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世学(二)

第十课　佛教与会议
　　孙中山先生在《民权初步》中，对会议的定义为：“凡研究事理而为之解决，一人谓之独思，二人谓之对话，三人以上而循有一定规则者，则谓之会议。”简单的说，会议就是三人以上，循一定的规则，研究事理，做有效的沟通，达成协议，解决问题，以收集思广义，群策群力之效。
　　这种注重条理、程序、制度的会议方式，早在佛陀时代就已经实行了。根据《中阿含经》记载，佛陀指示一个国家富强康乐的条件之一就是“数相集会，讲议正事”，可见佛陀对会议的重视。不但如此，佛陀还为僧团制定会议的程序、制度，僧伽会议可以说就是今日民主会议的鼻祖，其形式可略分为以下四类：
　　一、布萨：僧团每半个月举行一次布萨仪式，请精熟律法的比丘说戒，凡在一定区域内居住的僧众，都有义务参加布萨会议。若因病或其他重要事故不能出席会议，必须事先如法请假，并委托同住的比丘向大众表示，自己对布萨大会所举行的一切僧事决议，无条件赞同。比丘在这半个月里有违法的行为，于大众面前告白忏悔后，僧团中不得再私自议论是非。
　　二、羯磨：僧团用于授戒、说戒、忏悔、结界及各种僧事处理的会议法。分为单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三种。僧团的羯磨犹如现代议会的三读，发挥高度的民主精神，以大众的意见和力量圆满解决僧团里的各种事情，成就大众过六和敬的生活。
　　三、灭诤：僧团中为解决争议事件，佛陀在戒律中制定七灭诤法，即：现前毗尼、忆念毗尼、不痴毗尼、自言毗尼、觅罪相毗尼、多人觅罪相毗尼、如草覆地毗尼，以公正、平和的原则处理大小诤事，不但保障个人的权益，且情、理、法兼顾，使僧团得到清净和乐。
　　四、说法：佛陀成道后，住世说法四十九年，从佛教经典的记载可知，佛教的传播非常注重集体创作。例如佛陀说法时，有时以反问弟子的方式，为听众晓以大义；有时透过当机众发问，应机解惑；也有闻法者现身证道，提供见解看法。因此，佛教的说法会场俨如学术研讨会，透过互动问答的方式，增长智慧，而佛陀就是一位最善于掌握会场气氛及与会者心念根器的主持人。
　　此外，佛经本身就是非常完整的会议记录，一般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序分又有所谓的“六成就”，与现代会议记录的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
　　佛陀入灭后，僧团遵循佛陀所制定的会议法，并配合时代演进的需求，渐渐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别的会议。不但对内召开僧团会议，达成僧事共识，并且举行僧俗会议，四众弟子皆得参与。以下略举四类：
　　一、结集：佛陀入灭后，佛弟子为了让正法久住，先后召开四次的经典结集会议，经过大众共同审核通过，佛教经典得以完整而有系统的流传后世。由此可见，即使佛陀不再住世，佛教的会议仍然是采取大众决议的原则进行。
　　二、传戒：指传授戒法予出家僧尼或在家居士的仪式(会议)。授戒程序依次为讲戒、演礼、请戒、忏摩、正授等。正授时，羯磨和尚开导受持戒法的意义，并行三番羯磨，一一问以“尽形寿能持否”，受戒者答“依教奉行”，始为证盟受戒。由此可见传戒的过程十分严谨慎重，乃至佛教对重大决议的
　　审慎态度。
　　三、辩经：佛教徒远自印度时代，就经常以辩论会议的形式提出论题，接受他人的质询、驳斥，藉以增进对教义的真确认知与思惟能力。此中显示，佛教徒相互切磋，追求真理的精神，诚乃所谓“真理愈辩愈明也”。
　　四、译经：佛教从印度弘传世界各国，端赖经典的翻译流通。中国古代的译经事业，大都由朝廷护持，设置译经院，并设置种种职别。根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记载，译场所置的译官有译主、证文、书字梵学僧、笔受、缀文、润文、证义、参译、刊定等九职。通常在翻译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文法相异、重复语、夹注语、修饰语的增删等，都需要与会者互相讨论，达成共识，方能顺利进行翻译工作。译经会议的举行，充分发挥佛教各尽职能，集体创作的精神。
　　随着时代潮流的演进，今日社会事事讲求公开、公正、公平。佛教在上承佛陀尊重民意的理念下，配合时代的需要，举办各种现代会议，或集合教界人士共同研讨佛教法义或布教方针。今后，佛教仍需透过各种会议的举行，而且不分种族、地域、宗派，大家本着尊重包容、欢喜融和的心，让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代表，经过不断的交流研讨，建立共识。如果大家都能抱持宽大、平等的心态，按照议事程序，开放交流，广泛讨论，许多棘手的问题必能圆融解决，增进全世界的和平安乐。
　　［注释］
　　僧伽中的一切事务，必须由僧众会议决定办理，不许一人或少数人独断独行，关于会议的程序、会议的日期、工作的检讨、个人行为的自我反省等，均有详细的规定。
　　布萨会议犹如现今学校里的周会，藉着反省、检讨，解决问题，表扬功过。一般都是半月举行一次，让僧众反省过去半月内的行为是否合乎戒律，若有犯戒者，则于大众之前忏悔，依法处分，使僧伽均能住于净戒中，长养善法，增长功德。
　　意思是“唱言”，这是对于不必征求同意的事，向大众宣告常行、惯行、应行的事，唱说一遍即成。此法有如现代会议中的例行工作报告。
　　这是宣告一遍，再说一遍，征求大家的同意。如同一般会议，凡是提案皆须交由大会讨论、接纳，才能生效。
　　这是作一遍宣告后，再作三读，每读一遍，即作一次征求同意，若一白三羯磨后，大众默然，便表示无异议，而宣布羯磨如法，一致通过议案。
　　即使起诤的双方对决于现前，或于现前引证三藏的教法或戒律的制条而决议之。
　　即对平生为善，以善知识为友者，于诤议罪过之有无时，质其记忆之有无，若无记忆则免之。
　　即犯戒者若精神异常，待其治愈，羯磨而令悔其罪。
　　即比丘犯罪时，令其自白，始治其罪。
　　即若犯戒者不吐实、陈述矛盾时，则举示其罪状，判其终生不得度人或受人依止等。
　　即遇到互相争议而不易裁决的情况时，敦请有德之僧，依多数而决议是非。
　　当斗讼者皆悟其过，如草伏地，共同至心发露，道歉忏悔。
　　佛陀说法，常依听众的根机需要而敷设种种方便，例如《六度集经》中，佛陀以主席的身分，解说弟子们的困惑，而叙说过去世行菩萨道的事迹，说明现世的人事因缘；《杂阿含经》记录佛陀往来各地，解答教内教外的各种问题；《金刚经》须菩提善问“空”；《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无尽意菩萨与观世音菩萨的悲智双运，为后世留下言教与身教；《地藏菩萨本愿经》中，摩耶夫人问业缘，坚牢地神愿护法，虚空藏菩萨请开示；《维摩诘经》中，维摩诘居士与文殊师利菩萨彼此论法；《圆觉经》中，十二位菩萨宣说各种修行法门；《楞严经》以阿难尊者为当机众，佛陀说心法之要；《心经》乃佛陀为舍利弗开示色空不二之理。凡此皆说明佛陀善于观机逗教，引领与会大众热烈讨论法义，听闻者或立时证悟，或信受奉行，甚或发愿生生世世护持法典经教。
　　指佛陀说法时需具备六个条件始得成就，即：如是(信成就)、我闻(闻成就)、一时(时成就)、佛(主成就)、在某处(处成就)、与众若干人俱(众成就)。
　　佛教的经典结集，第一次是佛陀涅槃的那一年，由大迦叶召集诸僧，在摩揭陀国王舍城外七叶窟，由阿难诵经、优婆离诵律，经大众共同审核结集。佛陀入灭一百十年之后，耶舍长老召集七百位德学兼优的比丘，在毗舍离城的寺院中，对于佛教戒律上的争议点，进行评定，这是第二次的结集。佛陀涅槃后二百余年，在印度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下，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长老为首，有一千比丘在华氏城会诵了三藏的教义，这是第三次的结集。佛陀涅槃四百年后，以世友菩萨为首的有五百比丘，在大月氏国，大家共同造论，解释经律论，这是第四次结集。
　　出家戒法分三坛传授，初坛授沙弥(尼)十戒，二坛授比丘(尼)具足戒，三坛授出家菩萨戒。其中，二坛正授需要十师和尚(三师七证)列席，首先由得戒和尚依律命羯磨师作单白羯磨，后差教授师说衣钵名相，并以遮难次第询问于受戒者，以决定是否允许加入僧团，复于正式授戒时据此一一重问；再由得戒和尚说明受戒体法，依白四羯磨方式授具足戒。由传戒的程序中可以知道，佛教对于重大决议的审慎态度。
　　古印度佛教各宗各派或为彰显己宗，或接受外道公开战书，往往明订日期，大举旗帜，举行辩经大会，吸引教内教外各阶层人士列席旁观，有的甚至由帝王出面主持，声势宏大(如戒日王在曲女城为玄奘大师举行的无遮辩论法会)。从佛陀度化拜火教三迦叶开始，以因明论说方式演说真理令论败者皈依信仰，渐渐形成约定俗成的度化模式。印度部派佛教时期，辩经广为盛行，多有造论问世者，产生许多精辟的论着与博通经教的论师，如二世纪胁尊者度化外道马鸣，不仅提升当时佛教的地位，也为佛教罗致一位多才多艺的菩萨比丘。由于辩经的结果，往往攸关宗门声誉，僧团中常常举行辩经会议，以增进对教义的真确认知与思惟能力。西藏佛教传承此一模式的精髓，将“辩经”纳入僧伽教育的必修课程中。至今，辩经会议的举行依然相当吸引人。
　　宣述梵典原文，并讲解其意义，坐于正面(主席位)。
　　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坐于译主的右侧。
　　听受梵文而将梵音如实写成汉字。
　　将梵语意义写成汉文。
　　连缀文字成句。
　　润饰译文。
　　审查、判断译文正确与否。
　　对照梵文与汉文使无误。
　　刊削冗长，定取句义。
　　近代佛教已经举办的会议有：人间佛教学术会议、中华国际佛学会议、经藏学术研讨会、佛教医事人员联合会议、佛教音乐座谈会、宗教人士联谊座谈会、佛学与科学研讨会、国际敦煌学学术研讨会、佛教环保座谈会、信徒代表大会、世界佛教僧伽会、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佛教文学国际会议、国际佛教学术会议、世界佛教青年学术会议、世界显密佛学会议、国际禅学会议、寺庙管理人座谈会、电脑大藏经计画会议、佛光山佛教学术会议、国际佛光会会员代表大会、世界佛教杰出妇女会议、国际佛教青年会议、佛光学学术会议等。今后佛教还可以继续举办：国际佛教儿童会议、国际佛教金刚会议、国际佛教比丘尼会议、国际佛教大专青年会议、国际佛教青少年会议、国际佛教作家会议、国际佛教艺术家会议、国际佛教领导人会议、国际佛教义工会议、国际佛教檀讲师会议、国际佛教社会福利会议等。
