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与研究之调适

（讲于中华佛研所“中观课”，1994.2.26）
　　有关于写报告，或者将来走研究路线，我想提供一些经验给各位作参考。这个问题相信在座同学已经面临到这个问题了也不一定。
　　有时常常觉得做学问和想要重视修行的内心呐喊会互相冲突。觉得：“我念了这么多，对了生脱死有用吗？做学问真的是学佛吗？”或者“读完研究所三年，我将来是否要继续做研究？我是不是要考虑读这三年？否则不就是浪费了？”像这类的疑问，可能同学们多少会有。特别是在写报告时，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自找苦吃？假如这个时间拿来打禅七、佛七，或者闭关，不是很好吗？
　　回想一下，我的学佛历程，好像一直不会有很大的这类的困扰。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点，我大部分都是蛮了解自己内在的状况，以及外在的环境，然后才去做判断，再走下一步的。所以做决定也好，或者做什么事情也好，很少是被动，或者受到外界的影响才去做的。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大部分的事情我都是用主动的心态。
　　举个例子，我出家以后，并没有想要读佛学研究所，佛学研究所是在我出家以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才设立的。那时我希望对于佛法方面能够多了解一些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或者各种工具及语言，这个心念促使我进一步读研究所。读研究所时，也没有想到要出国。出国的观念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才慢慢形成的。
　　所以，很多想法的形成虽然是出于一种大方向，但是并不是由于外在的压力，使我非去做不可，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是我所需要的，我应该这样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自主、主动的意愿可能是减少这方面困扰的原因。
　　像这类事情，你还会听到别人许多的话语。记得我出国以前，向一位老师告辞，那位老师是在家人，而且也不是讲究修行的，他告诉我一句话：“出家人为什么要去读硕士、博士？应该要像广钦老和尚一样。”当时我很感谢他的这番话，可是我也不会因此动摇出国的打算。因为这些事情是我人生的过程中，配合整个大方向的需求而做的决定，并不会因为别人三言两语就能改变。当然，别人的意见你不是不听，可是在听的时候，你要自己做综合判断：“到底这些话应该摆在什么位置才有用？”让它能配合得很好。否则这个人这么讲，那个人那么讲，你会听乱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当我有这个出发点之后，很多事情对我而言，好像已经没有“是佛法”或者“不是佛法”的问题了，并没有这些的困扰。
　　举个例子，我现在在三个地方教书，记得刚回国时，还在“法光研究所”教书，一共是在四个地方教书。这三个地方常常在时间精力、性质方面都会冲突。“国立艺术学院”，它本身是大学部，是一个艺术性质的学校，我担任的是通识课程。另外一个是“中华佛学研究所”，是佛教界办的研究所，来上课的都是硕士班的学生，很多都是出家众。我在“西莲净苑”又担任某些执务，在里面所面对的全部都是道场修行的出家众，而且是又要面对信徒以及大专生。我一共扮演了三种角色。
　　你会发觉，你在做其中一方面的事情时，对于另外两方面的事情，在时间、精力上，都会使你感到有压力，彼此会互相牵扯，而形成严重的冲突。可是我觉得，既然这些事情我非接不可的话，我希望真的能够按照人生的构想、观念，或者佛法的看法，将它排得很好，不要使这三件事情互相打架，而是要互相协调，相辅相成。我反过来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相辅相成的机会也不一定。
　　例如，学校放寒假的时间，也是净苑四期的佛七正要开始的时候，佛七期间，我每天都要开示，而开示又是跟研究所上课有所不同。我逐渐试著去抓一个大原则。我想：“我到底应该如何将它们做一个协调？如何将它们做定位？假如用我目前的处境来表达佛法的话，应该用什么方式？”
