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世学（三）

［注释］
　　入于耳根者，称为音声。佛陀或以光明，或以佛身，或以香饭、衣服、卧具等济度众生，总称为佛事。佛经中对说法音声有重要表述，《华严经》云：“以音声作佛事。”《法华经玄义》卷八上：“如佛在世，金口演说，但有声音诠辩，听者得道，故以声为经。”《维摩经略疏》卷十：“此间耳根利故，用声尘起之。未必但有声尘，便无五尘，如此间以声为佛事，亦放光明，亦香云、香盖、衣服等，以为佛事。但从胜者为正，其余是傍，故的判声为佛事。”又据《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序载，以弥陀法王四十八愿之名号为佛事。盖由读诵、唱名等，而得往生的利益，又闻法音，自然不生起尘劳、垢习，凡此皆为声佛事的例证。至后世，乃至以歌舞音曲等之供养，亦为音声佛事的一种。
　　佛教音乐，约起源于西元前二千年至一千五百年左右，记述梨俱吠陀歌咏方法的娑摩吠陀为其肇始，依此而奠定梵呗的基础。佛教伽陀(意译孤起颂)，即承此方，佛陀亦依此传予跋提比丘、优婆利尊者、目连、阿难、难陀、婆耆舍等。呗比丘，形貌虽丑，然音声极佳，波斯匿王曾率军远征鸯伽摩罗，路经只洹精舍，逢呗比丘歌咏梵呗，军马皆被摄而止，消弭了一场战祸。至阿育王时代，佛教音乐的种类甚丰。其后，印度佛教音乐经过西域诸国，大举流传于中国唐室宫廷，促成唐朝舞乐的高度发展。佛教音乐所用的乐器有：弦乐器、管乐器、打击乐器。二世纪以后亦使用在下部雕有舟形共鸣胴的五弦琵琶。传云，佛陀于灵鹫山说法时，因怜悯盲目弟子岩窟尊者，用弦乐器伴奏，唱颂《地神陀罗尼经》。此盲僧琵琶，至阿育王之子鸠那罗失明之际，始被推广使用，后亦随佛教传至中、日等地。大乘佛教兴起后，每于盛大供养会上采用歌舞庄严。大规模的佛教歌剧，始于七世纪戒日王所作的“龙王之喜”。七世纪末，佛教音乐转移至缅甸、泰国、柬埔寨(高棉)、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在缅甸，使用七音阶之法，与印度同，佛教声明于此盛行，乐器方面则使用印度二世纪顷舟形胴付弓形的庄恩(古代为七弦，后来改为十三弦)，此外则是该国的传统乐器鳄琴与传自泰国的打击乐器基旺。在泰国，系以东南半岛南部吉蔑族的独特民族音乐为基调，再使用中国传入的乐器。在柬埔寨林邑国地方，盛行印度佛教舞乐，例如西元七三六年于日本传播印度舞乐的林邑国僧佛哲，为极负盛名的舞乐研究者，此外，从十二世纪安哥寺雕刻观之，古印度乐器较少，反而主要使用南洋系统的乐器，由是可知，泰国、柬埔寨的佛教音乐乃异于印度的独自型态。于印尼，因以南传佛教为中心，故甚少举行大规模的佛教歌舞，而爪哇岛东面的巴黎岛则遗存印度教舞蹈遗迹，其舞姿具有强烈的印度色彩。在西藏方面，喇嘛左手持铃、右手执锡杖以作为礼拜音乐的主体，其他作为仪式音乐者，有单旋律的齐唱与乐器的伴奏。较为常用的乐器有长型喇叭、属于敲打乐器的铃、钹等，另外有遗自棒教以人头骨作成二面鼓及以人的大腿骨所作成的纵笛。在中国，自东汉即开始有汉译经典，然却无佛教梵呗歌诵唱法，至三国时代，康居之僧来蜀，而有伊朗式歌唱法，直至魏武帝第四子曹植(陈思王)，素有音乐天才的美称，相传游渔山(山东东阿县)时，闻空中梵天之赞，深有体会，摹其音节，写为梵呗，遂删治《太子瑞应本起经》，作“太子颂”，又着“菩萨睒子颂”，此乃合汉曲制梵呗之始，中国声明亦于是时奠基。至唐代八世纪顷，中印度佛教学者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至中国朝觐，印度式梵呗始渐流行。
　　乃以曲调诵经、赞咏、歌颂佛德。又作声呗、赞呗、经呗、梵曲、梵放、声明。略称梵。呗，全称呗匿，又作婆师、婆陟，即赞叹、止断之意。因依梵土(印度)曲谱咏唱，故称为梵呗。记录梵呗的书册，称为呗策。又清晨唱偈、诵经的声音，称为晓梵。密教的梵呗，则特称密呗。佛陀虽禁止以婆罗门法的声调读诵经文，然因声呗有医治身心疲劳及强化记忆的作用，故允许唱诵。佛教东传，译经者众，诵呗者寡，因梵音多复音，汉语单奇，若用梵音咏汉语则声繁偈迫，以汉曲咏梵文则韵短词长。故以汉曲歌咏梵文，或梵腔咏汉语均属不易。中国赞呗源于曹植感渔山梵声而制梵呗。吴国支谦亦依《无量寿》及《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今皆亡轶。后有吴的康僧会依《般泥洹经》卷上，造“敬谒法王来，乃至名显若雪山”一阕，世称“泥洹呗”。其后，以印度声律读诵汉译经文，始广为流行。《梁高僧传》卷十三列有经师一编，专述转读及梵呗，并列有帛法桥以下十一名最擅于赞呗者。东晋以后，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推行梵呗最热心，相关著述甚多。至唐代，梵呗渐盛于民间，遂立梵呗为译经道场九种职位之一。梵呗流传以后，音调因地域而有参差，主要为南北之分。梵音所以有南北二体，系由于授受渊源不同，亦各有特长。唐代以前流行的梵呗有：如来呗，又作如来梵、行香梵(行香赞佛时所唱)，出自《胜鬘经》的二偈：“如来妙色身，世间无与等，无比不思议，是故今敬礼。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一切法常住，是故我归依。”云何呗，又称云何梵，出自《南本涅槃经》卷三之二偈：“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处世呗，又称处世梵，出自《超日明经》卷上之偈：“处世间如虚空，若莲花不着水；心清净超于彼，稽首礼无上圣。”《菩萨本行经》赞佛偈“天上天下无如佛”。又梵呗分初呗、中呗、后呗三节。如来呗前一偈“如来妙色身”偈文，唱于一般法事之初，称为初呗。若讲经法会，则以云何呗第二偈“云何于此经”偈文为初呗，又称“开经梵”。如来呗后偈“如来色无尽”偈文及“天上天下无如佛”赞佛偈，系法事中间所唱，称为中呗。处世呗用于法事后，称为后呗。此等梵呗之偈文，称为梵音偈。云何呗及处世呗至元时犹见流行，但近世讲经已改唱钟声偈、回向偈代替云何呗、处世呗。佛寺赞呗一科称为唱念，名山大刹于结夏安居时，以习唱赞颂为日课，称为学唱念。唱念内容除“水陆道场仪轨”、“瑜伽焰口”等佛事外，古德赞颂多于课诵、祝延等举　唱，有六句赞及八句赞等。六句赞，“香赞”，有数种，主要代表作品为“炉香赞”；北方另有一种赞谱称为“迓古令”，赞词共十条，又称“十供养赞”。此等皆于法事开始时唱，以启请诸佛。八句赞，多于诵经之后，法事中间唱之，又称大赞。如三宝赞、弥陀赞、药师赞。唱念之记谱法，只用点板，以铛铪等敲唱。其音量大小、音阶高低及旋律过门等，均依口授。梵呗传入日本，始于奈良时代，为四法要之一，平安朝时，真言宗系的声明，与天台宗系的声明，二系统并行。前者有进流，后者则有大源流。
