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藏贞观二年造像考

国博藏贞观二年造像考[1]
　　李翎
　　内容提要：佛教造像类型繁多，有“像教”之称。各个朝代大量的造像为今天我们解读历史留下了最为珍贵的一手材料。重建历史，需要我们去挖掘大量的历史材料。文献可能是人们最先使用的史料。但经过人手书写的历史需要甄别，于是以诗证史、以图证史，成为人们考证历史的又一方法。佛教造像作为一种“图像文献”，补充了文字史料的不足，因此解读造像，从中透视出的历史原貌，可能更为真实而生动。本文以图像学的方式，先描述、确认，再解释，尝试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尊贞观二年观音金铜造像，以期说明了贞观二年发生的一次旱情和与唐初佛教相关的一些情况。
　　关键词：贞观二年造像 筑坛 唐密
　　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尊唐代贞观二年（628年）的金铜造像，于《大唐风韵》展中陈列。此像为坐姿菩萨，菩萨上身裸，着饰物，左手持莲花，右手下垂抚膝，半跏趺坐，左腿屈，右腿下垂踏小朵莲花，具桃形头光。仰覆莲座，莲座下又有四足方座。像高约10公分，通高约22公分。在造像的头光背面刻有铭文，内容如下：
　　贞观二年有疫不\雨七十余日苗顽离\苦 上筑坛祈祷七日\夜疫弭雨大至下民欣喜\ 上使僧法纯造金铜佛\像七躯天下平安祥\祯无极
　　全文共53个字，分为7行，两个“上”字各前空出一个字的位置。断句后的文字内容如下：“贞观二年，有疫不雨，七十余日，苗顽离苦，上筑坛祈祷七日夜，疫弭雨大至，下民欣喜。上使僧法纯造金铜佛像七躯，天下平安，祥祯无极”。从造像的样式与持物上看，无疑是唐代以来流行的观音菩萨像常式之一[2]。通过铭文得知，这尊造像可能与贞观二年的疫情有关。铭文说，当时国家发生疫、旱之灾，持续两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下雨，于是皇上命令设坛祈雨，经过七个日夜的祈祷，疫情消失，并下了大雨，百姓欢呼欣喜，于是皇上命一个叫法纯的僧人造了七尊金铜佛像供养，以求天下平安。
　　二
　　由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造像的真伪，二是造像涉及的内容，而内容又可分为两方面，一是由于大旱，皇上令僧人祈雨，二是祈祷的方式，即“筑坛祈祷”。因此除了确认造像的真伪之外，本文尝试主要从两方面对此像进行考证，一是对造像铭文内容的考证，二是讨论贞观二年施行的佛教密法。
　　关于像的真伪有两个疑点，一是铭文没有避讳，二是造像比较小且粗糙。铭文中提到的“上”从年代上看，自然指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而铭文中提到“下民欣喜”一句，从字形上看，是正确而不缺笔的“民”字。众所周知，太宗避讳“世”、“民”二字，避讳的方式主要有改字、代字和缺笔。最著名的例子是观世间，因避太宗讳而改称“观音”，又隋末郑王王世充，在贞观三年的《等慈寺塔记》、显庆四年的《大唐记功碑》中写为“王充”。开皇三年的民部，在贞观年二十三年6月改为户部等。代字的情况是多以“人”、“士”等代民，如“士民”称为“士人”，“民间”称“人间”等，缺笔或称为变体的有以“氏”代民，或将民字的斜钩省去。而造像铭文中的“下民”没有避讳现象，但这并不是说此造像或铭文有问题，而是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造像，或至少所刻铭文是贞观初年之作。
　　中国历史上的避讳，“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及明清”[3]，按避讳之初，对于两个字的名字，只要不是连续出现的则无须都讳，如《礼记·曲礼上》所说：“二名不偏讳”。所谓不偏讳，就是二字不一一避讳，但在唐以前，两字兼避者，已成风俗[4]。所以“世民”二字，即使不连用，也多见二字兼避者，并且由于二字又是常用字，所以今所见唐修《晋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多讳二字，以“代”字代世，以“人”字代民等，人名、地名、官名得改者不计其数。但这里不应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贞观初年，也就是说至少在造像出现的贞观二年，避讳并不严格。原因正是太宗遵循了儒家圣典所训“二名不偏讳”之说。武德九年（626年）6月立为太子的李世民曾下令说，依据礼记，在官号、人名、公私文籍中，只要世民二字不是连续出现的，就可以不避[5]。所以在贞观初，常可见到此二字出现在文书、墓志或碑记中[6]。唐代真正对避讳严格起来的始于高宗时代，史料上说，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后，马上就对先帝之避讳严格起来：“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指贞观二十三年），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于是上行下效，处处避讳。因此即使有太宗武德九年的令，但其后人可能是出于宗孝之心，依然不顾祖训而大加避讳起来，所以一般所说的避讳之风“盛于唐宋”，事实上不应该包括太宗时代的贞观年间，尤其是贞观初年。因此，造像铭文中提到的“下民”就正常了，即使是“上”（太宗）令人设坛，或是“上”令人造像，也都可以在行文中使用“民”字，因为这距太宗武德九年的令，仅仅二年的时间。
