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的忠义和尚

佛教是出世的宗教。据说释迦牟尼曾告诫弟子说：“不应参预世事。”(《佛遗教经》)但是，人类宗教发展史却告诉我们，任何历史宗教都不可能清出于世外而远离人间，它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社会、同政治、同自己的国家、同国情，有着命运相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是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
　　应该说，中国佛教早在它的摇篮阶段就已很敏感地注意到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农耕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代表的历史传统与以“家天下’为核心的皇权至尊无上的政治现实。所以，东晋道安才会向弟子们发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谆谆诫诲。道安实际上道出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国情的一个基本点，这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产生的皇权的高度集中与不可侵犯。唐以前的佛教领袖们大多是沿着媚结王权而立法事的路子走的。入唐以后，佛徒们也在“礼敬王者”的问题上向朝廷进行过多次试探，并不时打出一些颇具危险性的“擦边球”；如贞观十一年(637年)智实、法琳在僧道地位问题上同太宗的抗争。但是，因为他们的一切活动均围绕扎根中土并开花结果这一战略目标进行，所以，他们在与皇权或作为皇权体现的官府的交手过程中，总显得色厉内荏，前倨后恭。不过，也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媚结皇权，才使得佛教赢得了其实现总目标的一个重要条件；从佛教发展史的角度看，从当时谋求中国佛教的整体利益着眼，那些在政治上媚结皇权的高僧们，虽然在气节上颇遭人訾议，但是他们的一番苦心(自然不包括那些贪图个人荣华富贵的恶意邪念)，后来的僧人们也是可以予以体谅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玄奘为了译经弘法事业而媚结太宗、高宗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佛教又是崇恩主义的宗教。《释民要览》便要求佛徒们尊奉四恩，即父母恩、众生恩、国主恩和三宝(佛、法、僧)恩(又一种说法讲，四恩是父母恩、师长恩、国主思和施主恩)。佛经故事讲，佛陀释迦牟尼成道之后，经常在外游化，很少回到自己的故国迎毗罗卫；但当他晚年时代，舍卫国琉璃大王发兵灭迦毗罗卫国。佛陀便一人在琉璃王大军的必经之路，坐在一棵枯树下，任由曝晒。琉璃王见了便问佛陀“何不坐在有叶的树荫之下?”佛的回答是很感人的：“亲族之荫故胜外人。”这个故事以及佛教四思说，说明佛教同时也是关注世事的，因为国家的兴亡存废，亦是跟佛教本身的兴亡存废息息相关的，这便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佛教一旦进入中土以后，也就必须要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系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之上。何况佛教所进入的中华大地，是一块深受爱国忠君主义及忧国忧民思想熏陶的文明沃土。既入于苍，岂能免于一染?
　　在中国佛教求法史上，玄奘出国19年(一说17年)，足迹遍印度，弘法论经震烁佛祖的家乡。各诸侯邦国的君主以及大德高僧们钦敬之余而一再挽留他，可是他仍心系祖国，乃再度跋山涉水，返回故土，并为中国佛教携回梵文佛经657部，用了足足20匹雄壮白马方驮到长安。再早，据说法显(约337一约422年)大师在师子国时，有人供奉他一面中国的白绢扇子，他在异地看到了祖国的东西，竟然激动得泪流满面。这种热爱祖国的情怀，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踔厉发扬。
　　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爱国忠君思想是融为一体而不相悖的，初唐少林十三棍僧救秦王的故事，就正是中国和尚们这种爱国忠君思想的集中展现。据记载，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为消灭王世充等割据势力，统一全国，急召少林寺以县宗、志操为首的十三棍僧参战。他们闻诏如救火，急急出征。并从重围中解救出李世民，打败王世充，活捉王仁则。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登基后，重赏少林寺僧，赐少林寺大量庄田银两，扩建少林寺，准许少林寺成立僧兵队伍。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其余的人“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
