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塔寺溥常法师的振兴佛教与佛教教育思想

　　七塔寺是宁波地区四大寺院之一，曾经在我国近代佛教史上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当代著名的佛教领袖释太虚、释圆瑛、释寄禅、释道阶、释谛闲、释宝静等人都与该寺有着很深的关系，并且先后在担任过一定的僧职，或者在这里讲经著疏。本文介绍的是七塔寺的溥常法师的有关振兴佛教和佛教教育的思想，不对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期的时代，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五四”新文化的运动逢勃发展，无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了一次重新的审视，宗教在这一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受到猛烈的抨击。佛教经过隋唐佛教的繁荣和宋元明清的衰落，到了清末民初，已经非常衰颓了，法门秋晚，人才不出，理论未显，经忏维持，被人们看做“死人的宗教”和“鬼的宗教”。溥常法师痛心人心的失落，社会的混乱，佛教的衰颓，他说：“近时海道开通，欧化东渐，耶回天主，雄出列强。种种学说，种种主义，纷然杂糅，哄动全球。争权利，没公理，以武器为神圣，涂炭生灵，毫无顾忌。”“东半球佛法遍满，人类中毒根深，如少食金刚难消。慨夫近岁中华佛教大局，凌弱已达极点，外界刺激叠来而不知自救，实深浩叹泪下。曰寄生虫，曰麻木鬼，曰睡狮，曰废人，斯等骂名，罪在何人。”总之，正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末法期的中国佛教，在溥常法师看来，已经到了非挽救和振兴不可的地步了，他决心在这方面做出一番成绩。溥常法师欲挽救社会，振兴佛教，提出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和看法。归结到一点，即是爱国与爱教之统一。对整个社会问题，他以佛教作为武器，欲用佛教的思想教义来重新收拾人心，并明显地表现出爱国的思想。溥常法师用春夏秋冬四时交替的自然观来说明社会思想的变化。他在《报恩佛学院院刊序》中说：“自生民以来，我国三皇之教简而素，春也；五帝之教详而文，夏也；三王之教密而严，秋也；降及秦汉，百弊丛生，有不忍闻问者，于是我佛如来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古圣说教，迭相扶持，犹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然至其极也，皆不能无弊者。由秦汉而下千余载，人心不古，异说竞出，风俗愈糜愈薄。三教鼎立，互相诋訾，大道寥寥，甚为叹惜。”春夏秋冬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朝代思想文化，并有不同的特点，如春是“简而素”，夏是“详而文”，秋是“密而严”，冬是“不忍闻”，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从产生到成熟，再到衰微的过程。溥常法师的这种观点，拟看与当时西方流行的进化论学说有些相拟，但是还不能算得上严格意义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要有二个标志，一是事物的进化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二是进化论的形成与所强调的环境有重要的关系，即因为环境的改变，才促使事物发生质的变异，以适应不同环境的要求。溥常法师用四季交替来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揭示了思想文化的运动过程，指出了文化思想运动的特点，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说明事物的衰退递减作用，而不是要说明思想文化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运动的过程，即其所强调的是今不如昔的过程，因此是一种退化论。溥常法师将中国思想文化的衰落期定位在秦汉时期，这是他从佛教的立场做出的判断，认为在这一时期“人心不古，异说竞出，风俗愈糜愈薄”，因此到了后来三教鼎立时，已经“大道寥寥”，佛陀正是在这时以性命之理推出，起到了救世主的作用。这里的所谓“性命之理”，就是一种道德伦理，即“昔我佛世尊，出世月邦，创立教法，以为一大事因缘故。咸令法界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则以纯粹道德为主，食息财物，悉听护法，捧钵行化。”在佛教本位的前提下，溥常法师勇敢地挑起了救世的责任。他强调：“于今世态的变迁，一天不如一天了，人们的居心和趋向，也是一天比一天坏了。

　　我们站在佛子地位的人们，眼见着这种的情状，能忍心袖手旁观，不能劝化他们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改善社会，净化人生，是佛教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出家人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也不能将自己置之度外，这就是溥常法师的爱国思想的体现。溥常法师还用经典来为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证明。他说：“《梵网经》云：一切男子女人是我父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云六道众生是我父母。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且际此革命期间，血流遍地，杀戮相寻，恶业丛现。如能尽子道，拔济三有，如此功德，报恩无既。”也就是说，从佛教的立场上看，阻止恶业，反对杀生，更是佛教的一贯传统，也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遏制战争，尊重生命，既是报答佛恩，又是尽了孝恩，还是一种功德。