　　由于铭文中提到“上使僧法纯造像”，从字面看显然是官造佛像。但事实上造像既小且粗糙，完全没有皇家造像的气度，由此涉及的就是造像的真伪问题，即此像属于官造，还是民造，本文将在下文相关的分析中进行考证。
　　武德九年（626年），通过玄武门事变，李世民以次子之身成为太子，同年8月即位。刚一登基的李世民，面临的国情并不乐观，按史料所记，至少连续三年，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旱情。贞观初年关中大闹饥荒，饥民卖儿卖女，尸骨遍地。对此才登基的李世民按通例大赦天下，并由国家出资将出卖的孩子买下还给其父母，又命人掩埋了暴尸荒野的骸骨，6月，山东亦大旱。接着到了二年，情况还在继续。具体的情况，正如此造像铭文所说，又是两个多月没下雨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两个多月不下雨，就令人忧虑的话，一定是在春播之时。这一点也得到了史料的证实。按史料记载，贞观二年年初的时候先是发生了日蚀，接着大旱，蝗灾严重。这样（春播之后）熬过了两个月，到了5月的时候，灾情终于得到了缓解，降下大雨[7]。到了贞观三年，6月的时候又是大旱，这次旱情可能更为严重，因此一般史料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由于它将直接影响到正在成熟的庄稼，于是一向对佛老并不相信、反对各种祈祷活动的太宗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在名山大川处祈雨[8]、佛家高僧等二十七人在天门街祈雨[9]。由于祈雨灵验，一直处于低谷的佛教僧团得到一次扩大的机会，于是在这一年一次就诏度僧尼3000人[10]。
　　正史和一些佛教资料大多对贞观三年的大旱和祈雨灵验有所记载[11]，而关于贞观二年的灾情，只提到由于旱、蝗之灾，关中又是旱饥，饥民卖儿卖女，直到五月大雨终于从天而降才缓解了灾情。而对于这场雨的到来，没有提到任何祈雨活动，更不用说僧人的祈雨得验。倒是提到了与太宗的英明、体恤民情之心有关。文献记载：旱蝗严重，太宗十分不安，于是对天下百姓说：如果可以丰年的话，宁可让灾难移到自己的身上，于是“有雨”。又因吞吃蝗虫，目的是宁可让蝗虫咬食自己的肺肠，而保住百姓维持生计的粮食而感动天地，于是蝗灾亦除[12]。但事实证明，贞观二年确实举行了祈雨活动，国博所藏佛教造像作为一种图像文献，显示了其记录历史的真实与可贵。
　　太宗不信佛老，独尊儒学，但对于佛老并没有明令禁止，而佛老二者，又由于李姓的关系，往往是老前佛后。直到晚年，在玄奘的博学和佛理引导下，他才有所感悟。因此，从正史上看，史官也是深明此道的，所以即使象贞观三年这样的大旱，也只提“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的祈雨，幸而佛教史料补充了这个不足，记载了当时不仅有此二人的祈雨，至少还有僧侍等27人的祈雨，并且由于祈雨成功，对度僧一向严禁的太宗下诏度僧，且一次就诏度僧尼3000人。从这一点似乎可以说明贞观三年的祈雨对于国家是十分重大的事。然而，从客观上讲，贞观二年的大旱，由于发生在春播之时，事态也是十分严酷的。事实上，太宗对此也举行了设坛祈雨活动，并且僧人也参加了。这就是贞观二年造像铭文所说的，经过僧人七天七夜真诚的祈祷，五月的时候，终于疫情消退，雨水大至，七十多天的旱情解除了，举国欣喜，于是太宗令造七尊金铜佛像供养。因此，通过国博藏造像，可以证明两点，一是贞观二年由于旱蝗之灾的严重，即使不信佛教的李世民，也要考虑到民众的生存和心理问题，不仅举行了祈雨活动，而且至少有僧人也参加了设坛祈雨。二是一直对佛教度僧极力控制的太宗[13]，在贞观三年颁布的“度僧诏”，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贞观三年一次的祈雨酬德，而是对至少连续两年僧人功德的酬谢。因此通过国博贞观二年造像，可以补充史料记载的太宗时代佛教的活动的情况。
　　至于此像与铭文所言的七尊金铜佛像的关系，笔者认为，基本上七佛的建造无关，在此铭文，目的只是记事。至于“上使僧法纯造像”这句话，就与前文提到的此像属于官造，还是民造的问题有关了。
