在洛阳所译的经典，几乎全是“经”、“律”、“论”绝无，尤其是“律”典，全部缺译。汉人出家，守什么律规，全凭传师口授，没有一个统一的“清规戒律”，由此，可见一斑。
　　昙可迦罗到洛阳后，面对佛教现状，十分不满，为了正常清源，纠正时弊，必须自己现身说法，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于是，他在白马寺邀集了西域僧人，按照佛教正统规戒大行佛法，他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洛阳僧众和信士前所未见的。这就引起了广大僧众的好感和羡慕。这样一来，僧众们视昙柯迦罗为唯一的高僧大德，要求昙柯迦罗大师立即按佛教规矩办事。说是说，真正做起来是相当难呵。
　　昙柯迦罗把口传、身教进一步落实在文字书典中，使用权僧众们行有依据。于是，他把自己从天竺带来的律典，删繁取要节译出了一本《僧祗戒心》。后抄印流传，供各寺院僧众利用。同时，为了使出家僧人履行授戒，便在白马寺设立戒坛，并同西域来的受过戒的僧人一起担任戒师，为出家僧人授戒。第一个授戒的魏国僧人就是朱士行。魏国的佛教传播，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以独立的宗教姿态横空出世。
　　昙柯迦罗传戒之后，康居国僧人，康僧铠于魏嘉平末年（公元254年）来到洛阳，根据僧人们的弘法需要，他译出了一部专供在家居士学出家之戒的《郁伽长者经》一卷（又名《在家出家菩萨戒经》。实际上，这部佛经是汉末安玄译的《法镜经》和西晋竺法护译的《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的不同译本，后被作为《大宝积经》中的《郁郁长者会》）。又译出了宣传西方净土信仰的《无量寿经》二卷。
　　魏正元年间（公元254——256年），安息国善长律学的僧人昙帝来到洛阳，译出了法藏部戒律《昙无德羯磨》一卷。
　　魏甘露年间（公元256——260年）西域龟兹国僧人白延来到洛阳，译出了《首楞严经》二卷，《须赖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
　　西域高僧络译不绝来到洛阳，相继译出了适应需要的佛教典籍，为推动魏国佛教的流传，尤其使佛教戒律在东土的正规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后继者的弘佛扬法，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但开拓者的肇始实践，导出了弘佛的正路，昙柯迦罗堪称中国佛教史上的传戒之祖，同佛教的流传一样，永载史册。
　　中国第一受戒僧——朱士行
　　佛教自东汉传入洛阳，一直到三国魏，二百多年间，汉人出家的只有二人：一为汉末的严佛调是汉士第一个剃发披袈裟离俗的僧人；一为三国魏时的朱士行，是魏士第一个剃度受戒的依法成为比丘的僧人，堪称中国第一受戒僧。
　　一 出家受戒 学经有成
　　朱士行，颖川郡（郡治阳翟，今禹州）人。少怀大志，聪颖超人，学业精翠，品行清高，意志坚定，不落尘俗，亲友也难以劝改。后游学洛阳，对佛教产生极大的兴趣。
　　魏嘉平（公元249——253年）年间，西域高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他带来一部佛典《僧祗戒本》，要求凡是出家的人都均应以此戒为准。朱士行就是魏国第一个以羯磨受戒的一位僧人。
　　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后，便以弘传佛法为己任。他常说，人们出家入道，主要靠佛典的宣传。他身体力行，精研经典，成为一名学有大成的佛教学者。
　　洛阳流行的佛经是《般若道行品经》。这部经典是汉灵帝时，天竺僧人竺佛朔带到洛阳的梵文原本。于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十月八日，由竺佛朔口授，月支僧人支娄迦谶翻译成汉文，河南洛阳孟元士笔录，协助笔录的还有南阳的张少安，南海的子碧。损助资金出版印刷的有孙和和周提立。
　　当时翻译这部佛经，有一个准则，那就是根据梵本原文，能够通顺达意，由梵文转译成汉文，目的在于恭恭敬敬使佛祖的言论，明白如话不加修饰就可以了。可是，佛经经过翻译抄写，再按层意分成章节之后，因为胡、汉语音的特殊性，风俗的不同，再加上翻译的人和口述的人的水平问题，自然地不能达到多方面的满意，那怎么会能使译本能够如同原本呢？因此，《般若道行经》就有首尾不连贯的现象。过去的佛学大师们提到它，也就感到有不通的地方。
