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丧葬礼仪的思考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丧葬文化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中国人很讲究对先人的安葬，厚葬之风在中国也很盛行，而伴随着厚葬之风的择地：即风水之学，也就应运而生了。风水作为一门学问，固然有它片面的真理存在，但它毕竟不是一门非常究竟的学问。因为风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本来就具有某些特殊的地理属性，但人们所执着的往往是风水这一自然现象的表层，而忽视了风水这一自然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也由于人们过于迷信风水，厚葬的风气也便应运而生了。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风水先生也确实误导了不少的人，而且给社会、亡者及其家人，并没有带来丝毫的益处。
　　由于风水的理论存在着种种的弊端，于是乎风水学者又在逐渐地改变他们原来的说法，诸如“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啦，也就产生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自然，对于风水现象比较合理的解释，还是那种将风水学与中国传统的积德行善的伦理道德相结合得提法。这种说法认为：亡者及其家人若果不具备一定的德行，他即便是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也不可能获得实际的受用。因为人们要真正能够安葬到一块好地上去，就必须选择在恰当的时间下葬且必须葬在恰当的地理位置（含地理位置、坟墓的朝向、埋葬的深度等因素），只有以上因素都符合风水的要求，亡者及其家人才会获得风水的实际受用；若果是没有德行的人，即便是他在埋葬的时间与墓葬方向及深度等方面都符合风水的要求，那地气（风水）也会因为他的德行不具备而会跑掉的。显然，后者的说法对于劝导人们积德行善、对于使社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无疑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但从整体来说，我还是反对厚葬，自然也就不主张择地（即看重风水）了。我早年去过陕西，在那里参观了不少帝王的寝陵：诸如茂陵、昭陵、乾陵、秦陵等处，我都一一去过了。那些帝王的寝陵，未尝不是经过第一流的风水先生考察过了的，那些墓地自然是风水宝地了，且其墓陵的巍峨高大，也未尝不令人觉得他们是福报具足了。但那些寝陵中主人的后代：嬴氏、刘氏、李氏家的龙子龙孙，他们还有哪一个在执掌天下呢？在这一方面，倒是汉文帝看透了，《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顷之，（张释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昔斤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郤；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1］
　　张释之可谓是看透了厚葬的弊端，而汉文帝也称得上是从善如流的好帝王了，因而他并没有走前人厚葬的那条老路。但在中国的帝王之中，像汉文帝那样的帝王毕竟不多，从陕西的皇室墓陵到北京的明代帝王的十三陵，他们依然是走的那条厚葬的老路；而在百官与民间，如张释之那样的人确实也太少了，因而厚葬之风至今有增无减。究其实，亡者究竟能在厚葬中受益多少？亡者的家人又究竟能够获得多少阴间的庇护？这就不客得而知之了。
　　在古人中，还是陶潜看得透，他不只是不主张厚葬，而且连那一套虚伪的丧葬仪式也不采用，连他的祭文也是他自己写的：这比那种在亡者生前说得他一无是处，而到了他死后又敷衍出许多溢美之辞来要好得多。对于陶潜的那种“不树不封”、“葬之中野”［2］的做法，我是至为佩服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陶潜处在离我们早了近两千年的那个历史年代里，他竟然能够看得那样透，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仔细一琢磨，陶潜的这话还是有来头的：《周易·系辞下传》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树不封，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3］原来，陶潜的《自祭文》，所引用的还是《周易》里的古制，但他的向古朴的风俗的回归，至少反映了陶潜所追求的主体人格与人性的独立性。
