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雨香云(三)
二二 学友星散
人生的聚散无常,真如石火电光那样的一瞥!
与我共住较久的,现在是:演培在星洲般若讲堂;妙钦在马尼拉主持能仁学校;续明死了;仁俊别建道场;妙峰在纽约成立中华佛教会;幻生在德山岩自修;常觉最近也离开了福严精舍。其他是演培与续明领导的学生,虽在精舍住过,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觉。我缺少祖师精神,没有组织才能,所以我并不以团结更多人在身边为光荣,而只觉得;与我共住过一个时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兴福,那就好了!
我与演培、妙钦,在二十八年底就相见了。演培苏北高邮人,可说是与我共住最久的一人!从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对福严精舍与善导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时,由他代为维持法务,可说是帮助我最多的一人!我一向以平凡的标准来看人,演培是有优点可取的。他热心,为了印『印度之佛教』,他奉献了仅有的积蓄。预约、出售『大乘佛教思想论』的余款,乐助为福严精舍的增建费。他节俭,但并不吝啬于为法,或帮助别人。他的口才好,声音也好,所以到国外去宣讲佛法,到处有缘。于佛法也有过较深的了解,如能一心教学,教学相长,偶尔的外出弘化,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他多少有苏北佛教的传统,与我一样的缺乏处众处事的才能(缺点不完全相同)。他的处众处事,如遇了顺缘,就不能警觉,住往为自己种下了苦因。他有点好胜、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如为名而珍惜自己,不正是善缘吗?他自从辞退了善导寺,似乎非要有所作为不可。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一念吧!人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希望能在不断的经验中,能从佛法的观点,容忍的、警觉的去适应一切,创造一切!
对我一生帮助最大的,是妙钦。我与妙钦在四川共住的时间,不过两年多,所以,以其说由于共住,不如说由于思想倾向的相近。他曾编『中国佛教史略』(后由我改编),『初机佛学读本』。他对佛学,有条理,有思想。文字、讲演、办事,都很好。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共同理想,也可说是促成他去菲的一项因素。三十八年就去了菲律宾(又去锡兰深造多年)。大陆变色,他将为佛法的热诚,寄望于菲律宾的佛教,希望能从性愿老法师的倡导中,有一新的更合理的发展。但性老有为法的热心,观念却是传统的;我虽去菲律宾,也不能有所帮助。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心情不免沈闷。四十九(?)年起,负起了主导佛教创办的能仁学校的责任。现在应该已五十岁出头了。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唯有本着能进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问收获而耕耘下去。别离又十年了,他是我所不能忘怀的一人!
续明,河北人。共住汉院的时间并不长。从雪窦寺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起,才一直在一起。四十二年春,续明来台湾编辑『海潮音』。四十五年秋,我要住结核病院,有切除肋骨的打算,这才与他(正在灵隐寺掩关)商量,要他移到精舍来掩关。四十七年冬,我从菲回来,又以时常要出去为理由,请他接任精舍的住持,一共维持了五年。从雪窦到台湾,他始终给我很多的帮助。续明是外貌温和而内性谨肃的。对自已的弟子与学生,特别关切,真是慈母那样的关护。对沙弥与女众的教导,没有比他更适宜的了。他曾亲近慈舟老法师,所以掩关以来,有了重戒的倾向。他主办灵隐佛学院,首先调查灵隐寺受具足戒者的人数,他是想举行结界诵戒的。寺方怀疑了,几乎一开始就办不下去。其实,何必顾问寺众呢!五十年初,主办福严学舍,建议全体持午。这不但有旧住者散去的可能,而且慧日讲堂没有持午,讲堂与精舍,不将隔了一层吗?他嫌我不支持他。这些不能说是缺点,只是从小出家于寺院(以小单位为主),不能关顾到另一方面而已。续明的身体,看来是很实在的,然在香港就有脑(?)病。全力关护于学院学生,病也就越来越重了。五十三年,辞卸了精舍的住持,作出国的游化活动,却想不到竟在印度去世了!他正在香港、越南、星、马游化,又以出席佛教会议而死在佛国。如死后哀荣也是福报的话,那与我有关的学友,连我自己在内,怕没有比他更有福了!
仁俊,是在香港净业林共住了一年多的。在与我共住的人中,仁俊最为尊严,悟一最为能干!仁俊的志趣高胜,所以不能安于现实。过分重视自己(的学德),所以以当前自己的需要为对的,绝对对的,需要(即使是自己过去所同意的,所反对的)就可以不顾一切。
仁俊是四十四年初到精舍来住的。我四月上旬从菲回来,他早有过住中坜圆光寺的打算了。四十五年秋,我将住结核病院,请他为大家讲一点课,他不愿意,听说碧山岩要请法师,就自动的去了(碧山岩如学,曾说我不爱护徒孙,不肯派法师去。不知道这是要自己需要才有可能的)。起初有十年计划,后修正为五年。据说:读了戒律,知道比丘住比丘尼寺是不合法的,感到内心不安。要碧山岩为他另行(离远一些)建筑,否则住不下去。四十七年底,他来参加灵隐佛学院的开学礼,大家知道他住不安了,也就劝他回隐院讲课,他就这样离开了碧山岩(住了二年多)。隐院(续明主持)还是住不安,四十八年秋季开学期近了,课程早排定了,他却一走了事。先到碧山岩,要求住过去住过的地方。不成,就由道宣介绍,住屏东有规模的尼众道场──东山寺(不肯为众说法结缘)。可能是五十年秋季(?),仁俊回到了精舍(大概是续明约他回来的)。年底,演培、续明、仁俊,自己商量定了,再由我与大众,在精舍举行了一次会议,议决:五十三年春,精舍由仁俊主持,讲堂由演培主持。这是仁俊自动发心,而又当众承认通过的。我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当然是欢喜了。这一次的决议,仁俊与演培,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三年,仁俊自己建立同净兰若。前年,仁俊又有去德山岩(尼寺)掩关的准备。最近,又传说有出国的构想。非建不可的同净兰若,应该又有不安之感了!这当然不是为了经济,而应该是不能「同净」。仁俊的志性坚强,情欲与向上心的内在搏斗,是怎样的猛烈、艰苦!在这末法时代,是很难得的!然在他的性格中,没有「柔和」,不会「从容」,只有一味的强制、专断,而不知因势利导。「柔和」与「从容」,对仁俊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仁俊与演培,为什么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一年底,信敬仁俊而与我有缘的曾慧泰,为仁俊购置了土地。精舍的法师而值得人信敬供养,我是只有欢喜的。不过我立刻告诉慧泰:仁俊法师自动发心要主持精舍,并经会议决定,不要因此而起变化。五十二年(国历)七月,仁俊来信,说要兴建静室。我请他履行诺言,对精舍,你要这么办就这么办。自行化他,在精舍还不是一样。但是,非自建不可。起初,曾慧泰还说(仁俊说):「不会在未得导师允许前兴建兰若」,而到底在慧泰等护持下兴建了。就这样,自己发心,而又为自己的需要而取消。演培为什么不履行诺言?他给续明的信上说:「讲堂,我应回来为导师分担一分责任的。但台北的大环境,我实在不能适应。况且曾居士最不愿意我负讲堂之责的。……想来想去,以延期回台为是」。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因缘!护法们对学团内的学友,有缘或者没有缘,原是免不了的。由此而引起学团的从分化到分散,总不免感到意外!