　　溥常法师将佛教僧人的社会责任与佛教的教义统一起来。他又从教外找出理论根据，进一步提出：“东西各国的许多远见卓识的大哲学家、大思想界，同所公认的。他们都说，挽回世道人心的妙法，搜尽一切宗教，找不到一个相当的，唯有博大精深，至高无上的佛法里才有。”而且“近今政体变革，社会窳败，非仗如来大慈大悲之无畏精神，决不能挽回世道人心之言，诚为千古确论。斯时也，中外卓识远见之志士，勃然兴，油然生，欣欣然趣入佛海，以佛学为安恬天理良心之第一归宿，未始无由。”

　　以佛法来挽回人心，是当时中国佛教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共识，并不是溥常法师的发明，如当代著名佛教领袖圆瑛大师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今者年逾花国境人桑榆，感目前之浩劫，皆人心所造成。有欲挽回劫运，必须救正人心。欲正人心，惟宏扬佛法。当此人欲横流，杀机暴发，都为佛法不曾普及，人心未能觉悟所致。” 但是溥常法师不仅强调佛教有挽回人心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僧人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他对僧人与社会的关系做了较好的论述。他说：“（前略）第三国家，迩者，政治更新，诸多建设，僧为国民应尽感化之义务。本宗教之劝善，辅法制之未遑。夫圣人出世，欲人尽平安，所以谓尧舜与人同耳。欲息竞争，所以谓会天地与我同体。今之以党治国，在使人言顺而貌从，此但法律以制其外。吾教救世，在使人心化而行善，则明因果以怵乎内，此则先乎神，而次乎人，感其内而制其外。神也者，人民之真精神也，然非语于鬼神邪惑之说。环顾国中，果能发其净信，修其精神，善其履行，则化干戈为玉帛，转纠纷为平允者，直转移间耳。以视喋血经年，治丝（世）益棼者，不其慨叹，即浅而化机少具。祸福之门，则己（回+辶）别，固何患夫政治之不修，社会之不良，真实平等自由之乐而不致哉。”溥常法师指出，即使在法制社会里，宗教的功能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起到一个劝善的作用，是法律的补充，即“本宗教之劝善，辅法制之未遑”，做到了这一点，也就做到了“僧为国民应尽感化之义务”。人生的境界是人人做圣人，所谓“尧舜与人同耳”，社会的安定是根本，所谓“会天地与我同体”，佛教在以人心化善，教人明了因果，在人的头脑中铸下善恶得报的观念，正因为有了这个观念，才能外在表现出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感其内而制其外”。它是与专制其外的汪律是不同的，也是其精神所在。所以他强调，如果人人都有了这种精神，人人都去追求善行，则世界就会没有战争，社会就会变得美好，真正平等和自由就会实现。溥常法师把宗教作为法律的补充，说明它的补世的功能，给法制社会的宗教功能做了正确的定位，这是可取的，也是符合法制社会特点的，他较好地解释了僧人在转型社会里所起到的作用，指出“这种劝化的义务，凡是我僧伽们，都责无旁贷的。这并不是我们自言自语，也不是我们无事找事。”僧人为国家服务，是“应尽感化之义务”，这是他的先见之明，可以看作是当代佛教界里提倡爱国思想的先行者。他提倡以善为本的真精神，用因果律来约束人心，将佛教的道德观念给突显出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可以为人们对佛教的误解做一些澄清的工作，区别了佛教为鬼神的错误看法，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二

　　对佛教内部的问题，他认为要从教育入手，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加强青年僧人的责任感，热爱佛教，振兴佛教。他认为，佛教的衰退，关键还是佛教自身内部的问题，在《教产共和说》中云：“古佛遗式，缅甸、暹罗犹尊旧制，然而中华佛教形式回别。百丈立清规，马祖