　　朱士行在洛阳给僧众讲诵这部《般若道行经》时，曾多次因语意不通而苦恼。他认为弘扬大乘佛法，应以此经为本，而此经译理不完善，对弘扬极为不利，于是，他誓发宏愿，立志损身，生尽办法，要求得一本完善的梵文原本。这就是华夏第一僧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原由。
　　二 西行求法 历尽艰辛
　　朱士行为了求得原佛典，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带领一班同道僧友，从雍州（今西安）出发，经敦煌，出玉门关，从天山南路的南道，沿茫茫大戈壁滩边缘，穿过鄯善城、若羌城，行程万余里，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于阗国盛行大小乘佛教，各传经典，并行不悖。朱士行到于阗后，住在寺中，从当地僧人中了解大乘佛典梵文本《般若道行经》，九十章，六十余万字。朱士行和僧友们共同抄写，夜以继日，总算将原本抄完。派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十人，待将送回洛阳时，一场意外事情发生了。
　　当时，虽大小乘同时流传，但小乘势众，小乘僧人不愿让大乘佛典外传，影响本派的声誉。于是，他们就向于阗国王上书说：“汉地和尚想用婆罗门书来惑乱佛教正典。大王为于阗国主，若不加以禁止这种情况，将要使大法中断，并使汉地充满聋盲，这便是国王的过错了。”于是，国王便接受了这一意见，立即下召，禁止任何僧人携经出国。
　　朱士行对这种状况十分愤慨，于是便采取了焚经为证的办法。于阗国王也想用这一办法不来试验。
　　这一天，在王宫殿廷前，堆集了一大堆柴禾后，朱士行把所要带回国的佛教经典恭恭敬敬地捧着，点燃柴禾后，朱士行站在台阶上发誓说：“若大法应该流传汉地，虽然火而不烧；如经火而焚烧，那是命该如此啊！”说罢，随即把佛经投到熊熊的火堆中，那光亮的火焰立即熄灭，投烧的佛经，没有损坏一个字，皮夹也完好无损。所有观看的人，包括国王在内，无不称为神奇。
　　三 经送洛阳 大德永传
　　一场激烈的禁止佛经东传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于阗国王只好收回成命，允许汉僧朱士行把焚无损的大乘佛法经典派人送回洛阳。这时中国早己改朝换代，己是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距朱士行西行求法的时间己有二十三年了。
　　朱士行为了继续弘扬佛法，没有同回洛阳。
　　送回洛阳的这部《般若道行经》，在白马寺存放三年之后，被送到许昌寺，过了两年，又被送到陈留仓垣（今开封县）的水南寺。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五月十五日，由众贤者共同集中商议，让于阗僧人无叉罗和河南洛阳居士、晋籍天竺人竺叔叔兰共同译出。由祝太玄、周玄明二居士笔录。汉文经本共九十章、二十万零七千六百二十一个字。经名为《放光经》。到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由高僧竺法寂在仓垣水北寺与竺叔兰共同考校该译本，进行修订为正本，才公开传诵。此时，距朱士行西行求法己四十四个年头了。
　　《放光经》，又称《放光般若经》，被称为“大品”《般若经》；而支娄迦谶所译的《般若道行经》，被称为“小品”《般若经》。尽管这部佛经只限于《放光般若》，译文也不完全，但对当时的影响也很大，译本风行京华，学者举为范本。
　　中山国有个叫支和尚的，派人到仓垣断绢誉写，这部经典。待抄完运回中山国时，中山王率领僧众手执五颜六色的幢幡，到城外四十里处去迎经，可称为国事壮举。中山国著名高僧、学者有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有的对此经进行注疏，有的弘法时专讲此经，一时，蔚为放光般若学风。
　　朱士行目送十大弟子捧着般若佛经送回洛阳，心中受到莫大安慰。他在于阗国广结僧友，教授弟子，弘扬般若，受到广大僧俗的高度赞扬。直到他在八十高龄这一年在于阗国去世。一位高僧大德完成了自己的弘佛宿愿。
　　敦煌菩萨——竺法护
　　菩萨是梵文译音，意为“觉有情”“道众生”等。又译为“开士”，“大士”，如称“观音大士”。释迦牟尼成佛前也称菩萨。
　　菩萨是立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又经过一定程度的修行才能获得的阶位。大乘佛教中，菩萨的地位很高，仅次于佛，而且将来菩萨都是要成佛的。所以，他们是处于后补地位，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佛一起教化众生，传播佛法，普渡众生。大乘佛教有时又把凡是立下誓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都称之为菩萨。