　　唱导，系有关经典的讲演说话，就经文而讲。又称讲经、讲说、唱说、说法、讲导、宣讲、宣唱。唱导一词，出自《法华经．从地踊出品》卷五：“是四菩萨，于其众中，最为上首唱导之师。”据《梁高僧传》卷十三载，昔时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慧远每于斋集自升高座，先明三世因果，复辩一斋大意，后代沿袭，遂成永则。佛世时，舍利弗曾为上座，唱导颇佳。《梁高僧传》卷十三复列举中国当世著名的唱导师，如道照、昙颖等十人。《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列举慧明、立身等人；《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卷三十杂科声德篇亦举出唱导家法真、无迹等。《梁高僧传》卷十三有唱导师所须具备的四种条件，即：声，吐音嘹亮则可洗涤尘心；辩，论难时的应变能力；才，出口成章，临时采博；博，博通经论书史乃至民间技艺。唐代时，为使佛法普及，“唱导”演化为“俗讲”。为使民众易于理解，于是选择教材，融合转读、赞呗、讲经说话。唐曲，是一种革新的唱说再加上歌曲的新文学体制，以演化佛教经义为内容，首开中国佛教音乐民歌化的风气。《续高僧传》收录数篇唱导时所用的种本、词章、忏悔文、唱导文等。从《广弘明集》所收二十余篇广被依用的唱导文，大多为罗列华丽辞藻所成的表白体，如真观的梦赋、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十数首、忏悔礼佛文、初夜文等。此外，中国分类编排有关佛教故事的《经律异相》、《法苑珠林》、《诸经要集》以及感应传、往生传、灵验传之编纂、流布皆与唱导有密切关系，故唱导为佛教文学的基础。日本的唱导，始于七世纪左右圣德太子时，于中世时，与平民的日常伦理生活相结合，更加平民化，唱导亦渐成为独立而专业的工作，专事技巧。唱导亦为日本的艺能、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要素，由宗教信仰产生内省功夫及敏锐逻辑、伦理能力，赋予日本文学于思索方面的新生命，提供艺能、文学创造的题材。
　　由太虚大师撰词、弘一大师谱曲的“三宝歌”，首开佛曲新声创作的风气，被佛弟子奉为教歌，广为传唱。弘一大师生前作品，经后人选出十首具佛教意味和园林思想的歌曲，印行出版成《清凉歌集》。
　　现代佛教界掀起梵呗、圣歌热潮，以音乐弘法。近代有许多法师致力于佛化歌曲作词，音乐家杨咏谱、李中和、吴居彻等居士协助作曲，后由佛光出版社编选出版《佛教圣歌集》。“佛教歌咏队”的成立及“弘法音乐会”的演出，逐渐普及，使传统佛乐及音乐创作多元化，相关文教机构的成立，更提供佛教音乐交流的管道。星云于一九五四年在宜兰组织佛教合唱团，首创“佛教之声”节目，领导佛教青年定期至民本电台播音，并于各种佛教活动中加入现代式的佛曲演唱，让佛教音乐走入社会大众的心里，也接引许多佛教青年。一九五七年，星云带领宜兰青年歌咏队，灌制佛教史上第一张佛教唱片，后来陆续灌有六张十英寸的唱片，收录二十余首佛曲，是空前的作品，亦是划时代的创举。佛光山首度于一九七九年，假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梵呗音乐会”；一九九○年“佛教音乐梵呗弘法大会”再次造成轰动；一九九二年起，每年于台北国家音乐厅和国家戏剧院表演“梵音乐舞”，将佛教的梵呗音乐带入国家音乐殿堂，提升佛教音乐的水准。
　　［习题］
　　一、音乐有什么功用？如何用音乐弘法？
　　二、试述佛教音乐的起源，及现代佛教音乐的发展。
　　第十八课　佛教与舞蹈
　　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上古时代，民智未开，往往以请巫师藉祝祷仪式来祭神娱神，禳灾祈福；群居的部落也在参与祭典舞蹈中增加共识，凝聚力量。当人类文明日益发达之后，舞蹈逐渐从宗教气氛中脱离出来，变成自我娱乐、纾解压力、交谊联络、表达感情的活动之一。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宫廷舞、土风舞、社交舞、芭蕾舞、剧场舞等，乃应运而生。尽管如此，宗教舞蹈因具有特殊意义，在艺术上仍占有一席之地，尤其佛教舞蹈在艺术上更是贡献良多。
　　首先从诸经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舞蹈在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华严经》记载，佛陀在证悟菩提的最初三七日中，曾勉励诸大菩萨应学习歌舞伎艺，并以之作为度生的方便；《摩诃僧只律》中，佛陀也以迦叶佛般涅槃后，吉利王以一切歌舞伎乐供养佛塔为例，垂示弟子们：不论是如来在世时或涅槃以后，“为饶益世间，令一切众生长夜得安乐故，应以一切华香伎乐、种种衣服、饮食尽得供养”；《法华经》描述大通智胜王佛久坐道场，断除烦恼，但佛法不现在前，诸天龙神即以香花、伎乐不断鼓励，直到大通智胜王佛成就菩提为止；《悲华经》记载，佛陀说完修持一切行门的十种方法之后，欲界诸天心开意解，以种种歌舞来表达心中的法喜。凡此都说明了佛教舞蹈不同凡响的殊胜性质。
　　在印度，除了佛经记述佛世时的歌舞盛况之外，佛灭以后，马鸣菩萨所编的《舍利弗之所说》是古印度著名的戏剧，戒日王所作的《龙王之喜》是佛教大型歌舞的滥觞。此外，从山琦遗迹的雕刻及阿姜达石窟的壁画等，都可以看出佛教徒以歌舞戏剧弘法利生的热忱。
　　中国舞蹈自佛教传来之后，从中吸收了许多精华。我们从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中历代的壁画、雕刻，目睹飞天千姿百态、飘逸优雅的身形，就可见其端倪。史书中，对于佛教舞蹈的描述更是令人目不暇给，例如《洛阳伽蓝记》里，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在节庆时举行乐舞的盛况：“景明寺在八日节中，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景兴寺“飞天伎乐，望之云表”。“舞袖徐转，丝竹寥亮，诸妙入神”。隋唐时代，佛寺除了继承南北朝时代民俗歌舞的活动之外，还举办庙会、戏场，将各种民间流行的节目均汇集于此，而宫廷中所流行的天竺乐、龟兹乐、西凉乐、胡旋舞等(在中国，乐包含音乐和舞蹈的意思)也都是随着佛教传来的舞蹈，后来成为中国的民族舞蹈。其中“秦王破阵舞”是由唐太宗依龟兹乐所亲自设计的舞式，据说观者“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悚”，后来传到日本，风行一时；而由擅于歌舞的唐明皇创作的“霓裳羽衣舞”，将婆罗门舞曲、西域舞曲及汉族舞蹈熔于一炉，堪称为中国舞蹈史上的一颗明珠。此外，“五方狮子舞”源于《佛说太子瑞应经》中的典故，直到现代仍经常在庆典中表演，视为辟邪呈祥的象征；“钵头舞”又称“拨头”或“拔头”，是从南天竺拔豆国传来的面具舞，据说极有可能是中国平剧的初步形式，最起码“兰陵王”和“踏摇娘”完全是摹仿此一印度舞剧。
