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山居士二三事

　杨仁山居士(1837～1911)，名文会，安徽石埭县(解放后改名广阳镇，并入太平县①。)人，是清末“复兴中国佛教之先导”②，人称“深柳大师”。他对佛教的研究、弘通、出版等事业的卓越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此不赘述。这里只想就杨老的一些琐事作一介绍，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杨老的为人。

一、国事

　　青少年时期杨老聪明颖悟，“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③中年以后，专心学佛，但没有忘记利物济世。象当时所有的有良知良能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祖国千疮百孔的年代里，杨老也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处在酝酿和传播阶段，一些政府官员和儒生借鉴西方，批评封建制度，要求实现民主制。杨老也曾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两次随使西欧，用心考察。1878年，随曾纪泽赴英、法时，详细地考察了它们的政治得失利弊以及文化教育事业，并攻天文、测绘等学，自制“天地球仪”(天球即浑天仪)及“舆图尺”，著有《天球图说》，在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方面做出了贡献。1886年春，又应江西布政使刘瑞芬的聘请，随往伦敦，考察英国政治、制造等学，后又调驻法国，深明列强郅隆的原因。任期三年届满，便请假回国。当时，他已五十三岁，常常感慨地对人说：“斯世竞争，无非学问，欧洲各国政教工商，莫不有学，吾国效西法，不从根本入手，徒袭其皮毛。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兴国，其可得乎？”④深感中国落后于西方，政治制度腐朽，各学科未能健全，发誓从此不与政界来往，潜心于学术研究。
　　杨老对工程建筑学有很深的造诣，自赴西欧考察后，更是“广有制造”，然而“李鸿章函聘不往，曾国藩密保不就”⑤，“咸以国事目之，知其淡于名利，每褒奖荐举，不令前知。而文会坚却不受，惟以刻经讲学为务”⑥。他立志要使科学东来，佛学西行，办佛教会和僧学堂，手订课程，并从日本搜求中国古德逸书二、三百种，1866年创经书局(后改称金陵刻经处)于南京，刻经讲学，至老不倦。中国近代佛教经籍出版及佛学研究从此开始振兴。
　　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都吸取了佛家学说的积极因素(如“平等”、“无常”、“无我”等观念)作为思想武器启迪民心，鼓舞士气。戊戌变法前后，我国倡导维新变法的人，多乐与杨老交游，其中谭嗣同尤为亲密，他从杨老游学一年，以学习所得为基础，在金陵刻经处撰成《仁学》，轰动一时，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至后来谭嗣同能在变法中为革命流血牺牲，与其所学佛家大雄无畏精神不无影响。
　　杨老与当时的一些革新人士，如上海《时务报》创办人汪康年，湖南时务学堂创办人陈三立，以及水师学堂内部人物等，往返密切，又与刘聚卿、茅子贞等组织测量会，学习西方，振兴实业。杨老对国事的关心，综其要点有三方面：
　　1.对国势的逆料——在维新变法运动高涨的时候，一些守旧派和顽固势力坚决反对变法，杨老因此而对民族的危机深感忧虑，但坚信中华民族要振兴起来，要赶上和超过西方，就必须变法。他在《观未来》一文中指出：“世间治乱，莫能预知，然自冷眼人观之，则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何则？人心之趋向，可为左券也。不变法不能自存。既变法矣，不至登峰造极不止也。”接着，他用佛学的观点，以问答的形式，阐明了“坏极而兴”的道理，旨在唤起同胞的觉醒。同时，又指出西方“号为文明之国者，全仗法律钳制，人心始能帖然”(同上)。所以，他专志弘扬佛法，以求拯救人心。
　　2.对革命的同情——极力赞助门人孙少侯、俞同伯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活动。后来，孙少侯被捕，杨老又冒风险，将他的家属隐藏在金陵刻经处避难。有一个僧人叫亚坤，也因参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追捕，居士也把他留在刻经处，等形势缓和后，才让他化装离开南京。这些行动，体现了杨老对清末的维新运动和旧民主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3.对人口增殖的忧虑——杨老预料到人口的增长将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他说：“至于兴之极，能永久不坏乎？答曰：不能也。或问：何以知之？答曰：地球各国全盛之日，兵戈不起，生齿日繁。谚云：‘一人生两人，十世一千丁’，以三十年为一世，至十世而添人千倍矣！其中不无饥馑疾疫，耗折人口，且减半计之，亦不下五百倍也。历年三百而添人五百倍，地不加大，何能容之？彼时先坏商务，继坏工务，盖各国齐兴，货物充溢，皆欲阻止他国货物，不令输入，而轮船无用矣！货物既不运售他国，则制造日减，而工人赋闲矣。工商以外无生业者不计其数，啼饥号寒，哀声遍野，岂有不乱者乎？”⑦这些观点不一定准确，但杨老在那个时候就能意识到人口发展的无限性与物质的有限性的矛盾，进而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见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确可贵。