二三 写作与出版的回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到厦门闽院求学。上学期就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虚大师曾有评论),都登载在『现代僧伽』。下学期到了鼓山,又写了『评破守培上人读唯识新旧不同论之意见』,载在『海潮音』。这一年,可说是我写作开始的一年。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在武院,曾写了『三论宗传承考』,及有关护法对空义的意见(题目忘了),都载在『海潮音』。
二十八年(三十四岁)秋天,我在汉院。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对有关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评正。我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载在『海潮音』上。汉院同学们,热心的把他印成小册送人。出家来近十年了,部分的写作,都没有存稿。还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连自己也忘了。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我住在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我思想的主要特徵,也逐渐明白的表示出来。
三十年(三十六岁)上学期,写了以力严名义发表的『佛在人间』、『法海探珍』、『行为的价值与生命』、『佛教是无神论之宗教』等文字。又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大乘论』,笔记稿就是『摄大乘论讲记』。
三十一年(三十七岁),在四川合江法王学院。那年,写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春天,为学生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演培笔记,成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下学期又为演培等讲『中观论』颂,到第二年才讲了,由演培笔记,就是『中观论颂讲记』。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在法王学院。下学期起,为演培等讲『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演培笔记,但没有成书。冬天,为续明等论大乘,后改编为『大乘是佛说论』。这年夏天,『印度之佛教』出版,这是我作品出版的第一部。这部书的出版,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因缘。书在重庆排印,由蒙达居负责。承印者是没有印刷所的,交给别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价逐渐上涨中,真正的承印者,没有利润可图,排不了三分之一,就搁了下来。预定出书期到了,竟渺茫到毫无消息。不知怎样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属于军部的印刷所的一位主管,曾经出家而后来参加革命的。他读了这部书,竟自动发心,愿意帮助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排印纸张费用,常然照价计算,但(素不相识的)某君的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春,仍在法王学院。妙钦编写了『中国佛教史略』,我加以补充整编,作为我们二人的合编。夏天回到了汉院,讲『阿含讲要』,由光宗等笔记,即『佛法概论』一部分的前身。又为妙钦、续明等讲『性空学探源』,由妙钦笔记。冬天,『唯识学探源』出版了。
三十四年(四十岁),曾写有『秦汉之佛教』,载『文史』。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冬天,『摄大乘论讲记』在武昌出版,这多得力于西康史建侯居士的资助。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春,在武院写了一篇『僧装改革评议』,部分曾载于『觉群』。那一年,在奉化雪窦寺编『太虚大师全书』。在编纂期间,为续明等讲『中观今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由续明笔记下来。七月里,『中国佛教史略』在上海出版。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春,继续编纂全书。写了『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载在『学原』。又写了『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三月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住厦门南普陀寺。将『阿含讲要』改编补充为『佛法概论』,为大觉讲社的课本。到了夏末,到香港。就在十月里,得妙钦的资助,『佛法概论』在香港出版。那年冬天(到下年正月底),住在粉岭的觉林,编写『太虚大师年谱』 (由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委员会出版)。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移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中观今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性空学探源』,『大乘是佛说论』,都先后在香港出版。其中『中观今论』,是香海莲社出资流通的。我在梅修精舍,讲『大乘起信论』,由续明、演培笔记,成『大乘起信论讲记』一书。冬天,我又写了『佛灭纪年抉择谈』。
四十年(四十六岁),移住青山的净业林。在这里,讲了『胜□经』,「净土新论』,都由演培、续明笔记。自己想写一部『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并开始着笔,断续的写了一部分。这一年,『佛灭纪年抉择谈』,『净土新论』,『大乘起信论讲记』,又先后出版。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槟城明德法师,发心代为筹措印费,所以『中观论颂讲记』,『胜□经讲记』,能顺利的出版。这一年,为净业林住众讲『人间佛教』,由仁俊笔记。但在预计中,这是没有完成的稿子。秋天,到了台湾。到台湾以后,我的生活环境,有些变化。过去,都是为少数同学或在佛教学院讲的,讲稿大都能整理出来,自己也写了些长篇文字。而到了台湾,多数是为信众讲的,有些讲稿也没有能整理出来。长篇的写作停止了。写的与记录的,都发表在『海潮音』。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曾在善导寺讲『真实义品』,『妙慧童女经」,都曾有记录。冬天,主持善导寺的佛七。事后,追记所讲的,题为『念佛浅说』,由护法会筹印结缘。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秋天,在善导寺讲『药师经』,由常觉、妙峰笔记,成『药师经讲记』。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选取自己这几年写的或讲的短篇,编为『人间佛教』,『学佛三要』,『顽石点头』,『以佛法研究佛法』──四册,付印流通。那年,写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关系』,是应『中国佛教史论集』徵文而写的。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为星洲弥陀学校编『佛学教科书』十二册。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底,讲『修身之道』,慧莹笔记。
四十八年(五十四岁)腊月,到王田善光寺度旧年,完成了『成佛之道』。这部书,起初在善导寺共修会(四十三年),编颂宣讲。四十六年下学期,又扩充编定,为新竹女众佛学院作讲本。随即为偈颂写下简单的解说,到这一年的年底年初,才脱稿。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 『成佛之道』出版。
五十年(五十六岁)到五十三年(五十九岁)春天,在慧日讲堂讲了『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分别法法性论』,『金刚经』,『净土论』等。『法华经』有未经整理的能度记录。黄营洲居士伉俪,记成『宝积经述要』。这部经,我讲过三次,所以自己又追记而写成『宝积经讲记』,后于五十三年九月出版。『修身之道』,也早一年出版了。我在五十二、三年,发表了『上帝爱世人』,引起吴恩溥牧师的批评,所以又写一篇答覆他。香港、曼谷的同道们,把它印成小册,分送各界。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关,这才又恢复了十二年前的生活。但没有讲,也没有人记,在自修之余,只能自己写作。
五十四、五年(六十岁到六十一岁)间,在中国文化学院,授「佛法概论」与「般若学」,都没有定稿。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夏天,在报恩小筑。读了『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史上之地位与价值』,所以写了『谈入世与佛学』,下一年单行流通。我从五十三年以来,恢复早年的写作生活。首先整理旧稿──『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扩充改写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到这年秋天才脱稿。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得宏德的乐施,『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出版。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春天,在星洲,讲『佛法是救世之仁』,由慧理笔记。后与在香港所讲的,慧轮所记的,综合为一篇。在星洲时,又写了『人心与道心别说』。秋天,回到了妙云兰若。『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在年底脱稿。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拟编『妙云集』,重印了『胜□经讲记』。这一年,专心研究,写成『中国禅宗史』──- 「从印度禅到中华禅」。
六十年(六十六岁),发表『神会与坛经』,这是针对胡适的「神会造坛经」而写的。二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出版。五月,『中国禅宗史』出版。
出家来四十二年,可以分为四期:最初十年(十九──二十八年),是学习时期。次十二年半(二十九──四十一年夏),为思想勃发,讲说与写作最多的时期。再次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夏),到了台湾,是运用部分思想,而应用到为信众说法,或出国弘化,自己的写作就少了。五十三年夏天起,回复第二时期的状态。思想较成熟,写作更精密,没有讲说,已写成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中国禅宗史』。以后,一切要由因缘去决定了。
我在五十九年,决定将我所讲所写的(除上三书),编为『妙云集』。全集分为三编:上编为经论的讲记,集成七册。中编是专论,如『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集成六册。下编是将种种短篇(也有五六万字的),依性质不同而类编为十一册。全部为三编、二十四册,约三百六十万字,准备次第的重新排印出来。『中国禅宗史』等三书,约一百二十万字。多年来东涂西抹,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些了。
二四 传戒因缘
我没有精究律藏,没有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没有特别主张。而对沿习下来的佛制祖规,我也没有什么反对。对于台湾近二十年来的传戒运动,我也参加过,那只是随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冬天,我因性愿老法师的邀请,以祝贺者的心情,到了厦门。在戒期中,也讲了几次通泛的开示。授具足戒时,我与先师念公,都参加戒坛为尊证,这是我与傅戒因缘有关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岁)夏天,台中宝觉寺智性长老来福严精舍,邀我参与冬期传戒,担任教授。那时,我病势渐重,我说:「智老!这是我应该随喜。只是我病体不知怎样,怕临时误了戒会」。智老还是要请我,并且说:「如法体欠佳,可以推人代表」。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终日躺着静养,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白圣法师在临济寺传六十寿戒,邀我担任尊证。问起时间,恰好是预定应台南市佛教会的邀请,作七天弘法的时间,不凑巧。白圣法师说:「那末,推代表好了」。我当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秋天,贤顿法师(白圣法师同来)来,说起临济寺传戒,邀我当尊证。那一天,我正在感冒发烧,这是就会好的,所以我答应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渗血四、五天,饮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请印海去代表。两次都没有能亲自参与临济寺的戒会,只能说因缘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台中慈明寺传戒,请我任得戒和尚。不过,我是看作慈明寺传戒,我不过随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圣印来,说起为了满足智性老的遗愿,要举行第三次戒会。传戒要向中国佛教会转呈申请,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时,智性老已经去世,所以圣印要我出个名字去申请。演培也帮着说,好吧!就作个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吧!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真的要传戒了,那就只好当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实,圣印要我当得戒和尚,一开始就错了!
在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革新传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实际的提案,横竖是行不通的,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大家也都随便的通过了,由中佛会转呈政府备案。圣印用多年来的传戒制度,发出通知,筹备一切。大概离戒期不过(或不到)两个月了,政府核准了传戒的新办法。中佛会召集会议,要圣印去列(出)席。这一下,圣印可着急了。后来经中佛会会议通过,这次筹备不及,姑且通融采用旧制度。不过受戒者的资格,如神经失常,盲哑残废,绝对不得受戒(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不久白圣法师回国,离戒期不到一月了,认为应严格执行政府核准的规制。圣印来报恩小筑看我,我主张:中佛会是中国佛教的最高机构,遵从教会的意旨是不会错的,这又不是你出尔反尔。戒弟子多少,有什么关系!圣印当然有些事实困难,不可能像我那样的无所谓。后来由中佛会特派专员,去慈明寺审查受戒者的资格。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慈明寺。听人说:有新戒起来说话,辞锋相当锐利,审查者是并不容易答覆的。就这样的审查了一会,也就算了。世间事是不可思议的!慈明寺戒期还没有终了,中佛会会议决定:新规制窒碍难行,呈请政府,还是采用老规矩。这个新方案,与慈明寺传戒相始终,似乎有了慈明寺传戒,就有新规制的必要一样。圣印请我当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口舌。但由于中佛会要推行新规制,那些想受而还没有受戒的,怕再没有受戒的机会,大家发心来受戒。慈明寺戒会,受出家戒的多达四百二十五人;中佛会的新规制,起了号召大家来受戒的副作用,世间事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由因缘去作决定好了!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我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任尊证。参与传戒,在我这一生中,都不过随喜而已。
二五 我缺少些什么
今年六十六岁了,思想与行动,都已成了定型,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回忆我的一生,觉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难思的业缘所决定,几乎是幼年就决定了的。当然,适逢这一时代,这一环境,会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应从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
我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离卢家湾镇二里的农村;俗姓张,名鹿芹。家里有不到十亩的田地,父亲却在一家小南货店里作经理;所以我的家庭,是半农半商的。我生下来就患了一次重病;母亲的身体弱(晚年健壮起来),奶汁不足,所以身体一向就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疟疾──四日两头;这在当时,是没有看作什么大病的。身体寡薄,而发育却又早又快,十五岁就长成得现在这么高了。寡薄瘦长的身体,对我未来的一切,应有深切的关系。
我生于丙午年(民前六年)清明前一日。与身分证年龄差了五岁。我又不要逃避兵役,又不会充老卖老,为什么多了五岁?说起来是可笑而可悲的。三十年,我任合江法王学院的导师。晚上去方丈室闲坐,宗如和尚问我:「导师!你快六十岁了吧」!我听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觉,只能说:「快了!快了」!三十六岁的人,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我那憔悴苍老的容貌,与实际年龄太不相称。说出实际年龄,是会被外人(在家人)讥笑的。从此,就加上五岁。说习惯了,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开封办身分证,也就这样多报了五岁。我想,身分证不用改了,实际年龄还是改正过来吧!