　　宋金时期的戏曲，以歌舞表演为主干，其中“目连戏”广受欢迎。元朝帝王崇信佛教，宫廷中的“十六天魔舞”是专门用来赞佛的乐舞，此外，队舞中还有“说法队”，表演者有的扮演成佛教僧侣，有的扮演成佛菩萨，有的扮演成大金刚，佛教气氛浓厚。
　　西藏的喇嘛教融和当地习俗而形成的仪式舞蹈，多用于供养诸佛、祈祷延寿、奠基典礼、祭祀禳灾、祛除恶鬼，俗称“跳鬼”，据说是为了纪念九世纪顷吉祥金刚藉表演舞蹈杀死恶王朗达磨的大无畏精神，后来成为喇嘛教的法会仪式之一。接着又传到蒙古，称为“查玛”或“打鬼舞”，在每年正月期间举行，大家视为保佑平安的象征。此外，还有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山后的龙王塘表演的“囊玛”，最早只是吟唱达赖喇嘛六世的诗偈，达赖喇嘛八世时才加入歌舞。十四世纪时，噶举派僧人汤东结布为筹措架桥资金而邀百纳家七姐妹组织宾头顿巴歌舞团，是为西藏戏剧的鼻祖，流传至今，剧本如“诺桑王子”、“云乘王子”等，都取材于佛经故事。其中，“文成公主”一剧广受欢迎，显示了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韩国佛教在李朝时代，梵呗十分盛行，僧舞也随之大为流行。据考，僧舞的起源甚早，至少在高丽时代(九三六——一三九一)即已存在。李朝时代最值得瞩目的舞蹈，是世祖时的“莲华台舞”。此外，佛教界也大力推展“施风舞”，然而到一九一○年，日本侵占韩国之后，发布朝鲜总督府寺刹令，制定各本山的管理条文，同时亦禁止僧侣的梵呗、舞蹈等活动。近世韩国佛教乐舞大多流传在民间信仰活动之中。
　　在日本，经印度、西域、中国、韩国传入的佛教乐舞，经常用在佛教仪式、供养、布教上，从而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佛教乐舞，例如，伎乐乃推古朝从百济传入的无言假面乐舞，圣德太子以之为佛教乐舞加以鼓励；舞乐是传自中国的雅乐，改作于平安时代。圣武朝，印度婆罗门僧菩提仙那与林邑僧哲至日本，传授源于印度的“林邑八乐”，内容皆取材自佛教。此外，猿乐(散乐)是源自印度、西域的乐舞，于奈良时代由中国传入。平安时代的佛教行事逐渐艺能化，其中“咒师艺”衍生于“猿乐”，久之，相互融和产生“能剧”，“能剧”后来又和滑稽剧“狂言”合并，成为日本独特的舞台艺术。还有由佛教僧侣教化民众发展出的布教舞蹈，著名者如空也念佛，及时宗开祖一遍的踊念佛、唱咏《法华经》的大日踊、盂兰盆会的盆踊等，后来与日本乡土艺术结合，成为今天日本文化特殊的一环。
　　佛教不但丰富乐舞艺术的内涵，提升了乐舞艺术境界，而且以其悦耳的音声、优美的手印、舞姿传递心灵的语言，广收寓教于乐的效果，对于净化人心贡献良多。今天是一个有音声、有色彩的时代，自从梵音乐舞表演步上世界舞台之后，佛教乐舞备受国际人士重视，希望今后佛教界除大力推广佛教舞蹈之外，再加强创作精神，以因应不同众生根器的需要。
　　［注释］
　　飞于空中，以歌舞香花供养诸佛菩萨的天人。
　　古代乐舞杂技的总称。
　　古代西北民族的舞蹈，出自康居国，唐时传入中国，以各种旋转动作为主，乐曲明快，身姿矫健，舞步轻盈。
　　初唐时，李世民破刘武周之后，军中以“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所作的“秦王破阵”乐曲，其威势“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后来李世民为了表示功成不忘本，特地将这支乐舞带进宫廷，并且亲自设计了象征战阵的“破阵舞图”，命深谙音律的吕才“以图教乐工一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又令魏征等一班文臣制歌辞，配入乐舞，于是“秦王破阵”成为长安宫廷中的一部大型乐舞。
　　是熔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于一炉的传统舞台表演艺术。
　　系在舞台上布置香山、池塘等，复于周围绘上彩花图样，悬挂灯笼，东西两边安置两对莲花，舞者在其中翩然起舞，并吟唱南无阿弥陀佛或观音赞等。
　　林邑八乐即“菩萨”、“迦陵频”、“陵王”、“安摩与二舞”、“倍胪”、“拔头 ”、“胡饮酒”、“万秋乐”等。
　　［习题］
　　一、佛教舞蹈如何影响中国舞蹈？
　　二、藏传的佛教舞蹈有什么特殊意义？
　　三、日本有那些独特的佛教舞蹈？
　　第十九课　佛教与礼俗规范
　　礼俗是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其形成往往受到民间风俗习惯的影响，或因宗教信仰而日久成俗。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但深入民间，融入生活，自成一套婚丧喜庆的仪礼规范，而且对于中国民间流传的男婚女嫁、八字算命、冲喜、冥婚、哭墓、看风水等迷信色彩浓厚的民间习俗，无形中也发挥了移风易俗的功用。
　　首先有关婚嫁的礼俗，佛教鼓励青年男女到寺院举行佛化婚礼，以信仰为力量，期许彼此遵守承诺，互相尊重与包容，携手建立健全的佛化家庭。
　　在生儿育女方面，佛教认为眷属都是有缘来相聚，身为父母者，平时就要有健康的心理及端正的行为；尤其在母亲怀孕后，更要培养善因良缘。因此，父母于平素礼佛诵经、听经闻法、乐善好施、长养慈悲善根，具足清净福慧的身心，将来子女出生，其肉体与精神必能受到父母良好性格遗传的影响，这就是最好的胎教。
　　孩子一旦出生，可以参考具有佛教意义的词语命名；弥月时可至寺院礼佛，甚至举行寄名礼，过寄给佛祖，作为将来皈依三宝的因缘，并以素斋供众，切忌杀鸡宰猪，大宴宾客，或为滋补母体。因为飞禽走兽虽是畜生，同为有情生命，应给予尊重，若为口腹之欲，恣意宰杀，令彼子母离散死亡，结下怨仇，自己也难以获得安乐幸福。
　　子女成年后，可参加寺院举行的成年礼，亦可自行诵经礼佛回向。尤其，佛化家庭最好能从小就确立孩子的佛教信仰，尽早皈依三宝，如《杂阿含经》卷三十六说：“我见众生主怀妊之时，我即教彼，为其子故，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及其生已，复教三归；及生知见，复教持戒。”
　　有生必然有死，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历程，一般民间基于“生死事大”，或为显示身分地位，一旦眷属亲人过世，往往极尽铺张浪费，例如出殡时安排电子音乐、花车、游街、哭墓等；甚或迷信看风水、坚持土葬、择日、死后八小时内不能入殓、焚烧纸钱纸屋等，这些迷信与执着不但丝毫无益于亡者，对于眷属的精神物力更是一大耗损。
　　佛教认为丧葬仪礼贵在真心诚意的悼念，尤其应当重视临终关怀，让亡者平静安心尊严的往生，让家属尽快平复哀伤的情绪，正常生活。因此，佛教主张火葬，不求奢华；入殓时不一定用豪华棺木，或特置新衣、寿衣、珍宝等；佛事法会应当力求庄严而不繁琐，最好参加寺院的随堂超荐，或是配合亲朋好友的时间，共聚一堂，为亡者念佛致意，并不一定要经过头七、二七乃至七七等重重祭拜仪礼。尤其，佛教主张真正对亡者有意义的缅怀是让他遗爱在人间，例如为他布施，护持文教事业；为他出书，发扬其精神理念；成立基金会、奖助学金，乃至器官捐赠等。这些作为，不唯利他，更是亡者往生善道的资粮。