　　后我就想到，其实佛法不外乎就是“真、善、美”。这时我就把艺术学院摆在“美”的体验。佛学研究所，完全是追求真理，非常冷酷，非常严谨。梵文、藏文，种种学术的研究，非常硬绑绑的，它比较属于哲学性“真”的追求。而道场里的追求，不用说，就是“善”的追求。所以，我用这个大理念将它们整个统合起来，如此彼此就能相辅相成了。
　　我在艺术学院上课时，就著重在美的角度的掌握及体会。在上课当中，我可以从美学的角度来体会佛法，然后从他们给我的感觉、表演或言行，学习到一些东西。
　　我常常跟他们台上台下打成一片。他们有年度表演或毕业展时，也邀请我去看。当我在看他们的表演时，我常常会站在一个角度想：“他们所展现的，其实就是一个舞台上的展现而已，而这个展现为什么会被称为‘艺术’或者‘美’？原理是在什么地方？”结果，经过这么想以后，我发觉这对于我打坐时的观想蛮有帮助的。因为打坐的观想其实就是一个“在脑海里的舞台”，你如何将它呈现出来？其中有很多微妙的原理。所以我在打坐时，观想的角度会很特殊。
　　另外一点，我对学生的了解跟我上课的方向又不一样。因为最初我去上课时，学生对我来讲只是一个“点”，只是一个名字、一个代号，或者我顶多再了解他是念什么系的而已，并不是能够完全打进他们的世界里。
　　可是，当我有机会看过他们的表演之后，整个状况就不一样了。我看到的是他们整个的世界，它完全呈现出来了。这时我蛮了解他们的需求的。我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乃至于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他们可以从我这里学到什么？所以形成一种很好的沟通、交流。因此，我觉得这是我跟学生之间，一种相当好的佛法交流。
　　他们觉得在上课时，无形当中感觉到这好像是佛法，又好像不是佛法。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课堂上正面说一些很严重的佛法名词，我认为佛法是完全靠生活上的表现，不是很直接的言语的东西，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可能从别的老师那里得不到。
　　所以我在这里上课也好，或者准备上课也好，并不是很严重会影响其他两个地方的负担。我发觉，不管是在佛学研究所上课的理念也好，在道场的处世待度也好，常常会互相影响，而且会相辅相成。
　　在研究所上梵文课时，你们可能会感觉到，我好像是在艺术学院上课一样。事实上，我从艺术学院学到蛮多表达、表演的感觉。
　　所以，我的经验是如此：当你面对很矛盾或很复杂的事情时，问题是在于你如何将它定位得很好，让它不相冲突。顺的也好，逆的也好，你都将它定位得很好。人事关系亦是如此，在一个场所里，你会碰到顺或逆的人事，可是如果你将它定位得好的话，顺缘、逆缘都会帮你；定位得不好的话，顺缘也会害你，逆缘也会害你。因为遇到顺缘时，你一定起贪著，所以事实上也是害你：遇逆缘时，你当然就起烦恼。
　　可是，反过来，遇到顺缘时，你如何处置它，使你能得到它的好处，可是又不会受到它坏处的影响？逆缘也是一样，在逆缘当中，你如何得到它的好处，避免它的坏处？
　　所以，我所说的“主动性”就是这个意思：你自己主动去调整、安排。结果你会发觉，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自己在内心里会创造出不同的世界来，而你所散发出来的这个世界也会影响周遭的人。
　　譬如说，如果我去艺术学院教书是一种逼迫性的，因为我要取得教授资格，所以非得去教不可。对我来讲，好像纯粹是一种不得不做的工作，而且它会占用我其它的时间，那么我每次去上课时一定很痛苦。
　　而且，艺术学院的学生相当特殊，很多老师都尝过苦头。我去教的时候，很多老师跟我提起他们的经验：“那些学生如何如何，特别捣蛋的学生是如何如何。”他们又特别教我对治的方法：上课时一定要点名，而且要告诉他们，点名三次不到就扣考。他们以前也曾聘请一位台大的名师来上课，可是他教过课之后，发誓以后再也不去那里教书了。
　　因为我听学生讲，他们以前上课是从后面坐起，跟老师是保持一段距离在看他讲课。因为他们的术科很重，所以上通识课程时都很累。譬如舞蹈系的学生，跳舞跳得糊里糊涂，精疲力竭的，来上课的时候正好睡觉。因为动态的课之后，再接著上静态的课，如果又是很枯燥的课的话，一定会睡觉的。
　　所以我担任这门通识性的课程，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如果再加上我本身上课的意愿不是很大的话，会比那位台大教授更惨。所以我反而会用一种很主动的态度，而不是当作一种不得不做的事。因为我认为这是人生里的一个缘份，我很珍惜这个缘份，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