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浪石窟的开创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庄浪石窟是甘肃省庄浪县城东十六处石窟的总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云崖寺石窟、大寺石窟、红崖寺石窟、西寺石窟、朱林寺石窟、佛沟寺石窟和陈家洞石窟等。初创于北魏，发展于北周，繁荣于明代。以其明代艺术的精美，在全国石窟中独树一帜，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只是由于其坐落于地域偏僻的关山深处，加之当地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传世史籍又少有记载而长期不为人识。近年，我们一直致力于对该石窟的考察与研究，对石窟之内容及其历史发展脉络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看法。今就石窟的初创的历史文化背景略述管见，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庄浪石窟的始创时代，史无明载，唯陈家洞石窟现存的几通清代至民国时期勒立的碑刻略谓其形成于东晋的泰和(或作太和)年间。如清人程奇英撰《重修龙眼山寺碑记》记载道：

　　晋泰和间，突出现三尊石佛，妙相庄严，挺立于磝岩波浪中，宛若恒河沙景像。

　　民国石清鉴撰《重修龙眼山陈家洞碑记》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自晋太和岁，忽然山崩，现出石佛大像三尊，波涛磝岩中挺立。

　　太和年为东晋废帝年号，时当公元366——371年。陈家洞石窟能出现得如此早，颇值得怀疑。

　　如所周知，东汉、两晋为中国石窟的初创期，所留遗迹不多，主要见于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中。而河西地区的石窟，现存最早者都是北凉时期(401——439年)开凿的 。陇东石窟的出现比河西要晚，大致出现于北魏时代。就现存石窟言，陇东地区最早的石窟当属合水县的张家沟门石窟，根据崖壁上的阴刻造像铭文，知其开凿于北魏太和十五至廿年间(491——496)。陈家洞石窟前的三尊立佛，即碑刻中所说的“三尊石佛”，均面目清癯，肉髻高耸,两耳垂肩，施无畏印，足踩莲花。其造型相当生动，刀法非常流畅，为典型的北魏造像，绝非晋代之物。在庄浪石窟中，同属北魏晚期的佛像尚有佛沟寺石窟中的大型摩崖造像，同样也是三尊立佛。这些事实说明，庄浪石窟的形成应在北魏晚期。

　　传说之所以称陈家洞石窟的三尊造像出现于东晋太和年间，其原因应是受三佛造像旁有“泰和年”题记的误导所致。其实，此泰和年为金章宗年号，时当1201——1208年，且为游人题记，与石窟的开凿无关。

　　庄浪石窟何以在北魏晚期出现？我们认为应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寻找原因。就历史方面言，它的出现应与北魏晚期安定胡氏家族的执政及其对佛教的推崇以及当时陇东动乱的形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庄浪西北不远处的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为胡氏郡望。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安定胡氏人才辈出，先后扮演过各种各样的重要角色。其中的胡灵太后及其父胡国珍在北魏晚期权倾朝野，显赫一时，对北魏的社会、政治与宗教都有着既深且巨的影响。

　　宣武帝时，胡氏为充华嫔，在宫中的地位并不高。后以胡氏子元诩（魏孝明帝，515——528年在位）登上皇帝宝座而被尊为皇太妃，进而被尊为皇太后，地位猛升。“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 ，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亲览万机，手笔决断。”

　　其父胡国珍以女而贵。在女儿被尊为皇太后之初，被任命为闲散之职光禄大夫。胡灵太后临朝后，官运大转，“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给甲第，赐帛布绵谷奴婢车马牛甚厚。……寻进位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赏赐累万。又赐绢岁八百匹，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极丰赡。……熙平初，加国珍使持节、都督、雍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迁司徒公，侍中如故。”安定胡氏家族成了北魏后期统治阶级最高权力的核心所在。

　　胡灵太后临朝听政达十三年之久，“位总机要，手握王爵”，在北魏晚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史载，“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一生尊崇佛教，在其执政之初，即以于洛阳大兴佛事为务，在北距宫城前门仅一里之隔的中心地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开工之日，胡灵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表现了她对修造该寺的极为重视。

　　从有关资料的记载可以知道，在永宁寺的周围筑有围墙，墙上有木椽，椽上有瓦覆盖，这和当时皇宫的宫墙完全一样。寺院的东、西、南、北四面各有庙门一座。永宁寺的范围比今天的白马寺还要大三分之二以上，内有僧房楼观达一千多间。在寺院中心见有极为辉煌壮观的９级木塔，要比举世闻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高出一倍。 规模如此宏大的寺庙，如此高大的木塔，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她还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级佛图 、冲觉寺五级佛图等。 为了弘扬佛法，她又于神龟元年（518）派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 。