　　关于喜庆方面，民间庆贺寿诞的方式很多，有人大宴宾客，有人唱歌跳舞，有人请戏班敲锣打鼓，总不离喧哗吵闹，反而失去庆生的意义。佛教并不主张过生日，因为生日正是母亲生产受难的日子。因此，佛教徒可于母难日诵经礼忏，或参加寺院举行的报恩法会、大悲忏法会，乃至打斋供众、助印佛书、布施供养等。如果真要为自己作寿，应在六十岁以上，之后每逢十年再过寿，如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等。过生日最好能团体举行，集合同一年龄的寿星，定期供佛斋僧；若宴请亲友，最好不设荤席，不收贺礼，以庄严节约为原则。
　　此外，一般的喜庆，如乔迁、新居落成、开工破土、开张、开市、佛像安座，乃至新车启用等，可请法师举行洒净仪式，至诚诵念大悲咒，以杨枝净水荡涤坛场，以期消灾增福。就职、颁奖、开会可依佛教仪式，于会场安设佛像，唱三宝颂，礼请法师开示，也可以选择寺院讲堂为会场，既庄严又方便。
　　总之，佛教主张礼俗规范应以不虚荣、不执着、不铺张、不迷信为原则。尤其，佛教徒应将信仰融入生活之中，让佛教生活化，生活佛法化，有佛法指导的人生，必然时时心安，处处自在。
　　［注释］
　　佛化婚礼多在佛寺中举行，礼请有德高僧福证。详见《佛教．仪制．佛化婚礼》。
　　“佛化家庭”的内容包括：家庭教育、职业选择、人我关系、养生之道、养老之道、修行之道、佛堂布置、居家图书馆等，一切生活行事都以佛法为依归，如此必能建设一个幸福美满的佛化家庭。详见《佛教．仪制．佛化家庭》。
　　<普门品>云：“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过去民风未开，医学常识不发达，婴儿死亡率高，因此一般民间时兴将孩子寄名给神明，以求长寿。现代佛教徒也可以在子女弥月时，为他举行“寄名礼仪式”，寄托佛祖名下，让子女从小就与佛祖结下缘份，做为将来进一步认识、信仰三宝的因缘。
　　《地藏菩萨本愿经》说：“是阎浮提人，初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时，但作善事，增益舍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或已生下，慎勿杀害，取诸鲜味，供给产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歌乐絃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不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合设福，答诸土地，翻为杀害，集聚眷属，以是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
　　表示一个人或一群人已长大成人，而得到社会认定的一种仪式。今日佛教以年满十八岁的青年男女为对象，举行成年礼，即是希望藉由庄严隆重的佛教祝祷仪式，令参礼者体认到成人的真正意义，进而肩负起对自己、家庭、社会的责任。
　　过去农业时代，一般人在外求学、工作时，如逢家中有人往生，不能即时赶回，引以为憾，因此有“八小时以内不入殓”之俗，以便让亲人见亡者最后一面。另有一说，为恐亡者神识尚未离去，或可苏醒，定八小时为最后等待时刻。凡此皆为权宜，不必执着。
　　对于临命终者，家属应当保持冷静，不宜哀号大哭，令其不舍，可礼请法师、莲友劝说往生净土，并安置佛像引导念佛，家属及亲友可轮班念佛，二六时中佛号不断。亲人往生后依佛教仪式入殓、火化、安位，灵骨可奉安于寺院，一切以简单隆重为要。
　　佛教主张火葬，一则不要让死者和活人争地；再者，火化后的灵骨，清洁不占空间，更省去捡骨、移坟的不便，利人利己。
　　为救拔亡灵，使其超脱苦难，请僧为亡者诵经拜忏，称为超荐。随堂超荐乃于寺院举行念佛共修，或例行法会时随堂举行的超荐法会。
　　寺院举办法会之际，信徒出资斋请与会大众，藉之广结善缘，称为打斋供众。
　　以花果时馐等物列置佛前，是为供佛；以饮食供养僧侣，是为斋僧。据《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所载，凡诚心、欢喜供养佛者，必得安乐、大福德等，并迅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即透过以真言加持的甘露法水遍洒的仪式，令所在处及人、事、物悉清净无碍。
　　［习题］
　　一、何谓礼俗，其形成因素为何？
　　二、佛教在婚嫁方面有何礼俗规范？
　　三、佛教对丧葬仪礼有何主张？
　　四、佛教对喜庆的礼仪规范为何？
　　第二十课　佛教与地理风水
　　佛教对于世间万象，都有深入的观察，了知天有天理，地有地理，人有人理，物有物理，情有情理，心有心理，世间上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各别的“理”，地理风水当然也有其“原理”。地理是依据地形和天体方位而产生对人的影响力，这是一种自然的常识；顺乎自然可得天时之正，获山川之利；违背自然，则有相反的结果。
　　趋吉避凶，古今皆然。然而一般人的心态，对于不了解、不知道、看不见的事物，常常盲目臆测，牵强附会，甚或迷而信之，因此容易被神权迷信所控制。中国人自古牢不可破的相信“地理风水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祸福”之说，即是一例。
　　地理风水固然有其原理，却不是究竟的真理。从佛教的业力论与因果论来说，人的吉凶祸福，都是由于过去世的善恶业因造成了今生的果报，并不是受到风水地理所左右的结果。再者，从佛教的时空观来讲，虚空并没有绝对的方位，譬如甲乙两人对坐，甲的右边是乙的左边，乙的前方是甲的后方，在无边的时空中，我们真实的生命无所不在，何有时空方位之分？当一个人能够觉悟体证到自己本来面目的时候，自心本性就遍满虚空，充塞法界，横遍十方，竖穷三际，与无限的时空融为一体，因此方位不在他处，而是在我们心中。
　　佛陀时代，印度婆罗门教中有晨朝洗浴，敬礼六方，可以增长命财之说。当时王舍城长者之子善生，每朝洗浴后，即依婆罗门之法向六方礼拜。佛陀告诉他说：六方可配于父母、师长、妻妇、亲族、僮仆、沙门婆罗门等，并各以五事恭敬之。佛陀藉此教导在家信徒如何过家庭伦理道德的生活，同时说明风水、地理应该建立在伦理、世理、法理、心理之上，只要我们诚意，自觉心安，则“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地”，即使走遍天下，都是地利人和、良辰吉日，因为一切福田均不离心地。