　　［习题］
　　一、僧伽会议对今日民主会议有何启发性？
　　二、试略述佛陀时代僧团会议的类别与内容？
　　三、佛灭后，佛教僧团会议的类别与内容为何？
　　四、今日佛教徒应如何召开会议？
　　第十一课　佛教与观光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到世间上来，除了要把握时间、争取时间、利用时间，多做有益社会人群的事，以延长时间上的寿命以外，更应该扩大生活领域，开阔心灵空间，让自己融入人群，走向世界。观光参访正是增广见闻，开拓生命领域的方法之一。
　　观光是无烟囱的工业。发展观光，赚取外汇，已成为近代世界各国繁荣经济的重要政策。举凡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历史文化、经贸繁荣等，都成为世界各国观光发展的资源。
　　在各种观光事业中，佛教塔寺洞窟的景观，最富于宗教艺术之美，所以观光资源充沛。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自古佛教寺院都是建筑在崇山峻岭、风景秀丽的地方，寺院建筑本来就很宏伟幽美，再加上参天古树的大自然美，所以“名山古刹”、“伽蓝胜地”，一直是一般人寻幽访胜、假日休闲的最佳去处。到佛教的寺院观光朝圣，除了眼看耳听之外，心灵上会有不同世俗的深刻感受，精神上更有无比的提升。佛教的教义、仪规、文化、古迹等，都能带给人们思想的开展、身心的安定。即使没有佛教信仰的人，也会喜爱这一个清净祥和的地方。
　　过去有些寺庙道场，建筑都很险峻、奇特，非常有观光的价值，例如：山西悬空寺，名符其实是一座悬挂在半山腰的寺院，上载危岩，下临深谷，三十多处殿、堂、楼、阁，错落有致地镶崁在万仞峭壁之上，宛如琼楼玉宇从空而来。规模宏大的麦积山石窟，窟龛密布于山壁，栈道修建于悬崖，蜿蜒曲折，令人叹为观止；四川乐山大佛雕凿在险滩石壁之上，巍峙江岸，气势雄伟，留下千古的圣容，俯瞰众生；峨嵋金顶的铜造佛殿，是远从湖南运载而来，其他如敦煌壁画、云岗石刻、四大名山、五岳奇景及洛阳白马寺、嵩山少林寺、南京栖霞山千佛崖、西藏布达拉宫、台湾佛光山、柬埔寨吴哥窟、印尼婆罗浮屠、缅甸大金塔、斯里兰卡佛牙寺等，都各自为它们的文化信仰大放光芒。
　　这些石窟雕刻、佛像绘画、佛塔建筑的艺术财富，至今成为全人类的瑰宝。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说：中国佛教过去缺少弘法讲经，还是有很多人信仰佛教，是因为有寺庙、有佛像、有内涵的建筑物为众生宣说和平的法音，所以能够化导人心。
　　现代世界各国观光事业发达，不但中国佛教圣地朝山、观光客犹如过江之鲫，其他如日本、韩国、泰国等地，也是朝圣者如织，尤以到印度朝圣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悟道处菩提伽耶、初转法轮的鹿野苑以及涅槃地拘尸那罗城，外加只园精舍、王舍城、阿姜达、灵鹫山、竹林精舍、那烂陀大学等佛陀教化因缘最深的地方，都是令人向往的佛教圣地。
　　其次，到韩国参访有千年以上历史的三宝寺，如：佛宝通度寺、法宝海印寺、僧宝松广寺，还有临海的观音道场洛山寺，也别具现代特色。到日本参访有历史古都奈良的唐招提寺、药师寺及东大寺等，都是古意盎然，举世著称的名蓝。泰国则有玉佛寺、大理石寺、郑王寺、法身寺，尤其顺道一游湄南河，更能为旅程增添诗情画意。
　　对于一个佛教的行者而言，观光参访就是一种行脚参学，一种修行访师，也是一种生活上的阅历。每到一个国家胜地，都要用“心”来了解民情风俗、历史文化、生活的方式等，一方面开拓胸襟视野，一方面观照自心，因为山光水色、草木丛林等，无一不是包含在“生命”这一部大书里面；宇宙大千、人间百态，无一不是参禅悟道的契机。所以观光参访也可以说是透过“观”察学习，得到心开意解的“光”明。
　　［注释］
　　位于山西浑源县南恒山下的瓷窑峡，北魏时代兴建。寺在峭壁岩石间，依山面崖，悬空架屋，下承长柱，上建阁楼，崇峙数层，矗立云际，行人仰望如空中楼阁，为建筑上的奇构。
　　位于甘肃天水东南方四十五公里处，在秦岭的西端，当地人称为麦积崖奇峰。其峰顶呈圆锥形，垂直而下，有如乡间堆成的麦积，故称麦积山。山高一四二公尺，山顶有塔，山下有寺，峰身遍布龛窟和摩崖石刻，计有一九四处，保存自北魏、隋、唐、五代至宋以来一千尊以上的大佛像。麦积山石窟凿自五世纪，至十一世纪止，为我国吸收西方精华后，开拓出的佛教艺术宝库，与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位于乐山县境，故称乐山大佛。又大佛乃依凌云山崖石开凿而成，故亦称“凌云大佛”。开元年间，高僧海通因见大渡河与岷江的水道迂回险滩，江水暴涨，危及乐山，乃将矗立于大渡河与岷江两河流交会处的悬崖峭壁，就整座山雕刻成一尊巨大佛像。自唐玄宗开元元年(七一三)至德宗贞元十九年(八○三)，历时九十年方得完成。大佛依山面江，头在山顶，足在山麓，膝部以下形成倒凹字形，河水冲入凹处，水势受挫，回流而出后，发挥缓和水流，避免泛滥成灾的功能。大佛全高七十一公尺，肩宽二十八公尺，目长三点三公尺，耳中深如山洞，头顶的宽广，可筵开八桌，为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赤脚上可围坐百余人，俗谓“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其高大雄伟，可以想见。
　　峨嵋山的胜景之一。峨嵋山位于四川峨嵋县西南约七公里处，为普贤菩萨应化的道场，又称为光明山。山脉由岷山伸延而出，冈峦叠起，气势如虹。全山突起三主峰，称为大峨、中峨、小峨，一脉相连，主峰万佛顶海拔三○九九公尺，自山麓至山顶五十余公里，有七十余寺、四十余山洞、百余石龛。此外，另有伏虎寺、清音阁、黑龙江栈道、仙锋寺、光相寺、金顶寺等，皆极著称。
　　参见《佛教与建筑》。
　　西元一九八八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在美国西来寺召开，佛光山被推选为世界佛教十大圣迹之一。
　　参见《佛教与建筑》。
　　参见《佛教与建筑》。
　　参见《佛教与建筑》。
　　享有“墙壁上的博物馆”之称的敦煌石窟，以及规模宏大、雕饰奇伟的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乃至号称世界上最巨大的坐姿佛像乐山大佛等，都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佛教艺术宝藏；而象征悲、智、愿、行的普陀山、五台山、九华山、峨嵋山等四大名山，更是闻名中外的佛教圣地。此外，洛阳白马寺举世闻名，这是我国寺院之始；少林寺因武功而闻名全球；栖霞山奇峰叠起、怪石嵯峨、林木葱茏、石泉清奇，清乾隆帝评为南京第一明秀山，山上千佛崖石窟与南北朝时大同云岗、龙门石窟齐名，是中国珍贵的文化古迹。
　　日本以佛教为国教，到处可见庄严的佛教寺院，例如：药师寺建筑美如龙宫、法隆寺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造建筑、东大寺的金堂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木造大佛殿。再如唐招提寺、兴福寺、永平寺、比叡山、高山寺、本愿寺、总持寺、孝恩寺、四天王寺、金阁寺、中宫寺、青水寺等，都是值得观光、巡礼的寺院道场。此外，奈良大佛、京都大佛、鎌仓大佛等，尤其具有文化、艺术价值，是佛教徒引以为傲的佛教瑰宝。
　　韩国佛教自西元三二七年由中国传入，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佛教信仰为韩国奠定坚固的文化基础，也为韩国留下诸多观光资源。例如并称韩国佛寺三宝的海印寺、通度寺、松广寺，以及洛山寺等，都是风光明媚，景色宜人，是朝圣旅游的著名胜地。
　　泰国是一个“金碧辉煌”的佛教国家，寺院是泰国最重要的标志，仅曼谷一地就有三百多座，几乎每个初抵泰国的人都会被那些金碧宏伟的佛寺、佛塔所震慑。例如金佛寺、玉佛寺、大理寺、白塔寺、法身寺等，都是极具特色而值得参访的寺院。
　　印度是佛陀的故乡，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悟道处菩提伽耶、初转法轮处鹿野苑、涅槃地拘尸那，合称四大圣迹；外加舍卫城、王舍城、毗舍城、僧伽施等佛陀教化因缘最深的四处，共为八大胜地，这是一般佛教徒前往印度朝圣必到之处。此外，佛陀曾经驻锡说法十二年的灵鹫山、佛教第一所寺院竹林精舍、玄奘大师留学的那烂陀大学，以及名列世界佛教十二大圣迹的阿姜达石窟，都是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
　　［习题］
　　一、寺院道场为何成为观光胜地？
　　二、中国有那些著名的寺院道场？
　　三、朝圣对于佛教徒有什么重要性？
　　第十二课　佛教与环保
　　二十一世纪是环保的世纪。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危机，已经开始威胁人类的健康。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气候变迁会议”，主要就是为了抢救地球，达成保护动物、植物等各种自然资源的协议。
　　讲究环境保护，首重爱护地球，地球上的河流、大海、森林、高山、动物等，好比人体的组织，河流如血脉，川流不息，可以顺利运送养份；大海如肾脏，保持洁净，可以发挥新陈代谢的功能；森林如心肺，减少砍伐，可以做良好的空气调节；高山如骨骼，减少挖掘破坏，可以保持地球水土的均衡；动物如细胞，不去捕猎杀戮，可以维护生态的平衡。大地资源维护长久，后代的子子孙孙才能在地球上安居乐业。