　　胡氏家族还在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大兴法事，开凿石窟，在古阳洞南壁（正光三年，522）、西山老龙窝（正光五年，524）、西山莲花洞北壁（孝昌元年，525）和西山火烧洞（年代不详）中迄今都还可见到与胡灵太后及其家族有关的题记。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们的举动直接刺激了北魏晚期佛教事业的迅猛发展，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就是于这一时期进入高潮的。短短十余年间，涌现出一大批中小型窟龛，如龙骧将军洞、来思九洞、弥勒北一洞、弥勒北二洞、地花洞、六狮洞等。药方洞和唐字洞也开凿在此时，只是未竣工而已。这是龙门开窟造像的盛期，也是龙门石窟史上的第一个造像高潮。

　　胡灵太后在洛阳大兴佛事，于史有载。推而论之，她在故乡也应有所举动。胡灵太后家族素崇佛教，此可从一些与胡氏家族有关的史实中得到印证，如胡国珍兄胡真生有四男，其中，一男名僧洗 ，另一男名虔字僧敬 。不难看出其敬佛心态。胡国珍的妹妹曾出家为尼，曾对胡灵太后的佛教思想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胡国珍本人“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洁斋，自强礼拜。”《魏书·胡国珍传》、《洛阳伽蓝记》中对胡灵太后崇佛及其为父母立寺祈福事的记载更是不一而足。
北魏后期，关陇一带农民起义频频发生，其频繁程度超过了中原其它地区。太平真君七年(446)安定卢水胡人刘超等聚万众起义，响应关中以盖吴为首的胡、汉、羌、氐等族的起义。延兴元年(471)，泾州民张羌郎发动起义。正始三年(506)，秦州屠各胡人王智率民暴动，推举吕苟儿为主，以建明为年号，发展到10万人。泾州人陈瞻又率众响应。这次起义遭到北魏大将元硕的镇压。但事过刚三年，即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又聚众造反，秦州沙门刘光秀率众响应。这次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但遭到了北魏战功显赫的奚康生的镇压。
奚康生，河南洛阳人，素信佛教，处处表现出对佛的虔诚。史载：

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

509年，在镇压了刘慧汪、刘光秀暴动之后，奚康生被任命为泾州刺史。他所到之处，都以大兴佛教事业为务，曾动用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开创了规模宏大的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他推崇佛教之因素外，还应与刘慧汪、刘光秀本身为沙门，他们发动的暴动又利用了佛教这一史实不无关联。很显然，北魏统治者是在有意利用所谓的"正统佛教"的威力来消除邪教的影响，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
当奚康生任泾州刺史(509-512年)时，宣武帝尚健在，胡灵太后的地位还没有后来那么显赫，但无法否认，胡灵太后当时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否则不可能在宣武帝去世之初就能很快独揽政权。"向信佛道"的奚康生之所以能出任泾州刺史，并在那里大兴佛教，或许就与当时身为皇后的胡灵太后有关。当时，胡国珍尚闲居在安定老家，胡氏又是当地崇信佛教的大族，奚康生不可能不与该家族有着密切的往来。或许这就是当胡灵太后倚重的权臣元叉于正光元年(神龟三年，520)七月囚禁胡灵太后独揽北魏权柄后，身为元叉亲信的奚康生却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胡灵太后的一边，于第二年三月发动了旨在反对元叉以支持胡灵太后还政的未遂政变的原因。 这一戏剧性变化当与奚康生与胡氏家族有着更深远的关系和更为接近的宗教态度有关。
南、北石窟寺系奚康生创始，有碑刻、题记为证，如北石窟寺165窟内有一块宋碑，虽已很残，但仍可辨出如下之字：

……□泾州节度使奚侯创置□历景□□……□屡经残毁。

泾川发现的北魏《南石窟寺之碑》末尾则有着更为确切的记载：

大魏永平三年(510)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使(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

说明二石窟由奚康生开创无疑。庄浪石窟虽见不到这样的记载，但从现存石窟遗迹看，最早只能追溯到北魏晚期。陈家洞石窟的三佛石刻属典型的北魏晚期作品。属于同一时代的遗物尚有佛沟寺石窟的摩崖三佛造像。二者的造像风格与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所见极为相近，给人以他们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的感觉。这一因素使我们推想，庄浪石窟的出现肯定应与奚康生和胡灵太后家族对佛教的提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就庄浪石窟形成的文化背景看，应与北魏晚期庄浪佛教艺术的高度发展密切相关。