　　佛教是一个智信的宗教，举凡业力、因果、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等各种教义，都是为了开启众生的智慧，帮助众生认识人生实相，进而解决烦恼痛苦，获得解脱自在，怎么可以迷信地理风水，徒然增加烦恼、妄念和愚痴呢？
　　佛陀在《遗教经》中告诫弟子：“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大智度论》卷三说：“比丘以观星宿、日月风雨等来生活，是仰口食。”“占相吉凶”就是“五邪命”之一，佛弟子应以为诫。佛教不但不主张风水地理、天象时辰与吾人吉凶有关，如果佛弟子以此维生，更是佛门戒律所禁止，因为这不是正业，也不是正命。
　　佛教讲“人人有佛性”，就是要我们认识自我、肯定自我、相信自我，进而做自己的主人。因此，学佛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从神权迷信里跳脱出来，不受地理风水的支配，还给自己一个自由自主的人生。
　　中国地理勘舆师所谓最佳的地理“前朱雀、后玄武，左龙蟠、右虎踞”，其实就是“前有景观，后有高山，左有河流，右有通道”，以现代最佳的生活环境来说，可归纳为下列四点：
　　一、要有通风，前后左右，顺畅无阻。
　　二、要有阳光，采光自然，温暖卫生。
　　三、要有视野，一望无际，心境超然。
　　四、要有通道，出入方便，自他两利。
　　总之，只要能方便生活，心中愉悦舒服，那就是最好的地理。
　　佛教认为外在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固然很好，更重要的是内心也要有好地理。也就是内心有：良好的通风——思路通达；良好的阳光——热心开朗；良好的视野——展望未来；良好的通路——菩提正道，这就是内心最好的龙穴。
　　［注释］
　　业是行为、行动、运动、造作的意思，佛教把我们身体、语言、思想的行为、造作，称为身业、口业、意业，合称为“三业”。由身口意所造作的业，会产生一种力量，驱使我们去造作新的行为，新的行为又会产生新的力量，故称“业力”。由身口意所造作的业，可以决定人生的苦乐祸福，并且维系着三世的生命，在无垠的时空里循环不已，于是产生三世因果的轮回说，而轮回的主宰者，便是我们所造作的业力。所以佛教主张人的祸福是由自身业力所造，造什么因，就得什么果，这个“自业自得”的业报思想，便成为佛教重要的基本理论与特质。
　　简单的解释，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世间一切诸法的形成，“因”是能生，“果”是所生，也就是能引生果的是“因”，由因而生成的是“果”。世间上没有任何一种结果不是从它的原因所生成，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植物如此，非植物的任何现象莫不如此。所以宇宙间从自然界到众生界，从天体到微尘，没有任何现象能脱离得了因果的关系，这是宇宙万有生灭变化的普遍法则。在佛教教义体系中，因果是用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是阐明“缘起”法则，使人明白易懂的一种道理。
　　根据《佛说善生经》记载，佛陀曾对善生童子开示佛法的六方礼，乃以父母、师长、妻妇、亲族、僮仆、沙门婆罗门等，配以东、南、西、北、上、下六方，并各以五事恭敬之，即：
　　子以五事奉养父母：第一、供养父母，不令缺乏；第二、凡所有为，必先禀白；第三、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第四、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第五、父母正业，不为中断，立宗祠，守遗产，父母死后要布施。父母亦应以五事对待子女：第一、教育子女，不让为恶；第二、指其善处，使有高尚品格；第三、慈爱入骨，教其广博学问；第四、善为婚嫁，务使满意；第五、随时供给所需，协助事业成就。
　　弟子以五事供养于师：第一、师来时起立欢迎，善为承顺其意；第二、礼赞供养，恭敬受教；第三、尊重仰戴，不违其意；第四、师有教敕，敬顺无违；第五、从师明理，善持不忘。师亦应以五事爱护弟子：第一、顺法调御，以爱教导；第二、诲其未闻，增广知识；第三、随其所问，令善解义；第四、示其善友，乐于交游；第五、尽己所知，诲授不吝。
　　夫以五事爱敬妻子：第一、相待以礼，相敬如宾；第二、守贞不二，使妻信任；第三、衣食随时，不使缺乏；第四、威严不阙，体贴其爱；第五、委付家内，悉任主使。妻亦应以五事爱敬其夫：第一、早晨先起，打扫家内；第二、请夫先坐，然后入席；第三、和言爱语，不谈粗言；第四、敬顺其意，不可违背；第五、先承意旨，而后作为。
　　主以五事悯念僮仆：第一、每呼使役，莫令过份；第二、饮食以时，彼饥如己；第三、劳动定时，有暇令息；第四、病与医药，速令康复；第五、多余财物，常为赐予。僮仆亦应以五事善奉于主：第一、早起作事，勤劳为本；第二、为事周密，决不敷衍；第三、不与不取，忠实事主；第四、工作热心，次第完成；第五、称扬主名，说其善事。
　　为人当以五事对待亲友：第一、若有缺乏，布施给济；第二、温和爱语，恭敬礼遇；第三、利益均分，有我有他；第四、困难之事，助其成就；第五、诚实相待，不可欺骗。宗族朋友亦应以五事对待其人：第一、不令放逸，常常鼓励；第二、不令失财，劝其惜物；第三、不令恐怖，助长其威；第四、屏相教诫，不令作恶；第五、常相称赞，隐恶扬善。
　　檀越当以五事奉敬沙门：第一、身常行慈，不杀不盗；第二、口常行慈，不说妄语；第三、意常行慈，不贪不瞋；第四、供养四事，不令缺少；第五、门不制止，自由进出。沙门亦应以五事教授檀越：第一、善为防护，不令为恶；第二、指授善处，多作好事；第三、教怀善心，不起恶念；第四、未闻令闻，常教正法；第五、闻者令解，多施法益。
　　是说明宇宙人生现象的三条定律，分别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此三条定律是印证佛法真伪的根据，是识别佛法、非佛法的标准，若与三法印相违的，即使是佛陀亲口所说，也是不了义法，若与三法印相契合的，纵然不是佛陀亲口所说，也可认为是佛法。因为它是印证佛法的根据，故称三“法印”。
　　指苦、集、灭、道等四种真理。“圣”是正的意思；“谛”是指真理，含有审查、真实不虚的意思。意即：苦、集、灭、道是四种正确无误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是圣者所知见；若能如实知见四谛，便是圣者。四圣谛与缘起、三法印构成佛教教义的三大纲领，佛陀成道后，最初为世人宣说的，就是四圣谛，也就是说明众生生死流转及解脱之道的缘起道理。
　　指八条通往成佛大道的实践法门，分别为：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念、正定。“正”有脱离邪非之意；“道”为能通，以能通达涅槃的境地，故名为道。佛陀成道之初，为了让众生从烦恼痛苦中解脱出来，证得涅槃的圣贤境界，特别开示此八条进趣圣人之境的修行方法，称为八正道。八正道如同船筏，可使众生从迷界的此岸度到悟界的彼岸，因此又称为“八道船”、“八筏”。