　　在佛教中，佛的地位十分崇高，是真理的代表，信仰的化身，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而菩萨则宣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则更具有人情味，他们在世间善渡众生，解救众生的苦难，因此人们更感亲切。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称得起佛教菩萨的只有世居敦煌的竺法护，堪称“中国菩萨”。
　　一 西求法译经 称敦煌菩萨
　　竺法护，原名竺昙摩罗刹，意译竺法护。他的祖先是西域月支国人，所以姓支。世世代代侨居敦煌郡（今甘肃敦煌）。
　　法护八岁出家，拜外国高僧竺高座为师，因为从老师的姓，因此又姓竺。
　　法护自幼聪明好学，博文强记。每天诵经达万言之多，并且过目可解。又是因法护天性纯美，操行精守清苦，立志勤学，坚持到万里之外去寻找名师。因此，他能博览儒家六经。钻研佛教经、律、论三藏典籍，游刃有余，独获心得，尽管当时社会上的僧俗，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护法未尝把这些放在心上，仍专心至志，参佛自修。
　　西晋武帝时，洛阳的寺庙图像，建筑绘画的程度，为全国第一。法护认为这是佛教的表面文章，而真正的佛教内蕴，深奥的经典《方等》，都还在西域岭以外。法护于是感慨之余，立下宏愿，愿以毕生精力投入弘扬大法之中。便随师傅万里跋涉到了西域，决心在佛教嫡传的国度里，寻法觅经。
　　法护在西域各国，周游多年，通晓了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各种殷本的佛典，比较对刊，分析条贯，字词音义，全部释解。之后，将所有梵经，载回中国。从敦煌到长安的里程中，沿路翻译，从不停手。到长安后，继续翻译，其中有《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统统译出，成为法护终身的弘佛扬法事业。
　　法护的译经活动，主要在长安，其次在洛阳和敦煌，酒泉。他孜孜不倦，劳不告苦，经法能在中华流传，全赖法护了。两晋译经之最，首看法护。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日，竺法护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宝结经》二卷。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日，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了《勇伏定经》二卷，聂承远笔录。
　　四月十三日，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度世品经》六卷。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竺法护又译出了《大哀经》七卷，聂承远、聂道真笔录，后法护亲自覆校。
　　十二月二十五日，竺法护又译出了《如来兴显经》四卷。
　　短短的三年时间，竺法护在洛阳白马寺译经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十分惊人的，这些经典的译出与传播，扩大了佛教经典的内容，纠正了过去翻译的不足，成为可读的佛教范本，影响巨大。
　　竺法护于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十日在长安主译出《正法华经》十卷。立刻传到全国。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门康那律于洛阳写此经完毕，与居士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与竺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九月十四日，于洛阳东牛寺中召开施主大会，讲诵此经，整整一天一夜，兴高采烈，无不感到欢欣。
　　洛阳僧众和居士，之所以对竺法护译讲的《正法华经》感到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他有三个特点：首先，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形象化，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第三，塑造出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正因为竺法护译经最多，拓展了佛教向社会底层的普及，所以，被当时的信徒誉为“敦煌菩萨”。中国佛教徒能称得上菩萨的就只有竺法护一人。
