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

一九六四年是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我国佛教徒于各地名山道场举行隆重法会来纪念这位一代人天师范。本刊自本期起，将陆续发表有关玄奘法师的慧业功德的文章，以志纪念，以励同道。——编者
　　《大唐三藏圣教序》上，称赞玄奘法师求经、弘法的劳绩，说他“周游西宇十有七载，穷历道邦，询求正教，……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这寥寥几笔，足以槪括地勾出他一生事业的轮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大都惊震于法师“乘危远迈，杖策孤征”，[附注1]“所经五万余里”，[附注2]那种坚苦卓绝的行为，但对中国和世界的佛学来说，法师的真正不朽的成就，实在于他“截伪续真，开兹后学”[附注3]的译经事业上。
　　玄奘法师结束西游、回到祖国以后的主要事业，就是翻译经论。他于回国那一年（六四五）的春间，就着手计划征集名德，组织译场，入夏开始从事翻译，一直到他人寂（六六四）的前一个月为止，前后历时将近二十年，始终专志不懈地献身于译经工作。他所译的三藏要典，自从最初住弘福寺，创译《大菩萨藏经》开始，中间经过移住慈恩寺、西明寺的翻经院，直到最后定住北山玉华宫，译完《大般若经》为止，前后所出大小乘经、律、论等，共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详目见《开元释教录》卷八）。别撰《大唐西域记》一部十二卷。不但译笈之富、译笔之精、超过前后诸译师，而且法师在这么长的岁月内翻译工作之进行，是有系统、有计划的。从其前后所出诸重要经论的次第上，可以看出他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传译的用意，而分为三个段落[附注3]:
　　开头一个阶段，始于法师回国那一年到贞覌末叶的五年间（贞覌十九至二十三年，即公元六四五——六四九年）。在这一阶段内，法师首先以他发心赴印愿切求取的《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为中心，从事翻译大乘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诸论书。计出瑜伽学的根本论典《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和要约瑜伽法义，明染净以立教之旨的《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发展瑜伽学说，特阐所知依，开创唯识学的《摄大乘论》三卷，及此论的世亲、无性的释本各十卷；综括瑜伽法门，以三科为宗，建立法相学的《阿毗达磨杂集论》十六卷；别广唯识义理的《唯识三十论（颂）》一卷；随出略录瑜伽本地分的名数、境事，分别明一切法无我和无我唯法义的《百法明门论》和《五蕴论》各一卷。瑜伽之学统摄三乘，而归趣所在乃在菩萨乘，法师为宣扬胜业，故于开译之初，特郑重其事，首先译出他西游途中得之于中印吠舍厘国、吠多补罗城[附注4][附注5]，开示菩萨行纲领的《大菩萨藏经》二十卷（后菩提流志收编于《大宝积经》内，为第十二会），标出所宗。瑜伽之极果究竟于佛地，同时译出《佛地经》一卷。接着复出代表那烂陀寺瑜伽学说，总结了发挥大觉地所依、所摄、所行境界诸义的《佛地经论》七卷。瑜伽学着重践行，特出弥勒菩萨集菩萨诸学处而成的《菩萨戒本》及《菩萨戒羯磨文》各一卷，以示大乘戒之通轨。又重出瑜伽学抉择境、行、果所据的《解深密经》完本五卷。还译出和瑜伽学说立异的清辨论师的《掌珍论》二卷，以供参考。又出专明思辨真似、论议立破理则的《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各一卷，为因明学奠下基础。
　　次一个阶段是从高宗永徽元年到显庆四年的十年间（六五○——六五九）。在这一阶段内，法师以代表小乘毗昙最后结论的《俱舍论》为中心，译出世亲菩萨的《阿毗达磨俱舍论》三十卷，以及和《俱舍论》有关的有部诸重要论书。在《俱舍》以前的有部重要论书，有所谓“一身六足”，法师译出了被尊为“一身”的《阿毗达磨发智论》二十卷，和对《发智论》广事解释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以及“六足”内的《阿毗达磨识身足论》十六卷，《法蕴足论》十二卷，《品类足论》十八卷。在《俱舍》以后的，译出众贤论师批评《俱舍》，为有部辨护（因为《俱舍》不满于有部执实之说，采取经部义有所抑扬）的《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八十卷，及略出《顺正理论》正宗义的《阿毗达磨显宗论》四十卷，以及代表后来有部思想趋于极端的《入阿毗达磨论》二卷。法师在这阶段之初，先出无著菩萨结大乘毗昙之终的《阿毗达磨集论》七卷，最胜子论师造的《瑜伽师地论释》的卷首一卷。中间还译出大乘中覌学说的要典、即圣天（提婆）菩萨的《广百论》（相当于《四百论》的后分）一卷，及对此论用瑜伽学说来解释发挥的护法论师的《广百论释》十卷。另出世亲菩萨成立爱非爱缘起说的《大乘成业论》一卷，陈那论师成立唯识相分唯在心内的《覌所缘缘论》一卷。最后，法师还以穷极发展瑜伽学说的用意，采纳其高足窥基的建议，将印度注释世亲菩萨《唯识三十论（颂）》的十家论书糅纂为《成唯识论》十卷，而以护法论师之学折衷众说，对于各项法义都作了抉择的结论，以指示瑜伽学之究竟。