　　明代少林寺小山和尚也三次挂帅印征边，为国立功，朝廷为表彰他，特在少林寺前建立旗杆和石狮。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少林寺以月空为首的30个和尚亦应召组织一支僧兵，开赴松江抗击侵略者。
　　除嵩山少林寺外，相传少林寺还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十几个分院。明代在福建九莲山建立的南少林寺，也以少林拳术著称于世。
　　正是中国佛教爱国僧人的这种一以贯之的爱国义举，使得中国佛教与它所脱胎的那个母体——天竺佛教有着一个十分突出的重大区别，这就是关注现实，关注国情，淡薄了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并在修出世的同时也参与治世。
　　众所周知，佛教是一个主张出世主义、和平主义以及慈“悲主义的宗教。佛教以慈悲为
　　怀，以慈悲为本(这是大乘佛教的教义)。所谓慈，是佛、菩萨爱护众生，给予欢乐，也叫“与乐”；所谓悲，是怜悯众生，拔除苦难，也叫“拔苦”。龙树著《大智度论》卷二十七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教不论大小乘，佛教戒律也不论五戒、八戒、十戒或具足戒，都把“不杀生”作为第一戒。在和平主义、出世主义、慈悲主义的旗帜下，佛教把战争看作最最残忍的事，宁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感化强暴，来赢取和平，也不愿以牙还牙，以暴抑暴地从事战争；前述佛陀时代，即释迦族的迎毗罗卫国遭受舍卫国琉璃王的侵灭之际，又有迦毗罗卫国摩河男舍身化暴的故事。摩诃男是佛陀的堂弟，武艺高强，但他却不愿流了他人的血。他宁可不抵抗而向琉璃王投降，只是他提出的投降条件是：让他潜到水底去，当他未浮出水面之前，任由释迦族人逃亡；待他出水后，才可让琉璃王屠杀那些来不及逃亡的人。琉璃王答应了，但牢河男潜入水底之后，再也不出来了。看看释迦族人都逃光了，琉璃王派人下水察看，发现摩诃男把头发紧系在水底的树根上，早已淹死了。摩诃男为了所信的宗教，为了守持不杀生的和平主义，宁可自沉水底而壮烈牺牲。琉璃王大受感动，终于停止了他的屠杀计划。
　　那么，中国佛教徒的入世义举是否违背了佛祖的教诲，触犯了佛教的戒律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中国佛教徒因忠君爱国、保卫家园、保卫人民而开杀戒，也可以从佛经里寻到根据。比如《华严经·入法界品》载善财童子南行所参访的53位名师(“善知识”)中，就有参予烽火战争及严刑峻法的菩萨；而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为拯救苦难众生而示现32种应化身形)及“三十三身”中，也都有“天大将军身”。在佛经中，也有关于以金刚怒目的精神，摧毁邪魔恶怪的势力的说教。《菩萨戒本》说；菩萨如果见有恶贼为了贪劫财物而要杀很多人，或者有人要杀已证圣果的大小乘圣人，菩萨为了不使那个杀人者因杀死多人或圣人而堕无间地狱，宁可自己先把他杀了，让自己堕地狱——这种出于悲悯之心而非出于贪心瞋心的杀人，看来佛教也是许可的。
　　佛经里还载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说是有500名商人，满载着珍宝赶路，不料其中却混入了一名强盗。他打算趁别人不注意时，杀死所有的人，将珍宝全部抢夺过来。这事被一位菩萨知道了，可他实在感到为难。他想应该杀死强盗，这样一可挽救500名商人的生命，二可阻止强盗犯下一桩杀人重罪，免得他将来下地狱受苦。但是有一点也是明摆着的：如果杀了强盗，自己就犯了杀人罪，要下地狱受苦。怎么办呢?一般菩萨都是有牺牲精神的。他于是下定决心，为了挽救别人，宁可自己下地狱！不过，当他杀死强盗后，自己却并未堕地狱，反而上升天道。这是因为他的杀人动机是为了救别人。
　　大凡宗教都有不残杀生灵的戒律或教义，但也都以除恶救难不在犯戒之列。这看似很有些自相矛盾，却是宗教为立足于世，适应社会而取的应世、应变态度，可以说是宗教对戒律实践的灵活应变，是宗教的立世谋略、立世机巧之一。它展示出宗教本身所蕴含的辩证法。佛教中某些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一律强调“不杀生”的僧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宗教，懂得佛教。明代小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形象，正是这种迂腐僧人的生动写照。中国佛教徒中的那些心系祖国人民，每当国难当头、生灵蒙难之际挺身而出、慷慨救扶的和尚，其实乃是真正地谙熟佛教教义的大德僧人。他们既能高洁出世，淡泊个人名利宠辱，又能积极入世，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大义凛然，拼死相争，勇于捐躯。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为使佛教在中国最终从出世主义的宗教转变成世俗化、社会化的宗教的历史过程中，涂抹上色彩璨然的重重的一笔。而世俗化、社会化正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天竺佛教的一个根本特征。在这方面，大慧宗杲是最能体现中国佛教的具有爱国主义传统之入世精神的一代高僧。
