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端”小考

　　《宋高僧传》卷九《希迁传》载：“广德二年，门人请下于梁端，自（此）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1]稍后于《宋高僧传》问世的《景德录》卷十四的《希迁本传》，也谓“广德二年，门人请下于梁端，广阐玄化。”[2]对于“梁端”这个地名，笔者在十多年前研究青原禅系时，就曾经作过一些考订，但毕竟由于文献缺乏，难以定论。然而，我们弄清楚“梁端”这个地名的所在，对于认识希迁禅师当年活动的主要地域，了解他的禅法弘传的历史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青原行思禅师的存在与否，尚存疑问，也就遑论希迁了[3]。像这样的提法，虽然不无道理，然而其立论毕竟还是缺乏充足的证据。学界一般普遍承认希迁这个禅系的存在，只是与当年显赫一时的马祖之洪州禅相比，希迁这个禅系要显得稍微冷清一点而已。因为，希迁禅师自从去曹溪亲近六祖之后，六祖不久便圆寂了，此后他尽管有过“上下罗浮，往来三峡间”的彷徨求索。但他自从经曹溪的第一座指点去青原参学行思得道之后，毕竟是“杼载绝岳”，足迹很少离开南岳的。直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他才受门人的邀请从梁端下来，“广阐玄化”。在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中，认为希迁在“广德二年（七六四），曾到梁端（今湖南长沙县）住了一个时期。”[4]照此看来，“梁端”这个地名应当在今天的长沙县境内了。在《景德录》卷十四的《潭州招提慧朗禅师传》中，载慧朗在参学江西马祖之后，曾受马祖的启发来到南岳请益于希迁，并在希迁门下得道之后，出住梁端的招提寺[5]。如此看来，印顺法师认为“梁端”在长沙县境内，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然而，在惠洪的《林间录》中，却又有新的说法。《林间录》卷上说：“石头和尚庵于南台有年，偶见负米登山者，问之，曰：‘送供米也。’明日，即移庵下梁端，遂终于梁端，有塔存焉。”[6]明人瞿汝稷在《指月录》卷五中，照录了这段文字，认为希迁当时是见到送供米者登山的艰难而“移庵下梁端”的[7]。照此看来，这个“梁端”尽管不在南岳的深山之中，但毕竟也在距离南岳不远的地方，或许就在南岳山中，只是地势不及原来的石庵那般险要而已。何以见得？因为拥有七十二峰的南岳之中，各种小地名数不胜数，其中难免没有一个叫做“梁端”的地名存在，也许后世又变换了其它名称。再则，尽管惠洪的著作往往驰骋文采而不注重史事的考证，以故留给后人许多非议，然而他与《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基本同时，希迁流传给后世的行谊材料，他俩所览应当基本相同，因此惠洪之说还是有可资参考之处的。另外，在比《宋高僧传》与《景德录》还要稍早一些的《祖堂集》中，也记载了希迁的南台习静事迹。谓希迁“于天宝初方届衡岳，遍探岑壑，遂歇息于南台寺。东有石如台，乃庵其上，时人号石头和尚焉——此台则梁海禅师得道之台也。”[8]在这里，“台”与“端”毕竟只是一声之转，“梁端”或许就是指“梁台”亦未可知。另据成书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的《旧唐书·地理志一》所载，“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当时的湖南观察使的治所在潭州，“管潭、衡、郴、连、道、永、邵等州”。又据《旧唐书·地理志三》所载，“潭州领长沙、衡山、醴陵、湘乡、益阳、新康六县”，如此则南岳也在潭州的辖区之内了。然而，我们在查阅了如此多的有关长沙（潭州）的材料之后，却从未发现“梁端”这个地名。显然“梁端”应当是南岳山当地的一个小地名了，因而在《地理志》中没有它的相关记载。又据《宋高僧传》卷九《希迁传》所载，希迁圆寂之后，建塔葬于南寺[9]之“东岭”，这与惠洪《林间录》中的“遂终于梁端，有塔存焉”的记载正好互相照应，说明了希迁所下的“梁端“就在南岳山之中。
　　为了研究希迁行状，笔者曾几度登南岳考察南台寺，寺后的摩崖石刻谓该寺乃梁武时期（502年－557年）兴建，当希迁上南岳时，该寺已经兴建大约有二百余年了。但对于南台寺东边的那块巨石：即希迁当年习定的地方，我们虽然反复探寻，但毕竟没有找到确切的遗址。据南台寺中的僧人说，那块巨石已经当作大雄宝殿的奠基石了，然而此说似仍难成立。物换星移，时间已经过了千有余年，也许当年的那块巨大的石头有所风化，或许文献中所载的那块石头在今天看来，并非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大。但我们在综观文献之后，至少可以这样去理解：希迁在当年曾经在南台寺东面的石头上结庵习定，因此感化了不少信众去送供，后来，由于希迁看到信众送供到庵所的路途艰难，这才从那个石头庵上移居下来。由于希迁的在青原得法之后，便长期住在南岳，他的足迹几乎没有离开过南岳衡山，因此与名噪丛林的马祖相比，他的影响显然要小得多。但名声小并不见得就等于他不存在，相反，正由于当年的希迁能够甘于寂寞，理性地将青原禅法弘传开去，因此到了他的第二、第三代门人那里，便逐渐地形成了气候，乃至孕育了曹洞、云门与法眼三个宗派。与此同时，也由于有了驻足南岳的希迁在理性地弘法，因而使得马祖的洪州禅在迅猛发展、激进地摆脱传统的同时，没有因此而造成越轨乃至走向消亡的结局。
　　[1] 参见《大正藏》卷50、页764上栏。
　　[2] 参见《大正藏》卷51、页309下栏。
　　[3] 杜继文先生认为：“对于佛教现状也颇有了解的柳宗元（773－819）、刘禹锡（772－842）、白居易（772－846）等著名崇佛文人，在其文字中，希迁的踪影都没有，遑论行思？”（参见《中国禅宗通史》2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
　　[4] 参见《中国禅宗史》320页，台湾正闻民81年版。
　　[5] 参见《大正藏》卷51、页311中栏。
　　[6] 参见《佛藏要籍选刊》11册741页中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7] 《指月录》载希迁“偶一日见负米登山者，师问之，知为送供者。师愍之，明日，即移庵下梁端。”（参见《卐新纂续藏经》卷83、页455上栏）。
　　[8] 参见《佛藏要籍选刊》14册98页上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9] 《宋高僧传》卷九《希迁传》谓希迁“天宝初，始造衡山南寺。”案：这个“南寺”应当就是“南台寺”，只是其中夺一“台”字而已，各本皆作南台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