　　指出家人以仰观星宿、日月、风雨、雷电、霹雳之术以求衣食而自活命者，为戒律规定比丘应远离的四种不正当谋生方法之一。
　　指比丘以五种邪法求取利养而活命，即：诈现异相、自说功能、占相吉凶、高声现威、说所得利以动人心。此五种皆是不正当的活命方法，当深戒之。
　　又作正行、谛行，指正当的身业，亦即行为举止正当，身口意三业清净，远离杀生、偷盗、邪淫等一切邪妄，也就是十善业中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善行。
　　正当的经济生活和谋生方法，也就是正当的工作。《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九载：“如法追求衣服、饮食，乃至什物，远离一切起邪命法，是名正命。”正当的经济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罪恶都是从经济生活不正常引生而来，譬如开设赌场、酒家、屠宰场，经营贩卖杀生用的钓具店、猎枪等商店，从事算命、卜卦等行业，都不是正命。
　　［习题］
　　一、地理风水可以影响吾人一生的祸福吗？
　　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地理风水？
　　三、在家信徒应该如何过伦理道德的生活？
　　第二十一课　佛教与公益事业
　　所谓公益事业，顾名思义就是谋求公众利益的事业。佛教讲因缘，认为所有众生都是相依的因缘和合体，并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和“同体共生”的理念作为推展公益事业的依据。
　　大乘佛教主张菩萨行者要发“上弘下化，饶益众生”的菩提愿，要有“祈愿众生离苦海”的大悲心，同时还要有广施欢喜法乐的方便行，以及三轮体空的般若智。这些精神理念，在佛教诸多经典中处处指陈，例如：《大乘起信论》云：“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业果不失，起于大悲，修诸福德，摄化众生，不住涅槃。”《宝集经》云：“贫者给财，病者施药，无护作护，无归作归，无依作依。”
　　佛陀所说增长功德福报的方法，都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设施，因此可以说佛教的福田思想实乃发展公益事业的启蒙。根据《佛说诸德福田经》载：“佛告天帝：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就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
　　从经典所载，证明佛教重视公益福利，这种思想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推动得更为积极，举凡设置药品仓库、施药、植树、凿井等，无不本着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由全国百姓共同推动参与。
　　自古以来，佛教徒一直本着利他的精神，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人群奉献，诸如植树造林、垦荒辟田、凿井施水、维护泉源、利济行旅、筑桥铺路、兴建水利、设置浴场、兴建公厕、建立凉亭、经营碾磑、急难救助、设佛图户、成立悲田基金，以及为了救济贫民、灾变所设立的福利制度，包括僧只户、寺库、无尽藏院等，不胜枚举。
　　大乘佛教最初从印度传到中国、越南、韩国、日本等地，之所以能被当地社会普遍接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能注重资生的布施与利众的事业，协助当局解决民生问题。因此，若说佛教是推动公益事业的先驱，佛陀是开创公益事业的鼻祖，实不为过。
　　佛教自古以来的公益事业形态可分为下列四大项：
　　一、教育事业：两千六百年前，佛陀率领弟子们至各处托钵来教导民众，上至王宫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是佛教僧团教化的对象，此乃社区教育的开端；佛陀在行化各处时，随时以四周的人、事、地、物来教导弟子们，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游学团；维摩居士时常到学堂、淫舍、酒肆、宫廷、官府等地开示妙谛，是乃分类教学的雏型；胜鬘夫人在宫中聚童说法，则为星期儿童学校的首创者；西元五世纪，帝日王所建的那烂陀大学，不但是当时最高学府，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
　　二、文化事业：佛陀入灭之后的三藏结集开启了文化事业的序幕，佛教传入各国所发展出来的译经事业，丰富了各地的文化内涵；历代祖师为三藏宝典所作的注疏解释，促进了时人对佛教的了解；各个寺院以刻经、抄经、印经事业来流通佛法，更开启了人类的智慧。此外，自古以来的名蓝大寺不仅建筑宏伟，雕像庄严，庭园雅致，花木扶疏，并且设有画坊、书坊，犹如文化的圣殿，令人流连忘返；地方道场所培训的舞蹈团、戏曲团，在节庆时所作的各种表演，不但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同时也刺激了当代文化艺术的成长。
　　三、福利事业：千百年来，佛教徒本诸佛陀的教诲，造桥、铺路、施井、施亭、施茶、施灯，更设立船坊、车坊、宿坊、邸店，提供舟车、食宿、寄物等服务，利济来往的行旅；开垦荒地成为良田，并努力研究改良作物，促进农业的发展；植林种树，兼筑堰濬河，对防治水灾贡献至钜；开山采矿，以佐国用，且在国难方殷时，一面劝募军费，一面安抚民心。佛教的借贷、唱衣及出纳求利等办法，对信众而言，是一种应急的实惠；对僧团而言，得以累积弘法基金，不仅在当时印度的宗教界是一大突破，还是后世银行业、保险业、典当业、拍卖业的先河。
　　四、慈善事业：佛世时，陀罗婆摩罗比丘“能广勤率，施立斋讲”，差摩比丘“瞻视病者，供给医药；四事供养，衣被饮食”，须夜摩比丘尼善于教化，使立檀会，办具床座，守迦比丘尼“育养众人，施与所乏”，给孤独长者“门不安守，不拒逆诸行路乏粮者”，“于四城门、市中、家中广行惠施”，此等皆为公益事业的先驱。
　　从印度瓶沙王和中国北魏以来佛图户的解放奴隶及免囚保护运动，智者、善导等高僧以威德感召猎户、渔民、肉贩自动转业的懿行，到现代佛子们对保护动物组织及生权平等运动的积极投入；从梁武帝的孤独园，竟陵文宣王的福德舍，到现代佛教界在养老育幼方面的各种设施；从阿育王的药藏、齐文惠太子的六疾馆、唐朝的养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到现代佛寺创办的医院、诊所；从古印度、西域五年一次的般遮于瑟会，中国梁武帝、日本推古天皇等人推行的无遮大会，北魏以来的僧只粟到现代佛教团体跨国越洲的救济行动；从宋代以来的漏泽园、义冢到现代佛教组织的施棺、施龛，乃至安宁病房、往生助念等，利济了无数的众生。此外，每逢战乱，佛教寺院无不主动收容军民，提供粥食；每到荒年，佛教僧侣也总是心怀悲愍，奔走救济，尽施寺物，不以为苦。凡此均可以看出只要有佛教的地方，就有慈悲的法水为人抚慰伤痛，涤除悲苦。