　　若果要对丧葬的原始作一些探索的话，我以为还是《孟子》中的那段话说得好。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蘽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其道矣。［4］
　　从孟子的话里，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丧葬的本来意义，并不在于甚么风水、地气，而仅仅只是为了不让先人的遗体暴露在野外，从而遭到其他动物的吞噬而已。古人的埋葬先人，其起初也并没有甚么厚葬的风俗，而仅仅只是用比较厚的“薪”（柴草之类，或如草席等）以裹葬遗体，并不作陵墓（即坟堆），也不植树或竖碑碣等标志物，到了后世才有棺椁之丧葬礼俗。也许到了春秋时期，丧葬的礼俗出现了倾向于厚葬的苗头，因而在《墨子》中，就极力主张“薄葬”，今存的《墨子》一书，其《节葬》三篇还保留下来了最后的一篇，墨子对于“厚葬”、“久丧”（即为先人长期地守孝）等浪费与愚孝的习俗，就很持反对意见了。但墨子的意见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同，后世还是遵循了“厚葬”的礼俗，孝子的卖身葬亲等事迹被当作佳话来宣传，因而为了埋葬先人而导致倾家荡产者自然比比皆是了。事实上，那种为了先人的丧葬而极力浪费的做法是毫无必要的，后人对先人的孝顺主要应当体现在对先人活着的时候，而并不是在他们死后的葬礼上面，至于那种在先人生前不孝而在其死后大肆铺张浪费的做法，则更是毫不可取的。
　　笔者也是饱经沧桑的人了，对于厚葬的弊端总最算是看透了。在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时期，当年为了兴修水利或搞其他建设，就对不少墓地作了挖掘，其中有权有势的墓主，还可以考虑迁坟；而在那些无权无势的墓主，就只好听任其先人的遗骨暴露于野外了。与其花费了许多财富去厚葬，结果又让别人给掘了出来，还不如采用“不树不封”的方式深埋；与其选择了风水宝地去安葬，让后人为了开发旅游业而掘墓，还不如选择一个无人问津的荒山野岭去埋葬了的好。而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厚葬之风又盛行起来了，农村特别风行土葬，择地之风颇为盛行，而且竞相采用水泥修建墓陵，给那些葱绿的山坡上面造成一个个青灰色的“癌细胞”。从长远的发展视角来看，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结论，绝对不会是死人取胜，而最终只可能落得死人的遗体暴露于野的结局。今天大型建设常常要将许多墓地铲除，即使是现在政府所认定的公墓区，说不定哪天要搞建设又将会夷为平地……而在城市，则在举办丧事上竞相豪奢，孝家迎请专业的丧葬演唱班子唱歌，而且往往使用大功率的音响设备，通宵达旦，闹得街邻不得安宁。他们所唱的歌也无非是一些流行的淫词艳曲，俚俗不堪，根本不能体现一点孝子丧亲的悲哀气氛，而仅仅只是为了互相攀比丧事的热闹与豪奢。还有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那就是通宵达旦地燃放鞭炮，竞相攀比响声大、响声长。若果遇上了那些富豪死了亲人，其周围街邻所遭受的灾难就可想而知了。据说全国的省会城市与稍微大一点的城市都已经禁止燃放鞭炮了，而唯独长沙市照燃不误，其根本原因也莫过于其辖区内有一个生产鞭炮的浏阳县而已。我想：有一个浏阳县造鞭炮，长沙市就不禁止燃放鞭炮了；若果其辖区内还有一个生产大麻、或者罂粟的县，那么，长沙市就该不禁止毒品了。这真是岂有此理！？
　　人生主要在于活着的时候能够有所作为，对于社会有所贡献，而并不在于死后的厚葬、或者举办那个热闹的“追悼会”。像陶潜那样自己给自己写《祭文》的人，可以说是将人生的终始看透了的，而那些即使留下了一个大坟堆的人，未见得他也能像陶潜那样留下不朽的诗篇或著作。这正如我寻常教导后生时所说的：
　　愈想留下的，愈是甚么都带走了（带走了“阴德”）；愈是想带走的，却愈是甚么都留下了（留下了“业债”）。
　　看破了生死的人，又何须去斤斤计较死后的“追悼会”与厚葬呢？多留下一点财富给后人吧，事实上你甚么也没有带走！！

1999年8月27日作于长沙酌爽斋

　　［1］参见《史记》卷102《张释之冯唐列传》，光绪十年上海同文书局刊行的线装本30册《史记》之26册。
　　［2］参见《陶渊明集》1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
　　［3］参见《十三经注疏》87页，中华书局（北京）1980年版。
　　［4］参见《孟子·滕文公上》，《十三经注疏》2707页上，中华书局（北京）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