我只有一个姊姊(出嫁几年就死了),家里人口简单。六岁(民前一年)的六月,我进私塾去读书。民国元年(七岁),跟了父亲去新仓镇,先是进私塾,后进小学堂去读书。新仓镇离我家七里,近钱塘江的小镇,就是父亲经商的地方。民国四年(十岁)冬天,小学毕业。在家里自修了半年,五年(十一岁)秋天,去离家二十多里的硖石镇──在西山下的高等小学堂读书。我是插入二年级的,七年(十三岁)夏天就毕业了。从正轨教育来说,我从此就失学了。在我的记忆中,抗战期间死于重庆的吴其昌,在台大外文系教学的虞尔昌(酆墅庙人),都应该是我的同班同学。但他们是高材生,我是勉强及格了的。
回忆起来,我的特性──所长与所短的,那时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我与艺术是没有缘的。写字、图画、手工、唱歌(还有体操,那是与体弱有关),我在学校中,怎么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数,总不过六十几分。没有艺术气质,所以学过吹笛、拉胡琴,怎么也不合节奏。我也学过诗,诗韵、诗法懂一点,可是哼出来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会欣赏音乐,也不懂名家字画的好在那里。说话没有幽默感,老是开门见山,直来直往。对一个完全的人生来说,我是偏缺的。
二、七岁就离开了母亲。父亲到底是父亲,生意忙碌,除了照顾换洗衣服、理发外,缺少了慈母那样的关怀。十一岁到硖石去读书,寄宿在学校里,连父亲也不见了。自己还不会照顾自己,不知道清洁、整理。乡下来的孩子,体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学们,产生了自卑感、孤独感,什么都不愿向人倾吐。除了极亲熟的,连向人说话都是怯生生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是我性格的一面。
三、我也不能说没有长处,学校的功课方面,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特别是国文,我是不能说太差的。在高小第三学年,张仲梧先生授国文,我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的作文,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一篇『说虎』,曾得到了五十分(满分)加二分。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自卑与自尊,交织成我性格的全体。我不爱活动,不会向外发展,不主动的访晤人。到现在,我也很少去看人的,而只能在安静的、内向的,发展自己所能表现的一面。
四、我从小有一特点,就是记忆的片面性。一部分(大抵是通过理性的)不容易忘记,一部分(纯记忆的)实在记不得。从家到新仓,不知走了多少趟,但自己还是会走错的。直到四十四岁,在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住了近两个月,时常去跑马地识庐。跑马地是电车总站,所以到跑马地下车是不会错的,而从跑马地回湾仔,那就不是下早了,就是过了站。现在进大医院去,如没有人陪从,每每就走不出来。对于人,人的名字(历史人物倒还容易记),也是一样的记不住。有的见过几次面,谈过话,同契过饭,下次见了,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也难怪有人说我高傲得目中无人了。对于信徒,问他姓什么,一次、两次,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再问了;见面非常熟,就是不知道他姓什么。非要经多次接触,或有什么特殊情况,才会慢慢的记住。门牌、电话,那是从来记不得的。不认识路,不认识人(不要说年龄、生日了),决定了我不会交际,不适于周旋于社交的性格。
从小就身体寡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自卑而又自尊的我,以后当然要受此因缘所局限而发展了。父亲见我是不会生意经的,读书还聪明,所以要我去学医。七年(十三岁)秋天,就开始在一位中医师家里读书,一直到十六岁夏天。我的老师(医师)并没有教我,而只是自己学习。我了解一些医理,但那些纯凭记忆的本草,什么味甘、性温,安神、补元气之类,我实在记不得;记不得,也就失去了兴趣。但什么药能延年,什么药能长生,什么奇经八脉,什么医道通仙,却引起我的兴趣。我默默的将兴趣移到另一面,津津有味的读些『浚性穷渊』、『性命圭旨』、『金华宗旨』、『仙术秘库』、『慧命经』等道书;对『奇门遁甲』,也有浓厚的兴趣。有兴趣,却是不好懂。「欲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决定学仙去,但当下被父母发见了。这虽是可笑的,但无意世间一般的倾向,已充分表现出来。
父亲见我学仙着了迷,不能让我再这样下去,于是要我到小学里去教书。区立的,教会附设的,私立的小学,从十年(十六岁)下学期起,到十九年(二十五岁)上学期止,整整的八年。对于教小学,我应该是不合格的。我是拘谨而不活泼的;图画、音乐、体操等功课,我是不能胜任的。不能胜任的工作,当然是没有兴趣的。我的兴趣,专心于自己的阅读,但已从丹经、术数,而转到『老子』、『庄子』;『旧约』、『新约』;佛教的经论。我往来于家乡、新仓、袁化──二十几华里之间,在破庙里及商务印书馆,求得了几种佛教的经论,没有任何人指导而全凭自修。二十年(二十六岁)到闽南求学,就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就在闽院讲课,而听讲的,正是我去年的同班同学。这么看起来,五、六年来阅读经论,也有些佛学的概略知识了。
前生的业力,幼年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从完整的人生来说,我是缺点太多了的。以知识、能力来说,我是知识的部分发达,而能力是低能的,没有办事能力,更没有组织的能力。从知识、感情、意志来说,我的知识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来默察人生,所以多少通达些人情世事,不会专凭自己的当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见解为绝对的。我不大批评人,而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
说到感情,我不知道应用怎样的词句来形容自己。我没有一般人那种爱,爱得舍不了;也不会恨透了人。起初,将心注在书本上;出家后,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参道友、信众、徒众,来了见了就聚会,去了就离散,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与我较关切的学友,从来是无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几年,也不会写封人情信,但我并没有生疏了的感觉。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这一个性,情感过分平静,难怪与艺术无缘了。说到意志,极强而又不一定强。属于个人的、单纯的,一经决定(我不会主动的去冒险),是不会顾虑一切艰苦的。我生长河汊交流地区,一出门就得坐船。但我从小晕船,踏上船头,就哇的吐了。坐船,对我实在苦不可言。十九年离家,从上海到天津;又从天津回上海。二十年,从上海到厦门;从厦门到福州,又从福州回厦门。二十一年夏天,又从厦门回上海。轮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饮食,不能行动。吐了一阵,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阵;吐一阵、睡一阵,一直这样的捱到上岸。每次,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比我所生的甚么病都苦痛加倍(我想,这种对我身体的折磨,与出家后身体更虚弱而多病有关)。但觉得有去的必要,毫无顾虑,二十三年秋季,又从上海到厦门了(下年春再回上海)。身体的苦,在心力的坚强下,我是不觉得太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遇到了复杂的,困扰的人事,我没有克服的信心与决心。大概的说: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性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依佛法来说,我是「智增上」的。这一特性,从小就形成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在来台湾以前,我不能认识自己。我的学友──演培、妙钦、续明们,也不能认识我,不免对我存有过高的希望。来台的长老法师们,也不认识我,否则也不用那么紧张了。我所缺少的太多了,能有什么作为呢?对佛教只有惭愧,对学友们只留下深深的歉意!