　　唐代佛教经由隋代之倡，已十分盛行，见于史料所记，隋代旦凡有事，往往行像庆贺，因此造像之风无论公私都极盛，买卖佛像供养也成风气，由此，利益之驱，使造像有粗有精，甚至粗制滥造。为此，太宗后来才下诏禁止私造买卖佛像[14]。而贞观二年造像虽然铭为“上”使僧法纯造，但从制作工艺、尺寸大小上看，官造的可能性都值得怀疑。如果说，由于这样一次官方主持的祈雨，而得令造像的话，这种造像对于社会必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并且从唐初的造像技术看，官造大像可能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15]，而饱经战乱之后，一些造像粉本的遗失和匠人的流失，小像的制造水平可能并不高[16]。因此，基本可以认为国博藏贞观二年的造像可能属于民造小像，亦不属于所谓“七佛”中的任何一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造像确实为贞观初年之作。而铭文所称“上”使僧如何，可能是僧人的一个愿望，正如敦煌大量的“敕”文，不可能都是皇上的亲命一样，考虑到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当时的佛道之争、佛教所处的相对压抑的地位，因此，“上使僧造像”，如同上使僧祈雨一样，说过了或做过了，对于太宗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认真的事，而一个僧人以这种口气记事，可能是为了佛教在当时的社会争讨地位时，多一个皇上倡行的证据。
　　最后的问题是造像者法纯与所谓的七尊佛像。由于笔者的知识有限，铭文中提到的这位唐初僧人法纯，目前在僧传和史料中没有发现相关的记录[17]，这可能说明两点，一是记载的疏漏，二是这位称作法纯的僧人可能仅仅是一位工匠，而不是一个修持的高僧。至于铭文所说的七尊金铜佛像，目前尚没有发现其他的文字记载或实物出土。
　　对于贞观二年造像考证的结论是：1.这个造像无论粗糙与否，名为官造，实属民制。2.虽然贞观三年的祈雨比较隆重，并得到了皇上的度僧诏，但这一结果可能与未见记载的贞观二年的僧人祈雨有关。3.对世民二字的避讳，事实上在贞观初年并不严格，说明太宗武德九年令在太宗时代得到了贯彻，严格的避讳始于高宗。
　　三
　　国博造像涉及的另一问题就是唐初的密法。贞观二年造像铭文提到的筑坛祈祷，即是佛教密宗实行的坛法供养。但在贞观二年（628年），金、胎密法尚未传入，系统的坛城供养在汉地还没有形成。即使是智通、无极高所译的咒经[18]也是在653年以后。
　　唐密问题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一般学者更多地将视点定位于开元三大士来华以后倡行的系统密法[19]。而国博造像所言，尚属于初唐杂密时期的持咒密法。
　　佛教密宗[20]，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杂密、纯密和左道密[21]。纯正的密法是在8世纪，通过开元三大士的传播，在汉地逐渐建立了金、胎曼陀罗供养系统，供养的本尊是大日如来，供养的理念在于了悟佛智。而此前，汉地的密教尚处于杂密阶段。
　　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陀罗尼密教就随着大乘佛教而传入中国，因这种陀罗尼本身与民间咒术和巫术相似，所以作为一种方术与的中国传统信仰混在一起。由于陀罗尼密本身是佛教的一种方便法门，具有极强的护国护法思想，所以在南北朝时期开始流行起来。但这个时期的陀罗尼密法，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供养法，一般来说修法时以持咒为主，而密法中系统的结界设坛、造像供养及手印等还没有出现或只具简单的坛法或火供。隋唐时期，密法得到进一步完善，在陀罗尼密法基础上，加上了手印、像法、供养法、曼陀罗法等，形成了密教的早期形态，即持明密法。从贞观二年以前所译密典来看，主要的就是周隋阇那耶舍师徒四人所译的观音类咒经，如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阇那崛多译《不空绢索咒经》等，祈祷对象自然主要是观音菩萨，目的是祈求去病除疫度危难等。这些密法在隋代时，主要于两京一带流传。因此，贞观初年，流行的应该是周隋以来所译的密典，实行的可能就是所谓的“持明密法”。从文献记载看，修持这种密法，要设制一个坛场，有界有像，明师经过一定的仪式，入坛后手结印契，持咒观想，修持时间为七日或三七日等等。通过供养诏请神灵，使祈求得到灵验。但事实上，贞观二年施行的坛法可能还没有如此完备。对比一下耶舍崛多所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和后来无极高所译《陀罗尼集经》卷四中的《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就可以发现，二者除了咒法和功能基本相同之外，后者还加入了坛、印诸法。同样，智通的译经也是坛印完备的供养密法，但我们知道无极高和智通的译经已是永徽年以后的事了。因此可以推断，虽然在密典的翻译上有了持明密法的传入，但实际在贞观二年以前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密法，可能仍然与陀罗尼密法更为接近，或者说是陀罗尼密法向持明密法过度的时期，所以行法仍然以持咒祈祷为主，与道法和巫术的设坛相似。也正因如此，据说当永徽三年无极高来唐弘密时，所持（持明）密法居然不为人知，经过他的大力弘扬，人们才认识到这种密法的高妙，即所谓“雅辩既宣，方知有宝”[22]，如此，经过一再弘传，才引起僧俗的注意，人们纷纷拜师求法，以至于显贵李世勣、尉迟敬德等也来求法。说明这时所弘密法可能明显地区别于类似巫术和道法的陀罗尼密，以至于“法成之日屡降灵异，京中道俗咸叹希逢”[23]。