　　二 译大乘五部 选助手高足
　　竺法护，所译的佛教经典 ，以种类齐全，影响广泛、深远而著称于世。大乘佛典有般若，宝积、大积、华严和涅槃五大部，竺法护对这五大部都有翻译，般若部有《光赞般若经》，宝积部有《善门经》、《密迹经》、《离垢施女经》，大集部有《宝女经》，《宝结经》《大哀经》，华严部有《渐备一切经》、《度世品经》、《如来兴显经》，涅槃部有《方等泥洹经》等。这些经典的译出，对两晋佛教的推动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著名佛学家慧观、僧睿、支愍度、支道林、道安等，都曾化费毕生精力来注疏、讲论。道安得到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后，如获至宝，极力钻研，著有《光赞析中解》、《光赞妙解》和《合放光光赞略解》等，并大力宣讲阐发。十六国时的昙影，也以善讲《光赞般若经》和《正法华经》闻名当世。史载他“每法轮一转，辄道俗千数”。
　　竺法护的译文风格，前后不一，有的文字流畅，含义名晰，有的古拙含混，晦涩难解，有的“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有的则刚繁去重，“比辞雅便”。这可能与他的译地不定，笔录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关系。
　　竺法护尽管在译文的风格上有所不同，但他在长安、洛阳、敦煌等地组成的译经班子，都是比较精干的，参与译经的助手们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长安的译经助手有居士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等人。聂承远是最得力的助手，“明练有才理，笃志法务”，他帮助法护担任笔受，参政辞义，整理成文，促成译经进程，既迅速又有效率。
　　在洛阳的译经班子，是以聂承远的儿子聂道真为主，聂承远为协助，多数情况下，是聂道真独自笔受。聂道真同他的父亲一样既懂梵语又善文辞，有时父子同时担任笔受。法护死后，聂道真曾独自译经，还把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传世。
　　法护的敦煌译经助手以竺法乘为首，在酒泉的译经助手以竺法首为首笔录。法承与法首都是法护的弟子，而法承最有名，他少年时拜法护为师，当时以机智颖悟著称，据说，法护在长安时，有一富家族长想皈依佛门，但不知法护的佛法情况，想予以试探。一天，这家族长来找法护，说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万钱，请法护老师转借一下，日后定还，当时十三岁的法乘随法护在身边，听那人讲话后，未等老师开口，便对那人说：“尊师愿借钱给你，”那人高兴的走了。法乘对老师说：“我察言观色，那人并非缺钱，主要是以此来考验老师罢了。”法护说：“你说的很对。”次日一早，那人便带领他的同宗百十余人来拜师受戒，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此事很快传到长安，都知道法护跟前有一个机灵的小沙弥。后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传教，影响极大。
　　竺法护是著名的佛学翻译家，他有很多僧俗弟子，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在洛阳名声很高，当时人把他比作乐令（尚书令乐广，玄学家）。天竺沙门耆域从海路到洛阳传教，后因洛阳兵乱，决定辞别洛阳返回天竺，临行之际，竺法行想从受教诲，求师留言以作纪念。耆域说：“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说罢，便打坐参禅静守，法行又恳求说：“愿师傅传授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你刚才诵的这首偈诗，就连八岁孩童也能背诵，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耆域笑着说：“八岁孩童能够背诵，但百岁之人不能施行，背诵的东西有什么用？人们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却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真让人感叹呵！我的话虽很少，但对施行者来说，却是多多益善呐！”法行深悟老师的教诲，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但重“诵”，更要重“行”，他可算得到了佛教嫡传的真谛了。