二六 最后的篇章
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沈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发生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那就应该搁笔了。幼年业缘所决定,出家来因缘所发展,到现在(应该是五十二年──五十八岁就因缘巳了)还有什么可写可说呢!最后可能写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
XXX年,XXXXXXX出版。最后一定会补上一笔的,是:XXX年X月X日,无声无息的死了。
二、杂华杂记
一 华严经
『华严经』的汉译,有东晋佛陀跋陀罗的六十卷本,唐实叉难陀的八十卷本。此外,抽译一部分的还多,像唐般若的四十华严,就是最后一品的别译。本经的卷帙很多,其中最流行的部分,要算「十地品」与「入法界品」。原来这两品,一直到后代,还是单独的在佛教界流行。它的价值,在古代印度学者的眼光中,也特别受到尊重。如唯识学者成立唯识,宁可引述『十地经』的「三界一心作」,不引更明显的「心如工画师」,或「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值得注意的。无厌足王等传记,也引用了。世亲改宗大乘,首先就解释『十地经』。再向前看:龙树有『十住□婆沙论』,是『十地经』的解释。在龙树『大智度论』里,提到『十住经』与『渐备经』,这是「十地品」。『不可思议解脱经』,是「入法界品」。其他的部分,就没有明白引证的痕迹。可见这两种不但是最流行的,还是最古型的。论理,十住在先,十地在后,十地应该比十住深。但是『华严经』的「十住品」,比「十地品」要圆融得多,唯心的思想也成熟得多。古人说:「十住品」是圆教,「十地品」是别教为主的。诸佛劝八地菩萨不要偏证性空,还是借别明通呢!这浅深倒置的事实,除了「十地品」先出现而外,还有什么可说的!释尊最初不说法,这是佛教界共知的事实。古哲对于这一点,有一种崇高的玄境;华严思想,就从这一毛孔中大放光明。『十地经』的成佛七日,不就是说明这一点!这可说是『华严』之本。在龙树的解说中,七地菩萨入寂灭,初地入毕竟是利根,文句也不一定是十个十个的。这与现在的『十地经』,有多少差别;『十地经』的初型,还是第二时佛教的圣典呢!「入法界品」,龙树论叫他做『不可思议解脱经』。佛陀在只园,当时已有舍利弗在场,这可见本经与初说『华严』的意趣不同。古人也就因之判为圆而兼别,把说法的时间降迟。善财见休舍优婆夷的故事,龙树引证中有一百二十五位数目,但现存的『华严』,已别立一品而分离了。「入法界品」所辨的菩萨行位,不是十一,就是十二,从发心到灌顶,与十住的名义相同。灌顶地以后,就是普贤地。所叙的行位,也还简单,不像四十二位、五十二位那样的重复。它本来是独立的,后来被人编在大部中。古人说「随类收经」,确含有一分真理。在大乘教流行以后,有人把思想类似的,编集成大部,这应该是合于历史的。但在编集以前的传布中,「十地」与「入法界品」,是更古型,更有价值而为当时盛行的。
二 不思议解脱·入法界·普贤行愿
『华严经』的最后一品,有三种名称:一、龙树的「智论」,称之为『不可思议解脱经』,这是表示与一般声闻乘不同,从入世无碍的作用上说。声闻者以为世间的生死是系缚,出世的涅槃是解脱,截然不同。解脱非摆脱一切不可,要从厌苦离欲中得来。大乘解脱,恰好针对这一点,所以说生死是如幻性空的;空所以是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既然一切法性空而本性解脱的,那就无所谓系缚,系缚是自讨苦吃。这样,在体悟性空如幻的圣者,固然触处无碍,不妨入世度众生。就是初学者,也不妨在世间事业的进修上,达到解脱,用不着厌离世间去隐遁山林,急求不受后有的解脱。生死与涅槃的藩篱,就此打通;大乘的积极入世情神,也从此确立。本品的善知识,各有一种解脱门,(一部分叫般若的,叫三昧的,叫陀罗尼的,其实都是解脱法门)。在自行化他上,活泼泼的自由自在。这在声闻的解脱论看来,实在不可思议!
晋译与唐译,都标名「入法界品」,这是从悟境上说。法界是什么?依古人的解说,界有类与因二义。类是普遍的类性,类性可以有种种,但最高无上的类性,是一味平等的空寂性。因是生起的所依性,有人从事相方面说,界是种子;有人从理性方面说,界是缘生法所依的必然法则。大乘中除了种子以外,把这两个意义统一了。一味平等的空寂性,是一切法的普偏理性,也是一切法的所依性。所以一方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即是寂灭性」;一方面又是「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同时,众生觉了法界,有清净的圣道生起,所以又说法界是圣法的因,这是大乘法界的本义。后来,有人从圣法所依因的见解,羼入了种子能生性的见地,于是乎平等法界,有能生净法的净能了,但这是种子思想盛行以后的事。本品的法界,是大乘本义的。法界一味平等,没有差别可说,一直到善财在普贤道场中,也还是说在平等法界中,修习普贤行愿。悟入法界,不可以说有种种,但从能依性、差别性的如幻相说,不妨分为次第三法界,这是一般佛弟子的共同体验。第一、观缘起是性空的,到悟入平等法界的时候,幻相都不现了。第二、在不碍性空中幻相现前,但又侧重幻相了。十地品说八地得无生忍,如来劝他出定,这才现起如幻三昧,就是这两个阶段。第三、空寂与幻现,达到最彻底与最均衡,这是究竟的佛境了。虽可以分为三阶,法界的平等无差别,还是不容分划。善财再见文殊,进入普门城的时候,是悟入平等法界。到见普贤时,那又进入第二阶段,从空出假,修严土化生的普贤行了。
四十华严,叫做「普贤行愿品」,这是从利他得名。愿是志愿,行是实行,大乘的行愿,也与声闻不同。声闻是不讳言自利的,他们的目的在逮得己利,所以是己利行(独善)。大乘呢,不但自利,还要利他;这自他兼济的菩萨行,叫普贤行。普是平等的,普遍的,所以大乘的普贤行,不但是质的,还是量的。一切众生成佛,才是普贤行的究竟。论起来,普贤行是彻始彻终的大乘行,但初学菩萨还不够普贤;行愿二字又不大适用于究竟佛果。所以本品的普贤行,普贤地,普贤道场,特别是指从空寂起幻相,广行菩萨行说的。虽这么说,未入普贤地以前的菩萨行愿,也不出普贤行愿以外。究竟佛果,又只是普贤行愿的究竟圆满。所以本品说了普贤行愿,从因圆显果满,不再谈佛果了。
三 青年佛教
据古人说:在佛灭一百年的时候,恒河两岸的佛教,发生了重大的纠纷。□舍离为中心的东方系,多是青年大众,后来成立了大众部。波利为中心的西方系,多是耆年上座,后来成立了上座部。这二部的分化,就是出家上座的声闻佛教,与青年大众的菩萨佛教的前身。少壮与耆年的对立,是佛教的史实。青年在家佛教的活跃,在本品中有很好的反映。大乘精神的推动者──文殊师利,是童子。本品的中心人物,是善财童子。文殊所教化的,有福城的五百童子、童女,有「出家未久」的六千比丘。善财所参访的善知识,有慈行童女(五百童女侍从),自在主童子(十千童子弟子),善知众艺童子,德生童子与有德童女。此外,有「我年既少,出家又近」的善见比丘(比丘信大乘,多是初学的,这是非常明白而值得注意的);有「盛年好色」的自在优婆夷;有「父母守护」的不动优婆夷。除了这些以外,不论是长者、居士、医生、法官,在善财所参访的善知识中,没有一个是衰老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所以称之为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
青年是典型的人生吧!耶稣与老子,都赞美过婴儿,孟子也说不失赤子之心。佛教也赞美童年,不单赞他的真诚纯洁,特别注重他的慈和,内心有无限光明的憧憬,能不惜一切为真理而追求。童年是圣洁的;在大乘中,菩萨离去烦恼,使内心洁净无疵,像童子那一颗无邪的心,就叫做童子地。童年是率真的,笑得真,哭得真,这里面没有虚伪。人生的意义在此,离了这一点,人生真是值得咒诅了!菩萨的为人为己,也永远是真诚的。童年在父母兄弟小朋友间,是何等慈和?菩萨也是柔和慈悲的。童年是生力横溢的健康,菩萨都是容光焕发,雄伟而相好庄严的。童年的心中,一切是光明的,喜乐的;他什么都要,他要学习一切。除了病,他不知道疲倦,也没有满足。这一切,充分表现了菩萨精神,善财是一位模范人物。不过,佛教童年是透过了声闻耆年的,可以说是童心的复活,童心的永存。所以青年佛教的理想中,菩萨不是不识不知的幼稚园。是把冷静究理的智慧,与热诚济世的悲心,在一往无前的雄健上统一起来,他是情智综合的。他透过了理智,所以他的修学是向上的,深入人间而不为物欲所诱惑的;有良师益友引导的;能强毅坚忍而站稳了足跟的;有崇高的理想而贡献身心的;这与一般童子的毫无把握不同。青年佛教所表现的佛教青年,是在真诚、柔和、而生力充溢的青年情意中,融合了老人的人生的宝贵经验。这与少欲知足,厌离人间,生活谨严,为生死而痛怅的耆年佛教,是怎样的不同!不过,青年是象徵的,在他的见解行动的是否青年,不是生理的名词,这一点是千万不可误会的!