　　佛教是个深具环保意识的宗教，不但注重内在的心灵环保，同时也兼顾外在的生态平衡。心灵环保，要靠人类净化本身的贪、瞋、痴三毒做起；生态平衡，则有赖大众的力量共同来维护。《菩萨睒子经》说，睒子菩萨“履地常恐地痛”，就是一种爱惜环境的慈悲意识。
　　佛教的环保思想，起源于释迦牟尼佛对“缘起”的觉悟，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建立于缘起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例如在生活中，我们离不开阳光、空气、水等资源，在《毗尼母经》卷五中，佛陀就明示：“若比丘为三宝种三种树：一者、果树；二者、花树；三者、叶树：此但有福无过。”在《增一阿含经》卷十，佛陀也说道：“园果施清凉，桥梁渡人民，近道作圊厕，人民得休息。”种植华果树木，得以净化空气，保护水源，利人利物，自利利人，自然能增长功德。
　　自古以来，佛教界的古德高僧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泗州开元寺明远法师，种植松、杉、楠、桧等数万株，免除了淮水与泗水的泛滥。又如东都洛阳道遇法师，劝化善款，消除黄河龙门天险的水患。此外，修桥铺路、珍惜资源、护生放生、提倡素食、不杀害生灵等，也都是身心环保的重要工作，因此佛门的僧侣可说是环保工作者。
　　佛教中最有名的环保专家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时，发四十八大愿，为建设清净安乐的世界，历经久远时日，成就了零污染的西方极乐世界，其中的公共设施，如：黄金铺地，是都市的规划；七宝楼阁，是居家的规划；七重行树，是公园的规划；八功德水，是水源的规划。不但便利民众，而且美好庄严。尤其在净土世界里，没有三恶道的众生，都是持守净戒的善人，没有空气、水源、噪音、暴力、毒气、核能等各种的污染，气候清爽宜人，人人身心健全，寿命无量，是彻底推行环境保护的最佳典范。其他如药师佛的琉璃净土、弥勒佛的兜率净土，以及三世诸佛的清净国土，无不是规划完善的美好居处。
　　今日佛教对于环保，有以下三项主张：
　　一、护生：佛教提倡不杀生而积极护生。《梵网经》菩萨戒云：“若佛子以慈悲故行放生业，应作是念：‘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戒杀护生是对一切有情生命的尊重，所以佛教的戒律对于动物的保护，有着积极的慈悲思想。《六度集经》记载，佛陀在过去世为鹿王时，曾代替母鹿舍身，感动国王制定动物保护区，禁止猎杀；阿育王广植树林，庇荫众生，设立动物医院，规定宫廷御厨不得杀生，凡此都是佛教对于“野生动物保育法”的示范。
　　二、惜福：这是佛教对于“同体共生”的认知。唯有珍惜大自然各种资源，人类才能在地球上开展理想的新世纪。福报犹如银行存款，有储蓄才有支出。日常生活中，积极配合“垃圾分类、资源回收”，让可用的资源再生，垃圾即是财富。惜福的方法很多，今归纳为四点：只字必惜，贵之根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片言必谨，福之基也；微命必护，寿之本也。
　　此外，还要积极地“防制污染”，对于具有毒性的废弃物，每一个人都应本着道德良心，做好安全的处理。科学界应及早为全人类发明出不破坏自然的器物，资源随用随收，作能源的重新组合，才是究竟之道。
　　三、净化：《维摩经．佛国品》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佛光山于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日，举办“佛光山信徒身心环保净化法会”，目的就是要大家响应环保运动，从身心六根的净化到心外世界的净化。此外，国际佛光会更积极投入社会公益教化，宣导七诫，呼吁大家一起“把心找回来”；同时透过环保认知与实际参与，举办植树救水源、保护野生动物、赈灾送温暖、友爱服务、云水义诊等，这些都是有益世道人心，达到环保功效的事业、活动。
　　今日全世界环保团体无不致力于环境维护与生态平衡，凡为“地球村”的成员，都有责任关心“地球村”的永续生存，因为佛法明示情与无情都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同体共生关系。在迁流不息的转变中，即使极小的尘埃都与环境有微妙的关系，吾人对于内心尘垢，固然应该要努力消除、转化，对于外在的污染，也应唤起群体意识，力行环保，则二十一世纪的人间世界必定是身心净化的美好世纪。
　　［注释］
　　缘起是宇宙人生不变的真理，是因果的普遍法则，一切法的存在，是因缘而起的。《中论》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这是说明宇宙万有，没有任何一个事物能够独立存在，包括现象界的有情与无情，都是因缘和合所生。因缘是无始无终，相互相成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缘起的最好定义。
　　《业报差别经》中记载，“若有众生于十恶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为十？一者、以其杀生业故，令诸外报大地咸卤，药草无力；二者、以其偷盗业故，感外霜雪、蝗虫毒害等，令世饥馑；三者、以其邪淫业故，感恶风雨及诸尘埃；四者、以其妄语业故，感诸外物皆悉臭秽。”据此可知，世界的安危、治乱，与人心息息相关。依缘起观点来看，如果人人能行十善，互助互信，关心自他，尊重生命，维护自然，做好生活教育，共同为我们居住的世界贡献心力，必能创造身心清净的家园，使社会大众免于痛苦和灾难，进而实践建设人间净土的理想。
　　《四分律》及诸经典籍中，有保持简朴生活和尊重自然生态的做法。
　　于诸经论中多载有诸佛菩萨及其国土以各种璎珞、宝物严饰之事。《阿弥陀经》、《大智度论》卷十等谓七宝系指金、银、琉璃、颇梨、车渠、赤珠、码瑙七种宝物。
　　具有澄净、清冷、甘美、轻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等八种特质。
　　护生可长养慈悲救济的观念。现代的人，不论是天上飞禽、地下走兽，或海洋生物，无一不食。任意杀生，不但污染心灵，增加暴戾之气，也会破坏自然生态。
　　废弃物宜以“四Ｒ”方式推动，即废弃物减量(Reduction)、再利用(Reuse)、回收(Recovery)、废弃物再经制造利用(Recycle)。 事业废弃物，如污泥可变成培养土、钢渣可制成道路填土材料、废电渡液转制氯化铁悬浮剂、废石膏成为土壤改革剂等，可化腐朽为神奇。像宝特瓶、废铝罐、利乐包、废玻璃、废铁罐、废塑胶等，都可做分类回收，资源永续再利用。厨余可作肥料，将厨房的剩余物、果皮、落叶等全部放入大垃圾桶内，最上层覆盖废弃的木屑(不含胶质)或泥土，偶尔加以搅拌，数月后即是天然的有机肥。根据统计，种一棵树要花十年的时间，砍一棵树却只要几分钟。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少砍长八公尺，直径十四公分的原木二十棵，若能以再生纸代替模造纸，每月可以少砍约四十万棵原木。回收废纸制成再生纸，以循环利用，除可减少砍树量，亦可间接救水源。为防制污染，应避免使用容易造成污染的产品，如塑胶袋、保丽龙、含铅汽油等。塑胶是一种化学合成物，用来装盛热食时，聚合剂在高温下析出，易造成食物中毒，导致肝癌和昏睡等病症，以火焚烧，会产生氯化氢毒，用土掩埋则万年不腐。
　　活动中提出十二大实践德目：口中轻声，不制造噪音；地上清洁，不乱丢垃圾；
　　手里禁烟，不污染空气；身心尊敬，不行动粗暴；行动礼让，不侵犯他人；面上微笑，不出现凶相；口中软语，不出现恶言；大家守法，不要求特权；人人守纪，不违犯纲常；开支节俭，不任意浪费；生活踏实，不空荡虚浮；凡事善心，不孳生歹意。
　　即诫烟毒、诫色情、诫暴力、诫偷盗、诫赌博、诫酗酒、诫恶口。
　　［习题］
　　一、环保问题对人类有什么重要性？
　　二、请叙述佛教的环保思想。
　　三、请说明极乐世界的环保成果。
　　第十三课　佛教与农林
　　“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农林生产提供民生所需，二者之间息息相关，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佛教除了在丰富人类精神文明方面有重大的贡献之外，和农林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对农林业的发展，始终发挥着无远弗届的影响与贡献。
　　佛陀时代，印度僧团藉着托钵乞食而行化，佛陀虽然不事农耕，却将耕种的真义彰显无遗。根据《杂阿含经》记载，有一次，佛陀在游行教化途中遇到一位农夫质问他耕田下种法，佛陀以偈回答：“信心为种子，苦行是时雨，智慧为犁轭，惭愧心为辕，正念自守护，是则善御者，保藏身口业，如食处内藏。真实为其乘，乐住无懈怠，精进无废荒，安稳而速进，直往不转还，得到无忧处。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如是耕田者，不还受诸有。”佛陀以正视人生的老农自居，善耕心田，并期望众生皆获菩提道果。佛教因而开展出敬田、
　　悲田、恩田、福田等思想。
　　佛教传入以农立国的中国，由于文化背景、风俗民情的差异，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农禅生活，晋代道安大师初出家时，即经常“齎经入田，因息就览”。到了唐代百丈禅师，其树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普坡作务精神，更具代表性。其他如黄檗开田、仰山除草、桂琛筛谷作米、布袋插秧等禅宗公案，以及“冬瓜直儱侗”、“出草入草”、“黑豆勘定”等禅门用语，皆与农林有关，在在显示出丛林生活教育和农禅作务的紧密关系。甚至发展到后来，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更设有专门管理农圃及庄园的园头和庄头等职务，僧众自行垦田耕种，自给自足，奠定寺院经济的基础。