　　三 受后学高评 阐新译观点
　　竺法护为求得性情纯一，不食人间烟火味儿，曾于西晋武帝年间隐居深山，大约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到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前后十年光景。
　　法护在深山隐居期间，常取山间清泉水来沐浴，后来有一个打柴人，在他常取水的埠口，弄得污秽不堪，不久，水泉干涸了。法护在埠口处徘徊不定，十分感叹的说：“人不讲道德到这种程度，清泉也停流了，如果清泉永远枯竭，那么我就不能在这里生活了，那只有离开这里，另选取他处了。”他边想边说边打扫整理那些秽物，等到法护话音一落，清泉又汩汩地流出来了，满满的溪水，清澈见底，法护高兴极了，望着那青山丛林兴奋地频频点头。
　　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竺法护在深山修炼圆满，了结一段缘份后，去到了闹市长安，在长安青门外亲自立寺传教，勤奋精进。又跋涉西域，亲搜梵经。回国之后，往返于敦煌，酒泉，长安和洛阳，译经讲经，日夜匪懈，于是，法护的美德善行，遍布天下，译经布经的声望，传及僧俗间。每天在法护所居之处，听经问法的僧俗语人员，川流不息，都以崇拜法护大德为终生快乐之事。
　　法护以弘教为己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译经传教活动，几乎和西晋王朝相始终。最后于西晋末年，在从长安赴洛阳的途中，染疾于渑池而终，享年七十八岁。
　　东晋著名佛教学者支道林，为竺法护的遗像题赞词说：
　　护公澄寂，道德渊美。
　　微吟穷谷，枯泉漱水。
　　邈矣护公，天挺弘懿，
　　濯足流沙，领拔玄致。
　　东晋著名玄学家孙绰著《道贤论》，以天竺七僧，仿比晋朝的“竹林本贤”，以法护比山巨源（涛），其论说：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
　　东晋十六国时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道安，对法护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他说：
　　“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
　　南北朝时南朝梁佛学史家释慧皎对法护的评价很高，他说：“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生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上述评论，后人都认为比较公允，恰当。
　　竺法护所译大乘五部经典，表现了他自己的佛学观点，对推动两晋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现将法护的佛学观点撮要如下：
　　一，“法身”论——法护通过译经，把东汉以来译经中出现的“佛身”思想大大丰富起来，成为他的全部宗教观点和宗教实践的立足点，他把“经法”转化为“佛身”，具体就是把般若空慧人格化，称为“法身”，不称“佛身”，它成了沟通佛与非佛，世间与出世间的根据，是自然的存在，便于人们接受。
　　二，“色身”论——法护把世界之外具有不同名称的诸“佛”，以及“佛”的各种品格和形象，这一“法身”的直接派生物，法护在译经时统称为“色身”。这种规定，标志着佛教统一的人格神己经完成，并从其内在的品格和外在的形象稳定了下来。
　　三，“心本清净”与“客尘所蔽”佛不创造世界，不创造人，不高踞世界和人类之上，也不具有赏善罚恶的职能。但作为世间与出世间的本质的真善美的源泉，而普遍存在一切现象和思想行为之中。虽然人们的患难不同，而佛光普照都能得到解脱。这就是竺法护译籍中强调的“心本清净”“客尘所蔽”思想，他改变了自东汉安世高以来所提倡的“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的思想，解答了人的本原和人的命运问题。