　　由于密法具有的护国护教思想，所以，尽管太宗对佛教没有什么好感，但在国家有难之时，还是让僧人进行了祈请活动。通过以上讨论得知，贞观二年所行密法，基本上仍处于陀罗尼密阶段，设坛祈祷的形式可能比较简单。考虑到当时流行的各种观音咒法，推测国博造像的样式可能与设坛供养的神像接近[24]。由于初唐的密法尚没有真正的像法可循，因此，咒师对之持咒祈祷的，可能就是一般的供养像，而不是特别的密法像。因此对于杂密初级阶段的造像，如果没有参考的依据，基本上无法判断他是一般的发愿供养像，还是坛场持咒的供养像。
　　综上所述，国博藏金铜造像，为难得的一件贞观初年坛法供养像。而读懂铭文与造像的关系，是判别造像真伪的前提。通过对造像的分析，以图像材料，补充了史料的不足，说明太宗时期，佛教僧人在极受压抑的情态下，依然尽量维续着法事活动，并争取一切机会扩大佛教对上层人物的影响，争取发展僧团的机会，在贞观二年和贞观三年的连续大旱时，都举行了祈愿活动，并且证明至少贞观二年的祈愿具有密法性质。虽然对于密法的认识在当时可能混同于道法的祝咒，但毕竟为无极高以及三大士这些后传密法铺垫了道路。
　　本文参考文献：
　　《旧唐书》“太宗本纪”
　　《新唐书》“太宗本纪”
　　《资治通鉴》卷192
　　《法苑珠林》卷100
　　《中国密教史》吕建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造像铭文的认读，得到了史树青、周铮先生的帮助；照片由陈煜拍摄，在此表示感谢）
　　注：在韩国2004年10月7-9日举行的“中国史学研讨会”上，笔者递交了本论文，对于国博所藏该造像所揭示的问题，与会学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发表于《美苑》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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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于这一造像，有的学者认为有作伪之嫌，究其原因，是没有读懂造像与铭文之间的关系。而笔者认为，从铜的质量，尤其是铭文分析看，此像是贞观初年造像无疑。因此，在分析造像的含义之前，首先确定造像的真伪及造像铭文含义等问题。
　　[2] 唐贞观二年之前就较为流行的观音造像样式有：立姿持莲花、立姿持净瓶、半跏趺坐姿持莲花等。
　　[3] 王彦坤编著《历代避讳字汇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
　　[4] 陈垣《史讳举例》第四十四。
　　[5] 《旧唐书》太宗本记上。
　　[6] 唐初墓志中常可见“流芳后世”等语，如大唐故关墓志（贞观元年死）：“君挺生世德”，蔡国公屈突府（贞观二年死）墓志：“继世象贤……惠政若于民谣”等。参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又有：贞观四年《豳州昭仁寺碑》用世字有五处，贞观五年《房彦谦碑》有世、民字。参见陈垣《史讳举例》卷一第三。
　　[7] 参考《新唐书》、《旧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
　　[8] 虽然从先皇那里就信从李家为老子之后，但李世民对此并不放在心上，对于封禅、祥瑞等事他大多都不信不做。又鉴于秦始皇、汉武帝、梁武帝因崇信佛老而亡国，太宗一即位，即将儒学立为三教之首，将儒学立为国学，以孔子为先圣。所以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就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在贞观元年对侍臣所说“神仙事要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侍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妄求也。”，贞观二年又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6）.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大约在晚年，由于玄奘的关系有所改变。所以贞观三年的令人祈雨对于太宗来说，一定是情不得已。以上内容参见《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旧唐书》“太宗本纪”。
　　[9] 《法苑珠林》卷100：“至三年帝恐年谷不登，忧矜在虑，爰发纶旨，简精诚宿德并侍者二七人，于天门街祈雨七日”。