　　此外，中国农业在历代高僧大德躬行履践下，开垦出许多新的耕地，例如南泉普愿禅师在池阳南泉簑笠饭牛，开垦荒野为良田，达三十年之久；安岩山华严院院主无尽，在蓬道奥山北的马迹开辟废田八百亩；山西普济寺院主清弁法师，四十年间兴废起弊，垦山田，造水磑，嘉蔬有圃；象山县蓬莱山寿圣禅院永净法师，开山田三百亩，植松十万余株；唐代佛日普光禅师，芟芜除草，将一千亩海埔地辟为良田；天童寺因开垦海埔地，岁收三千斛等。由于寺院农业的发展，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分散、孤立的小农经营格局，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以较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耕种。这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但提供农民就业机会，对社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都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北魏时，僧官沙门统昙曜奏请北魏文成帝在州镇设立“僧只户”制度；唐宋时，寺院丛林运用水力附设碾米厂、磨坊；宋朝时，维溪、师振、养誉等法师兴建水利，灌溉农田；乃至园圃种植业的发展，经由中外僧侣的弘法交流，成功地把菠菜、新罗茄子、胡桃、胡椒、胡萝卜、菠罗蜜、贝多树等新植物品种引进中国，同时创新园艺技术。尤其，据传唐朝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的时候，曾携带粮食及蔬果种子百千种，并教导藏人纺纱刺绣的方法，被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日本学僧到中国学习佛法归国时，也喜欢将中国的农林产品带回日本，其中尤以茶种最受欢迎。直至今日，茶道成为日本的国粹，喝茶更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当初佛教僧侣的推广与传播，可说是最主要的因素。
　　“青青翠竹无非妙谛，郁郁黄花皆是般若”，森林是提供修道者冥思修行的好地方，当初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即在雪山的苦行林修行六年，锤炼心志。佛陀成道后，教化之初并无寺院道场，佛陀带领弟子沿途行化，森林成为出家人栖息之所，夜晚则宿于树下禅观冥思，精勤修道。直至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于迦兰陀竹林建“竹林精舍”供养佛陀，始有寺院，最初称此寂静林地为“兰若”，传入中国后则称为“丛林”。
　　丛林一般建筑在幽静的山林僻野，所谓“深山藏古寺”、“天下名山僧占多”，历代僧侣利用荒山隙地培植林木，建筑寺院。例如：隋代智顗大师在浙江天台山创建国清寺等十二座道场、北魏佛陀禅师于河南嵩山营构少林寺、东晋慧远大师于江西庐山辟建东林寺、清朝宗仰上人于南京摄山重建栖霞寺以及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等。森林蕴育佛教的发展，而寺院道场的清净庄严，也为国家社会带来丰富的观光资源和财富。
　　此外，佛教对森林的贡献，可以从佛经中得到印证。如《阿弥陀经》中的七宝行树，呈现的是一幅清凉苍郁的森林景致，而阿弥陀佛俨然就是一位森林的保育专家。过去中国的佛教寺院，早已知道森林与水土保持之间的关系，在唐代，泗州︵今安徽省泗县︶年年都有水害，开元寺高僧明远法师与郡守苏遇等谋划在沙湖西隙地创避水僧坊，种植松、杉、楠、桧等一万，消除水患，造福百姓。
　　随着时代的发展，十八世纪后，由于工业革命，急遽开发，森林资源遭到空前的掠夺，根据美国的一项资料统计显示，自一九七○年至一九九五年，世界上有将近三百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森林植物被砍伐，上千种动植物已经在地球上消失。对于生态保育的呼吁，印度诗圣泰戈尔于二十世纪初倡导森林文明，有识之士也提出生态伦理学，佛教更从教义上平等看待一切众生，《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山川草木悉皆成佛，不杀故不滥砍，不偷故不盗伐，僧侣对山林的保育，植树造林，可说不遗余力。
　　总之，佛教之于农林，不仅在外相上开垦农地，推展农业，以及在开发、保育森林等方面多所贡献，尤其佛教惜福爱物的思想，培养农民勤俭感恩的美德，并藉由播种耕作的经验，以植物的种子引喻种子识，阐明因缘果报的定律，佛陀也常借用农林引喻说法，对农民精神上的鼓励安慰、道德观念的提升与教育，尤其发挥了莫大的影响，这正是佛教对农林生产以及社会人心所做的重要贡献。
　　［注释］
　　可增长福德之田。凡敬侍佛、法、僧、父母，悲悯贫苦者，都可以获得福报功德，犹如农人耕田，能有收获，故以田喻之。
　　有一天，大众“普请开田”回来，百丈禅师说：“开田不易。”黄檗回答：“这是大家干的活儿。”百丈又说：“辛辛苦苦！”黄檗又答：“争敢辞劳！”百丈又问：“开得多少田？”黄檗即做出锄田的动作。百丈厉声喝斥，黄檗便掩耳出门。此公案意谓，百丈禅师考验黄檗于开田上对佛法的体验有几分，黄檗表示住于锄头的当下，何劳师父再婆婆妈妈呢！
　　有一次，仰山禅师扛着锄头从外面回来，他的老师沩山禅师就问：“你从那里回来？”仰山禅师回答：“我从田里头回来。”沩山又问：“田里还有人吗？”仰山一句话也不说，轻轻把锄头放下，叉手而立。沩山禅师笑了，又问：“南山有人刈除新草吗？”仰山禅师不答话，拿起锄头就出门去了。这则公案里，仰山把锄头放下了，表示一切都在这里，心里也没有负累了。沩山禅师再问：“南山还有人除草吗？”表示还有工作未做，也就是有理事待观照，还未圆满，还不到放下的时候，所以仰山就默然拾起锄头又去工作了。禅，有时候是在生活里用身体力行来表现，不是用言语来巧饰的。
　　唐朝地藏桂琛禅师，有一天在田中莳草播种的时候，来了位云水僧，禅师就问他：“从那里来？”云水僧回答：“从南方来。”禅师一听是从禅学兴盛的南方来，于是又问：“南方的禅法怎么样呢？”云水僧回答：“商量浩浩。”意思是说南方研究禅学的风气很盛，大家热烈讨论着。但是禅师却说：“那也不坏，只是不如我在这里耕田播种，筛谷作米，让大家都有饭吃。”云水僧心里纳闷：“禅师怎么不看经，不坐禅，只做一些芝麻琐碎的农务工作呢？”于是就再问道：“和尚！您既不从事研究教化的工作，那么您自身如何出离三界？又如何去救度众生呢？”观察敏锐的桂琛禅师，机锋灵敏的回答说：“你所谓的三界究竟是什么东西？”禅师住在三界中，照样吃饭穿衣，睡觉拉屎，却不受三界的物欲所染，是住而不住，不住而生其心的当下肯定，自然非云水僧心外别求出离三界所能相比。
　　相传唐朝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时常背着袋子在社会上行慈化世，也常荷锄戴笠下田耕作。有一天，当他跟着农夫一起在田里插秧时，心有所感，便吟出了一首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意思是说，虚怀若谷，谦冲自牧的低头退步，才能真正的认清自己，观照到自己的本性。
　　比喻一个人虽然耿直良好，但不够圆熟。
　　表示佛道的修持，除了要向上把握佛法的第一义谛之外，还要倒驾慈航，接引广大的众生。
　　贬讽有些人执着经典字句或仅依文献研究的态度，就像计数黑豆一般︵白纸黑字有如碗里的黑豆︶，不得解脱。
　　每逢岁丰，由人民缴纳僧曹公署︵管辖寺院的总机关，如同现今的佛教会︶六十石的谷子，以备饥荒时赈灾之用，缴交谷子的民户就称为“僧只户”，其所缴交的谷子则称为“僧只粟”。这些僧只粟储存下来，若遇荒歉之年，则赈放饥民以应急用，待丰年时再归还，平时则加以活用，作为融通农民经济的基金。这是为救助农民而设立的社会福利制度，类似隋、唐、宋时的义仓、常平仓及青苗法及现代的农会、合作社的性质。在当时甚受欢迎，是佛教辅助国家的一种社会慈善事业，对于济助当时农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
　　唐宋时，寺院丛林因靠近山川之便，运用水力附设碾米厂，因此得以大规模经营碾米业，如明州天童寺；台州的惠安院、楞伽院；甘肃麦积山胜仙院、崇果院等，及长安、洛阳的各大寺院，都有水碓磑的设置，甚至连敦煌地区亦有水碓磑的经营。此外，寺院也与碾户合作，从事磨坊、油类的制造。由于寺院碾米业与制油业的发展，对于提供农民就业机会及增加农业经济的价值，都有莫大的助益。
　　宋朝时，维溪法师曾在福州长乐县绵亭洋以九年的时间截十二脉小溪，筑堤八一○丈，灌溉农田四十顷；师振法师发起劝募，再于香严上下洋筑堤九百余丈，灌溉的农田达二十余顷。元佑四年，灵德县赤鉴湖，由里人林圭和灵泉寺养誉法师修建三十丈长的泗洲桥，筑宽二丈之堤两里，可灌溉农田三百多顷，诸如此类建设工程，对农业的推展及造福乡梓实是功不可没。
　　寺院园圃的种植业对农业的贡献，主要在新植物品种的引进培植以及园艺技术的创新，包括采用药物养根和控制湿度和温度。例如唐代长安西明寺僧侣在寺院中布置了类似江南的环境，以盆池试验种稻。方法是在莲盆里铺上土，使之保持半干半湿，然后分畦种稻，再借助树木垂荫，使莲盆四周阴凉湿润，居然试种成功。药物养根，油幕覆盖和人造特殊环境，如盆池种稻等，已具有现代实验室培育植物的雏形，是佛教在农业园艺学和作物栽培学方面的突出成就。
　　生态伦理学是以人与自然的伦理