四 青年佛教的出现与南行
大乘佛教的出现,与佛陀行果的赞仰有关。佛果究竟如何:菩萨行如何,从此去探发,大乘佛教的面目就渐渐的揭开了。本经说得好:「咸作是念:如来行,如来智境界,……无能知,无能为人如实宣说」。这是说大家不知道。接着说:「除佛持力,自在力,威神力,如来本愿力;过去善根力,亲近善知识力,清净信心方便力,乐求胜法力,清净正直菩提心力,深心一切智愿力」。这是举出办法来了。这唯有一方面依佛陀悲愿的力量,一方面靠佛弟子自身的努力。除了亲近善友,要求更好的法门而外,特别是对于菩提一切智的信愿。大乘佛教,在大众这样的思惟探索下出现了。平常的只园,忽然成为宝林宝阁。这众宝庄严的只园楼阁,是象徵大乘佛教的,象徵佛陀行果的。经上记载的来会菩萨,是这样认识;古人也这样说。所以我的解说:大乘佛教,是佛教大众凭藉了声闻佛教传下的佛陀遗教与景行,在赞仰企求佛陀行果的要求下出现。这一个事实,就表现在这样的圣典中。大乘佛教出现了,己利为重的声闻耆年,是不加问闻的。文殊的南方游化,善财的到南方去参学,表示了佛教向南方发展的一个重要史实。南方就是南方,用不着附会,这可以拿印度佛教的史实来印证的。大众学者的最初分化,中心地带是□舍离,他们自以为是释尊的老乡。实在是恒河东岸的一团,迦□罗、拘尸那都是。这像波利比丘的代表西方,统摄了拘□弥、摩偷罗等一样。这东方的大众系,渐渐的东南移到央伽罗,傅说已有大乘经了。又渐渐的传到南印度的摩醯沙漫陀罗;后来大案达罗、小案达罗,永远是大众系的化区,也就是大乘佛教盛行的地方。本经从舍卫国出发,这当然因舍卫是释迦的主要教化区,不能说是大乘佛教的最初出发点。依大乘经的记载,除了东南海岸及王舍城而外,宣说大乘经的地点,十分之九与舍卫、拘尸那、雪山、□舍离有关。所以,文殊师利的从舍卫出发到南方游化,与史实恰好相合。至于善财到南方参学,这已表示南方大乘佛教的隆盛了。这与阿育王以后,佛教到达南方,与南印民族同时隆盛,也恰好相合。但是善财的不断南行,结果却到了摩竭陀,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佛灭四百年代,大乘佛教跟着案达罗王朝,回到了摩竭陀,这或者是说破这一点吧!虽这么说,善财的游踪,宜乎大体上看,不能太拘滞的。到摩竭陀,这要从修学的见地去解说(见佛)才适当。
五 文殊·普贤·释迦
文殊、普贤二大士,在本经里,是助佛扬化的上首,所以古人称之为「胁侍」。大乘佛教的真面目,也就寄托在二大士的言行中表现出来。大智文殊,大行普贤,这在中国,连小沙弥都熟背了的。二位是否历史人物,或者实有某人而成为箭垛式的人物,或是道德的人格化,这都不在讨论之内。依古人的解说,佛菩萨都是依德立名的,那末我们应该考察二大士的德性。但菩萨的德性,不单是某一项的,说如此如彼,不过从他的特点来说。大智文殊,大行普贤,是对的,但还需要说明。文殊表示智慧(侧重在现空无碍的正观),但也表示信。经上说文殊是三世一切佛的老师,像善财的发菩提心学佛,也是文殊劝发的。清净的诚挚的向上心,是信的本质。信心内在的活跃,达到确立信念,是劝发信心的真义。依佛教的解说,信与智有一共同点:信是向上的,智是求真的;信是清净的,智是明了的。所以信智常是合说的,像信解、信可,特别是信佛、法、僧、戒的四证信,就是见道的证智。佛教的信智不离,信离不了智慧,离了就是迷信;智也离不了信,离了就会走上邪见,落在怀疑、诡辨、颓废、残酷的深渊。信智虽是合一的,却不妨说先信后智。最初发菩提心,是信解的信,善财初见的文殊代表他。发了信根以后,进一步求解,像善财的参访善知识;到后来,得到证实的智慧(这智慧,就是悟不由他的证信)。善财在普门城再见文殊,就是这信念与理智合一的大智。
再说普贤,他表示行(侧重在自他兼济的大行),但也表示愿。普贤行愿一句,就很可明白了。不问是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愿总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意欲,行是伟大的实践。这两者也有一致性,愿是内发的动力,行是意志的实现。合一也不妨先愿后行:从意志的决定,到见于实际;从渐渐的实行,到完全实行的大愿满足。这像善财的愿学普贤行,到面见普贤,普贤就代表这理想与实行合一的大行。
文殊的大智,普贤的大行,各得佛陀的一体,而实不相离而相成的。甚深智为方便,广行自他兼济行,叫摄导万行。因了万行的修集,使智慧更明净,叫庄严般若。知所以能行;行所以能知;愈知愈行,达到知行的合一,而且究竟,释迦的大雄表示他。佛陀,从知一方面说,可以叫正偏知(正等觉);从行一方面说,可以叫大慈悲;或者综合的叫明行足,两足尊。但这只是究竟的智行,离了文殊、普贤的德性,就难于说明。所以只要依因位的大智大行,显出他的究竟性就得了。佛陀的究竟、无上、无限、无碍性,如果要表现它,那就是力、无畏、不共;是人师子、象王;是世尊,无上士、法王;他的智是金刚的,行是坚固(首楞严的意思)的。超胜一切的大雄,不单是赞叹,是大乘的真义,佛陀的精髓。
六 善知识.菩提心
『不可思议解脱经』中,关于发菩提心,亲近善知识,大有百说不厌的意味,这是值得重视的。不亲近善知识,就没有正确的知见;不发菩提心,就没有立定成佛的志愿;这在大乘佛道上说,再也不能走上成佛的路。这两者何等重要?本经的一再赞叹,确是有它的深意。原来,印度人重口口传授,一直到后代还如此。佛世,经律都是口说的,在口授的局面下,师长也就特别受到尊敬。所以传说有为了一偈一句,不惜贡献所有的一切,甚至生命作代价的。这可以想见求法之难,也可见尊师重道的精神。此外,世间的技艺,老于此道者,也还有许多心得创见,何况佛法?一得名师的传授,确是「逢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善知识是可以尊敬,也应该尊敬。但他之所以应该尊敬,因为他不单是知识而是善知识;因为他在理解与行证上,确是能不违佛法而能弘通的,否则就没有尊重的价值。学者方面,自然要有愿意牺牲一切的精神。在师长方面,既然是善的,除了特种原因,总是欢喜学者诚挚的敬意,依法修行,不在金银玉帛上着想。我觉得,善财遍参大善知识,没有送过礼,善知识也没有要求他供献什么。这样的尊敬善知识,大家在道上会,是非常正确的!但因了善知识的尊敬赞叹,到后来演出依人不依法的怪现象!在文字普偏应用的今日,还有执著印度几千年前的老习惯,佛法非从老师的口里听来不可。并且,供养上师,以多为妙,非多少供养一点,没有学法的资格。这实在大失赞叹善知识的初意了!
论到发菩提心,大有浅深。浅一点说,是学佛的动机,是坚定不拔的成佛信念。经中所特别注重的,也是初发心的安住菩提心。菩提是大乘学者的目标;发菩提心,是为了菩提而发动前进,也可说菩提在最初动。这样,长期的修学普贤行愿,也可说是菩提的一天天实现。但因了菩提心功德的赞叹,流出极端的真常(菩提本有)论。假如说,没有第一天入学,就没有继续求学,就没有小学、中学、大学的毕业,就不能养成高深的学问:这话并不错。就是在入学这一天,举行预祝,欢宴,也不算太糜费。但如果就此说,高深的学问,大学、中、小学的毕业,都依第一天入学而存在;在入学的那一天中,已具体而微的完成,以后不过是本有的渐渐发现,这就与事实不合。菩提心的真常化(经义还有可以解说的),就是把发菩提心,看为真常平等无上大菩提的初现,否定它从多闻熏习中生,这又不是本经赞叹菩提心的本意了!
七 百一十善知识
善财参访的善知识,到有德姊弟那里,已经说参访一百十善知识了。此后,又见弥勒,晋译还是说一百十城,一百十善知识;唐译却译为百十余。再见文殊,文殊伸手过百十由旬。从这些上看,可见百一十,是表示某种意义,并不是实数。古人硬要配成百十位,说什么自分、胜进,实在毫无意义!百十城、百十善知识、百十由旬,这是善财修学的过程。最合理的解说,是十一地的地地具足十数。在本经中,海幢比丘章,师子□呻比丘尼章,都说到发心到灌顶的十地。发心前有信解地;灌顶地以后,有金刚萨□的普贤地。法宝髻长者章,也有五地到佛地的阶位。所以,善财原是有了大乘信解的,初见文殊是发心地;以后问菩萨行;见弥勒是灌顶地;再见文殊入普贤道场,这是普贤地了。灌顶地以前有十一地,所以说百十善知识,这可说是适当的解说了!这样,古人在弥勒以前,把善知识与十住、十行、十向、十地配合,不合本经的思想。再说,善知识有几人?据我看,善知识焉有一定?这不过举出代表人物而已。但从安住地神到天主光王女,一共十三位,似乎是后人羼入的。理由是:善财不断的南行,南行;到见安住地神,忽然转到北方的摩竭陀,以后不再说南行;到了坚固解脱长者,又一直南行,南行。这在文章的体裁来看,显然是间杂在中的。并且,这十三位都广谈过去的本生;长行以外有偈颂;神化的色彩特别浓厚;又都是女神:所以我在青年佛教中,把他略去了。这些善知识,虽是经过十一地,但也不必强配。把他与名为「小不可思议解脱」的『净名经』对读,却很有意义。『净名经』的三十一位菩萨,用言语说明不二法门;文殊用不可言说说明它;净名不用言语,直接的表示离言的不二门。本经是入法界:弥勒以前,可说是各入普贤行愿的一端(依善知识说),所以善知识都说自己只知道这些,别的不知道。弥勒是因圆,见文殊入普贤道场就不再自谦了。善知识自行化他的方法,除了初三位比丘,表示为三宝、三学以外,其他大抵是入世的解脱门。一面即俗而真的自入法界,一面即真而俗的入世利生。譬如医师,他确是执行医师的业务,从这一点看,他是入世的。他从医身病谈到医心病,使人解脱痛苦,从这点看,他又是导入出世的。自己不偏在入世,不偏在出世,在医药化生中,得到解脱无碍,就是不思议解脱。大乘的真谛,在立足在出世上广利众生,众生就在世间的事业上直入解脱。这是释尊成佛的本怀,只为时代根性的不能领受,才不得不宣说摆脱入世的出世法(二乘),或者经过了出世,再使他走上利他(回小归大)。像善财童子所表现的佛教,是从人本位而直入佛道的,这就是人间佛教。虽然经中也有鬼神(想在别处详谈,从略),但善财参访的善知识都是人;就是十三女神,也还像人,与后期佛教不同。人间佛教,青年佛教,本经永远在启示我们!