　　建丛林，或化主专司，或限期分卫，藉顾老病艰步，何有少年坐食？不意人格渐低，宗风日变，或积钵资以创置，或由损施而坐食，或营静室以别居，或爱徒眷而私购，积久弊生，皆是各庵僧众自图肥厚，不爱教宗，直至今日，愈趋愈下。然法流东土，自汉以来，历代尊崇，因果明白。满清末年，横行侵夺，揣其原故，在不知公益之佛子。教育不兴，寺产何益，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溥常法师仍危在旦夕从他的退化论的观点出发，将佛教的衰颓，归结为僧人自图肥厚，不爱教宗和教育不兴这两点上，前者属于经济问题，后者属于人才问题。特别是后者。他觉得尤为重要，“你看出家的虽多，能知道自己的责任，能做出家之事的，究有几个呢？这种病根，是由于缺乏教育的缘故。”他指出，由这一结果所带来的后果是：“现值末法时代，佛法日趋衰败，外道日渐暴涨，实属可忧。随便站在客观的地位，或主观的立场上，都能看出佛门的险象来。佛门若不能自振，则一切邪道便要趁机而紧张，将来险象必要牵带着佛门以俱亡的。” 为了改变这种危险的局面，让佛教重新走出低谷，再次振兴，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释迦老子，拖泥带水，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究竟为的什么？无非就是要建立三宝，救度世界上一切众生。但是，我们到了现在，眼见佛法快要灭亡的当儿，想什么方法来，挽既倒之狂澜，兴将颓之风呢？据我目光来看，第一是在尊重僧伽，提高僧伽的生活，养成僧伽的资格。正传经上说，皈依僧，众中尊，就是这个意思。”佛法僧三宝，代表了全部佛法，法赖人弘，僧宝是佛法传承的关键。他进一步强调：“（前略）三宝，住持别相一体，三说详绎，以时间短促，故置无论。僧为三宝数，自己当尊重，若不传法度众生，毕竟无能报恩者。” 振兴佛教说到底是佛教内部的事情，其它人是不能越祖代庖的，佛门要自振，僧人首先要尊重自己，在众生中以自己的榜样作用和人格魅力吸引广大群众，赢得他们的尊敬，这才是佛教的真正的出路。而所有这一切，都牵涉到人才的培养。“惟今之僧界，其欲挽颓风倡学校者，颇不乏人。”溥常法师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应潮流而动，与时俱进，致力于佛教教育的活动。他说：“溥常杜门偷闲，恰经十载，从前热心教育之念，将次灰冷，乃近鉴于僧伽举学之潮流，重以两序委嘱之雅意，大义所责，良心所现，不自揣度，（援）再出任。”这就说明，他也尝试到过办佛教教育失败的痛苦，有过灰心意懒的时候，但是面对佛教界办学的潮流，寺院两序大众的诚恳请求，他不能无动于衷。良心的发现，振兴佛教的使命感，让他再次被感动了，按捺不住的心情，决定再次出山创办了报恩佛学院，因为“吾侪佛门弟子，为如来使，荷担大法，义不容辞，但念时当未劫，法运垂秋，布教僧材，实不多得。”虽然他仍然知道会有很多的困难，“徒以长老守旧，后起尚新，意见纷纭，成效莫睹。”但是面对来自各方对佛教的谩骂，“我方袍圆顶，衣裳楚楚，稗贩如来之假名佛子，能不羞耻而伤心乎？请问现在清净大众，听闻此等骂名毁辱，能动心否乎？抑愿甘心毙欤？”