　　随着科技进步，物质日益丰盛，但是社会文化和人类精神生活却越见低落。因此，在道德沦丧、暴力充斥之际，社会教化和净化人心的公益事业日益重要。现今大部份的公益事业大多偏重于治标不治本，以救济性质为主的社会服务。基于“救心”才能治本的理念，佛教除了推展救济性质的公益事业外，更进一步，积极的扮演教化社会，净化人心的角色。
　　国际佛光会历年来不断地举办“净化人心七诫运动”、“三好运动”、““监狱三皈五戒”、“反烟毒运动”、“禅净密三修法会”、“慈悲爱心列车”等活动，都是佛教发挥对社会人心教化功能的最佳例证。
　　慈善布施固然有益社会，但“社会教化”和“净化人心”的公益事业更能跨越时空，广利十方三世众生。所以，《金刚经》强调弘扬四句偈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功德。因此，以教化社会人心为目标的公益事业才能真正为众生谋求福利，圆满“同体共生”的悲心。
　　［注释］
　　是寂灭、灭度、无生的意思。《涅槃经》说：“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简单地说，涅槃就是经过修行而灭除了贪欲、瞋恨、愚痴、无明、邪见、是非等烦恼以后，所获得一个不生不死、物我两忘、圆满光明、自由自在的世界，也就是四圣谛中的灭谛，是学佛最终的目标。
　　谓可生福德之田。根据佛经所载，凡敬侍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得福德、功德，犹如农夫耕田能有收获，故以田为喻，而佛、僧、父母、悲苦者，即称为福田。依所布施、供养的对象不同，又有三种福田：悲田、恩田、敬田；以及佛、圣人、僧、和尚、阿闍梨、父、母、病苦为八种福田之说。
　　梵是清净、离欲的意思。色界诸天离欲清净，总名梵天。又通常所称之梵天，大都指大梵天王，又称梵王，名为尸弃或世主。印度古传说中，为劫初时从光音天下生，造作万物，与帝释天同为佛教的护法神。
　　又名塔婆、浮图、浮屠、佛塔，俗称宝塔，是一种高耸的佛教建筑，它的概念和形制源于印度的窣堵坡。窣堵坡是供奉佛陀的舍利和遗物的建筑物，也是佛塔的一种。
　　一种利用水力产生动能以舂米、制粉的设备。中国人是以米食为主的民族，在工业未发达的时代，农村均靠人工舂米，不但费时又费力。唐宋时，寺院开始附设碾米工厂，如明州天童寺有水碓磑的设置；台州的惠安院、楞伽院也各有设置。由于寺院有碾磑设备，不但方便了寺院本身，也嘉惠当地的民众，增加农业经济的价值。
　　于北魏时由沙门统昙曜奏请文成帝所设置。这是藉着佛教的教化与督导，使叛乱重犯、俘虏和投降者身心有所寄托，此举不但增加寺院的人力，同时狱囚们在寺院里接受佛法的薰陶及僧尼的感化之后，常能痛改前非，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不仅消除了民怨，也解决了国家社会的经济问题。此一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奴隶的解放运动。
　　北魏年间，昭玄都统昙曜奏请文成帝在州镇设立“僧只户”的制度，即：每逢丰收年，由人民以谷物六十斛(唐制为三千六百升)缴纳僧曹公署(管辖寺院的总机关，如同现在的佛教总会)，以备饥荒时赈济饥民之用；缴交谷子的民户就称为“僧只户”，其所缴的谷子则称为“僧只粟”。这些僧只粟储存下来，若遇荒年，可供赈灾之用，待丰收年时，再归还寺院，平时则加以活用，作为资助平民之用。这是为救济饥民而设立的制度，类似今日的农会、合作社的性质。
　　南北朝开始，寺院设以资贷财务，供人民周转之需的金融机构。在《续高僧传．僧稠传》记载：“北齐文宣王，敕送金钱和衣服与僧稠，令在寺中置库以纳，使之供为寺中常费或其他。”在隋、唐、宋朝时期，此寺库的设置仍继续流传。宋朝时曾改为“长生库”，及至元朝则称为“解典库”，即是将百姓拿来质押的典当品，收集纳之于寺库，类似今日的“当铺”。
　　与寺库性质类似，为唐朝化度寺信行禅师所创设，其设置的目的有三：救济贫民、社会经济的流通、寺院中修道资粮的储备。
　　设于那烂陀寺内，为印度的佛教大学，僧徒常达万人，修学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
　　隋文帝开皇三年(五八三)，设置十六种“无尽藏行”的制度，劝化信徒施舍钱粮，而由寺院库藏，再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
　　由僧之唱和，分配亡僧三衣等物。又亡僧生前若负债，或为给付疗养、丧葬等费用时，一般皆由维那预先评定遗物价格，集合僧众而竞售让渡之，称为估唱、提衣、估衣，或称卖衣。
　　此风源自印度，据有部毗奈耶卷二十二出纳求利学处的记载，比丘为修补伽蓝而接受无尽施物，然因佛陀曾禁止比丘转售施物，遂将受施之物置于房库中，后施主发现寺院未作修缮，即有所责难，比丘将此事禀告佛陀，佛陀遂指示：若为修补伽蓝，可将无尽施物辗转生利。
　　又作频婆娑罗王，佛世时的摩揭陀国王，为西苏纳加王朝的第五世。
　　智者，即天台智顗大师的德号。隋开皇十一年(五九一)，晋王杨广从智顗受菩萨戒，赐智者德号。善导，唐代僧，号终南大师，谒见道绰，修学方等忏法，又听讲《观无量寿经》。此后专事念佛，笃勤精苦，遂得念佛三昧，于定中亲见净土的庄严。
　　见《梁书》卷三“帝本纪”：“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加收养，赈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
　　即福舍。为供应旅人及贫者所使用的宿舍。在印度各处皆有设置此种宿舍的风俗，以方便一般人使用。《大唐西域记》卷四<磔迦国>条载，此国已往多设有福舍，以供给贫匮者，或施药品，或施食物等，令行旅无虞匮乏。又同卷<秣底补罗国恒河门>条载，常有远方数百千人集于此地澡濯，乐善诸王遂建立福舍，以供大众之需。于印度境外的劫盘陀国亦有此类设置。此外，于《杂阿含经》卷三十六、《十诵律》卷十二等，则称此类宿舍为福德舍。
　　阿育王时，有一比丘因病求药而不得，王乃于国中四城门边建药藏之库，施药与一切生病比丘，中国则始建于东晋。
　　《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条：“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道，立六病馆，以养穷民。”
　　收容贫苦残疾、无所依靠之人。后世亦有泛称养济院为悲田院者。