八 住·普·幻.庄严
现在,再谈几个特殊的名词:
一、住:本经的善知识与住处,有很多叫住的。像文殊的善住楼阁,解脱长者的住林国,自在优婆夷的海住城,不动优婆夷的安住城,善住比丘,安住长者,安住地神。倾向真常论者的,又故意多译了常住菩萨,常住如来。住是什么?住是安定不动。像善住楼阁,是菩提心的坚定不退失。住林国,是在烦恼稠林中体悟性净。(海住城不明)。安住城,是菩提心的坚固不动。善住比丘,是住在毕竟空中。安住长者,是三世佛的不入涅槃。虽有这种种,主意在三世演变中的不变,三世的统一。一切缘起法,因果生灭,没有一刹那的暂住,但前后还有一贯的相续性,这是一义。缘起的空性,本来如此,可以说从来不变,有佛无佛平等。所以能与空相应的,或证入的,也就获得一种超时间的现觉(定境有与此近似的)。菩提是不碍性空的缘起法,分析他内在的质素,有见空理、悯众苦、愿求佛果三义。大乘法的特色,是一切法趣空,所以住菩提心与善住性空相融合。到极端,流出菩提本有的真常论。其实,性空是常住;缘起是如幻的生灭,只可说相续中的安定,不能说发心与修行一切都是真常的。文殊菩萨的特色,在劝发菩提心,智证性空理,所以也可说住是文殊学的核心。
二、普:普贤菩萨,普门城,普贤道场,普庄严园,普眼城的普眼长者。此外,法门以普为名的,像普照法界经,普眼经,普眼舍得法门等,不知有多少!这实在是本经的心要。菩萨发心,为了普见一切佛,普闻一切法,普度一切众生,普庄严一切国土…… ;在菩萨所行的法门中,一切都广大到其大无外。同时,世界是不知边际,时间是无有始终,众生是没有数量,这一切是无限的无限。这缘起事实的无限,与菩萨心行的无限,统一在一普字上。普是什么?是一切法的类性(法界),又是一切法的统一。它不是假定一至大者高高在上,也不是分析出至小者深深在内。它是随便在那一点,观察它向外的延扩,延扩到无限的无限,达到无限大。也向内观察它的含容,含容到无限的无限,达到无限小。把这综合起来,达到外延与内含的一致;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一致;构成佛与众生、依报与正报、大与小、内与外的相摄相入,成为著名的华严玄境(一切即一,一即一切)。这普门境界,可以提高人类的理想,有无限的哲学,就应有无限的人生观。把自己没入无限的生命中,憧憬无限的存在,无限的真、美、善,为无限的前进努力。无限圆满的信仰者,必有无限的精神,善财就是一个榜样。很可惜!一般圆融论者,早已遗忘这圆满的第一义了!从本经去看,普之所以为普,不论在理论上,在行证上,原理在一切空。空是遍一切一味的,空才能空灵无碍。善财的进入普贤道场,不是因为文殊智的证入吗?但文殊是引发者,普法界的实践开显者,是普贤,所以普是普贤学的核心。
三、幻:幻是譬喻,用来说明一切法的似有而无实的。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一般人,在显现的一切上,觉得他是真实的。等到暴露了虚妄性,那又想像内在的真实,或超越的真实,把真实作为显现的根本。世间的上帝,梵天,唯心,唯物,……这一切,无非是觉得显现事物的内在或背后,有一大实在,这就永不见真理。佛法中,从因果缘起中体现一切空,空是缘起的真实,达到现与实的无碍。现是如幻的相有,实是如幻的性空,这一点佛法与世间学术分流。虽然佛教中也有真常论,但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一切如幻,从缘生,一切性空,这是佛法。如果说,有一非幻不灭的,非因缘生的,真实(依常识说无妨)不空的,那就离宗了!本经在解脱长者章见佛时,佛母摩耶章,弥勒章观楼阁时,普贤章赞佛时,都论到身心如幻,佛果如幻,一切是如幻性空的缘起。佛的真实是毕竟空寂,一切不可说;如幻如梦的影现,是清净妙法身。佛的真实,是幻空的不可见、不可说;可见可说是幻现。幻是一切法的真相,佛是创说者,也是圆满的体现者;他的一切大用,就是随机幻现。所以幻的现实,可以作为佛的核心。这像安住不动,是竖穷三际的文殊信智;普入无碍,是横遍十方的普贤行愿;幻化现实,是深彻诸法的释迦体用了!
四、庄严:住、普、幻三者的融化,成为一大庄严,表徵大乘佛教的特色。所以本经也就称为『华严经』。本经所载的地方,不论是山林、园苑、楼阁、城邑,甚至虚空;所记的人,也不论是童子、童女、长者、优婆夷。除非简略不说,说就一律是非常庄严的。声闻佛教中,有清凉、质朴、宽大、坚实,却少有微妙庄严。但大乘,就是声闻教中的佛菩萨,也就相好端严了!所以说,庄严是大乘精神的特徵。本经所说的庄严,像音乐、光明、珍宝、香、华、影像、宝玉像与网、帐、拂、盖、幢、□……,处处可见,把一切的一切庄严了。这艺术的美,我们要用艺术的眼光去品鉴它。这美化的意境,可以要求它在人间实现,却不能愚昧的固执。同时经中的描写,要把它当成一种表象的符号,了解它更深刻的本意。本经所说的庄严,我觉得在众生界(人)与无情的自然界,心与色(物),幻现与空实,智见与德行上,都表达了和谐、平等、清净与尊贵。他不像中国的重自然美,西洋的重人物美,各流一端,而是自然与人类的合一。他描写山、林、园、池,更描写人类的相好;灿烂而热闹的庄严,在清净的恬澹中。常人理想中神世界的壮美,现在把它描写为人间佛菩萨的世界。它重重涉入的纤巧,却又广大崇高的宏伟。他不是直望平面的,不是鸟瞰的,更不是着眼在一隅。它是自己站在宇宙中心,团团的看到一切,可说是立体的。从地面一直写到云空;从此地一直普偏到十方,使人觉得面面充实,事事平等。他用珍奇、伟大、高广,表现它的尊贵气魄,尊贵不是少数人的专有物,是人类的健美,自然的瑰奇,意志的强毅,德业的光辉!厌世者的贫乏,在这里是自惭形秽了(智德的和谐等:经中明白的表现,可以类知)!
三、华雨集
一 与佛有缘
民国五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偕胡汉民等,乘舰察看定海海防,因便至普陀。下午三时余,登佛顶山,放眼于山海之际,心胸为之冷然。次进向慧济寺,于门前见梵僧与牌坊之瑞。还普济寺,为寺主了余述之,因作『普陀志奇』以纪之,有「余素无神奇思想,不知是何灵境」之句;并亲书一纸,留镇山门。廿三年夏,其文始显于世。时谭君云山新自印度回,来山礼大士,因语及此事。谭君谓孙公曾书「与佛有缘」小额,持赠道阶法师,殆与此事有关。戴孝园院长拟以此四字,影印放大,赠天下丛林。惜求之北平广济寺不得,南岳祝圣寺又不得!阶老已示寂南洋,此有光佛门之墨宝,殆将不复再见矣!