　　对于佛教界培养人才的经费，溥常法师主张用寺庙的经济来办教育。他在昆明从事弘法活动时，正是近代佛教史上寺产争夺最激烈的时候，许多地方政府都采用各种手段想法设法将寺产从佛教界的手中抢走，如打着办学的招牌，将庙产侵吞，佛教界人士为了保护寺产，积极反对，进行自保。时人江亢虎组织社会党，仿效僧界大同，提倡财产共和的主张。溥常法师非常赞同，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寺院也可以实行“教产共和”的做法，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教产共和说》，认为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实行教内大同社会，本意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后来教内一些人格低下的人，自图肥厚，寺产变成不是公益了，佛教的传统也被破坏。有鉴于此，他在组织云南汉藏佛教会时，在章程里规定了寺产有监督交替之权，其目的就是“岂肯任其自私自利，置公益于度外乎？”教产共和的好处在于，“我僧界固有之模范，何忍藐视，当从佛法大局着想，固结团体，注重远虑。藉此教产之余蓄，正好扶植人材，弘通教道，切毋谓守此产业。”也许有一些人认为，僧人为了寺产，有许多艰辛，现在忽然公开，心里感到不平衡，对此，溥常法师指出，“独不思我僧家建寺置产，原为兴教结缘，若徒自温饱，难逃公论。并部文宣布寺产为主体，僧众为客体，……自后会务进行，学校开创，学生知识开通，必悔悟往日寺产之被侵吞者，原由各人愿私，不集合群类以失败也。将来我二十二省教产共和之问题，决定发生，可以预料者，西藏喇嘛与内地大刹，可以龟镜。昆明诸山，能破除意见，首先为教产共和之模范，政府曾经核准，声誉昭著，令人欣佩，如果徒顾目前区区，弃金担麻，真可惜哉。”当时许多地方政府和豪绅公开掠夺寺产，有的县里绝大部分寺庙在短时间内被充公，溥常法师提出的“教产共和说”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庙产的归属权问题，他是完全从恢复古制和教产整合，资源再分配这个角度来谈的。他的这个愿望是很好的，教内将寺庙的财产集中起来，确实能办成一些大事，但是这只是空想而已，因为寺产属于经济的问题，寺产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属于各寺庙集团拥有，而且从来没有整合起来，也不可能整合起来，所以各自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寺院不可能实行教产共和，就是他所强调的昆明地区的寺产也没有做到教产共和，所以溥常法师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却是不能实现的，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不过他提出的“藉此教产之余蓄，正好扶植人材，弘通教道”这一想法，已为一些寺院采用，例如，报恩佛学院的创办，最终实现了他的办学想法。

　　溥常法师对年轻人来完成振兴佛教的使命，寄托了莫大希望，倾注了心血，当年轻的僧人去访问他时，他一再谆谆嘱咐：“你们青年的人，第一要知道自己的责任，什么是你的责任呢？现在时当末法，

　　社会上的一切，都已经坏到极点了，吾等出家人，亦复如是。……你们现在青年的人，是将来佛教的主人翁，将来佛教的盛衰，全系于你们现在的青年，所以你们要认清自己的责任，应该努力从事学业，如善才之南询，常谛之束求，药王菩萨之燃臂，普明大士刎颈，慧可二祖之断臂，这些都是你们求学最好的榜样，应该去效仿法的。”溥常法师所强调的佛教前贤善才、常谛、药王菩萨、普明大士、慧可等榜样作用，目的就是建立年轻人对佛教的正信，培养他们的佛教感情，知道自己的责任，荷担如来家业，振兴佛法的大任。对佛学院的学生，他强调：“你们都是真实的佛子，既然有志来院求修学，那么，就应当负起如来的使命, 当那人声寂静的清夜里, 痛思着我们的过去，设想着我们底将来，竖起精神的光明憧来，披起忍辱的铠钾来，拿着我们底武器，踏上我们底战线，开始和那魔眷来打仗，大家一致起来，有事大家动手，努力向前奋斗。……我们的立场，是上求佛道，下度众生，果能如法做去，方能谈得上报恩两个字。同时也才能与报恩佛学院的名义相符的。但我无一刻的时候不是在盼望着你们。” 年轻的佛子痛思过去，设想将来，报答佛恩，坚持“上求佛道，下度众生”的立场，这是中国大乘佛教的最根本的标志，也是中国大乘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溥常法师对青年学僧的厚望令人感动，他的学生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创办的8年报恩佛学院里，一共培养了298名学僧，有些人回去后就成为一寺的住持，为振兴佛教做出了贡献。溥常法师认为，振兴佛教就是一场同魔斗争和校量，降魔的活动。他提出“打倒那可恶的魔王，复兴我们底佛教，稳固我们底基础，不致再受他界的侵犯了。”又说“《楞严经》云：‘近则九生，多愈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由此可知，过去的祖师已经给魔眷打过不少的仗了。今者仍然还是与魔眷打仗，当此计穷力尽之际，存亡莫测之秋，抚昔伤今，不由的痛哭流涕了。欲想振其颓风者，可恨魔眷遍地，无所投足，那好进行步骤呢？”他号召大家奋而起之，用驱魔的意志和战斗力来振兴佛教。佛教界人人要明白，“可是现在的事实，明明告诉我们衰败的样子，已无可讳言了。产业被人夺去了，寺宇经人拆毁了，佛像给破坏了，我们的僧伽早被人唾弃了。”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应该打起精神来，重整我们的旗鼓，一心向前去奋呼，达到最后胜利而后止，就是不幸而死了，也是值得的。《楞严经》上道：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这二句话，好比现代的强心针，我们打了，就可以奋发图强，应该时时把他剌今的啊