　　四，“有想”与“无想”——竺法护提出蒙蔽心本的“善尘”是指人的“有想”。不是外界的东西。他在洛阳所译的《魔逆经》中就明确表明对思想的深恶痛绝。人生痛苦要想解脱，必须实现最高理想境界的“无想”。大乘佛教提倡八万四千法门，“无想”是最后的归宿。在洛阳译的《大哀经》中提得更加明确。
　　五，“汝即是道”——“道”是“佛道”，也即是“佛性”，是大乘佛教“佛身”的根本因素和标志，在佛法面前，诸法平等，众生平等，天下人等都一视同仁。竺法护尤其是强调了妇女也可以入道的问题，“汝即是道”，就是法护最后的译籍《大净法门经》中义殊师利对一位“逸女”（妓女）讲的，由于得到了佛的觉悟，最后也成了后补佛。
　　六，菩萨行——竺法护从译籍中得出“汝即是道”的成佛过程，须经过一切修行，这被佛徒称为“菩萨行”。菩萨行的具体修行内容有“四等六度”、“植众德本”、“菩萨十地”等。
　　竺法护往来洛阳、长安、酒泉、敦煌之间，不辞辛劳的译经，前后经历四十七年，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学者，成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传家。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乘佛学伟大的开拓者。
　　般若学重译家——竺叔兰
　　竺叔兰，是魏僧朱士行西行求法送经洛阳的宏愿者。
　　朱士行不满足于般若经典过去的译本，矢志西行求经，经本送回洛阳后无人译出，二十一年后，竺叔兰协同无罗叉译出，流传于世，实现了朱士行求法的宏愿，朱士行虽捐躯于阗，想己颇受安慰。
　　一 家国遭变 父奔洛阳
　　竺叔兰，原籍天竺国人。其祖父娄陀，满怀壮志，好钻研学问，清高简朴而有气节，远近闻名。
　　当时，国王昏庸无道，朝政腐败；百姓多难，想着国家将要发生大乱。恰好有个地位较低的朝臣，掌握着部分兵权，深怕国王惑疑兴兵作乱，得罪被杀，于是，就靠着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权势，号召天下人和他一起反对朝廷。
　　娄陀听说后，十分恼怒说：“你出身低贱，由国王提拔，而身居要职，不能以德行报答王恩，而反过来做叛臣吗？我宁可保持着忠臣的身份而死去，也不愿来做一个叛臣而求活着！”
　　那叛臣听罢娄陀的话，心中盘算着，害怕他泄露机密，破坏大事，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娄陀杀死，紧接着，就率兵叛乱。
　　这时，娄陀的儿子达磨尸罗，还因做事寄留在外国。家庭遭惨后，达磨尸罗的妻子和哥哥，便一气之下出家为沙门。达磨尸罗听说父亲被杀，国内大乱，就和两位沙门一起离开异国。经西域各国长途跋涉来到晋朝的洛阳，就定居下来。随后，建立了家室，生子叔兰。
　　二 生性异常 机智善辩
　　叔兰，这位晋籍天竺人的后代，幼小时聪明善辩，从学于二舅父学习佛教经法，只要一听讲就立即领悟。自小就有一口流利的胡、汉语，所以，很快就掌握了胡、汉语文字。两种文字的书籍经典都涉猎，并过目不忘。
　　叔兰长大后，性情有所变化，就是轻犯浮躁，好游玩打猎，而没有限度。有一次，曾单独骑着马追逐野鹿，正追赶，忽然碰到一只老虎，一惊之下，落下了马，摔断了右臂，好长时间才痊愈。伤一好，仍是好骑马奔跑，他的母亲多次劝说阻止，一直改不了这个毛病。后来，他的母亲让他每天吃粗茶淡饭，他的脾气才好起来，从那时起，也就不再游猎了。
　　叔兰嗜酒成性，一次喝五六斗才算舒畅。曾有一次他大醉后，睡在大道旁边，又踉踉跄跄走到河南郡衙前狂呼乱叫，衙吏把他送到河南郡监狱去。
　　正在这时，河南尹乐广，同宾客共饮，亦到酣醉的程度，看见叔兰烂醉如泥的样子说：“先生是位侨居洛阳的客人，怎么样学人家饮酒？”
　　叔兰答：“杜康酿酒，天下人可以共饮，为什么问人家是侨民还是晋民？”
　　乐广问：“可以饮酒，但为什么可以饮到这种狂乱的程度？”
　　叔兰答：“百姓饮酒虽饮到发狂的程度，但还没有到乱，这好比郡守你饮酒，虽然醉了，但还没有到狂的程度那样。”
　　乐广听后大笑。
　　当时席上有位客人对叔兰说：“外国人为什么都是白面孔？”
　　叔兰答：“河南人面黑还不疑惑，我面白又为什么见怪呢？”
　　于是，全席宾主惊叹叔兰机智巧辩，接着就释放了他。
　　三 业报回转 译经传世
　　有一天，竺叔兰无病暴死，过了三天，又复生了。他自己说，走进一豪门大户，朱门青瓦，金银布置满堂。又看见一个人，这人就是叔兰的爷爷，对叔兰说：“我积善行德好多年了，到今天得到了这个报答。你是个罪人，怎么来到这里呀！”
　　当时，守门人用竹杖赶走叔兰，以致把他赶到竹林子里。
　　叔兰在竹林子里看到了他的猎伴，正被鹰犬所啄咬，混身是血，号叫涕哭，向叔兰呼救。叔兰赶快避开。
　　走了几十步远，叔兰又碰到一个牛头人，想用叉子叉他，他说：“我家祖祖辈辈是佛弟子，平时还供养两位沙门，有什么罪你来治我？”