二 陀螺与陀罗尼
陀螺为儿童玩物,圆形,或圆柱形,中贯以轴心。旋之,抽之,或以带而旁击之,旋转不已,能保持力之均衡而不致倾倒。唐译『大□婆沙论』(卷七)云:「如舞独乐,缓见来去,急则不见」。凉译(卷三)则作:「犹如小儿舞于独乐,旋速则见如住,旋迟则见来去」。独乐,显见为陀螺之异译;从可知陀螺乃来自印度者。陀罗,梵语,应为Dhra,译意为「持」。轴心能保持力之均衡而不失坠,乃名为陀罗耳。佛法之核心为法dharma,大乘之不共为陀罗尼dha^ran!i^(智度论),并以Dhra字根而成。大乘之所以特重陀罗尼者,以即万化而深入无二之法性(不变之真性,合于持义,此犹为大小共通之「法」义),又即万化之纷纭,得其中心而摄持无遗(此乃大乘特质)。「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摄持万化于一极,为大乘特有之倾向,亦即陀罗尼独到之本义。末流偏于咒语,非其本也。
三 香板
禅堂有巡香者,手执香板,巡历禅堂,见有昏沈者,辄以香板拍其肩背,拍然作响,用以警觉禅者之昏沈,而受者固未尝痛也。佛世比丘坐禅而多昏沈,初唤之,或牵其衣,次乃作「禅杖」,后改为「禅镇」,复制为「禅板」。中国习禅者,燃香以计时刻,因名坐禅曰坐香,禅板为香板。晚近丛林,以香板高供客堂中,遇犯规律者则击之。失警策昏沈之善意,演变为扑作教刑之杖。去佛时遥,失真弥远,不知吾佛教化,从无体刑者也。
四 缓与急
胡适论为学主缓,傅君作「缓不济急」以评之,以其为同于佛法之缓也。然佛法论缓论急,原不如此。菩萨修行三大僧只而成佛,是缓,三生圆证,即生取办,岂非是急!实则小积功行则小就,大积功力则大成。学佛自宜期心远大,何可急功近利以求速成!故说之似缓,然是但事耕耘,不问收获之意。确定目标,但放手行去,功到自成。一着急,则鲜不落于魔道者。不着急,非懈怠放逸,恰是大勇精进。精进非着急,佛说如操琴,弦宽则声弛,弦急则声促,不急不缓,而精进乃成。故知学佛正行,不着急,不松懈,确树宗极,直趣之而已。然为学之初,允宜缓急互相助成,互补其偏失以成中道。佛说犹如骑马,马首偏左则牵之使右,偏右则牵之使左,如不左不右,则纵之蓦直行去耳。今之学者,偏缓偏急,宜乎思潮世道,并纠结而难可爬梳。
五 道无不在
姚兴王关中,法化之盛,先来未有。独怪其逼罗什以女伎,别处官廨!什译『大品』之初日,兴莅逍遥园助译,作『因果论』以示群臣。兴固有得于佛法者,奈何强罗什以非法?观其诏道恒、道标改服,乃知兴之信解,在大乘兼济也。彼以为:「独善之美,不如兼济之功;自守之节,未若拯物之大」。评子陵,君平等之隐遁为:「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关语嘿之要」!于在家出家,则曰:「苟心存道味,宁系黑白」?「然道无不在,苟废其寻道之心,亦何必须尔也」。是知诏恒、标之改服,乃「释罗汉之服,寻菩萨之踪」;不可以罢道视之。此所以不满僧■等之代求,而示以政教之相须:「法师等虽潜心法门,亦□世宣教。纵不能导物化时,(亦当)勉人为治。而远美辞世之许由,近高散发于谢敷!若九河横流,人尽为鱼,法师等虽□世宣教,亦安施乎」?兴独与罗什书,希什公有以劝恒、标,兴与什公间,必有心心相印者。姚秦亡而性空之统不绝若缕;石氏衰而道安辈栖遑靡托;侯景乱而真谛不果宣述;五代乱而台贤之章疏尽失;今也大陆陆沈,佛教日以陵夷。反之,有南朝之偏安而南土佛教盛;有隋唐之强盛而大乘极其致;有吴越之安而天台复兴。从救世言,从护法言,姚兴实不为无见!
六 龙蛇混杂
无着文喜禅师,北朝五台山,求见文殊,遇老翁而不能识之。文喜谓:南方「末法僧尼,少修戒律」。老翁(文殊)告以:此间「龙蛇混杂,凡圣交参」。佛于声闻教中,以律摄僧,渐学渐深,犹如大海。「大海不宿死尸」,纪律何其严格!大乘以宽容成其广大,函盖一切,自属气象万千!然龙蛇混杂,僧团何由严净?大乘兴而律制弛,其类于禅宗盛而义学衰欤!世谛流布,固无绝对之利,是在弘法者以时推移,导归中正耳!
七 燃顶
我国传戒,于顶燃香,故「香疤」(或称戒疤)显然,世每以此而别僧之真伪。此实始于中国,非佛教旧制。说者谓此以表舍身供养之诚,如药王燃臂,剜肉为灯之类。然偏燃于顶,应与灌顶有关。印度旧俗,凡国王登位,必取海水以灌其顶。大乘约此喻以表法,故十住名灌顶住;菩萨证入真如(与佛同证),十方诸佛流光以灌其顶。迨秘密教兴,乃行灌顶之法(以表立于佛种中)。其法虽不一,而瓶水灌顶,实得名灌顶之本义也。昔以色列人,凡祭师立王,必以膏油而灌其顶,以表神意之冥加。此与印度,特水与油之异耳。传说五旬节时,圣灵下降,如火焰而分落于众人之首。此与佛之流光灌顶,意趣近同。耶稣初从约翰受浸礼,乃浸入水中以表净罪恶;此与印度之水净外道,以水浴表清净相合。然后之基督教,则改用洗礼(有仍用旧制之浸礼会),以水洒信仰者之顶。此实融圣灵灌顶与水净而为一,以表净罪恶而蒙神恩。据此宗教仪式与意境之类同,故吾以为:灌顶之礼,唐宋间盛行。传戒者于顶燃香,应是融灌顶与燃身而为一,用表舍身供养,住佛种性,蒙佛光耀之义。习行之既久,乃莫知取义而仅以别僧俗。虽然,依释尊律制,于顶燃香,实非法而不可为训。
八 人之自觉
今日西方,受希伯来宗教意识影响者,以神为能造者,万物为被造者。人为由于神之意志而存在,缺乏自主性。故在宗教中,不由人类自己之行为价值,而唯信神乃可以得救。人在仰天俯地之间,不过神之奴仆,遵循神之意思,此外更无意义。原始人类之自卑,有如此。在中国,则人类之地位渐高,自尊心日强。天(神·理·心)与地(只,事·物)并立,而人为孕育于天地而生者。人于万物中,得天地之全,故人能参天地之造化,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为三才。不特此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与万物同忧」,且进而能尽人之才性以补天地之缺。以印度文化论,由原始之神造说,而达于人与梵(神)为一体。著重自身,故神之创造,实即吾人自身之开展为世界。易言之,天地万物(除有生物),要皆为人类──一切众生自体之显现。故宇宙间,非神与被造者,非天地人三者,而为「我与世间」二类。人类之自觉自尊,达于高潮。佛教则直从人类──一切众生本位以观世间,脱尽创造神话。神亦众生之一,由于迷乱不觉,妄自夸大以为能造万物耳。人之自视最高,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则视他极平等。天地之缺陷,本为众生自身之缺陷,吾人唯从悲智正行以净化之,神何能为!
九 玄□与珍海
日本之三论作家,莫如玄□与珍海。玄□作『三论大义钞』,于空有之辨,颇致殷勤,持论精而引证翔实,不可不读之书也。然以『解深密经』为密意说一乘,殊失嘉祥大师之旨。珍海检文甚勤,著述颇多,甚便初学。然引地论师净影慧远为宗祖,窃其学以张大己宗,而三论弥失其特色。非驴非马,误之甚矣!
一0 禅宗第七祖
佛学重师承,而法派旁正之诤,至中国而始烈。达磨创开禅宗,五传至黄梅,门下出慧能,神秀,因有南顿北渐之诤。六祖慧能门下,所争尤甚!晚唐以来,公认六祖之道,以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为得法正宗。圭峰传神会之禅,故所作『禅源诸诠集都序』,以为得六祖之道者,乃荷泽神会,神会为七祖。神会于玄宗时,首莅京洛,定禅门宗旨,而后北人知黄梅之道在卢行者。六祖门人之能光大法门于京洛者,以神会为第一人。然此亦如初传五祖之道于京洛者为神秀耳,非即神会独得正法也。南岳下出马祖道一,青原下出石头希迁。「马踏杀」,「石头头滑」,而后南方之禅风,乃震撼天下,流衍为五家七宗。神会之传,傍教以行,转无闻焉。则亦如神会之掩盖北宗耳,未必南岳、青原独得六祖之道。传有无住者,乃六祖再传弟子,自谓得迦叶传来之金缕袈裟。弘法巴蜀,信衣现存云。故知六祖之徒,分化各方,固莫不自以为独得大鉴之道。后人专以南岳、青原为得法正宗,或专推荷泽神会,俱未见其当也!
一一 耶稣到西藏
藏典有名格萨加利塔者,谓耶稣二十岁前,曾赴印度求学,肄业于那烂陀寺。时藏王遣使来摩竭陀,聘佛教大师去西藏;众属意耶稣,耶稣乃应聘入藏。弘法三年,奠定藏地佛教之基。乃去故国,以大乘教犹太人,因有基督教云。此盖以莲华生入藏,弘法三年,西行不知所往之事实,附会耶稣幼年去埃及事,乃成耶稣入藏之怪说。耶稣生于汉哀帝建平,被杀于光武帝建武年;而莲华生入藏,远在七百年后之唐世。原作者之附会,殊可惊!此与老子入胡化佛之妄说,可谓无独有偶者也!
一二 佛灭无大师
释迦佛在世,称十力大师,为学众所依归。然释尊以法摄众,初不以统摄之特权者自居。故曰:「吾不摄受众,亦无所教诫」。盖勉学者能依法不依人,自依止,法依止,自尊自律,依法律而行也。佛灭,释沙门尊上座而重大众,德学集团会议而主僧事,和乐为法,法门乃日以光大。有问阿难,阿难答以:如来在日,未预定继任大师者;灭后,吾等亦未共推一人为大师。吾等依法而住,互相教诫,互相慰勉,则得一味和合如水乳。佛教之民主精神,有如此!佛不以神自居,亦不以神子或神使者自居,与弟子为师友,颇近孔子。而众以有若似圣人,欲共奉之如孔子,为曾子所拒而不行,亦有类佛灭之无大师。然佛教有沙门团之组织,而孔门则无。反观世界宗教(无种族阶级之限制,即人类宗教)之有组织者,耶稣死,彼得继起而演为教皇之制。谟罕默德死,继其任者,世为哈利发。因教主之位而起诤,盖不知凡几。此以神教徒,上崇神权唯一之神,下法君权唯一之君,虽有世界宗教之卓见,而卒不掩其帝国独裁之精神,未能尽世界宗教之美也!至如君主尊孔子,孔氏子孙世袭禄位,此非所以尊孔子,适为孔门之累耳!