　　第三个阶段是在高宗显庆五年到麟德元年（六六○——六六四）的最后四年间。在这末了一个阶段内，法师以编译《大般若经》为中心，译出《大般若经》四处、十六会，全部总六百卷。法师之出《大般若经》，盖具有将瑜伽学说上通于般若的用意。他在这期间内，特重译瑜伽学系分别中道义的《辨中边论》三卷。世亲菩萨于论首解释“虚妄分别有”二颂，即说“如是理趣妙契中道，亦善符顺《般若》等经”，以表示他所信解的大乘中道义乃是一贯中覌、瑜伽两系学说的看法。又出世亲菩萨成立唯识无境义的《唯识二十论》二卷，以之和《唯识三十论》相辅而行。还补译“六足”中之《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二十卷，《界身足论》三卷，法救论师解释世友尊者《五事论》的《五事毗婆沙论》二卷。又重译关于部派佛教的首要史料《异部宗轮论》一卷。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法师在整个译经事业中，无论那一个阶段，都注意到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而作了完整的介绍。吾人可以在他的译籍里了解到印度佛学的全貌，而他一生积学，虽没有专著遗留下来，也于此可见其深广的造诣。这由于他在国内时，已遍访名德，究通诸部，穷尽当时各家的学说，他之发愿西行，完全出于切求《十七地论》，欲以解决他在国内参学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加之他好学不倦，志切穷究，他在游历西域和五印期内，除在中印那烂陀寺停留五年，专从戒贤三藏学习外，余时行迹所及，遇有高僧大德，他都逗留参学，广事询求。从《慈恩传》的记载来看，他所从问学的名师之可考者达十四人之多，学习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印度一般学者的水平，对于印度的佛学，可说是全面通达的。因而他所计划传译的经论，亦综赅一切，具有极广阔的规模，极丰富的内容。法师求法的本愿，原想把学到的用来衡量旧传诸异说，解决疑难，故在传译上还抱有纠正旧失和传播新知的用意，所以他所译的以论藏方面为多，学术性特强，这可说是法师译经事业最显著的特征。
　　法师在那烂陀寺学习期内，曾特别腾出时间，专学婆罗门《声明记论》，熟习雅词，通其变化，和印人交谈，“清典逾妙”[附注5][附注6]，在那烂陀寺三千学僧中号称智囊。每当讲论，法众“睹其唇吻，听其词义，皆弹指称庆”[附注6]。法师在印时，曾用梵文撰成《会宗论》三千颂，《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三身论》三百颂，传诵一时，咸共嗟赏。法师对祖国文字原有很精湛的造诣，兼娴梵书，就更利于传译。法师所翻经论，特重文、义都切合于原典，译笔精确透彻，竭尽信、达之能事。本来，中国之称“翻译”，意谓如翻锦绣，正背两面都有同样的花纹，只是左右异向而已。法师所翻经论，华、梵吻合无间，堪称翻经极轨。又中国译经通例，由执本者刊定文义，付之口译、笔受，是称译主。古译时期，主其事者多为西域僧人或侨民，他们对于汉地语文大都隔阂，依靠传语者为之转译，自不免有不尽不实之处。旧译时期，译主虽仍多外人，但特出的译师如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等，都娴汉语，所以翻译能表达原意。接着汉僧亦有谙习梵文的，如法显、宝云等，或赞助译事，或独立翻译，译文质量随之提高。到了法师，以久游印度，洞晓原典，梵汉兼精，开始自任译主，不再依靠外人。《续高僧传》说，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翻同汉言，然后译人整理文句，中间不免有所增损，致违原意。只有玄奘法师所翻的，一切出于奘旨，意思独运，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诵习。因而开创一种新的译风，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前无古人的新译时期，法师在译经事业上之空前卓越的成就，已是史有定论了。