二、家事

　　杨老处理家事的态度极明智。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兹略举数点，以见一般：
　　1.舍宅十方——为了发展我国的佛教事业，杨老毅然舍私宅为金陵刻经处，作为佛教文化事业的财产，而留给子孙的却是三千八百余两银子的债务，并说：“汝等均在壮年，生齿日繁，应各谋生计，所置房屋，施为十方公有。”(按：原杨邸的后院有十二间房屋，后经欧阳竟无等商议，留给杨氏子孙供奉先祠)杨老在《杨氏分家笔录》中说：“父亲三十余年经营所成，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认为己产。目前，家眷暂住在内，以十年为限，十年之后，照例起租，不得自添屋宇以杜占据，俟各房自造住宅，即当移居。经局刻板之资，系十方善信捐助，永远作为公业，经管之人，公同选举。近年，家用不敷，积有欠债……计银三千八百一十两，以目前进款大小分认归还。”杨老这种公而忘私、一切能舍的精神令人钦敬。
　　2.不忘世法——杨老是一位佛学家、虔诚的佛教信徒，但他始终不忘“立身成己，齐家治国”的世间法。他在与桂伯华的信中说：“足下嫌俗事，为难得一心，鄙见当以四弘愿为本，……一切烦杂世务无非菩萨行门。”他劝人学佛而不劝人出家，但允许他人的出家自由，如听任女儿圆音出家、孙女和外甥女独身不嫁，可见其思想通泰之一斑。
　　3.反对缠足——杨老的三孙女杨步伟，小时候到了缠足的年龄，父亲杨自新命人为她缠脚，她哭着跑去告诉祖父(杨老)，不愿缠脚，杨老欣然应允。缠足自五代、宋以来便逐渐形成一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封建陋习。在封建社会里，劳苦人家，无男丁，女儿当儿子的，才不缠脚，但招女婿困难。明太祖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是大脚，过去作过富户的家奴。有人考证《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就没有缠脚。可见，一般劳动妇女是不缠脚的。但在清末封建意识猖獗，作为一位有声望的官宦之家的家长，居然对封建习俗不屑一顾，不墨守成规，保护孙女的身心健康，维护妇女的自由权利，实为难能可贵。十几年后民主革命的浪潮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临时政府成立了，除旧布新，颁布了许多保障人民权利的法令，才明文禁止缠脚。
　　4.反对包办婚姻与闺门限制——杨步伟长大后，要求解除指腹婚约，杨老不以“父母之命，媒人之言”为金科玉律，支持孙女的争取婚姻自由的行动。后来，杨步伟又要求出国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父亲有异议，因为在当时，具有小姐身份的女孩子在外抛头露面，不免有非议，何况留洋，更是鲜见。于是她又向祖父求援，杨老又一次打破了“男不入内，女不向外”的孔门礼教，成就了她去日留学的愿望。
　　综上可见，杨老从洋务运动到早期的维新思想的产生以至后来的戊戌变法，都是积极的同情者与支持者。他不但是近代中国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爱国的佛教学者。正当辛亥革命成功前夕，杨老与世长辞了，至今已七十七年。七十七年后的今天，金陵刻经处继承遗业前进了巨大的一步。
　　注释
　　①徐平轩：《杨文会传》(1981年8月)中说：石埭，今改名广阳镇，属太平县，杨氏合族住于旧县城西南三十华里穰岭下杨家村。
　　②黄忏华：《中国佛教简史》第14章
　　③徐文蔚：《杨仁山居士传》1917年4月
　　④徐文蔚：《杨仁山居士传》
　　⑤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
　　⑥参见：徐文蔚《杨仁山居士传》
　　⑦《杨仁山居士遗著·观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