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佛教的危机与应对——以云栖祩宏为例

内容提要：晚明时期，新的生产方式的酝酿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发生变化。佛教不适应这种变化，出现了种种不如意的现象。面对新时期的新问题，祩宏一方面利用传统的手段，如利用戒律和规约来约束僧团，另一方面祩宏采取新的方式，如参与当地的宗教活动为佛教的生存发展探索道路。晚明佛教由于其所处的特殊时期，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个关口，祩宏由于顺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因而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
　　关键词：晚明佛教 社会转型 祩宏
　　晚明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变化，导致晚明佛教出现了一系列的危机。佛教界面对不利局面，积极应对，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至出现了晚明四大师这样的可喜现象。后来，由于满清的入关，致使晚明的佛教发展趋势没有得到延续。但是，晚明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晚明佛教是中国佛教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非常有意义探索，它所面对的问题与我们的今天的佛教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探讨晚明佛教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今天的佛教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明时期，中国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在江浙一带，表现的更为明显。
　　第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1]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资本的活跃，许多人放弃了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商业活动，商人的数量很大。这样，就在江南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说：“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薄而赋役重也。江右荆楚之间，米贱田多，无人可耕，人亦不以田为贵。故其人虽无甚贫，亦无甚富，百物俱贱，无可化居转徙故也。”[2]这就是说在江南地区，许多大商人并不拥有土地，他们靠商业而不是农业致富的。在商业资本的推动下，江南地区的纺织业发展很快，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工业中心，这些地方生产的商品被商人运输到全国各地。
　　第二，重视商业，尊崇商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本，商业为末，重农轻商的观念根深蒂固。历代统治者也往往有意识地重农抑商，采取各种措施和政策禁止人们弃农经商。与之相适应，商人也居于四民之末，地位最为低下。随着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轻视商业、贬低商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有人提出了“民家常业，不出农商”[3]的观点，主张农商并重，这与过去强调以农为本的观念大不相同。人们也不再以从事商业活动为低贱和耻辱，连封建士大夫也纷纷加入到商业活动的行列之中。吴中一带“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4]甚至出现了弃学从商、弃官从商的现象。
　　第三，崇拜金钱，贪求财富。晚明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人们所需要的物品大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有了钱就意味着有了一切，于是金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和必要，所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5]整个社会陷入了崇拜金钱、追求财富的近乎迷狂的状态。