　　。”

　　三

　　溥常法师对佛教的仪制改革也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对有人提议取消中国历代佛教仪式中实行的祝釐制，他就持不同的意见。他在《丛林祝釐取消辨》中说：“近闻诸首刹间有取消祝釐者,亦未得的实。姑不妨与阅藏诸同学辨之以自省。我中华变政，毁皇帝行宫，拆寺观龙碑，原出于专制太酷。人民恨急，抑亦消息盈虚天理使然乎。不意僧界中人，名称方外，竟附会其说，果是籍故怠慢，或者识量未及过欤。自古清规，圣节祝釐，官凭给田，景命普月，朔望雨晴，祈禳必诚。（援）我佛道之大同，有裨圣王之至治，实竭爱国真忱，岂皇帝一人。要知国以民为本，民以国为家，一家谁无主，无主何为家？家必有主，国必有君，斯明极矣。皇帝君主也，总统民主也，主名之变更，的在权势之竞争，究竟于国家之本体，又何在有损减毫末乎。本体者民也，故曰国以民为本也。吾僧徒为国民一份子。秉如来大中至正之道，悟明佛性，归乎至善，发挥妙用，超乎至神，导民于无数之化，跻世于仁寿之域，钦惟国朝优遇，不以世礼相待，重其道也。如何吾徒，不以吾道至诚感其内，而反以外之权势虚实名为向背。其居心安在乎？曾见上海报章，耶教开会祈祷，各界下旗表敬。近观南北权利斗战，罔知生灵涂炭，固敝天理良心，安望修齐治平，定为同业所感，心冀神明默化。藏经云：毗沙门天王，每岁巡按四部，正五九月治南，（克+寸）期云集僧众。理宜诚心恳求，更须逐日祝赞，每饭不忘。庶几有益于世道人心，决定获社会欢迎，坛那信施，斯无负负，或曰功课祝愿足矣，何拘拘于朔望节例。噫，正眼未来，虚设故事，未思至理，缺少诚意，感应道交，斯言何征？请读百丈古规，正理昭彰，以是知诸佛妙用，真俗圆融，被俗之仪，不坏假名而谈实相；悟真之法，必由假相以阐实性，正《法华》所谓，是法住法故，世间相常住也。强辨至此，祝釐是否取消，请同学诸君，明以教我，纠正是说。藉以抒维持教道之微意耳。“祝釐”是源于中国古代赞颂已逝的先人的一种仪式，后来发展为一种祝愿皇帝和圣人的仪式，中国佛教引入使用。在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里，就已经明文规定了这种仪式，并将“祝釐章”列为第一。该章明曰：“人之所贵在明道，故自古圣君崇吾西方圣人之教，不以世礼待吾徒，尊其道也。钦惟国朝优遇尤至，特蠲赋役使安厥居。而期以悉力于道，圣恩广博天地莫穷，必也悟明佛性以归乎至善，发挥妙用以超乎至神，导民于无为之化，跻世于仁寿之域。以是报君，斯吾徒所当尽心也。其见诸日用，则朝夕必祝，一饭不忘，而存夫轨度焉。”其中强调，“祝釐”就是报君，而且“朝夕必祝，一饭不忘”，成为一种制度。中国佛教的发展，与皇室朝廷有密切的关系，僧人报君，实为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具体体现，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特点之一。在明代时，祝釐仪式已经在佛门内外普遍实行。《大明高僧传卷第二》载：释融照，字慧光，世家越之南明。早岁受业于华藏，刻意修习天台教观于台之安国山及杭之天竺。后从渊叟湛法师居华亭延庆寺，力精教乘勤修禅定，燃膏继晷旦夕无间。故学由志臻，表于丛席职跻众右，四十祀矣名闻京师，诏嘉奖赐师号。每岁元日率众修金光明忏祝釐君上，说法之外力事忏摩，与诸众生扫除尘翳摄入善根。既老而弥勤，得其法者三人。曰居简、曰宗[矩/木]、曰宗权，皆法门之龙象也。《释氏稽古略》云：太子少师姚广孝卒，追封荣国公谥恭靖，有《道余录》见前。十二月敕修武当山宫观成，赐名曰太岳太和之山。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胜者曰紫霄。南岩上轶云气，下临绝[坚-臣+(虍-七+(一/谷))]。旧皆有宫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毁，至是悉新之。癸亥八年，王振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等于居东，以祝釐，追封元儒吴澄，为临川郡公，从祀孔子庙庭。《补陀洛伽山传》卷一曰：大德五年，集贤学士张蓬山，奉旨祝釐潮音洞，见大士相好，彷佛在洞壁。次至善财洞，童子倏现。顶上端蔼中，大士再现，宝冠璎珞，手执杨枝，碧玻璃碗。护法大神，卫翊其前久之。如风中烟渐向锁没，但祥光满洞；如霭霞映月，见数尊小佛，作礼慰快而去。