　　第十四课　佛教与艺术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起源之一，当人类开始迈向文明，便有了各种艺术的活动。艺术也是人类情感与智慧的结晶，自古以来，佛教因为具有深奥的经教义理，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仅丰富了传统艺术的内涵，甚至可以说佛教本身就是一块光彩夺目的艺术瑰宝，例如：在文学方面，佛教三藏十二部经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百喻经》被译为多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地，是世界公认的文学佳作；叙述佛陀本生故事的《本生经》是著名的传记文学；《大宝积经》有如单元剧；《普曜经》是长篇故事；《须赖经》是小说体裁的作品；《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半戏剧体裁的佳作；二世纪马鸣菩萨著作的《佛所行赞》是长篇叙事诗；以舍利弗与目犍连为主题而编成的戏曲，及以佛陀之弟难陀的故事为题材所作的美丽诗篇<孙陀利难陀诗>等，是印度古文学的先驱。其他诸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都是优美的佛教文学。
　　在戏剧方面，佛教善于运用譬喻、寓言、故事等文学形式来说明教义，而戏剧从佛教中取材，因此提高了戏剧的层次，也达到戏剧教育、歌舞、唯美、象征的特色与优点。现今流传的著名戏剧如“三藏取经”、“目连救母”等，其戏剧结构、故事来源、思想内涵等各方面，都受到佛法的影响。
　　佛教不仅丰富了戏剧的题材，提升了戏剧的境界，甚至近代新兴的“第八艺术”——电影的声光特技效果，也是受到佛教三千大千世界、无量诸佛国土等天文思想与宇宙观的影响，因而开阔了思想空间，创造出许多富于想像、变化的戏剧效果。
　　在绘画方面，据《律藏》记载，须达长者布施只园精舍后，曾请教佛陀如何装饰寺院，佛陀教以青、黄、赤及彩色绘图，这是后世壁画的滥觞，也是绘画的起源。佛教东传后，明帝命人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建佛寺，于其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这是中国最初的佛画。南北朝以后，擅长佛教绘画的名家辈出，如东晋的顾恺之为瓦官寺画维摩诘像，令观赏者络绎不绝；唐代的吴道子画“地狱变相”，使屠夫、渔民忏悔改业；诗人王维也因亲近佛法，将其悟境融入画作。此外，画僧中亦不乏才华横溢者，如临济宗廓庵的十牛图、沩仰宗慧寂的圆相图，两者皆别树一帜，充满无限禅机。明末清初的四大画僧，尤以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最为著称，以画法阐明佛理，融禅法于渲染的绘画技巧中，有各种译本流通，为画家所必读。
　　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佛经弘布流通的需要，于是与中国传统书写方式的书法结合，因而书法家受到佛法的薰陶，常以佛教为题材来丰富书法的内容，使得中国的书法艺术更增意趣与内涵。历代著名的文人士子，多以抄写佛经提升自我的修养，如王羲之、柳公权、颜真卿、苏东坡、赵子昂等人，都有关于佛教的书帖作品行世。佛教的僧侣中，也不乏精通书法者。如南北朝的智永禅师，创作真草“千字文”、“永字八法”，不仅统一各家草书，也被后代书法家奉为典范。
　　佛教在广大群众中的推广和普及，除了佛经的翻译外，也多采用各种弘化的方法。例如：经文的朗诵，梵呗的歌唱，经文敷演成通俗的故事。在这三种弘化的方法中，前二者就是现在大众所知道的音乐。
　　传统佛教音乐称为“梵呗”，佛教徒为了表达宗教情感，以之赞美、歌颂诸佛菩萨，而得无量功德，如《法华经》云：“或以欢喜心，歌呗颂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
　　音乐的功用很大，可以陶冶性情，修养身心，尤其在宣传佛法上占着极重要的价值。尤其佛教音乐庄而不刚，柔而不弱，清而不燥，凝而不滞，能令闻者生起清净之心，故以音声作佛事，无远弗届，不受时空、环境及国籍的限制，更能达成弘扬佛法的任务。因此，佛教在中国的唐、宋、元各代的寺院渐渐发展并流行一种应用梵呗歌调来宣讲佛法的“说唱艺术”，名为“俗讲”，吸引许多民众前往聆听，被视为一种动人的歌唱音乐。这些历史陈迹，后来都在石窟艺术中被发现；“敦煌变文”和“经变图”就是古代僧侣将佛教经义透过图文说唱方式展现出来的历史记载。从经变图中，可以看见庄严舞伎、管弦乐队罗列，供养曼妙的舞姿，演奏天国的音乐。如今敦煌变文与经变图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珍贵伟大的宝藏，这是佛教音乐发展的莫大贡献。
　　佛教在舞蹈艺术上的成就与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舞蹈本是佛教徒藉以表达供养三宝的诚心以及闻法欢喜的感受。在佛教里，以歌舞供佛的天人称为飞天，飞天曼妙轻盈、飘逸优雅的身形，以及佛经中诸佛菩萨柔软多变的手印暨安详端庄的威仪，本身就是一种最美妙的舞姿，而身上披戴的串珠璎珞灿烂缤纷，手中所持的庄严法器五花八门，更是引人遐思向往，凡此都为后世舞者所竞相摹仿，除了增加视听上的美感之外，更拓展了舞者与观众心灵的交流，无形中丰富了舞蹈艺术的内涵。
　　绘画与雕塑、建筑同为“视觉艺术”的三个主要类别。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是建筑、雕刻、绘画，凡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无不与佛教渊源深厚，例如享誉世界的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称得上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于一身的综合美术馆。石窟内部不仅保存有丰富的佛像雕刻、装饰、壁画等，充分显现出佛教艺术的综合风貌，其间并收藏各种经典、佛画、佛具及寺院文书等，实为震撼全世界的文化宝藏，在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佛教艺术史上，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二千多年来，由于佛教与艺术的紧密结合，不仅对传统八大艺术产生极大影响，乃至工艺、书法等艺术，也因佛教而更臻于真善美的境界，并且闪耀出智慧的光芒。佛教在艺术上的成就，实乃中国文化之光，也是世界人类共同的宝藏。
　　［注释］
　　佛教东传中土，继经典的大量传译之后，部份佛教徒开始致力于佛法的普及，于开讲佛经时，尽量改编为通俗的故事题材，甚至配以通俗音乐吟唱，后来渐渐发展为一种应用梵呗歌调来宣讲佛法的“说唱艺术”，名之为“俗讲”。此俗讲后来又演变为纯粹以“说唱”故事为主的“讲经变文”；所谓“变”，乃变更、改写的意思，亦即取材于佛经故事，并加以铺述改写，使其通俗生动，而适合教化民众，称为变文。由于变文的通行，而使佛教更深入民间，变文更是我国白话文学的先河。
　　电影发明于一八八五年，当时法国卢米尔兄弟完成了第一架尚不能发音的活动电影机，直到一九二七年有声电影问世，至今不过只有百年的历史，是艺术园地中资历最浅的。由于它是文学、音乐、绘画、雕刻、舞蹈、建筑、戏剧等七种艺术以外，新加入的艺术，因此俗称“第八艺术”。
　　梵呗唱诵的目的并非为了抒发人的七情六欲，而是为了收摄、专注人的心意，主要在于达到清心寡欲和明心见性的境界。所以在《华严经》、《法华经》都有“以音声作佛事”、“以欢喜心歌呗佛法”的说法，可见梵呗对于佛法的教化，是有其重要的意义和需求。二世纪中叶，印度著名的佛教音乐家马鸣菩萨，以音乐度化众生，他曾做过一首美妙动人的歌曲“赖吒和罗”，感动许多人信仰三宝。
　　是将经典所记述的佛法，以图画描绘，又称为“佛经变相”，以唐代寺院壁画为主，种类甚多，其中较为著名者，如：维摩变、净土经变、金刚经变、本行经变、华严变、法华变、药师变等。
　　佛教绘画溯源于印度，早在佛陀时代，寺院就已经有了佛教绘画的流行，当时绘画有四个目的：庄严寺院道场、宣扬佛陀教法、显扬佛陀圣德、增益修道因缘。后来，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佛像绘画也随着盛行于中国，成为整个中国艺术的主流，尤其在六朝时期，凡从事绘画的艺术家几乎都能创作佛画，佛画已然是绘画的中心。除此，中国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天龙山、响堂山、驼山、云门山等石窟绘画，都是令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旷世之作，为中国绘画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根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在西安、洛阳两地就有数百片绘有极乐世界、地狱变相图以及佛陀、菩萨、罗汉、力士等图像的壁画。可惜这类作品今日在中原地区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所幸在丝路途中的敦煌石窟还保存有丰富的佛教壁画资料。由此可见，佛教绘画不但丰富了中国的绘画艺术，尤其石窟壁画更发挥了保存中国文化的功能，可谓居功厥伟。
　　雕塑是展现艺术作品的方式之一，凡是以可雕的木、石、金属等，或可塑的土、石膏等材料，制作各种立体形象，都称为雕塑。
　　中国雕塑最重要的部份是石窟艺术，许多巧夺天工的雕塑品大多在石窟中完成。如麦积山石窟，山高一四二公尺，山顶有塔，山下有寺，峰身遍布龛窟和摩崖石刻，保存自北魏、隋、唐、五代至宋以来一千尊以上的大佛像。
　　甘肃的炳灵寺石窟，自五世纪起开凿，窟内以泥塑造像为主，也有不少的摩崖石刻。甘肃泾川县的南石窟是魏初所建，窟内均为浮雕或塑像。龙门石窟中有石刻佛像十四万余尊，工程艰钜浩大，其中唐代雕刻技巧曾影响日本飞鸟时代的佛像雕刻。卢舍那大佛刻画大佛的庄严温和及睿智的性格最为特出，是龙门石窟中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石窟，又称为“莫高窟”，建于魏晋南北朝，从南到北全长一千六百一十八米，至今尚有四百九十二个石窟，窟内有二千躯以上千姿百态的塑像和许多瑰丽的壁画。根据统计，如果将这些壁画连接起来，至少有五、六十华里长，因此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甚至是全世界最宏伟、最壮观的美术馆。云岗石窟凿自五、六世纪，是我国佛教艺术三大宝库之一，以昙曜五窟规模最大，气象最雄伟，其余各窟，雕饰富丽。余如巩县石窟、河北南响堂山、河南北响堂山、四川广元千佛崖、杭州西湖石窟、山东济南千佛崖、青州云门山、驼山等石窟，均颇富盛名。此外，石柱、石经、经幢等，也都是雕塑巨作。佛教的石窟艺术扩大了雕塑的领域，而雕塑也展现佛教的内涵，两者相得益彰，为人类宗教、历史、文化、教育等，留下灿烂的一页。