　　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特别是江浙一带，这方面的情况更为明显，比如杭州“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6]，俨然是大都市模样。与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城市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少工商业市镇，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物产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一带，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市镇数量最多。像以丝织业为主的盛泽镇、王江径镇和南浔镇，以棉纺织业为主的松江府城、魏塘镇和枫径镇，以榨油业为主的石门镇等，都很发达。
　　经济的变化，必然导致政府政策上的变化。在宗教上的表现就是朱元璋所制定的宗教政策逐渐被新的政策代替。具体表现为：
　　第一，废弃考试度僧，以收银代替。明初时的政策规定，人们出家为僧必须经过考试。但这一规定在宪宗时就已被打破，靠出钱买度牒已成常例。这样，各色人等都加入僧团，导致了僧人数量的急剧膨胀。
　　第二，不开戒坛，禁止受戒。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政府为了防止白莲教的泛滥，又担心僧众复杂，混迹其中，所以御史鲍承荫向皇帝建议将僧尼戒坛封禁，不许说法，以控制僧众。嘉靖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本来，朱元璋制定三年一度僧，给要出家的百姓以一定的渠道。但不许开戒坛，就破坏了这一政策，从而使想出家的人无路可寻，不得已，只能私下进行。私度的僧人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这必然会导致僧人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下降。
　　第三，世俗官僚代替僧人任职僧官。明初的僧官在管理僧伽内部事务方面不受世俗官僚的节制，但到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由于度牒考试时南浦等舞弊，朝廷遂派遣给事中、御史、礼部各一员，会同考试，于是僧官在度僧上的权力从此失去。[7]世俗官僚插手僧团的结果就使得一些僧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与他们勾结，从而破坏了僧人的道外形象，使僧团的纯洁性大打折扣。
　　社会的变迁、国家佛教政策的改变和学风的败坏，导致晚明佛教出现各种问题：
　　首先，师徒关系恶化。师徒在佛教寺院中是很重要的一种宗法关系，尤其是在一些小寺庙中，师徒关系情同父子，晚辈要为长辈服务。晚明社会的变迁，导致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观念发生变化，原有的师道尊严淡漠了、消失了，寺院中师徒之间的关系也渐趋紧张，如“前辈师资之间，亲于父子。今也动辄讥呵，自行不端，学者疑惮。”[8]“今为师徒者，一语呵及，则终身不近矣。”[9]更严重的是一些为人徒的僧人因为一些小事就与师父不和，“或师范诫训过严，或道友议论不合，便欲杀身以报也。或造揭帖，或捏匿名，遍递乡绅檀越，诱彼不生敬信，破灭三宝。”[10]这即是说有的僧人因受到师父的批评或者与同学僧发生争执，就向乡绅施主撒传单，捏造别人的不是。结果导致社会对僧团不满，从而打消了他们亲近僧团、佛法的念头。与此相适应的是一些新出家的僧人，为自立门户而不择手段：“有屑屑之徒，不知大体所关。才出家来，苟图声誉，以为己任。急急于名利之场，或私创山居，或神庙家祠，男女共住；或典赁民居，漫不可稽。”[11]
　　其次，僧人为了求得布施不择手段。如有的僧人到外道、屠脍之家活动：“今之沙门，毋论神庙天祠，乃至人家享堂，苟衣食可足，皆往往焉。是非不惧来生，为其徒党眷属。但云：火烧眉毛，且图眼下无事。”[12]也有的僧人学习古代僧人的做法当街乞讨：“今时有等法师者，不体古意，妄意效颦。严整法服，跪街乞钱。学者持乐吹打，人不以为耻，彼以为得志。”[13]更有一些僧人为谋衣食，竟然拜人为父母：“今之流辈，毋论富贵贫贱，或妓女丐妇，或大士白衣，但有衣食可资，拜为父母。弃背至亲，不顾廉耻，作怵逆罪。在名教中，逆之大逆；在佛教中，割爱出家，当为何事？”[14]还有的僧人为得到供养，即使没有任何学问，也充当首座，装模作样骗人：“今之首座，不通一经，不认一字，师承无据。但有几家供养，办得几担米，设得几堂供，便请为之。所言发挥蕴奥，勘验学者，斥为闲事；一味不言，是其谈柄。”[15]这是说，现今的首座，只会为寺院谋一点衣食，根本不懂经典。只会一言不发，貌似深沉，对于弟子的学习、修行起不到任何作用。