　　[10]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28：《唐太宗度僧于天下诏》，诏说：佛法的殊胜，但由于丧乱，使僧人减少，因此“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
　　[11] 《旧唐书》、《新唐书》、《法苑珠林》以及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都对贞观三年的旱情和祈雨有所描述，但唐书并没有提到佛家僧人参加祈雨，提到的是“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祈雨于名山大川”。只有《法苑珠林》提到请高僧侍者等27人祈雨，并且通过《广弘明集》中《度僧于天下诏》，也证明了这次祈雨活动中，僧人也大有功德，所以太宗下诏度僧尼三千人。
　　[12] 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贞观二年的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又“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3] 唐帝自谓老子之后，佛道先后之争经常发生。太宗即位后，对佛教仍然禁令较严，对私度者更是处以极刑。参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3页。
　　[14]《唐太宗断卖佛像敕》“……敕旨佛道形像事极尊严，伎巧之家多有造铸，供养之人竞来买赎，品藻工拙揣量轻重，买者不计因果止求贱得，卖者本希利润唯在价高。”（《全唐文》110上）
　　[15] 贞观二年以前，虽然还没有由于玄奘的回国引发的造像新样热潮，但此时的造像技术已经很高，如史料记载贞观初年启法寺僧苏富娄修造襄阳檀溪寺晋僧道安所造的丈八无量寿金铜像等；贞观二年陕西庆寿寺造十丈大佛，俗称大佛寺（《陕西通志》卷二十九），这一记载可参见陕西彬县大佛寺造像，在第20 号窟主佛背光处有“贞观二年”的题记，由此可见其造像之水平。相关的造像可参见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隋、初唐的作品。
　　[16] 如龙门老龙洞、破窑现存贞观早期（贞观十一年、二十一年）的小型窟龛像，便比较粗糙。
　　[17] 时间上与此人接近的只有《续高僧传》中的法纯，但此人在仁寿三年就去世了。
　　[18] 智通所译《千转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和《清净观世音普贤陀罗尼经》在高宗永徽四年（653年），而无极高译《陀罗尼集经》也在653年才开始。
　　[19] 如周一良著《唐代密教》、《大正藏》图像册等，有着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详实的材料。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关注三大士，即8世纪以后陆续来华的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高僧所传的金、胎密法，而对于此前中国传入的杂密，只有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提到一些材料。但相关的造像少之又少，杂密的像法和坛法研究也显薄弱。虽然《大正藏·图像册》中包含有早期修持的陀罗尼法，但在实物方面，几乎没有发现。
　　[20] 对显教而言，谓大日如来所说之金胎两部教法也。是为法身佛内证之境界。深密秘奥，故云密教。
　　[21] 印度密宗起源于古吠陀典籍，咒术密法之影响，加以摄取，作为守护教徒、消除灾障之用，古来通常称为杂密。四世纪左右，出现专说咒法之独立经典《孔雀明王经》。七世纪后半，印度佛教进入全盛期，已有经有教，有轨有仪，真正密教方始开展，以真言、陀罗尼为中心而增益大乘佛教哲学，此为纯正密宗。纯密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主。八世纪时，纯密由善无畏传至我国，后再传至日本成为真言宗。
　　密教在七世纪至十一世纪期间，主要流行于中印度，融入性力派成为左道密教。此派尤其强调散见在纯密金刚顶经中之大乐说，八世纪以来，传入西藏，称为金刚乘。
　　[22] 玄楷《陀罗尼集经翻译序》。
　　[23] 唐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卷八。
　　[24] 如果这样，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观音佛”的崇拜。由于通过目前的材料尚无法确定贞观二年所造七尊金铜佛像的具体样式，因此，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有待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