　　宗杲(1089一l163年)是宋代禅宗临济宗杨岐派僧人。他12岁出家，l7岁受具足戒，初参曹洞宗诸名僧，后至汴京天宁寺参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圆悟克勤，不久即名震京师。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被朝廷赐以紫衣及“佛日”之号。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住径山，因称“径山宗杲”。宋孝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又赐号“大慧禅师”。宗杲所处时代，，正是金兵入侵中原、大宋江山发发可危之际。整个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交织错综，纷乱复杂；而各种妥协投降、卖国救荣活动同精忠卫国、抗战救亡的呼声势均力敌。大慧宗杲生当其时而勇涉激流。他在树立起以“疑”字当头，“以悟为则”而“得大自在”的“看话禅”(潘桂明认为，这一禅法把中国禅宗的实践又作了一次新的调整，成为后世丛林开导禅僧和参禅士大夫的重要手段)大旗的同时，又高奏起“忠义之心”的响亮号角。他在《示成机宜(季恭)》里如是说；
　　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
　　予虽学佛者，但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喜正恶邪之志，与生俱生。
　　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但圣人所赞者依而行之，圣人所诃者不敢违犯，则于忠于孝、于事于理、治身治国，无不周旋，无不明了。
　　他从大乘佛教的“众生平等”、“普渡众生”观念出发，要求佛教徒既出世又入世，菩提心与忠义心相融合，同世俗忠义之士一样，集忠孝于一体，并落实到“忠君忧国”、救世辅民的实践中去。宗杲本人，则在当时和战两派的激烈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方，终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因同主成派、居士张九成(子韶)一起“汕谤朝政”，而被秦桔根夺衣牒，充军衡州(今湖南衡阳)，直到15年后(即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方才获赦，得以恢复僧服。《宋史·张九成传》记：
　　先是，径山僧宗杲善谈禅理，从游者众，九成时往来其间。桧恐其议己，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宗杲讪谤朝政，谪居南安军(今江西大余)。
　　那么，宗杲是如何同张九成一道“讪谤朝政”的呢?对此，《大慧年谱》“绍兴十一年”记载更详：
　　是年四月，侍郎张公九成以父卒哭，登山修崇。师升座，因说：圆悟谓张徽猷昭远为铁划禅，山僧却以无垢禅如神臂弓。遂说偈曰：神臂弓一发，透过千重甲；仔细拈来看，当甚臭皮袜！次日，侍郎请说法，台州了因禅客致问，有“神臂弓一发，千重关锁一时开；吹毛刺一挥，万劫疑情悉皆破”之语。末几遭论列，以张坐议朝廷除三大帅事，因及径山主僧应而和之。五月二十五日准敕，九成居家持服，服满别听指挥；径山主僧宗杲，追牒责衡州。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所谓“讪谤朝政”罪出于两件事，一件是宗杲作《神臂弓偈》，一件是宗杲与张九成同议“除三大帅”事。所谓“神臂弓”，乃是抗金名将韩世忠引进的“克敌弓”，“与金虏战，大获胜捷”。据洪迈《容斋三笔》记，它由李宏在古代弓箭基础上改进而成，于熙宁(1068一1077年)初开始推广应用，颇具威力。“弓之身三尺有四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栩长数寸，射二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绍兴五年，韩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敌弓”’。绍兴十一年四月，宗杲在为权礼部侍郎张九成亡父做祭祀法事后，曾借时政作((神臂弓偈》发出感慨：“神臂弓一发，透过干重甲；仔细拈来看，当甚臭皮袜！”此偈一出，满堂皆为之一振。它借神臂弓的无比威力，表达了包括宗杲、张九成在内的抵抗派的高昂斗志和对金国侵略者及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鄙夷之情。所以后来元朝释大所撰《蒲室集》称誉宗杲“为诋权臣，刚气不屈”。
　　据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增订本)里考证，“除三大帅”事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四月十一日。秦桧与其死党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范同等计议，以酬赏柘皋之捷为名，将当时正在前线的抗金三大将韩世忠、张俊、岳飞召至临安，以宋高宗赵构名义诏令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并将三大将的宣抚司(专为抗金作战而设）一齐废罢，由此而褫夺了三大将的兵权，使秦桧、赵构等得以放心大胆同金兵议和。这年十一月，臭名昭著的“绍兴和议”签定，南宋向金称臣并赔款割地。在此之前，秦栓、赵构等自毁长城，准备投降的叛卖行径，在朝野内外引起一片震动，当然，这很自然地便成了宗杲和张九成愤激批评的一个中心话题。为了钳制舆论，镇压抗战呼声，以便痛痛快快地卖国求荣，秦桧、赵构等便流瀣一气，将宗杲、张九成俩以结党反对朝廷罪而贬逐出京师。