　　北魏时代，庄浪一带的佛教艺术已有相当的发展，着可从庄浪县良邑乡李家咀村宝泉寺附近出土的一座北魏时代的石造像碑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该碑现存五级，其中4级发现于1979年，另一级则出土于解放前。5级叠在一起，正好可组成一座由大到小的整块石造像碑。通高1．76米，平面正方形，底边长0．43米，顶边长0．28米。惜缺碑顶、层檐、底座诸件。

　　该碑石质系黑灰细砂岩，出自北魏无名作者之手，刻工细腻独到。每层四面的梯形方框内，均造佛像和佛传故事，画面安排妥贴，造型准确生动，内容涉及面广，主要是佛、菩萨造像。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思维像以及宣扬释迦牟尼生平的故事画等，形象栩栩如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其中取材于释迦牟尼故事的画幅最多，有“乘象入胎”、“树下降生”、“九龙灌顶”、“出城游观”、“半夜逾城”、“白马还宫”、“摩顶受戒”、“涅槃”等。这些画都布局和谐，造型生动，不论是人物、动物、房屋建筑，还是花草树木，无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

　　画面中描写释迦牟尼涅槃的场面意趣盎然。上部八个弟子，一人跪接佛头，一人捧佛足作安睡状，六人在身后两手高举，嚎啕大哭，悲痛欲绝。下部是３个仅着小短裤的胖子，中间一人手持七只“铎铃”，手舞足蹈，双目圆睁，笑口大开，显得乐不可支；左右两人半跪着，吹着“号角”为之伴奏。两个场面，一悲一喜，相互映衬，其妙无穷。

　　“树下降生”、“七步生莲”与“九龙灌顶”集中在一幅画面上，上部为护佐诸佛，正中偏左二龙饰作顶的佛龛里刻一佛二菩萨。佛结跏趺坐，螺髻方脸，着双披肩大衣，施无畏印，衣下摆有规律的褶皱直垂而下盖住佛座。二菩萨一戴宝冠，一作高髻，均着博袖大衣和长裙，立两侧莲花台上。下部为六位蹲跪状的小菩萨。右侧相叠刻两个桃形龛，龛内各端坐一佛，边沿还刻了两个极小的飞天。右下“无忧树”下有三位女性，前一人稍大，右手攀树枝，显系摩耶夫人，后为二侍女；再前一人跪抱婴儿，表现降生；再前有一裸体人立台上，周围有九条龙，口口相对，表现“九龙灌顶”；再前有一人作移步状，表现“七步生莲”；最前面是一座房子，房中斜卧一人，大约是表现夫人回宫休息。整幅画面细致地措绘了诸多内容，共刻21人11龙及佛龛、房屋、树木等物，把拥挤的场面安排得疏密有致，和谐平稳。尤其是突破边框的限制，在右上角刻出两个小飞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对称格局，而且大大增添了画面的活跃气氛。

　　“白马还宫”也打破了对称格局，左上角刻一座房子，其中一女人举臂痛哭，显系裘夷公主；门外侧立女仆二人，左下角两男仆哭丧着脸侍立，前面一匹高大的骏马，即犍陟，鞍辔齐备，蹶着前蹄作不安状。右上角安排一株高大而枝叶繁茂的树，独具匠心。

　　“摩顶受戒”亦打破格局，将左面的胁侍菩萨挪开，在主佛右手处刻三个小人，二人对面而立，一人匍匐在地，佛手伸向背立一人之头，上有四飞天手舞足蹈飞翔，形态各异，表示庆幸。

　　其它画幅有三佛、一佛二菩萨、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一佛二弟子、维摩文殊对坐、释迦多宝并坐、一佛二弟子观“乌获”斗乐、二佛斗“禺强”凤鸟等等，形式各不相同：或一组或多组并合，或上下多节，或三层分段，均联系紧密，疏而不散，密而不漏。大者不过30厘米，小的仅5厘米左右，个个眉目分明，表情丰富，形态各异：或说法、或静思、或瞋怒，均庄严肃穆，镇静自若。表现了北魏时代庄浪佛教艺术的高度发展。这一因素又为庄浪石窟的形成准备了艺术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庄浪石窟在北魏晚期的出现，既是北魏政府利用佛教以巩固其封建统治秩序的产物，也是胡灵太后在家乡推崇佛教的直接结果。素信佛教的奚康生在安定胡氏的支持下于泾州大力推广佛教，开创规模宏大的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这些举措对包括庄浪石窟在内的陇东石窟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