　　即救济院，专门收容老幼残疾而无依靠之人。北宋嘉佑(一○五六——一○六三)之前，即于京师设立东西福田院，嘉佑八年复增设南北福田院，以安顿一般老幼贫疾之人。据《旧唐书》及《唐会要》的记载，于宋代之前，唐代即有“悲田院”的设立，亦为收容贫困者之用，宋代沿袭其例，改为福田院。
　　又作无遮大会、五年功德会、五年会。佛陀入灭后百年顷，阿育王始设此一期会，系由王者或诸侯群臣，每五年一回，以盛筵扩大布施僧众的大集会。一度盛行于印度、西域等地，大会多行于春季，会集远近诸僧，而行种种供养，会期最长达三个月。
　　宋代以前，仅有私人或官方出面义葬流民，并无制度化。宋以后，政府设置公共坟场，并予以制度化，由僧侣主持，称为漏泽园，有其固定的管理办法。但在兵灾战乱或疫疠流行时，无法发挥功能，所以某些州县为了因应需求，另设有义冢，并请僧侣主持，如建炎二年，金兵南下，建康死者达十分之四，叶梦得乃召集华藏寺、能仁寺、保宁寺、清凉寺等僧侣，共筑义冢八所，掩埋遗骸。
　　［习题］
　　一、试述佛教公益事业对社会的贡献、影响。
　　二、列举五则佛教公益事业的经证。
　　三、佛教徒如何造福社会人群？
　　四、试列举佛光山历年的公益活动。
　　第二十二课　佛教与心理谘商
　　“心理谘商”是现代西方心理治疗的方法之一。心理专业谘商人员透过心理导引方法，使当事人潜意识中烦恼痛苦的症结逐一显现，再给予适当的“转化”，由此超越心理障碍。
　　从“心理谘商”一词，又须溯源于“心理学”，意为“阐释心灵的学问”，由此再引申为“研究人类自身问题的行为科学”。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依德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西方学术史上第一位重视人类潜意识作用的思想家，他以此发明，媲美牛顿与哥白尼在科学上的成就。
　　荣格是佛洛依德的杰出门人，他吸收佛教思想，进一步将人类精神领域区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三个层次。“个人无意识”好比一座“记忆仓库”，储存着个人被压抑的心理情结；“集体无意识”则储藏着人类世代相传的潜在原始意象。这些理论与佛教所说的“阿赖耶识”很相近。同时也可引申到阿赖耶识种子如瀑流般的现行，所以有“别业”与“共业”之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逐渐发展出“人本主义心理学”，以马斯洛为代表，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他引用佛教开悟的概念，诠释自我实现的理想境界，并主张佛教无我与佛性真我的哲理，能引导人类从自我实现，趋向利益人类全体。另一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推崇佛教慈悲为怀、令诸众生毕竟大乐的生命理念，能医治西方人的社会病态。从“人本心理学”又发展出“超越自我心理学”，以现代科学原理论证说明佛教行者许多难以解释的超越心理现象。此派以傅兰克为代表，创立“意义治疗法”，十分重视生与死的探索和认识。这正是佛陀开示悟入的要点。
　　两千多年来，佛教的内涵不断的启发世间各行各业，尤其是在心理学方面。目前社会上以心理治疗为主的心理谘商工作，可能遭遇到几种困境，例如：
　　一、专业人员对生命现象的认知有限，因此对于病人心理上的症结，难以作根本的转化。
　　二、由于无法引发病人全面性的生命共鸣——同体共生概念，也许花费长久的时间、心力、过程，但不易获得理想的结果。
　　三、谘商人员未明缘起法，长期承受各种病人心里沈重的负担、病态，可能影响本身的生活与身心健康。
　　四、以追溯过去经验作为治疗的前提，往往使病人难以面对当前的生活，而形成另一种的心理困境。
　　综合上述所言，专业谘商人员若能以佛法为体，以所学谘商方法为用，配合日常禅坐修持，以亲身证悟的经验来引导病人，可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佛陀是人类心灵的大医王，不只能打开人类对于生命的无知，也时时针对个人身心的差异，个别地应病予药。基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前提下，佛陀对全人类提出四圣谛、八正道、十二缘起、般若正观，作为群体的生命谘商共法；对于个人则使用四摄法、四悉檀、三十七道品等来对治。
　　佛陀就是伟大的众生心灵谘商师，在法华会上，曾经默许五千人退席，以作为群体谘商层次的筛检。在华严会上，从第一品的<世主妙严品>到第三十八品的<离世间品>，可说是佛陀与诸大菩萨高层次的精神谘商过程；第三十九品的<入法界品>，则是落实在人间生活上，以善财童子作为代表，示范人间生活心理谘商面面观。在《维摩经》中，维摩大士以“示疾”作为引子，与阿罗汉们分别以“对治悉檀”与“第一义悉檀”，达到生命谘商的极致。其他三藏十二部的教典，无一不是针对人类生命方向与内涵所作的深度谘商。
　　佛教三藏的教典，透过历朝帝王、信众的共同护持、翻译，陆续的弘传到中国，已有两千年历史。在弘化的过程中，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和，又开展出新的阶段。在群体谘商上，有大座讲经、经法辩论以及团体参禅、登坛受戒等许多法门；在个人生命谘商部份，能够深入而又机用无穷者，应以禅宗为代表。例如禅宗所标示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实质上就是要禅师与禅者们不拘泥、不滞碍于世俗概念上的“语言文字”，举凡扬眉瞬目、搬柴运水、行堂典座、作务出坡、知宾会客等，乃至信手拈来的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无一不可用作谘商的工具。在语言上也是使用“意到言出”的“矛盾颠倒法”、“间接暗示法”、“问答不定法”，或机锋锐利的“反诘启示法”。这一切的禅机妙用，都是以“意义治疗法”来达到晋级快速的“自我超越”效用。
　　佛陀在修道的过程中，曾经示范了降伏众魔军的“自我心灵谘商”过程。随后四十九年的弘法教化，本身就是僧团大众的高明心理谘商师，所调教化导的每一位僧侣，同样以医疗一切众生心灵为职责，自然成为“尽形寿”的心灵谘商师，能为他人心灵作正确有效的谘商，必然能为自心作更深入的谘商，在谘商过程的多重经验中，结合般若空观智慧，能使谘商与被谘商者共同达到心灵解脱自在的圆满境界。
　　总而言之，心理谘商治疗，要融和东西方的哲理，通达现代科技的印证，最后还须回归于佛法的运用，才能达到生命圆满的终极目标。
　　［习题］
　　一、心理谘商与佛教有什么关系？
　　二、社会心理谘商人员未来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三、为什么佛陀是心理谘商师？
　　四、佛教有那些教义可以作为心理谘商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