　　不过，关于议“除三大帅”事的时间问题，宗杲在《答冯给事济川书》里指出：“张子韶四月十四日以父卒哭，十六日请升座，十八日下山。除三大帅却在四月末。”此外，《云卧记谈》也说：“逮(绍兴十一年)五月间，侍郎遭台评，被及老师有衡阳之行。盖是时朝廷议兵，而神臂弓之论颇纷纷。所以侍郎答何中巫书，有‘除帅在月末’之语。”由此可见，宗杲和张九成都认为朝廷“除三大帅”事发生在四月末，而他俩在此之前的最后一次聚会却在四月中旬，因此不可能对还未曾出现的事去作一番訾议。但是，当时在京师僧俗界中，宗杲和张九成确实是两位让秦桧等权奸头疼的著名抵抗派。如《佛祖统纪》卷四七就记：“张九成实为之首，径山宗杲从而和之。”所以，秦栓等实际是早已想除掉这两个眼中钉、肉中刺的。此次将他俩夺官夺牒，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然而，宗杲并未因为同张九成相。合并携手反对秦桧等的妥协投降活动而后悔，他在上述《答冯给事济川书》里以一种自豪感继续写道：
　　今坐此得罪，事体昭明，岂非偶然。皆前报世中因缘会遇，一切欢喜顺受，偿足自定矣。
　　当时有人曾设想营救他，但他却坚决拒绝了，说：“无以我累人。此意岂流俗泛泛者所能窥之哉！”(《大慧年谱》“绍兴十一年”)。据记载，宗杲被流放衡州、梅州(今广东梅县)，僧俗追随如初。“梅州瘴疠寂寞之地，而袖子裹粮从之，虽死不悔”。(《续传灯录》卷二七)据时人薛季宣说：“僧宗杲得罪秦相，被服加巾窜岭表，道出南海某，从之者数百人。或欲以危法加之。用茹菜事魔告之。伯告曰：得非僧宗杲者，皆佛之徒尔。告者惭沮，不敢言”。(《浪语集》卷三三)由此可见，作为爱国高僧的宗杲，在广大人民中拥有多么大的号召力！当时的抗金名相张浚(秦桧执政后被排斥在外近20年)也曾如是说：“杲有忠君物之志，非若声闻，独觉之私，厌生死而乐寂灭也。是以浚与之游。”(《大慧年谱》“绍兴二十六年”条)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赵受宋高宗禅位，是为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初，就为岳飞昭雪平反，并于次年(隆兴元年)起用张浚发动隆兴北伐。此时，正当75岁高龄的宗杲病卧在床即将离开人世之际。他听到前线传来的初战告捷的消息，亦挣扎着写下这样的话：
　　三月，闻王师凯旋，作偈日：氛埃一扫荡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间俱了了，当阳不昧主人公。
　　八月初七，宗杲圆寂之前，又亲书遗奏说；臣宗杲深荷圣恩，今年已衰，遂辞圣世。伏愿陛下为天下生灵保卫圣躬，’力致太平，永光佛法。(《大慧年谱》“隆兴元年”条)无独有偶，距离宗杲辞世还不到半个世纪，有宋一代著名爱国大诗人陆游也在他临终前(12lo年)写下了那首千古流传的《示儿》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宗杲和陆游，一僧一俗，一偈一诗，异曲同工而又相得益彰。他俩都生于北宋覆亡前，身历神州陆沉之恨，深以南宋偏安一隅、屈膝乞和为耻。他俩都历经曲折坎坷，饱受投降派的压制打击，可是对国家、民族仍情深意驾，矢志不渝。宗杲和陆游，一个代表着爱国僧入，一个代表着爱国士大夫，在祖国面临豆剖瓜分之祸、民族面临亡种灭顶之灾的时刻，都同时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源远流长的斗争精神和楔而不舍、不绝如缕的文化传统。
　　两宋之交，是祖国历史上一个忧患频发，危机深重的多事之秋。这一时期，也是爱国的志士仁人争相崛起，义薄云天的时期；是中华文化风貌洪波迭涌，踔厉风发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家军、韩家军；涌现出投笔从戎、“倚天万里须长剑”的儒生将军辛弃疾；涌现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巾帼诗魂李清照；涌现出弥留之际还三喊“渡河！”的抗战名臣宗泽……也涌现出诸如宗杲这样的对祖国、对人民一往情深，九死不悔，言大丈夫言，行大丈夫事的忠义禅僧。宗杲一生大力提倡儒释一致乃至三教圆融调和的学说，大力宣传以佛法补世法，融世间出世间为一体的思想。他不仅把传授禅法作为自己的根本事业，而且还在祖国人民最需要之时，同世间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与现实一致的社会义务。宗杲作为一个理应出世的和尚，却在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用他自己铁骨挣挣的言行，慨然介入世俗间的反投降、反倒退、求统一、求进步的爱国活动，从而替中国佛教重塑在广大信众以及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使之得以继续延续、流播，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