　　再次，僧人不守戒律。“今时沙门，视丛林为戏场，眇规矩为闲事。乍入乍出，不受约束。其犹如世人拼一死，而刑政无所复施矣。”[16]又说“今之沙门，多有傍女人住者，或有拜女人为师者，或女人为上辈，公然受沙门礼而漫不知为非者。”[17]这是对一些僧人戒律松弛的描述，他们视丛林像剧场，不尊规矩。就象世俗人不怕死，刑罚对他根本不起作用一样。另外还有的僧人受社会奢靡风气影响，处处表现自己，例如僧人雪浪“然性佻达，不拘细行。友人辈挈之游狎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观剧，亦欣然往就。时有寇四儿名文华者，负坊曲盛名，每具伊蒲之馔。邀之屏阁，或时一赴，时议哗然，遂有摩登伽鸠摩罗什之谤，实不至此。…… 曾至吴越间，士女如狂，受戒礼拜者，摩肩接踵，城郭为之罢市。雪浪有侍者数人，皆韶年丽质，披服纨绮，即内衣亦必红紫，几同烟粉之饰。”[18]这哪里是一名僧人，简直是一公子哥儿。以这样的僧人形象，怎能受到人们的尊敬。
　　由于存在以上问题，佛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自然大为下降。在统治者眼里，利用佛教的价值也大大降低了。这样一来，政府在政策上就不对佛教给予更多的优惠，普通百姓因为佛教丛林的腐败，也对僧人和寺院产生怀疑，施舍的财物也大大减少。因此，丛林生活就更困难，原有的问题不但不可能解决，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在这种局面下，如何整肃佛教丛林，并采取积极的措施适应变化的社会状况，就成为每一个认真修行的僧人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云栖祩宏是一个代表。
　　袾宏（1535——1615）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 杭州仁和（今浙江省杭县）人，俗姓沈，字佛慧，号莲池。由于科举的不顺和不断的家庭变故，导致了袾宏的出家。祩宏先是投奔到南五台无门洞性天理和尚座下祝发为僧，后到乞昭庆寺无尘玉律师处受具足戒，不久受菩萨戒。袾宏出家后，象其它高僧一样，到各处游历，遍参知识（即各种有道之人）。袾宏参访五台山，住妙德庵，与憨山大师和妙峰大师相遇，畅谈数日。袾宏到北京，参访著名的高僧遍融。此外，袾宏还参访了另一高僧笑岩德宝。后来，他南下经过东昌时，对佛教的净土法门有了觉悟。隆庆五年（1571年）到达浙江杭州附近的梵村。梵村所在的云栖山山水幽寂，于是袾宏就居住下来。在当地名士杨国柱、陈如玉等人的帮助下，建了一座小寺安身。后来，由于当地百姓的帮助，云栖寺的规模得到了扩大。祩宏利用云栖寺，弘扬净土念佛法门，使云栖寺院成为当时的一大丛林。
　　祩宏作为一代宗师，面对晚明佛教的种种弊端，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来应对。
　　首先，祩宏从戒律和规约入手规范僧团。佛教的戒律是规范僧团活动，保持僧团清净的重要手段。但在晚明时期，佛教的戒律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一方面佛教的戒律的内容已经晦暗不明，另一方面戒律中的部分内容也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要整肃丛林，必先强调戒律。祩宏在此方面的主要做法是：第一，强调《梵网经》中的菩萨戒思想。在祩宏看来，《梵网经》的菩萨戒是最重要的戒律，它有行善止恶的作用：“善功广大，创其首事为难；恶魔炽盛，破其先锐为难。此心地戒，非善非恶，而实以行善止恶为用。”[19]此外，祩宏认为 整部《梵网经》的主旨是孝，因而适应中国的状况。他认为：“而戒虽万行，以孝为宗。”[20]
　　袾宏除了强调《梵网经》的菩萨戒思想外，也对其他的佛教戒律进行了整理。袾宏对沙弥戒进行了整理，作《沙弥律仪略》，使出家的年幼僧人有所依止。对于已经出家为僧的比丘所应遵循的比丘戒，袾宏认为过去的戒本太繁琐，应当简化。于是，袾宏结合四分律和五分律的关于比丘的戒律和各种戒本，再进一步地简约，成为《具戒便蒙》，以方便僧人的学习。此外，袾宏还对沙弥尼、比丘尼戒进行简约，以便学习。
　　但是，戒律毕竟是印度社会的产物，它的所有内容未必适合中国社会。尤其是晚明社会又处于转型期，戒律的内容就又更多的地方不适合了。在这种情况下，祩宏参考历史上的清规内容，制定了规范丛林生活的《云栖规约》。《云栖规约》的内容很丰富，可以说事无巨细都有规范。但核心的内容还是关于寺院几个主要活动场所的功能及管理职责的规定和如何处理各方面事务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特点。
　　第一，《云栖规约》特别重视采用经济手段管理寺院。如对于违反规定的僧人，大多采取经济处罚的手段。另外，对于僧人应尽的义务，也可以用银两代替。
　　第二，《云栖规约》完全没有攀附迎合世俗政权的内容，较纯正地反映了民间寺院的立场。袾宏的云栖寺是私立寺院，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因此，它只有依靠当地百姓的支持。这样一来，《云栖规约》的基本精神就与同时实行的《敕修百丈清规》不同，其中没有反映官方意志的内容。
　　其次，积极弘扬净土念佛法门。晚明社会的变迁和佛教界的混乱，使祩宏明确地认识到净土念佛法门在当时地作用。因此，祩宏对于净土法门的提倡不遗余力。
　　袾宏认为，净土法门在所有的修行法门中最为殊胜，它是佛为末法众生所开启的易行道。众生应根据时、机相应的原理，修行净土念佛法门。