　　建筑是一门营造的艺术，在所有艺术种类中最具实用性，它不仅具有构筑之美，许多伟大的壁画、雕刻等，都曾是伟大建筑的一部份，因此建筑有“艺术之母”的美称。自古以来，佛教的寺院、佛塔、石窟等，都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于一身，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例如唐代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这是现今仅存的唐朝木构建筑，唐朝是中国艺术的黄金时期，唐朝主要的艺术表现全集于殿内，使该寺成为中国独特的宝藏。
　　工艺是人类智慧巧思的体现，除了实用之外，也有审美上的价值，因此工艺也是艺术的一种。随着佛教的兴盛，民间信仰佛教的风气相对提高，人民热衷于佛教文物的创作。因此，在各个时代所留下来的各类工艺品，如陶瓷、刺绣、金银器物、漆器、各种玉雕、木雕、石雕等，经常可以见到佛、菩萨、塔、罗汉、莲花、莲瓣纹、飞天等造型。甚至唐朝武则天因为崇信佛教，晚年特命绣工绣制净土经变图四百幅，元朝皇族信奉藏传佛教，刺绣上以佛像、经卷、幢幡、伞盖、僧帽等图案为数最多，元初并设梵像提举司，掌管织绣佛像的制作。
　　由于工艺的发展，带动佛教兴隆；相对的，佛教也丰富了工艺的精神内涵与创作技巧。因此，佛教与工艺可以说相辅相成，关系密切。
　　［习题］
　　一、佛教对艺术有什么贡献？佛教艺术如何影响传统艺术？
　　二、佛教的艺术作品有那些？
　　第十五课　佛教与文学
　　文学是人类表达感情与智识的方式之一。好的文学作品，不但在当时当地造成广大的回响，甚至能超越时空的藩篱，引领人心迈入真善美的境界。佛教里有许多作品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尤其教主佛陀本身就是一个才思敏捷、智慧超群的文学家。佛陀在悟道之后，为了让大众了达宇宙实相，将深奥的真理用十二种体裁深入浅出地宣说出来，即所谓的长行(即散文)、重颂、记别(即佛陀为弟子所作生涯规划)、讽颂、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论议等“十二部经”，这是文学的最佳范本。像《大宝积经》的每一品有如单元剧，《普曜经》是长篇故事，《须赖经》是小说作品，《思益梵天经》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体裁，《维摩诘经》是世界上最美的新诗，《妙法莲华经》的七个譬喻是最美的寓言文学，《华严经》是最雄伟的长篇剧作，《百喻经》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地广受欢迎；《本生经》不但是家喻户晓的传记文学，其中许多故事被《伊索寓言》、《天方夜谭》等世界名著所广泛引用。此外，佛陀的弟子也大多擅于诗偈，像<长老偈>及<长老尼偈>，不惟清新隽永，而且高揭宗教理想，阐明伦理教说，在文学上拥有很高的评价。
　　及至大乘佛教兴起，文风趋于雄伟壮丽，西元二世纪时，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舍利弗之所说》、《孙陀利难陀诗》等，皆为印度古典文学的先驱。其后马鸣派诗人摩咥哩制吒所作的<四百赞>及<一百五十赞佛颂>，也受到全印度诗人的一致推崇。
　　西元四世纪，除了圣勇的“本生鬘论”及克薛门特罗的“譬喻集”等，均为佛教经典之作以外，尤以印度著名诗人加里陀沙的剧本“沙菎坦萝”名闻于世，此剧是以佛经故事为蓝本所写成，于一七八九年译成各国文字之后，风靡全欧，当代文豪歌德读后感动不已，不但写下四行赞美的诗句，而且还将该剧的开场白引用在他的巨作诗剧“浮士德”中。
　　西元七世纪时的佛教剧作“龙王之喜”及佛教赞歌“八大灵塔梵赞”等，为当时统一全印的戒日王所撰写，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戏曲作品中，如“舞者之供养”及“真陀利”等，也都是取材自佛教经典的故事。佛教文学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佛教传到中国之后，更以雷霆万钧之势，在文化方面产生排山倒海的影响力，其中以文学方面的贡献最为卓著。兹分为下列五点简述之：
　　一、促进辞汇学的发展：根据统计，由于佛教的传入，至少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辞汇，等于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的观念，其中或自佛教名相演变，或自佛典中撷取，或自佛教故事衍生，或自禅门语录中摘出，由于佛教的辞汇在质量上广博庞大，赅尽万象，在义蕴上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所以一方面促进了文章意念的表达，境界的提升，另一方面透过语言文字的力量，阐明因果业报的道理，对于社会人心的净化也有很大的助益。
　　二、促进义疏学的形成：由于三藏十二部经的组织分明，因此传来中国之后，祖师大德们也以条理严整的方式来撰写注疏、科判，不但开启隋唐时代义学的先河，对于一般文章的写作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三、促进音韵学的推动：中国字是方块文字，无法从外型上看出字的发音，佛教传入之后，为了便于翻译佛典，魏晋时代就有僧人在音韵上从事研究，导致后来四声、字母、反切、等韵图表的发明，一则促进了音韵学的发展，二则推动了格律诗的形成，让中国的诗词更增添音韵之美。
　　四、促进中文文法的形成：中国古时并没有所谓的文法理论，直至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佛经的翻译，梵文的文法随之传入，如八转声，及窥基大师等根据梵语文典所撰写的《六合释》等文法书，都是中文文法的先驱。
　　五、促进文体形式的改良：从东汉末年到隋唐六百年间，是佛教译经的最盛时期，参与者都是当时的名僧俊彦，译经注重符合原义，传神达旨，不唯散韵并用，且文质兼备，一扫过去六朝以来过于讲究骈偶对仗、词藻华丽的风气，尤其佛经丰富的体裁及观念，使得一向不擅想像的中国人扩大了眼界，再加上唐朝、五代的佛教寺院盛行以俗讲方式，用变文与变相图配合来接引大众，对于佛教文学的通俗化更产生了重大影响。变相图类似小朋友的“看图说故事”，可以说是图画文学的肇始；而变文不但形成后来的宝卷、鼓词、弹词，对于宋元小说、戏曲、杂剧，乃至后来的昆曲、黄梅戏、歌仔戏等等，也都有助导之功。
　　近代，取材自佛经的戏曲，如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及尚小云的“摩登伽女”等，均因富含教育意义，内容变化有趣，所以受到广大的欢迎。
　　其次，在诗文方面，佛教也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像东晋僧支遁，才藻精绝，诗文妙美，当时擅写玄言诗的文学家如孙绰、许洵、殷浩、王羲之等人与其交游甚密，亦多受影响；晋代的谢灵运曾参与译经，所作的诗将山水与佛法义理结合，被尊为山水诗的始祖；唐代以降，禅风大行，许多硕学之士多舍儒归佛，著名的诗人如王维、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因常与禅师往来论道，在潜移默化之下，吟作之诗富含禅趣。
　　佛教僧侣中以文笔知名者，也不乏其人，如隋代的法周、唐代的慧净、皎然，五代的齐己、贯休、希觉，北宋的希悦，元代的昙噩、大圭，明代的德言，清代的智朴、圣通、照常、读彻等。隋唐以降，禅僧们也经常将悟境假托偈颂表达，著名者如寒山的诗集，清新雅致，在中外各国广受欢迎；雪窦重显的诗偈则被誉为有翰林学士之风。
　　此外，历代以来，禅僧对答法语所辑成的禅门语录、公案，由于文字浅白，词句活泼，成为近代白话文学的先驱。及至今日，佛教在文学与戏剧上仍不断地突破创新，如出版白话经典，以散文方式将艰涩的古文翻成白话；发行佛教故事丛书，以彩色插图来接引儿童；制作佛教电视剧、电影片、卡通、舞剧，将佛教故事搬上银幕；成立国际佛教翻译中心，将现代佛教著作译成各国文字等。凡此，对于佛法的普及与人心的净化皆有助导之功。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宇宙真理就像一部浩瀚磅礴的巨著，所谓“文章有皮有骨髓，欲参此语如参禅，我从诸老得印可，妙处可悟不可得”，如何让大众洞彻无所不在的真理，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正是佛教透过文学的彩笔所要表达的意义所在。
　　［注释］
　　沙菎坦罗(Sakuntala)系加里陀沙所写的剧本， 乃采用大事紧那罗女本生、南传巴利本生第七则、《六度集经》第八十三须太罗本生、《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三至十四的故事写成。
　　义疏学对文章写作的影响力，从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学家所写的文章，其段落划分、章节的承转，都可以看出义疏科判的影响。