一三 皆大欢喜
一入中国佛寺之山门,有弥勒殿,悬「皆大欢喜」额。弥勒像作憨笑之容,大腹便便,肥硕无朋,弥勒化身布袋和尚之相也。弥勒象徵富余,喜乐,慈和,宽容,(中国式之)健康,为国人之理想型。较之印度,西藏弥勒像之精进强毅,迥然不同。
一四 道教反佛之伎俩
道教,总中国旧有之神话,祭祀,阴阳,巫觋等,流衍至汉末,始渐成有组织之宗教。佛教东来,道教徒虽多所仿则剽窃,而相拒颇力。历代之法难,类由道者从中引发之。唐以前,佛教之根柢未深,道者反佛之策,以老子化胡说为核心。老子西过流沙,不知所终,『史记』所传殊晦昧。适佛教自西而来,乃托为老子化胡成佛之说。老子化胡成佛,因有佛道先后之争。佛化□犷之胡人,不适于华夏,因有夷夏之辨。余则出家佛弟子之不拜王,远离家庭,常被目为不忠不孝,是非其间。然南朝之佛教义学畅行,道者辄无如之何。北朝朴质,魏太武,周武帝,受道流之播惑,因有灭法之举。时入隋、唐,佛法昌明,已非老子化胡说所可鼓惑,道者乃别出反佛之道。道者托言道教之神仙,为帝族之远祖,使皇族与道者构成血统之关系;如唐之于李耳,宋之于赵公明,而唐武与宋徽之法难又起矣!蒙元入主,佛教始藉王力,举道经之诬辱佛教者而悉焚之。其后二教渐趋妥协,而二教俱敝矣!
一五 度牒与戒牒
清世宗废度牒制,代以戒牒(其实高宗时又曾用度牒),近人颇多指责,甚有谓其意在毁佛者,非也。佛子出家,何预国王事!学道贵有内心之自觉,重在身行。经教虽是所重,然何能据文义以为出家标准?编僧籍如编氓,立僧统如立守,古人每拒斥之,检大乘经及南北朝僧史可知。世宗虽枭桀,然信佛甚真。废试经度僧之制,盖有见于佛教本义,崇佛非毁佛也。至近代之僧流猥杂,非一朝一夕之故。唐、宋禅兴而义学衰,元代蕃僧至而僧格堕;明、清以来,政治压迫,久已奄奄无生气。承国族衰弱之会,受欧风美雨之侵蚀,乃日以不支耳。
一六 僧肇与宝藏论
『传灯录』载:姚兴怒欲杀僧肇,肇乞七日假,作『宝藏论』,论成乃受刑。临刑有「将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句,后人传为美谈。然十六国春秋,传肇公年三十一卒,姚兴惜之,无被刑之事。明智旭亦疑其被杀说之无稽,而未知『宝藏论』之为伪作也。『宝藏论』模拟老子,全不似肇公手笔。旧来目录,亦无『宝藏论』之名。论有「秘在形山」之句,盖真我在缠之说,即禅家之「本来面目」或「主人翁」也。真常唯心之谈,非肇公所应有。此殆唐宋禅者,作『宝藏论』,欲藉肇公之名以自重,而苦世远之无徵,乃伪撰造论因缘以取信于人。其事始见于『传灯录』,其故可知矣!僧传谓肇公年三十一卒,不明致死之由。今详肇公答刘遗民书云:「贫道劳疾每不佳」,则知其素患劳伤之疾。青年早世,其以是欤!
一七 僧尼与帝王
佛教来中国久,僧尼为帝后而帝后为帝者,间亦有之。僧之为帝者,有明太祖。初出家皇觉寺,后以世乱,从郭子兴起兵濠滁,卒逐蒙元而光复汉河山。以布衣而混一中华,汉高以来,一人而已!尼之称帝者,有武则天。初出家为尼,王皇后阴令蓄发入宫为高宗妃。次代为皇后。高宗崩,临朝,立子而又废之,竟移唐祚,国号周,开中国历史未有之先例。初吐蕃强大,略天山南路四郡,则天皇帝始规复之。帝之为僧者,明建文,清顺治,并有出家之说。后妃之为尼者,则南北朝来多有之。
一八 神尼
『隋书』有「神尼传」,略谓文帝──杨坚初生,有神尼来,愿负保养之责,坚父母即以付之。文帝幼年生活,全在寺院中,仅岁时一归省其父母。迨年长,始归就傅,神尼犹岁时一过其家云。其说似离奇,而事非虚构。他日文帝之勤俭为国,自谓「兴于佛法」。其再兴周武破灭之佛法,并与此事有关。以吾观之,文帝殆其父与尼有染而生者,为礼教所限,乃诈为夫人儿,而由尼鞠育之。事涉隐微,乃以神目之耳。明眼人读此,当不以吾言为穿凿也。
一九 为支那堪布翻案
唐时,西藏初受内地佛教之化。有支那堪布者(考得此为北系之禅者,随金城公主入藏),弘法藏卫,唱顿悟成佛之道。印度莲华戒至,与共辩论,支那堪布失对于当时,遂被放而不得行其道。西藏佛教,乃日化于印度晚期──神秘欲乐之教。此则公案,西藏学者,辄引为谈助。如宗喀巴『菩提道次』,即每指异义为同于支那堪布,一若支那堪布,为异见之代表者。此含有鄙视性之传说,闻太虚大师尝为之翻案,未详作如何说。夫教学之短长,非一人所可得而代表,亦非徒竞辩足以定是非。印度旧习,特好论辩。今日甲胜乙,佛弟子被逼改宗,然佛法岂即此而坏!明日乙胜甲,而甲又剃落出家,此又岂外义之尽失!昔如意论师以语言失次,被判为堕负。华氏城佛教,为外道所屈,竟不得鸣楗槌,过城门。竞真理于唇舌之间,以空谈为是非标准,假借王臣之权力以相侵轧,此印度之陋习也!佛教之末流,佛弟子熏染其间,论辩之风弥盛,思想若严密而落于繁琐纤巧。学者习于空谈,于身心实益,社会利乐,转漠然视之,而佛教雄健之风,笃实之行,荡然无存矣!西藏佛教以神秘欲乐为尚,愧见支那堪布多矣!
二0 三变
黄忏华叙欧阳竟无之学,初学儒凡三变,次学佛又三变,晚年归于儒佛一贯,合而言之,亦三变也。今谓欧阳老之师杨仁老,宗『起信』,晚年始知有唯识。欧阳老初弘唯识而辟『起信』,此则有异仁老矣!晚年,自『般若』而入『华严』,『涅槃』,于奘传唯识,微感不尽。今其上足吕秋一,唯识宗古学,乃欲别奘传唯识为唐人学以治之。以视欧阳老之宗唯识以辟『起信』,又有间矣。若合而言之,亦得三变。
二一 般若经最大
龙树赞『般若经』,于『法华』等一切大乘经中,『般若经』最大。般若之所以大,古人多难言之。成论大乘云:般若通教三乘,非独被菩萨,义不究竟。唯识大乘云:『般若经』但为发趣菩萨者说,非遍为一切乘,是第二时不了义之教。通则成论者抑之,别则唯识者薄之;不别不通又不得,『般若经』何其难为!实则『般若经』通教三乘,但为菩萨。但菩萨故深,通三乘故广;深广无碍,如杲日当空,平地高山,一时照却,此『般若经』之所以独大欤!
二二 教主
日僧亲鸾,娶妻生子,创真宗,盛行于日本。其后裔凡二支,以东西本愿寺统摄其信众。支长世受国家之封爵,世为教主,类道教张陵之裔。西藏佛教,旧多娶妻生子。父死,其寺产由子喇嘛继承之。自元帝以政权畀喇嘛,西藏重复祭政一致之制。明初,宗喀巴出而矫正之,严戒律,重教学,于西藏佛教之贡献特多。然以因循俗习,虽不娶妻生子,而别有转世之制。即死者预嘱(无遗嘱者,由其他大喇嘛以占卜定之)死后转生之地点,时间,届时访而立之。旧制父终子及,今则前身后身相承也。乾隆以后,政权归诸宗喀巴大弟子之转世者,即达赖,政教复合一。然政教之大权所在,即争竞所在,致转世常访得多人,甚至烦累清庭,为之抽签以定之。吾释尊入灭,不以佛子罗喉罗继大师位,亦未尝自言转世以统摄之。佛教无教主,树二千余年来民主之光荣!彼西藏与日本,固未知佛教之特质也!
二三 十八空论
『十八空论』,不详作者名,古人以为龙树造。详其内容,初释『中边分别论』「相品」之空义,次释「真实品」之一节。此乃『中边分别论』之疏注,世亲后人作,或即真谛所出。或者视为龙树作,且据之以明龙树曾说唯识,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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