　　袾宏认为在末法时代，每个人的素质都是很低的，只有依靠净土念佛法门才能脱离苦海。如袾宏就这样判定自己：“袾宏下劣凡夫，安分守愚，平生所务，惟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今老矣，倘有问者，必以此答。”[21]袾宏自己以劣根人自居，当然他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佛时代根基高明的信徒，因此，人们应该修行简单易行的净土法门。这样才能使自己与时代一致，才有出离之期。祩宏坚决反对那种自以为聪明，否认西方净土的行为。他说：“若一味说无相话以为高，则资性稍利者，看得两本经论，记得几则公案，即便能之，何足为难？且汝既了彻自心随处净土，吾试问汝，还肯即厕溷中，作住止否？还肯就犬豸马牛，同槽而饮噉否？还肯入丘冢，与臭腐尸骸同睡眠否？还肯洗摩饲哺伽摩罗疾脓血屎尿诸恶疾人，积月累年否？于斯数者，欢喜安隐，略不介意，许汝说高山平地总西方。其或外为忍勉，内起疑嫌，则是净秽之境未空，憎爱之情尚在。而乃开口高谈大圣人过量境界，拔无佛国，蔑视往生。可谓欺天诳人，甘心自昧。苦哉！苦哉！”[22]在袾宏看来，末法时代的众生是无法与佛时代的众生相比的，比如，佛时代的众生所修行的各种苦行，现在人有几个能够做到？袾宏认为他自己就做不到，所以，不能高谈阔论，蔑视净土。袾宏进一步指出西方净土是末法时代唯一出离法门，“汝若有大力量，有大誓愿，愿于生死海中头出头没，行菩萨行，更无畏怯，则净土之生，吾不汝强。汝或虑此土境风浩大，作主不得，虑诸佛出世难值，修学无由，虑忍力未固，不能于三界险处度脱众生，虑尽此报身，未能永断生死不受后有，虑后有既在，舍身受身前路茫茫未知攸往，则弃秽土而不生。其失非细，此净土法门似浅而深，似近而远，似难而易，似易而难，他日汝当自知。”[23]
　　实际上，祩宏倡导净土念佛法门除了经典的依据外，还有适用性的考虑。这一点袾宏并不隐讳，“夫学佛者，无论庄严形迹，止贵真实修行。在家居士，不必定要缁衣道巾，自可常服念佛。不必定要敲鱼击鼓，好静之人，自可寂默念佛。不必定要成群做会，怕事之人，自可闭门念佛。不必定要入寺听经，识字之人，自可依教念佛。千里烧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师，不如孝顺父母念佛；广交魔友，不如独身清净念佛；寄库来生，不如见在作福念佛；许愿保禳，不如悔过自新念佛；习学外道文书，不如一字不识念佛；无知妄谈禅理，不如老实持戒念佛；希求妖鬼灵通，不如正信因果念佛。以要言之，端心灭恶，如是念佛，号曰善人；摄心除散，如是念佛，号曰贤人；悟心断惑，如是念佛，号曰圣人。”[24]
　　再次，参与当地的民间活动，创造独立发展的模式。晚明时期，一般的丛林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因此，寺院要发展就必须依靠当地的民众。在这方面，祩宏做得比较好。
　　第一，云栖寺的创立和发展就是在民众得支持下进行的。祩宏刚到云栖山时，处境非常困难，一度无法生存。正式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下，祩宏才得以立足。当时的云栖山附近有老虎活动，经常伤及人畜。当地百姓知袾宏在此修行，便请袾宏为他们驱虎。袾宏于是举行了一次施食活动，据说从此虎患消失。还有一次天旱无雨，村民又请求袾宏为他们祷雨。袾宏虽自认为自己没有这一本领，但在百姓的强烈要求下，袾宏只得手敲木鱼，口念佛号。幸运的是，不久即大雨如注。这两件事，袾宏在当地赢得了百姓的拥戴。可以想见，如果祩宏没能为当地的百姓作出切实的贡献，他们是不会帮助他的。这一经历，使祩宏明确地认识到佛教与百姓的一种新型关系。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祩宏不断参与当地的宗教活动。（尽管这很不符合他的性格。[25]）如袾宏曾应当地太守余良枢的邀请，为梵村修建被毁的一座桥。袾宏于是向当地民众每人募集八分银两，很快就募集到修桥所用的资金，将一座废弃多年的旧桥重新建立。万历十六年（1588年）当地发生瘟疫，每天死亡千人以上。太守又请袾宏帮忙驱疫。袾宏便在灵芝寺率众放焰口，举行了七天七夜的水陆法会。
　　第二，开凿放生池，劝导百姓放生，培养佛教的慈悲精神。祩宏并非一味迎合当地百姓的需要，他还积极劝导百姓信仰佛教。祩宏的方式简单易行，就是引导百姓放生。祩宏曾先后主持开凿了二个放生池，即上方寺、北门长寿庵。放生池的费用除了施主捐献外，还有来自袾宏讲经得到的收入。
　　第三，接引学人。袾宏影响日增，到云栖寺求道和通过书信向袾宏问道的人很多。从袾宏的遗稿分析：从地域来说，既有云栖山周围县市如苏州、嘉兴、绍兴等地的僧俗，也有四川、江西、安徽、陕西等比较远的地方的僧俗。从问道的人员的地位来看，既有贵为太后、荆王、樊王、太史、邑令的上层人士，又有一般的百姓。据德清所作的堂铭记载：“师道风日播，海内贤豪，无论朝野，靡不归心。闻名而感化者，若大司马宋公应昌、太宰陆公光祖、宫谕张公元忭、大司马冯公梦祯、陶公望龄，并一时诸缙绅先生。次第及门问道者以百计，皆扣关击节，征究大事，精难义，靡不心折。”[26]同时，到云栖寺挂单和安居的僧人数量也逐渐增多，于是云栖寺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座大寺院。