　　汉字字音的四种声调，即平、上、去、入。据考是受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而成立。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一文(《清华学报》九卷二期)中说：“所以编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平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a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音，英语所谓pitch 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atta，二曰Svarita，三曰 Anuda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中国语之入声皆附k.p.t 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三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距离之间虽然有分别，但应分别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本土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谈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
　　即汉字字音开端的辅音。上古的中国人对于字音的分析不甚注重，到六朝时，由于梵文音理已为一些士人所熟知，因此产生了双声、叠韵的名目，由于作诗押韵的关系，“韵”的研究较早发达，有成部的韵书来表明。但“声”的部份，是到唐末才有“字母”的出现，而这些字母都是佛教的法师所创制的。陈澧《东塾读书记》说：“自汉末以来，用双声叠韵切语，韵有东、冬、钟、江之目，而声无之，唐末沙门始标举三十六字，谓之字母。”郑樵《通志艺文略》和王应麟《玉海》，都著录过守温三十六字母图。明朝和尚真空的《篇韵贯球集》却说唐朝和尚舍利造三十字母，后来守温又增加六个。宋朝祝泌《观物解篇》所附“皇极经世解起数诀”曾提到胡僧了义的三十六字母。“皇极经世声音图”上官万里注也说：“自胡僧了义以三十六为翻切字母，夺造化之巧。”虽然有这么多歧异的说法，但字母是佛教法师所造是毫无疑义的。
　　即拿两个汉字注一个汉字的音，上一个字和所注的字声母相同，称为双声；下一个字和所注的字韵母相同，称为叠韵。上一个字要声母，不要韵母；下一个字要韵母，不要声母，把上一个字的声母和下一个字的韵母拼在一起，就是所注之音。据考，在汉哀帝以后正是佛教传入的时候，学梵文者在学习拼音时悟出了反切的道理。
　　所谓等韵，依赵荫棠在《等韵源流》中的解释：“何谓等韵？简言之，就是音表，音表中有格子，每横格算一等，每等中所填的韵字，就是每音的代表。我们若把这种音表练习熟了，不惟知道韵书的韵字属于何纽，而且知道他们洪、细，这本是许许多多的反切的以简驭繁的方法，所以吾友魏建功先生说他是练音表。”至于等韵的产生，在张世禄的《音韵学》里有如下说明：吾国自古来讲音读的方法，由双声、叠韵而为字母和韵母，由字母和韵母构成了等韵表，无非是要说明反切之理。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云：“反切始于魏世，在双声、叠韵之前。双声、叠韵始于六朝，在等韵之前。由反切而为双声、叠韵，由双声、叠韵而为等韵，渐推渐密，皆以明反切之理，故等韵之学，为反切设也。”案双声、叠韵之名虽起于六朝，而双声、叠韵及反切之理，自古已具。到了汉末以后，印度梵文拼音学理输入中国，于是发生反切，发生韵书及字母。应用等、呼和字母和说明反切，就产生了等韵之学。陈澧等谓：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但有反切，无所谓等韵。唐时僧徒依仿梵书，取中国三十六字，谓之字母。宋人用之以分中国反切、韵书为四等，然后有等韵之名。溯等韵之源，以为出于梵书可也。至谓反切为等韵，则不可也。反切在前，等韵在后也。其实等韵学不过是进一步应用字来讲明韵书上之反切罢了，是由切语之学所变而成的。所以我们要推迹等韵学的来源，自然要讲到反切和字母。
　　指梵语中名词、代名词与形容词语尾的八种变化，即体格，今称主格。“是”之意。业格，今称受格。“把”之意。具格，或称作格。“依”之意。
　　为格，或称与格。“为”之意。从格，或称夺格。“从”之意。属格，今称所有格“的”之意。于格，或称依格。“于”之意。呼格，又作呼召声。“啊”之意。
　　系就梵语复合词的六种合释加以明示解说。六合释，即：依主释、相违释、持业释、带数释、邻近释、有财释。
　　佛教东传中土，继经典大量传译之后，佛教徒更致力于佛法的普及，于开讲佛经时，尽量改编为通俗的故事体裁，并配以通俗音乐吟唱，此种讲经法会称为俗讲。盛行于唐朝、五代。
　　变即改变、改写的意思。取材于佛教经典中富于神变的记事，并加铺述改写，使其通俗生动而适合教化民众的文章，称为变文。
　　系一种由唐代变文直接衍生的讲唱文学。约产生于宋元之际，而流行于明清。宝卷的结构内容与变文大同小异，大多采用通俗易晓的语言，配合音乐，加以讲唱。叙述佛教故事的宝卷，甚受民间的欢迎。
　　明清时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种曲艺。以鼓为主伴唱的演唱形式，有说有唱，一说鼓词为大鼓的旧称。现在也有人把各种大鼓的唱词称为鼓词。
　　系将故事编为韵语，有道白、曲词，用絃索乐器伴唱的讲唱文学，流行于南方的为弹词，流行于北方的为鼓词，源于宋、元，盛于明、清。
　　［习题］
　　一、佛教有那些经典富有文学价值？
　　二、印度佛教歌赞、剧作，如何影响中国的文学？
　　三、试列举源于佛教的辞汇。有那些文人受到佛教的影响？
　　第十六课　佛教与建筑
　　建筑是一种艺术，从建筑又衍生出绘画、雕刻造形、造景等艺术，因此有谓建筑是艺术之母。
　　从古至今，不论中外，佛教在建筑史上留下许多足以傲视群伦的艺术瑰宝，例如建于魏孝明帝熙平元年的永宁寺，被世人誉为“此寺精丽，阎浮所无”；又如举世闻名的中国敦煌石洞、印度阿姜达石窟、西藏布达拉宫、柬埔寨吴哥窟、印尼婆罗浮屠、缅甸大金塔等，可以说都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处的综合美术馆，所以佛教在建筑学的领域里，一直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佛教建筑包括佛塔、寺院、石窟等，而与现代人生活较为密切的，莫过于寺院。寺院是僧众修行的地方，是信徒心灵寄托的中心，也是社会大众寻幽揽胜的最佳去处。寺院更是佛教的代表，有了寺院，才有佛法僧三宝；有了寺院，才能传播教义，才能住持正法，因此要佛法兴隆，必须建寺安僧。
　　佛教最早的寺院建筑，是肇始于印度佛陀时代。由于频婆娑罗王与须达长者分别建造竹林精舍及只园精舍，成为寺院建筑的嚆矢。此后，世界各地美轮美奂的寺院，即纷纷于都城市郊、深山丛林兴设。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传到中国，因为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与道士论道，启发汉明帝的信心，下令在城内建筑比丘尼寺院，于洛阳建筑白马寺，成为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滥觞。
　　中国佛教建筑早期以佛塔为主，至隋唐时代渐以佛殿为中心，且多仿皇宫模式建造。中国现存的早期宫殿稀少，而佛殿却可反映出当时在结构、造形、规划、构造等方面的宫殿形像，成为建筑史中极富价值的证物，尤其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保存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便完整地保留了唐朝建筑艺术的精髓；日本唐招提寺则亦可一探早期中国建筑的风貌。
　　此外，分布于中国西部、北部一带的石窟寺院建筑，由于系利用岩盘或山石开凿而成，十分坚固并富有防护性，因此大多能保存迄今，其间留有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痕迹，弥足珍贵。内部多设有佛龛、佛坛、华盖、塑像，饰以浮雕、壁画等，并收藏各种经典、佛画、佛具及寺院文书等，俨然是佛教艺术的宝库，实为震撼全世界的文化宝藏，在学术、文化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佛教的建筑、雕刻以及多不胜数的壁画，在在显示出佛教不仅是具有庄严的仪式、广大精深的教义，更具有艺术的特质。在许多艺术家与考古专家的眼中，佛教的建筑是具有丰富、多变与美感特色的艺术创作，实在是世界建筑界的一大资产。
　　总之，佛教的建筑不但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无形中也推动了佛法的流传。根据出土的遗迹显示：佛世时的精舍，采光通风的规划都很完善，寮舍、客房、厨房、仓库、浴室、病寮居住的安排，及莲池、壁画、经行堂等的设施，都兼具弘法与艺术功能。
　　佛塔、寺院或石窟建筑，都代表佛教，成为信徒的信仰中心。自古以来，寺院更具有学校的功能，例如：印度只园精舍内规划的都是讲堂；中国古老的寺院设有法堂、藏经楼，就是今日的教室、图书馆。甚至历年来佛教曾经举办不少义学，寺院也成为学校，历代名将宿儒如刘勰、范仲淹、王安石、吕蒙正、梁漱溟等，便是在寺院里苦读成功的。
　　寺院，就像人生的加油站，心灵的百货公司，是希圣成贤的学校，也是善友往来的交谊所，更是去除烦恼的清凉地。未来寺院建筑除保存传统的佛殿、客堂、斋堂、茶堂、库房等设施之外，尤应增设会议室、讲堂、禅堂、教室、谈话室、视听中心、文教中心、美术馆、文物展览馆等，让寺院透过法务、文教、艺术，充份发挥弘扬圣教、教化社会的功能，成为僧信四众融和共有的道场，成为社会教化的学校，成为学术研究、知识交流的会议中心，让寺院永远成为每个世代人心的归趣与精神寄托。
　　［注释］
　　阎浮提的略称，又称南赡部洲；与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合称四大部洲，是十法界中人道众生所居住的地方。此洲因盛产阎浮树而得名，人民勇猛强记而能造业行、能修梵行、有佛出世于其土地中，因此三事胜于其他三洲及诸天。