　　法师对于译经事业，很注意译场组织之完备。他于回国之初，会见太宗于洛阳时，除表示专志译经外，同时还要求罗致贤明，组织译场。当时太宗认为法师唐梵具赡，词理通敏，将恐余人参与，徒扬仄陋，无补于译事。而法师再三要求，坚持集中人力，分工合作，认真从事，以示信于后代[附注6]。他于进住长安弘福寺之初，就根据所计划的译场组织，条疏所需证义、缀文、字学、证梵、笔受、书手等人数，申请征集各方大德。不久就召集到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重的灵润、文备等一十二人，缀文大德栖玄、明浚等九人，及字学大德玄应，证梵语大德玄暮等。其余笔受、书手等，并由所司供给，可以想象当时译场的规模。这是法师吸取历代译场的经验而定出来的制度，使工作程序、态度益臻谨严，是新旧译时期的规模截然有别，也是法师在译经事业上能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法师于译出上述诸三藏要典外，他还于回国之第二年（六四六），编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这是应太宗的要求，就亲历见闻所及，组织材料，口授门人辩机缀文而成的。它虽以游历见闻为主，而谈及各国的疆域、史迹，多取材于西域和印度古笈，或就地访问耆旧所得，仍属编译体裁。本书记述西域和印度的佛教古迹以及当时佛教的传布情况，极为详尽。对于印度佛教历代诸大论师，都备载其学行和诸重要论书的制作因缘，记述范围上下涉及千余年，对印度佛学之史的发展，提供了极重要的资料。旁及旧史往事，以及民间传说，土俗、博物等等，保留了丰富的古代史料。遗留到现在，成为研究古西域和印度历史、地志、交通的主要参考书，为国际学术界所珍视。法师又于贞覌二十一年（六四七），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将中国古笈《老子》译成梵文，流传于迦摩缕波一带[附注7]。于贞覌二十二年（六四八）译出印度外典属于婆罗门正宗六论中之一系的《胜宗十句义论》一卷。又传说西土诸僧以《大乘起信论》文出马鸣，而印度未见其本，法师应其要求，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印，使法化之缘东西互举[附注6]。这些都是对中印思想文化交流上有所贡献的事业。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法师对于译经事业之专勤不苟的精神。曾参加法师译场，居缀文大德之一的道宣律师，在他所撰的《续高僧传》上，称赞法师“名实相守，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慈恩寺传》说法师回国后，当太宗在时，常应邀入宫，或陪游息，译事不免作辍。从贞覌二十三年五月太宗死后，法师返慈恩寺翻经院起，即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天自立程课，若白天有事不够分配（因法师当时兼知慈恩寺上座之任，还要处理僧事），就连夜继续工作，一定要完成预先划定的文段，方才停笔。接着是礼佛行道，常到深夜三更才暂息入睡，五更又起来读诵梵本，用朱笔标点次第，划定一天应翻的文段。法师长期这样地坚持专勤不懈，一直到高宗龙朔三年（六六三）冬十月二十三日，在玉华宫译完《大般若经》六百卷之后，他还在那个年底以前，续译出《寂照神变三摩地经》一卷、《五事毗婆沙论》二卷，并译完《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的未了部分。次年麟德元年（六六四）元旦，同住玉华宫译场诸大德及寺众，共同殷勤启请，要求法师翻译《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就应请开始翻译。他打开《大宝积经》梵本，俯仰翻了几行，便自觉体力不支，遂收了梵本，停止翻译，告大众说:此经梵本部轴与《大般若经》相等，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将至，势非赊远。法众相顾，莫不澘然。从此，法师才绝笔停译，专精行道，到二月初五日夜半，遂入寂。
　　法师西行求法期内，路上备受寒暑侵袭，及历诸艰险，影响他的身体，在六十岁前后的几年间，时患病痛，以致未享高龄；他所带回的三藏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仅译出其一部分，可胜憾惜!但法师所留下的无比精确的译籍，将永远是汉译佛典中最宝贵的遗产；而他一生认真不苟、穷源竟委的治学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加以发扬。
　　注释：
　　①见《大唐三藏圣教序》
　　②玄奘法师回国途经于阗时，因高昌商人人朝，托进《预陈还国表》，内谓“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崄之涂，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省称《慈恩传》）卷五。
　　③见吕澄:《玄奘法师略传》，载本刊一九五六年第三期。
　　④见《慈恩传》卷三。
　　⑤同上书卷六。
　　⑥见《续高传［卷四］玄奘传》。
　　⑦见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