　　以上，我们介绍了晚明佛教所出现的困难局面以及祩宏的应对措施，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定的启示。晚明佛教的困难，与中国其他历史阶段佛教所面临的困难既有共同性，又有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就是晚明佛教处在社会转型期，也就是说，晚明佛教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法通过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式解决，它必须采取新的方式。祩宏的解决方式就是一个很好尝试，祩宏一方面采取传统的方式解决问题，如通过规范戒律和制定规范；另一方面，祩宏还不得不采取新的方法，这就是满足当地百姓的实际需求，从而赢得自身的发展空间。祩宏的做法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不自觉的选择，但却透露出今后中国佛教发展的一大关键，那就是在市场化的今天，佛教应该如何自处的问题。这一问题恐怕是困扰今后中国佛教发展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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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近年来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但是，如果将“资本主义萌芽”用来描述晚明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象，应该还是可以的，并且不会导致太多的歧义。
　　[2]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3] 周明初：《晚明士大夫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4] 周明初：《晚明士大夫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5] 周明初：《晚明士大夫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6]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页。
　　[7] 《英宗实录》卷243，《明实录》第19册，第5281页。
　　[8] （明）圆澄：《慨古录》，《卐续藏经》第114册，第726页下。
　　[9] （明）圆澄：《慨古录》，《卐续藏经》第114册，第741页下。
　　[10] （明）圆澄：《慨古录》，《卐续藏经》第114册，第738下—739上页。
　　[11] （明）圆澄：《慨古录》，《卐续藏经》第114册，第730页下。
　　[12] （明）圆澄：《慨古录》，《卐续藏经》第114册，第741页上。
　　[13] （明）圆澄：《慨古录》，《卐续藏经》第114册，第740页下。
　　[14] （明）圆澄：《慨古录》，《卐续藏经》第114册，第737页下。
　　[15] （明）圆澄：《慨古录》，《卐续藏经》第114册，第736页下。
　　[16] （明）圆澄：《慨古录》，《卐续藏经》第114册，第740页下。
　　[17] （明）圆澄：《慨古录》，《卐续藏经》第114册，第738页下。
　　[18]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92—693页。
　　[19] 《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卷1，《卐续藏经》第59册，第650上。
　　[20] 《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卷2，《卐续藏经》第59册，第703下。
　　[21] 《云栖净土汇语·劝修净土代言》：《卐续藏经》第109册，第150页下。
　　[22] 《净土疑辨》，《大正藏》第47卷，第420页中。
　　[23] 《净土疑辨》，《大正藏》第47卷，第420页中。
　　[24] 《云栖净土汇语·普劝念佛》，《卐续藏经》第109册，第134页上。
　　[25] 祩宏在晚明四大师中，对于社会上的活动最不热心。这一点，一可以从《云栖规约》中看出，二可以从他对待皇太后的态度上看得出来。有一次慈圣皇太后见到袾宏的放生文，很是赞叹，便派内侍斋紫袈裟斋银到云栖寺询问佛法。袾宏只是写了一首偈，回答太后。（《山房杂录》卷二，《明嘉兴大藏经》第33册，第107页。）这与真可参与皇室斗争、德清积极奔走王室形成鲜明德对照。
　　[26] （明）德清：《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明嘉兴大藏经》第33册，第195页中。