　　中国四大石窟群之一，位于甘肃省敦煌县。敦煌位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自汉代以来，此地为我国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要冲。由于一出敦煌即为大漠，死生莫卜，商旅贾人往往祈佛保佑，形成日后敦煌艺术发达的原因。今学界所称的敦煌佛教艺术，包括安西县附近的榆林窟与小千佛洞、敦煌西南的西千佛洞，然一般所言的“敦煌千佛洞”则指位于鸣沙山东麓的石窟群。石窟，又称石窟寺院，是将山岳的岩质断崖凿成洞窟，并安置佛像以作为寺院者。我国石窟的开凿，约在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由沙门乐僔于敦煌鸣沙山试凿开始，直至十五世纪，历时千余年而不衰，其分布遍于中国西部、北部，自新疆的高昌、库车、甘肃的敦煌、天水，及南北二石窟，大同的云岗，洛阳的龙门，太原的天龙山，河北河南的响堂山，济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栖霞山，杭州的飞来洞，以至辽宁的万佛洞等，规模均极宏大。其中，敦煌石窟以壁画名闻中外，享有“墙壁上的博物馆”之称；与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同为中国著名的四大石窟群，石窟内部遗存有丰富的佛像雕刻、装饰、壁画等，充分显现出佛教艺术的伟大风貌。
　　位在德干高原北部摩诃拉士特拉地区的西岳山脉，开凿在几近垂直的峭壁上，共有三十一处人造石室，长达五百五十公尺。石室雕饰华美，有的雕刻大佛像，有的镂述佛陀本生事迹，以及到西元七世纪为止的近九百年印度文明，皆栩栩如生，不但深具艺术价值，并充分展示出印度文明与佛教思想发展的辉煌史实。
　　布达拉宫耸立在拉萨市红山顶上，占地一万三千平方公尺，庄严雄伟。主楼十三层，高一百一十多公尺，宫内有殿堂千间，佛坛万座，主体建筑是红宫和白宫。红宫内有八座历世达赖喇嘛的镶金灵塔、佛殿，并珍藏金字日珠尔等满、藏文大藏经及法物的藏经阁等。白宫是达赖喇嘛的起居室、办公室，以及举行重大宗教仪式与重要政治活动的东大殿、僧官学校等。在朝圣者心中，布达拉宫是一座永不动摇的信仰堡垒，永远吸引成千上万人顶礼膜拜。
　　吴哥窟是西元八、九世纪，高棉政治、艺术达到顶峰时，由两位武功最盛的吴哥王先后修建完成，占地广达五千平方公里，区内石庙超过六百座，石庙多以长方形大石块砌成，它的美，正在于石块上形形色色的石雕。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吴哥庙又称安哥大寺，后人称为“王者之庙”，占地面积近两百万平方公尺，从外围主门到庙殿中央，参道长五百四十公尺，庙中心塔高六十五公尺，相当于现代的二十层高楼，寺内浮雕及建筑风格堪称是人类智慧和艺术创作的珍贵遗产。
　　婆罗浮屠是露天原始佛教圣地，是大乘佛教与密教建筑圣迹的糅合，曾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整座建筑呈金字塔状，共有九层，雄伟壮观，是世界最大的佛教遗址。该寺于每年五月月圆日会举行一次盛大的祭典，而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也会至此朝圣。
　　大金塔建于西元十一世纪，是缅甸佛教徒为纪念佛陀曾经至此弘法而建。整座塔总共铺了八千六百八十八块黄金，塔顶更饰以五千四百四十八颗钻石、两千三百一十七颗红宝石、蓝宝石和黄宝石，最顶端镶了一颗巨星级的绿宝石来捕捉旭阳的光耀和落日的余晖，更衬托出金碧辉煌，气宇宏伟。英国文学家毛姆曾经描述说：“缅甸金塔雄伟耸立，金光闪耀，如黑夜里的明灯，象征着无限的光明与希望。”塔内据说安奉着八根释迦牟尼佛的头发及过去三位佛陀的遗物，因此这座金塔已成为信徒虔诚信仰的精神堡垒。
　　位于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为佛世时频婆娑罗王发心兴建供养，是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建筑。
　　又称只树给孤独园，为憍萨弥罗国的给孤独长者发心兴建，园中树林原为只陀太子所有，因此得名。只园精舍与竹林精舍为佛陀经常宣扬教化的两处道场。
　　位于山西五台山，建于北魏孝文帝，历史悠久，世称“先有佛光，后有五台”，寺内建筑宏伟，彩塑精妙，闻名于世。武宗之难被毁，唐大中十一年(八五七)，愿城和尚重振佛光寺，弟子宁公遇出资重建正殿，大量采用月梁式的斗拱结构。殿身宽七间、深四间，单檐庑殿顶，位居最后，称东大殿，冠于全寺，是现今仅存的唐朝木构建筑，唐朝是中国艺术的黄金时期，唐朝主要的艺术表现全集粹于殿内，使该寺成为中国独特的宝藏。
　　为日本律宗的总本山，位于奈良市西京五条，旧名龙兴寺，为南都七大寺之一。我国唐代僧鉴真大师在西元七五九年所建，与东大寺的戒坛院并为传布与研究律学的两大道场。
　　［习题］
　　一、佛教的建筑有那些种类？
　　二、请叙述佛教建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三、试述佛教建筑在中国历史上的演进。
　　四、现代与传统的佛教建筑有何不同？
　　五、佛教建筑对社会有什么利益？
　　第十七课　佛教与音乐
　　在人类的生活领域里，音乐的用途非常广泛，哀乐令人伤心，和乐令人和谐，军乐令人振奋，圣乐令人心净。音乐没有人我的隔阂，可以通于古今中外，是有情世界共同的语言，无论是风声雨声、流水激石，或是虫鸣鱼跃，兽吼禽鸣，乃至人类男女老幼的喜怒哀怨之声，一切音声分别产生不同层次的共鸣，形成一种自然的乐章。所以，凡是真善美的音声，都是宇宙万有的力量，也就是美妙的音乐。
　　音乐在佛教里，是十供养之一。雅正和谐的音声，对教化人心有莫大的功效。波斯匿王率领大军征讨鸯伽摩罗，路经只洹精舍，听到呗比丘唱诵梵呗，军队马匹都被其音声摄受，连波斯匿王也感动得杀心尽除，使得即将爆发的一场战争因此而消弭于无形。《大智度论》说：“菩萨欲净佛土，应求好音，国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受化较易。”在极乐净土里，音乐就是主要的教化工具，《阿弥陀经》云：“彼佛国土，常作天乐。”“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佛教音乐，可远溯于印度文化中的“吠陀”。古吠陀时代盛行歌咏偈颂，佛陀延用其法，采伽陀，即偈颂，作为弘扬佛法的方便，并且允许比丘专作“声呗”。在《十诵律》中，佛陀赞许跋提比丘：“听汝作声呗，呗有五种利益：一、身体不疲；二、不忘所忆；三、心不疲劳；四、声音不坏；五、言语易解。”梵呗，就是以清净曲调赞颂十方诸佛菩萨的真理法言。《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记载，唱诵梵呗具有“能知佛德深远，能体悟佛法，能令舌根清净，能得胸脏开通，能处众不惶不惧，能长命无病”等六种功德。
　　梵呗音乐可摄受人心，当梵音一起，可以令人妄念顿消。佛世时，天人作乐赞叹，成为法会中的盛事。马鸣菩萨作戏曲“赖吒和罗”，就度化了五百位王子出家；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用铜锣、皮鼓、横笛、螺贝、弓形竖琴等作为乐器，推广佛教音乐，以陶冶人民的性灵。二世纪中叶之后，迦腻色迦王倡导梵呗，盛极一时，甚至传到于阗、疏勒等地。六、七世纪时，戒日王亦以梵呗音乐作治世教化的方法，甚至传播越过葱岭、天山南麓，以龟兹为发扬中心；另经天山北麓，以高昌为盛行之地。藏传佛教根据《大日经》中说：“一一歌咏，皆是真言；一一舞戏，无非实印。”有专职表演乐舞的僧众，被称为“乐神”。
　　佛教初传中国，最早有比丘改编民曲或宫乐，逐渐成为中国佛教音乐的特色。《高僧传》载：“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音，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或称梵音。”三国时，曹植在渔山听海潮音，谱为佛教音乐，称为“渔山梵呗”；南齐晋陵王萧子良，曾请高僧造“经呗新声”；梁武帝更推动佛教音乐，以制正乐，演说佛法，集合儿童青年歌唱佛曲；甚至于“无遮大会”、“盂兰盆会”等仪礼中加入赞呗、朝暮课诵、唱诵法言，从此梵呗与中国传统的音乐互相融和，寺院因而成为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扬中心，宋代大儒程明道曾观云门上堂，两序肃仪，钟鼓清音，不觉叹道：“三代礼乐，尽在斯矣！”
　　从南北朝到初唐，僧众在佛教音乐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如道照、昙宗、智周、法称等人，个个都是“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唱说之功独步当世”。而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大量“唐曲”，以演化佛教经义为内容，是一革新的唱说，再加上歌曲的新文学体制，称为“俗讲”，首开中国佛教音乐民歌化的风气。
　　近代太虚、弘一两位大师合作“三宝歌”；黄自先生亦谱有“目莲僧”、“佛曲”等多首，后有李炳南、心悟、星云及杨咏谱、吴居彻、李中和、萧沪音，有的作词，有的谱曲；甚至有慈惠、慈容等佛光山诸位法师，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国家音乐厅、香港红磡体育馆以及日本、欧洲、美、加等地，以“梵音海潮音”作为传教的工具。佛教文化服务处则录制唱片发行；佛光山录制卡带、ＣＤ跟进；花莲和南寺运用多媒体，有的透过电脑动画，有的透过电脑网路弘法，可以说现在已达到“乐声所至，不言而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