　　对于这种已经实行了几百年历史的“祝釐”仪式，到了民国时期，受共和思想的影响，被视为封建糟粕，遭人唾弃，在佛门里自然也会有人对这种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传统仪式提出非议。溥常法师撰文是反对取消“祝釐”仪式的。他认为，一，佛教仪式的特点就是“祈禳必成”，所以作为“自古清规，圣节祝釐”已经成为佛教的传统之一，其特点并没有改变。二、“祝釐”仪式的对象是君主帝王，满清灭亡，民国建立，只是“主名之变更，的在权势之竞争，究竟于国家之本体，又何在有损减毫末乎。”对百姓而言，“民以国为家，一家谁无主，无主何为家？家必有主，国必有君，斯明极矣。皇帝君主也，总统民主也。”也就是说，从满清到民国，只是国家换了名，实质并没有改变，换言之，换汤不换药也。他又说，既然国家主体者是民，僧人也是民中的一份子，其责任是使民向善，“导民于无数之化，跻世于仁寿之域”，国家对佛教的态度，是“不以世礼相待，重其道也。”所以佛教仍然应以“吾道至诚感其内”，不必“而反以外之权势虚实名为向背。”耶教（基督宗教）也举行祈祷，受到了各界致敬。当前战争不断，人心思定，佛教举行祈祝仪式，“有益于世道人心，决定获社会欢迎”。有人反对举行这种仪式，认为只要有“功课祝愿足矣，何拘拘于朔望节例。”这是不对的。三、从经典上看，“祝釐”仪式在藏经中早已明文具载，“正五九月治南，（克+寸）期云集僧众，理宜诚心恳求，更须逐日祝赞。每饭不忘。”从佛教的义理上看，“未思至理，缺少诚意”，感应道交不应，这在《百丈清规》里已经“正理昭彰”。举行“祝釐”仪式，实际体现的是佛法的“诸佛妙用，真俗圆融，被俗之仪，不坏假名而谈实相；悟真之法，必由假相以阐实性，正《法华》所谓，是法住法故，世间相常住也。”所以从“维持教道”的角度，“祝釐”仪式不宜取消。溥常法师反对取消“祝釐”的仪式的想法，还是与他的根深蒂固的退化论思想有关系，但是他在里面做了一些修改，如他将“祝釐”是为皇帝祝福的特点，转换为“民以国为本”的民本思想，强调国民的普遍性，这样就较好地合理地解释了在新体制下的“祝釐”仪式的特点，跟上了时代的潮流。同时他又从教理和经典上强调了“祝釐”的重要性，较好地体现了佛教的特点，做到了如法的要求，这些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地方。

　　四

　　以上概述了溥常法师的振兴佛教和佛教教育思想，以及对当代佛教仪式的看法。可以看出，溥常法师的思想的基础是来自于“退化论”，他的一切思想的出发点都是与他的“今不如昔”的看法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振兴佛教的主张，兴办佛教教育的思想，坚持原有的佛教礼仪的看法，这些主张、思想、看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用佛教思想来挽回人心；培养人才，振兴佛教；强调仪式，如法如礼等，对佛教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但是在他的这些思想与看法中，也有一些是不一定恰当或者不切实际的，如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以春夏秋冬的自然观来解释，提倡“教产共和说”等等，总之。这些既有他的以佛教为本位的思想感情使然，也与他的理念有关，还有他对新思潮的接受和理解有关。溥常法师的思想虽然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不像太虚、圆瑛等人的思想影响大，但是它也有其特殊之处，今天我们研究他的思想，就是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历史给予一个更加全面的说明，就此而言，溥常法师的思想与主张，也值得重视与研究。

　　作者：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