　　牛头人说：“你这些善行，虽然能受到福报，但不能赦免你的猎罪。”
　　不一会儿，叔兰观到他的两面三刀位沙门舅舅来到，对牛头人说：“我们二人常年累月受到他家供养，积恶少而积善多，可以得到相抵消而免除罪过。”说罢，叔兰就随着这两位沙门回家去了。
　　叔兰从此以后，改邪归正，依佛修慈，专心致志。钻研佛经，精通胡、汉语成了一位洛阳闻名的经学大师。
　　原来魏高贵乡公时，中国第一授戒僧朱士行于甘露五年西行到于阗国写得《般若道行经》正品梵书胡本十九章，送回洛阳。一直没有译出。
　　二十一年后，即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竺叔兰到陈留（今开封县）仓垣水南寺，与于阗沙门无罗叉共同译出并改经名为《放光般若经》三十卷，竺叔兰自己又译出《异维摩诘经》三卷，《首楞严经》二卷。由于叔兰精通胡、汉语，所以，他的译文十分精当公允，对当时佛学界影响很大。
　　后来，竺叔兰的母亲去世，停柩三个月，叔兰打算埋葬。有个邻人听说了就告诉叔兰说：“今年不利，应等到明年。”
　　叔兰说：“生必有死，死去的人不能再生了。人和神生活在不同的境界，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啊！如果让亡母栖息地下，那么她在生时的哺育之心就可受到安慰了；假如等到来年，恐怕奔逃没有着落，哪还有时间来奉营老母亡灵呢？”于是，不顾乡邻议论，便埋葬了母亲。
　　第二年，羯族军人石勒于河北作乱，盗贼蜂起，洛阳遭难更甚，叔兰不堪忍受其害。这第二代侨民，如其父遭难奔晋那样，就避乱南奔荆州去了。
　　后来，有一天，叔兰无疾，忽然告诉僧人说：“我将要死了。”众僧十分惊奇，果然几天后，就安然死了。众僧们认为叔兰是一位能知自己生死的人。
　　佛典校写家——支孝龙
　　佛教东传，首著经典。在经 典的翻译过程中，除了主译者外，还有不少助译者校订和缮写者的协助，才得以圆满完成这项工作。佛经的广布流传，使佛教生存发展的生命存在。汉、魏、晋三代，在洛阳的东、西方沙门的译经组织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僧人，晋代的支孝龙就是其中有成就的佛经翻译校订和缮写的专家，又是一代经师。
　　支孝龙，原名于法龙，淮阳人。少年时，就以风姿绰越被时人看重，再加上又才华卓绝，发表高论，能迎合当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支孝龙，居家洛阳，钻研佛教经典《小品》，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途径。又与当时天下的名士董昶、王澄、阮瞻、庾凯、谢鲲、胡母辅之和光逸结为知音之交，世人称他们为“八达”。他们的的言论和行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支孝龙后在洛阳出家为僧，一时轰动天下。当时有人潮讽他说：“大晋中兴，以天下为家，沙门为什么不使用权发肤完整，脱掉袈裟，扔掉胡服，披上绫罗？”
　　支孝龙答说：“抱一才能逍遥自在，禅 定方能达到诚实，沙门剪掉头发毁坏容颜，改革穿着，变化形状，你们说我沙门受辱了，相反的，我（沙门摒弃了你们所要的荣誉。所以，沙门在“贵”上不必用心，反而更加“贵”，在满足上不必用心，反而更加满足了。“说得潮讽的人羞愧难当，由此可见支孝龙随机应辩恰如其分的情况。
　　早年，魏国第一个汉人沙门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到于真国求法寻经，历二十年之久，求得《般若道行经》梵文正本九十章，又经千难万险，终于将梵本派弟子十人送回洛阳，这时己是西晋武帝太康初年（公元280年）了。
　　这部梵文经本，后来又被送到陈留仓垣水南寺。
　　洛阳佛教居士竺淑兰，原籍天竺人，其父为避国难，迁居洛阳。竺淑兰崇拜佛教，博览群经，善于梵汉语，又有西域沙门无罗叉，精通梵学。于是，无罗叉手执梵本，叔兰译为汉文，称为《放光般若》。
　　晋慧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支孝龙就叔兰所译经本，一连缮写了五部，校为定本。原译本没有品目，共十四匹细绢，支孝龙写为二十卷。
　　支孝龙通过抄写经文，己熟悉全旨，再加上他平时就钻研《小品》，深得无相奥义，因此，一经被阅，十几天后，便就开讲，成为一位无师自通的经师。后不知所终。
　　晋名士孙绰十分推崇支孝龙的才华和能力，曾写赞诗一首说：
　　“小方易拟，大器难像，桓桓孝龙，克迈高广。
　　物竟宗归，人思效仰，云泉弥漫，兰风振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